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软实力”与“硬道理”

——对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讨论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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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家形象与硬道理

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和将外国受众作为潜在的诉说对象，将展示中国作为文化古国的吸引力作为重点，是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针对性的，但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如果我们仅仅将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意义界定为向世界“说明”中国，这种潜在的辩解姿态是否有利于我们研究的深入开展？此外，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能否从根本上建构起更为强大的中国国家文化？很明显，外国受众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接受者、倾听者，而是有一整套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现实权力的对象。对于外国受众，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受众，是否一味展示东方文化的“异样魅力”就总能构成“吸引力”？他们目前对我们最大的困惑可能还在现实的一些人类“普世价值”（如基本人权保护）的差异上。如果我们不能从精神文化上展示我们自己对这些“普世价值”的真正重视，单单以文化的“特殊性”取得魅力的可能性是相当渺茫的。更为关键的是，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能建构成功，那么，这个看似“软性”的国家形象的背后，一定有着坚实的“硬道理”的支撑。

什么是“硬道理”？就是我们国家民族自身社会文化建设的坚实成果，它包括社会文化良性结构的建立、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吸引力等，一句话，是在单纯作为“技术”手段加以宣传的种种技巧之外，国家民族主体的实际性的发展和成就。

所以，我们在当今讨论文化软实力，从本质上说，不是要以辩解的姿态，放弃自己的本位追求，为了一时地对外宣传、美化中国的形象，而自以为是地一味“展览”并放大中国的“异样魅力”，去盲目迎合、追赶人家的文化口味，而应该重拾我们的文化自觉性，从建构我们自身的文化正当性出发，找到“不去教堂，不念圣经”却能让中国人凝聚在一起的那个文化纽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许会有偏重于宣传自我形象的阶段，但从长远来说，这种形象宣传只有与我们对中国真正的社会文化的关注与积极建构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最终有助于增强我们国家的文化力量，提高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国真正的社会文化的建设，中国真正的文化凝聚力的形成，这才应该是我们研究文化软实力的目的，这才是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硬道理”。只有考虑到了这个“硬道理”的“软实力”才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真“实力”；只有这样的文化软实力研究，才是有根的研究，建基于这个宏大地基之上的文化展示，才是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

二 “软”中如何“硬”？

只有“软”中有“硬”的国家文化建设才是有效的。那么，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背后的“硬道理”如何才能真正“硬”起来呢？

第一是立足点的问题。研究文化软实力，应该立足于我们今天的历史实际，而不是立足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文化历史，或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现代文化中有关的诸多表述。所以，仔细梳理“软实力”概念在西方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及从中国的历代文化典籍中寻找类似的表达与传承，只具有有限的意义。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从今日我们面临的问题出发，将古与今、中与外的有关文化资源统统纳入视野，在“拿来”的基础上进行仔细的甄别、择取，这样我们的研究才会更有现实针对性，也才能获得更切实的成果。

第二是我们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资源”问题。“在既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几乎是国家决策者和学者们的共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什么是“既有的文化传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关系到我们对新文化在特质、内涵、目标等方面的考量，关系到对我们既往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传统的全面认识与评价，也关系到我们今日研究的心态、方法以及视野的广与狭，所以，在考察目前对文化软实力的思考成果是否有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时，我们非常有必要重点探讨一下“既有的文化传统”的所指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不足以提供我们重构新文化传统的依据和资源。在今日中国，我们非但不能忽视、省略掉中国近代尤其是现代形成的文化传统，反而应该特别重视对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当代价值的考量。

如果我们认同软实力研究的“硬道理”在于中国文化内部的真正发展，那么，我们就不能一厢情愿地一味宣传中国古代。试想，当我们试图表明中国文化的“魅力”的时候，我们只能反复请国人以及外国受众去欣赏我们过去的文化，尽管对方也许都同意那段文化的灿烂与辉煌，但问题是，我们现在还能回到那个时代吗？我们现在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又有什么特征？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问题，只能说明我们与当今时代存在巨大的隔膜，而我们这些当代文化人，并没有将我们优秀的古代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从根本上说，这足以证明我们文化创新能力的薄弱和当代意识的极度欠缺。我们应该改变老是述说“我先前比你阔得多啦”的阿Q形象和心态，踏踏实实立足当下，面对当下的文化问题发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更有必要关注的恰恰是被一些学者忽略的现代中国的“新文化传统”。

