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创新与国家的发展

创新不仅在整个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历史上功不可没，而且在世界区域政治和经济的兴衰起伏与平衡中同样展现出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自从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之间生产率差异加剧、生活水平两极分化的历史。研究显示，250年前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最贫困的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和生产率差距大概是5∶1，而今天这个差距已经达到了400∶1 (Landes，1998)[6]。在这个以经济增长、国家竞争力提升为目标的追赶过程中，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经济生产率、收入差距呈现出了逐渐拉大的趋势——但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则是，在不同的时期，许多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短时间内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跻身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那么自产业革命之后的150年间，使部分发达国家保持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一部分后发国家和地区追赶成功的根本原因又在哪里呢?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比较优势时，也许可以看出基于创新的持续经济增长对国家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和技术的领导者是英国，这个雄踞一方的“日不落帝国”，其人均GDP甚至高出其他领先资本主义国家50个百分点[7]。发生在蒸汽动力和纺织产业中的大量技术创新迅速地提升了这一时期英国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扩大了企业的规模、资金利用率，并对其他产业产生了巨大的“技术溢出”(spill out)效应。与此同时，各种与农业部门技术变革密切相关的创新活动也主导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后英国制造业的发展。此外，发生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的各种制度创新与组织创新，如严格的企业生产和管理方法的引入、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的成型、工业化组织形成过程中的知识学习等，也构成了当时创新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总体来看，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英国在技术、制度、组织等方面的大量发明创造及其后续的创新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其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然而，从19世纪的后半期开始，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的交通工具的出现、新通信手段的发明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美国、法国和德国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区域(如鲁尔)，开始迅速追赶并最终取代了英国的领先地位——按照经济史学家的分析，其中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英国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在科技创新、产业研究中的投资力度远逊于美国及欧洲的德国。这些后起国家并非一味地依靠于模仿领先国家中已经使用的技术，而是自行发展出新的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形式，即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实力[8]。在这一时期内，组织创新使得产业部门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通过对科学技术人员、发明家进行规范的训练而初步形成了创新的科学体系，企业外部开展规范化培训和研究的各种机构的作用也明显增加。伴随着创新扩散速率和效率的提升，多个机构共同参与的创新过程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形态产品更新的速度。以美国为例，以大规模生产、分销和研发为基础的规模经济效应使该国的综合国力在20世纪得到了明显提升。宾夕法尼亚大学科技史学家托马斯·休斯在其著作《美国起源:发明创造和科技热的世纪，1870—1970》中写道:“大约在1870年后的半个世纪内，没有其他国家像美国那样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发明家。”[9]20世纪初，德国也引入了新的生产组织模式，特别是在化学和工程工业中首次开展研发工作并改革了德国大学的学科结构与课程设置，这对德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经过明治维新革新思想的哺育，日本也成功地实现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追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组织创新有关。

与前两次产业革命相比，世界各国的创新过程及其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美国当之无愧地保持了战后几十年中在研究与发展(Research＆Development，R＆D)和创新领域中“领头羊”的地位。大量创新型的中小企业的诞生、国家主导的R＆D资助计划、高等教育机构及其他公共部门的变革、反垄断法案的制定、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生物技术的突破……各种不同类型的创新引领了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和国家竞争优势地位的确立。英国、法国、德国(也包括后来的欧盟组织中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丧失了全球科学技术创新的领导地位，但也依旧通过对创新活动的重视实现了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崛起。根据弗里曼在1987年对日本经济考察后所得出的结论——日本社会各个部门所长期存在的创新活动，不仅迅速实现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使日本创造并保持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10]。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也纷纷走在了产业创新的前列。今天，全球五大专利申请国中有三个来自亚洲(分别是韩国、日本和中国)，亚洲也因此成为全球新兴的创新来源地。在2006年全球500强中，亚洲企业占据了122家[11]。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推动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背后力量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无法推断到底是哪一种力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不同阶段中各个主要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成功追赶绝不仅仅是由于它们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以及掌握并使用了现有产业中已有的技术，而是更多地依靠创新，特别是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创新以及对于新兴技术的研发和探索。今天，世界创新与科技研发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上的改变。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拥有非常深厚的知识与技术储备、强大的研发能力、完善的科研体系，并且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以保持其科技竞争力。尽管中等收入国家在新技术和新工艺方面有着更多的应用，但是鉴于在上述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所以后者并不是创新的主要发源地，这一事实可以通过分析2003—2009年的欧洲创新记分牌及全球知识竞争力指数的相关调查数据获得。

但是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在“追赶”(catching up)过程中所具有的后发优势也会迅速缩短与高收入国家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我们可以把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与落后国家的追赶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参考。创新能力强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其中的绝对领先者，一直强调高等教育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根据研究，“增长水平较高的那些国家(或地区) 24岁人群中有6％—9％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增长水平较低的国家(地区)——并非所有——24岁人群中不到3％接受了高等教育”[12]。而历史上那些成功实现追赶的国家或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强调高等教育，而且针对技术创新和追赶的特殊领域教育投资也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收入国家，特别是那些在研发新技术等领域已经达到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由于国民创业精神、社会福利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等种种原因，在高科技转化与应用方面的优势正被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所赶超。在对全球范围内创业者的最新研究中，上述观点得到了证实[13]。因此，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讲，要使许多领域取得科技水平和研发能力的大幅度提升，最根本的还是要提高创新能力，改善国民的创新环境。但是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讲，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必须避免如阿根廷和菲律宾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所犯过的错误——这些国家保持了对高等教育的高投入但同时也伴随着追赶依旧落后的窘境。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来讲，最重要的是如何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与创新的最终价值实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