第一节　区域收入差距理论

20世纪初，以地区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开始出现并日趋完善，对区域经济差异问题的研究也逐渐盛行起来，代表性的有以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和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为代表的发展阶段理论，以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和赖宾斯坦（H.Leibenstein）为代表的均衡发展理论以及以弗郎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和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为代表的非均衡发展理论，这些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为区域收入差距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基础，较有影响力的区域收入差距理论有地域差异论和地区收入不均衡理论。

一　地域差异论

区域收入差异是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社会人文和政策体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域差异论对不同区域收入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地域差异说、政策强化说、体制优势说和结构效益说等，其中地域差异说影响力较大。

地域差异说从地域空间分布和区位特征来解释区域收入差异情况，认为区域收入低的地区是由于自然环境差、自然资源少，或者思想落后、不思进取等原因导致的，收入高的地区有着优越的地域特征，收入低的地区地域特征较为恶劣，内因是决定地域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从中国区域收入水平空间分布看，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大部分位于东部地区，拥有便利的交通、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区位条件，而收入水平低的地区基本位于西北部地区，发展环境恶劣、资金不足以及区位欠佳。

地域差异说强调资源环境和区位对地域收入的重要影响，对中国区域收入差异分析有着重要的作用。陆大道（1995）指出中国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土有三大自然区，地势上有三大阶梯，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给地区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导致了区域收入差异；Demurger（2002）、张宏典（2006）、赵净（2008）和王银梅（2012）等认为自然环境的优劣、资源禀赋的不同和地理位置的分布，不同程度地影响区域收入水平。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区域收入差异受资源环境和地理区位的影响越来越弱，而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和政策体制等因素对区域收入差异影响不断提升。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魏后凯（1997）、王青和来国超（1994）、张宏典（2006）和李勇（2007）等认为，中国农村居民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原因是历史、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而成，具体包括地理区位优势、经济制度的变迁、非农产业的发展、农业和农产品价格、宏观政策的影响、城市化水平、科技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等；何雄浪（2012）认为，区位和资源差异是导致居民收入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但主要原因是集聚效应，市场效率、技术进步和贸易发展是集聚效应的主要体现。还有一些学者从某一方面解释农村居民收入差异扩大的原因，如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8）、段庆林（1998）、裴怀娟（2004）、王春正（1995）、张晓辉（2001）、Benjamin（2005）和S.Klasen（2008）等认为，农村非农产业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使自然、经济、社会等条件相对优越的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较快，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非农就业机会的差距，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严重依赖非农收入情况下，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就意味着缺乏收入提高的途径；此外，白志礼、王青和来国超（1993）认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平衡是由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归结为一点就是源于第二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Xin Meng（1998）发现区域农村居民收入的决定因素是区域市场化程度，在欠发达地区进行进一步经济改革，促进贸易开放和要素流动有利于减少区域农民收入差距程度；Gustafsson（2001）认为，货币收入及其比例变化是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住房分配和失业问题是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罗丹程（2007）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认为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陈安平（2013）认为，空间距离对地区间收入差距有着显著影响，缩小空间距离有利于缓解差距，主要表现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促进要素区域间自由流动。

尽管不同学者对区域收入差异形成的原因有着不尽相同的解释，但基本上都肯定区域自然资源和地理区位对区域收入差异有着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对政策体制和非农产业对区域收入差异影响的研究比较集中，但分析方法需要进一步量化。虽然地域差异说没有重视区域收入差异的因果相互影响，也忽略了其他外部因素和区域间联系，但是由于区域地理资源环境对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居民收入有着较大的影响，所以该理论成为收入区域差距的一个重要理论。

二　地区收入不均衡理论

地区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非均匀性，导致地区收入水平存在差异，地区收入不均衡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弗郎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的产业关联理论，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以及源于拉坦•弗农（Ruttan Vernon）的梯度推移理论，其中循环积累因果理论比较透彻地解释了地区收入不均衡原因及过程。