其实，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一样，其诞生时的反叛姿态以及随后形成的诸多特质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假若传统或传递的唯一形式只是跟随我们前一代人的步伐，盲目地或胆怯地遵循他们的成功诀窍，这样的‘传统’肯定是应该加以制止的。我们曾多次观察到涓涓细流消失在沙砾之中，而新颖总是胜过老调重弹。”^[1]当我们跳出古代文化传统先赋的崇高地位，立足于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去仔细考察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这近百年里形成的中国文化，绝非能用一个“激烈否定传统”就能认定。那种说法尽管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知识”，但是它不仅遮蔽了中国现代文化本身的丰富与复杂，更重要的是还导致了一种“文化断裂论”的出现与流行，使得中国现代文化的出身和立世之本显得晦暗不明，使得一些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常常”“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类似原罪感的心情”^[2]，更使得我们感觉失去了文化之根，而失语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和自身生存体验的日益钝化。所以这种流行的“知识”洞见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激进特质，却也使一味跟风的人们盲视于中国现代文化与古代传统文化的复杂纠缠关系。现在，我们有必要强化这种认识：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不仅不是建基于全盘推翻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之上，而且还是后者的现代延续，在修正与被修正中，中国文化传统依然延续着生机，体现出活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从中国的文化实际出发，我们有必要重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尤其是并未割裂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化传统。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洞见，可以为当前国家软实力建设提供丰富的古代经验，而在对现代中国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伦理发展史的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出具有当代启示意义的“现代文化遗产”，为当前国家的软实力建设提供丰富的现代经验。古代经验和现代经验二者同样重要，不可偏废。

此外还有一个西方文化传统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化的创立者们，在择取与继承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同时，沿着16世纪以来的先行者的足迹，继续“开眼看世界”，各自以独特的姿态“走向”各自所认同的“世界”，而其目的，从文化层面来说，无非是与中西方的文化传统进行对话，介入这两种传统，并对之进行整合，以探讨在当时建设中国文化的路径。在这种艰难的探讨过程中，他们与作为对象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以及近代西方文化传统在视界上实现了融合，并在事实上产生了新的文化传统：从纵的方面来说，他们为传统这个“流动的、开放的过程”增加了新的元素；从横的方面来说，他们为“多元因素建构而成的”传统增加了融合于新传统的西方文化传统因素。

因此，今日的我们研究文化软实力，不仅要努力发掘现代传统中具有世界普适意义的那些文化的魅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必要采取与外部世界的“对抗”姿态，而应该在反思近现代以来中西、古今文化传统的对话方式、对话效果的基础上，积极建设开展“友善的对话”的平台，将古今、中西的文化传统都纳入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资源体系，建构适合当今世界情势的软实力理论以及评价体系。

三 我们如何讨论“软实力”？

除了前述“软实力”的种种“硬”资源外，还必须检讨我们讨论中常常面临的三种关系，它们从根本上也影响着我们的国家软实力：究竟是只有“软”还是真有“实力”？首先是“软实力”的内向性与外向性关系。由于“软实力”问题是在“大国崛起”的今天提出来的，因此在很多时候自觉不自觉地主要思考我们的国际影响和对外实力问题。但是，一个文化的价值如果不首先在内部族群中体现出来，或者说一个民族自己都缺乏凝聚力，缺乏认同性，没有幸福感，其实也就没有任何“力量”。因此，在研讨国家对外形象、国家对外的文化征服力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特别研讨提高国民自我认同度、提高幸福感等基本的内部问题，并且不是一般意义的涉及，应该被置于相当重要的位置（甚至“前提”）。

其次是我们研究当中“填加式”与“辩难式”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研究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填加式”，或者说是“正面建设”式。即假定目前的文化观念、制度建设中缺少这方面的东西，等待我们的思考和努力予以补充，但现实很可能还有它复杂的一面，即我们所设想的不少理论范畴已经存在于目前的国家体制当中（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前面所说的“和谐文化”问题），正在被目前的体制作消极性地运用。那么，我们的研讨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单方向的“建言献策”，而应该深入地（当然是策略性很强地）与之辨析和讨论。

最后我们还有必要处理决策者与知识者在共同的文化活动中的关系问题。今天，国家软实力课题的提出无疑与决策者的政治设计有密切关系，而参与这一理论活动的主体却是知识者，两者之间显然有需要我们加以协调的关系。

（李怡 杨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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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2] 王富仁：《“新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