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束期：“社统化”与战化传播的并进

延安《解放日报》在1946年中期左右进入了一个较为特殊的传播时期。从延安《解放日报》的整个传播历程来看，这个时期是延安《解放日报》因为革命形势需要进行转移，并最终停刊的时期，是延安《解放日报》的结束期。但从媒介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延安《解放日报》在中共新闻传播体系中的核心位置逐步被新华社所代替，进入了由新华社统摄的“社统化”传播阶段。同时，战争的迫近扭转了延安《解放日报》新闻传播的正常轨迹和惯有议程，使得延安《解放日报》将战争作为压倒一切的传播中心，战化传播亦成为延安《解放日报》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传播特色之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任务摆在了中华民族面前，中国的时代主题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而延安《解放日报》的传播议程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坚持独裁、阴谋内战的倾向，力图向全国人民宣传自己和平建国的方针，以揭穿国民党阴谋，赢得人民的支持。这对新闻传播的形式和要求都有了新的要求，只靠发行报纸显然已不适合形势急剧发展的要求。党报包括《解放日报》是依赖文字符号和纸质媒介进行传播的，对客观环境依赖较大，传播受时空限制影响很大，党报无法也不可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遍及全国的新闻传播网络，再加上财力、人力、物力的有限，国民党的恶意封锁与查禁等，都大大地限制了各党报的发行量（1946年延安《解放日报》也只有6000份[12]）和影响力。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党要建立起辐射全国、有全国性影响的新闻传播体系来，报纸自身的传播缺陷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但相反，靠无线电广播工作的通讯社却恰恰具有这种优势，能够有效地突破时空阻隔对信息传播的限制。所以，改组传媒结构，强化通讯社地位已迫在眉睫，一场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的地位争夺战在党的新闻传播体系中已经悄然展开。

1946年4月30日至5月初，延安《解放日报》编委会在党的批示下连续召开，胡乔木代表中央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关于调整党的新闻传播体系与媒介架构的问题，其实质就是提升电子媒介的地位，以取代纸质媒介的核心位置，一句话，就是全党办社的重大命题。

在当时，党的新闻传播事业是三位一体制，即党中央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统之于中央领导之下，但党报作为纸质媒介居于核心位置，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经改编后发新华社的文字传播，同时发口头广播，甚至一段时间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同时兼新华社社长。从这种意义上说，新华社在一定程度上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协作者，是其电讯传播者，目的是加强和扩大延安《解放日报》的影响力。究其实质，是纸质媒介统制电子媒介，电子媒介屈居次要地位，是媒介协作的身份。新的革命形势要求改变这一局面。编委会经过讨论决定将延安《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合在一起，面向全国传播，重心以新华社为主，新华社的主要广播稿都要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主要是在第一版和第三版上）。会议制定了《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规定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合设社长一人，总编辑一人，副总编辑二人。社长由中央领导，负责领导全社事务，余光生任代理社长，兼总编辑，艾思奇、陈克寒任副总编。这样经过一个月时间的机构改组，党的新闻传播终于由“全党办报”走向了“全党办通讯社”，延安《解放日报》的中心地位被剥夺，“报统式”时期宣告结束，同时新华社的中心地位被确立。延安《解放日报》在党的新闻传播体制中的中心地位开始丧失，逐步围绕新华社、为新华社而服务，延安《解放日报》由此进入了首因效应丧失后的“社统式”时期。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体制中媒介架构的历史性变革。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媒介演化的历史潮流，优化新闻传播的媒介资源配置，以实现强化传播效果的媒介诉求。

另一方面，在延安《解放日报》进入“社统化”时期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全面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于1946年6月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蒋介石全面进攻遭到挫败后，又以优势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和保卫陕甘宁，1946年11月，延安《解放日报》社开始疏散，并在1946年11月20日开始由每期四版改为两版，星期日增刊仍为四版式。延安《解放日报》响应“保卫陕甘宁，保卫毛主席”的号召，将军事报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迅速全面地反映自卫战争的胜利捷报，用消息、快讯、评论、特写、长篇通讯、诗歌和故事等各种体裁，报道战争形势，鼓舞士气。同时，延安《解放日报》加大典型宣传，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感召人民，号召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赢得自卫反击战的最终胜利。延安《解放日报》由此进入了以报道战事为主题的战时新闻传播时期，即战化传播时期。

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延安《解放日报》报社的窑洞被炸坏，但报社还在坚持出版，尤其是1947年元旦《解放日报》刊登了《艰苦奋斗迎接光明》的新年献词，大大增强了人民必胜的信心，表现了延安《解放日报》顽强的生命力和忠贞不渝的品质。

后来，延安《解放日报》辗转到了史家畔和冯家岔继续出版，直至1947年3月27日被迫停刊，延安《解放日报》的队伍随之被分散到全国继续斗争。

总之，延安《解放日报》的传播历程充满了痛苦与辉煌，是不断探索和不断更新的过程。无论是孕育期的恶劣环境，还是拟大报的痛苦摸索，无论是大众化党报时期的成熟与辉煌，还是“社统化”战化传播时期的锲而不舍，延安《解放日报》都践行和完善了我党全党办报、全民办报的无产阶级新闻传播观，丰富了世界无产阶级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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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理查德·韦斯特、林恩·H.特纳：《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2]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3]《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1941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8页。

[4]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

[5]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91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合编：《毛主席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7]［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

[8]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9]吴文焘：《忆〈解放日报〉改版与整风》，黎辛、朱鸿召主编《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10]刘金冬：《解放区文学的生成环境》，梁向阳、王俊虎主编《延安文艺研究论丛（第一辑》，山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

[11]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12]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