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空间上并不是同时发生，也不是均匀扩散的，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获得发展契机超前发展，与其他相对落后的地区形成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优先发展的地区由于循环积累效应继续超前发展，加剧了地区间收入不平衡。该理论认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存在两种不同效应，即“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回波效应”是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由于收益差异吸引，由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加快了发达地区迅速发展和落后地区的衰退，导致区域收入差距扩大。同时，落后地区欠发达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思想观念等非经济因素，由于循环积累因果效应，降低了落后地区劳动者素质和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区域收入差距。“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相反，表现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生产要素开始由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缩小了区域收入差距。这种扩散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发达地区规模经济边际效益逐渐递减，要素向相对落后地区流动，寻求收益递增；其二，位于发达地区周围的落后地区，由于共享了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等，刺激了该地区发展；其三，发达地区对周围落后地区的购买和投资，带动了落后地区的发展。

“回波效应”促使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聚集，产生扩大区域收入差距趋势，而“扩散效应”带动生产要素向落后地区扩散，产生缩小区域收入差距趋势，区域收入差距程度取决于两种效应合力。在市场机制下，“回波效应”总是先于“扩散效应”，发达地区拥有连续积累的竞争优势，区域收入差距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会持续拉大。根据上述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政策主张，认为要优先发展有较强增长势头的地区，集中生产要素和政策支持该地区发展，利用这些地区的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发展。防止循环积累效应造成的区域收入差距过大，不能消极等待扩散效应对收入差距的弥补作用，要采取积极政策刺激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

循环积累因果理论用动态和非均衡的方法解释了区域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其政策主张指出了消除区域收入差距过大的途径，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如何消除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研究地域的范围看，循环积累因果理论中的要素流动可以表现为地带间流动、省际间流动和省域内部地区间流动三种形式。

首先，一些学者分析中国地带间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和要素流动情况，如朱向东和文兼武（1990）认为，由于区域性因素的差别造成了地区收入差距，东部和一些发达地区依托先进的资金和工业技术获得较快发展，而其他地区发展则需要相对较长过程，在形成农户收入差异的因素中，有69％是由于三大地带间差异造成的，有31％是由于三大地带内部差异造成的；马国强、苏明和石爱虎（1994）认为，农民收入区域差距扩大主要原因是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产生于区域内部生产行为、地理位置和农民文化素质等，农民的生产和经济行为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生产要素流动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缩小农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在于对低收入区进行政策鼓励，为低收入区农业和非农发展创造条件，促进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间的要素流动；此外，张红宇（1994）、唐平（1995）、刘扬（1996）、于祖尧（1997）和张晓辉（2001）等认为，随着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日益扩大，从地理环境、农业生产条件、劳动力素质和政策与开放意识上，东部地区要远远优越于中、西部地区，只有提高落后地区农业生产效益，给予农业发展优惠政策，加大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资源互补与产业转换，才能缩小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

其次，关于省际间“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对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研究，如姚琼（2002）在对省际聚类划分的基础上，对高收入区7省市、中等收入区13省和低收入区11省的农村居民收入进行了单个省区分析，研究认为高收入区农村居民收入取决于劳务输出和乡镇企业发展，中等收入区农村居民收入取决于农业生产条件，低收入区农村居民收取决于农业自然条件好坏与劳动力素质高低；卢嘉瑞（2003）认为，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是稀缺资源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结果，收入不平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不同资源禀赋、劳动力素质和政策环境等背景下，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出现两极分化，高收入集中在初始发展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而低收入集中在发展条件落后地区；此外，刘纯阳（2004）、黄继炜（2008）和刘纯彬（2010）等认为，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产生既有自然和区位原因，又有非均衡发展政策的原因，非农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是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最后，省域内部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研究分为省域内部区域间和省域内部各县域间两个空间范畴，如肖宜滨（1998）认为江苏省的苏北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慢于苏中和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劳动报酬收入成为造成省内不同地区间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对省域内部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进行分析的还有陈志安（1999）对山东省内东、中、西部的考察，黄怡和杨朝英（2004）对福建省内各经济区域的考察，以及吕杰和张广胜（2005）对辽宁省内各区域的考察等。对县域间农民收入差异进行研究的有黄小清（1994）、姚林香和舒成（2010）以及常月阳（2010）等，认为由于各县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中不断分化，农民收入县域间差异越来越大，一部分沿海和交通便利的县的农民收入提高较快，另一部分山区的农民收入增长较缓慢。

循环积累因果理论的政策指向是落后地区如何走出贫困和低收入的循环积累，消极等待市场机制下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对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缩小的过程是缓慢的。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不仅赞成经济发展初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提倡部分地区优先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更重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打破落后地区贫困的循环积累，缩小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