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的道德建构_中国人的马基雅弗利主义-QQ阅读男生轻小说网

书名：中国人的马基雅弗利主义
作者名：汤舒俊
本章字数：9480字
更新时间：2021-03-30 02:20:06

七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的道德建构

社会转型是我们今天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领域内一个非常热门的高频词汇，当群体性事件发生之时，新闻分析说这是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累积的必然结果；当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进行资源配置之时，媒体解读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一般福利；当大学教授骗人又打人、大学生撞人又杀人、长江渔民只捞死人不救活人时，专家解读说这是社会转型的道德滑坡，似乎社会转型是当下中国的一大国情，很多情况都要从社会转型来寻求原因，很多现象都要从社会转型来寻找答案。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事实上正经历着一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社会大转型，那么什么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具有什么特点？当下我们经历着怎样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如何使我们的行为产生偏差？社会转型背景下又应该如何来构建我们的道德？

（一）社会转型的内涵与特点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借用了生理学中“转型”概念，在生理学中，转型（Transformation）是指微生物细胞之间以脱氧核糖核酸形式转移遗传物质的过程，用于描述生物物种间的变异。西方社会学家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换。[127]自李培林率先提出社会转型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28]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逐渐接纳这个概念并真正掀起了社会转型研究的热潮，不少学者纷纷提出自己对社会转型的理解，现将国内学者一些富有代表性的概念界定总结如表2-6所示。

表2-6 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转型的界定

续表

除上列举之外，其他一些学者也都对社会转型进行过界定。综合前人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社会转型包含如下基本内涵：第一，社会转型在本质上是一种变迁和变化，与静止和固定相对，是一种社会存在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存在形态的变迁和变化，没有变迁和变化，谈不上转型。第二，社会转型在内容上是综合多维的，与单一具体相对，社会转型包括了社会中生产方式、经济体制、政治生活、生活方式、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变迁和变化。第三，社会转型在语义上是分层的，社会转型有广义、狭义和特指之分，广义的社会转型包含社会形态的质变与量变，狭义的社会转型是社会存在形态的量变，社会转型在当下的语境之下有时特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化。

社会转型具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社会转型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发展与变化，社会转型意味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都要相应且配套地进行变化和转变。因此，社会转型不是社会组成体系内部某项部分、某个分支、某个层面的孤立发展变化，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变革。第二，“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异质共处。转型社会是一种异质性社会，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杂然并存、彼此消长、共起作用的社会。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虽然各种传统的因素在内外力作用下正呈衰退趋势，但由于传统惯性使然，加之现代性因素的成长成熟和完备绝非一日之功，这就决定了现代因素对传统因素的取代过程不是旋即完成的，而是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结构转型期的社会在社会发展状态上必然会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包含着传统、现代乃至后现代因素同时俱现的状况，由此也导致了各种具有差异性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观念和社会角色的同时存在。[129]第三，应然与实然的不一致。社会转型往往要生成新制度、新规范和新机制，同时社会转型之前也一定有旧制度、旧规范和旧机制，社会转型意味着新旧更替，新制度、新规范和新机制取代旧制度、旧规范和旧机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但旧制度、旧规范和旧机制由于受制度惯性作用的影响，它可能还要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只是其“实际控制功能却在慢慢地丧失，从而使得这些规章制度在转型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形式化的东西”[130]，这使得新制度、新规范和新机制呈现无法贯彻执行的形式性。

（二）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

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社会的转型史，从盘古开天地到改革开放，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最后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而来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古老的中国在西方潮流冲击之下被动地开始了与传统农业社会迥异、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但困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限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受制于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的转型之路格外崎岖，在这条艰难的转型之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成就，也曾一次次地丧失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131]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社会转型：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第三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改革开放，也是当下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132]这三次社会转型彼此连贯，是因为这三次社会转型都是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一代又一代先进英勇的中国人民探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社会实践，但这三次社会转型又相对独立，是因为这三次社会转型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社会条件下先后进行的，有着相对独立的转型任务和转型目标。前两次社会转型已经完成，不论成功与否，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还可为当下的社会转型提供借鉴与参考。近代以来中国三次社会转型的对比如表2-7所示。

表2-7 近代以来中国三次社会转型的对比

续表

当下，改革开放以来正经历的社会转型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133]当下社会转型最大的特点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之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相互交叉，相互推动，应该说当下中国社会展现的成就举世瞩目、叹为观止，但也付出了社会代价，某些领域社会代价还非常沉重，当下社会转型同以往社会转型一样，也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如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领域，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这一次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反差和极端复杂。[134]

（三）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人的道德行为偏差与矫正

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前所未有，也正深刻地改变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可以看到是整个社会的平衡系统被打乱，新的平衡系统还在协商调试之中，尚未完全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显著增加，政治治理难度加大，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成本显著上升；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资源的掌握者往往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去搞寻租活动，政府官员在社会转型期出现了明显的腐败现象；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成员更加关注切身利益，在既有利益格局下的零和博弈往往容易激发相应的利益矛盾与利益纷争，诱发社会成员采用非常规的手段来实现自身目的。多次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当前人们最不满的是社会风气恶劣，道德危机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不争的事实。[135]

有近年来的新闻报道为证：

2009年10月24日，湖北荆州长江段的宝塔湾，长江大学文理学院的一群学生在沙滩上集体秋游，不幸有3名学生落入江中，学生们向江中的渔民求救，渔民开价每个人12000元，钱不到手不捞人，最后3名大学生溺亡。（这是长江渔民宁捞死人，不救活人的例子）

2010年8月29日下午5时，方舟子在北京被人袭击，警方通过跨省追踪取证发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肖传国10万元雇凶伤人，起因是方舟子与方玄昌通过网络举报肖传国学术造假，致使其未能入选中科院院士。（这是大学教授骗人又打人的例子）

2010年10月20日22时30分许，药家鑫驾驶汽车从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返回市区途中，将前方在非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的张妙撞倒，药家鑫恐张妙记住车牌号找其麻烦，即持尖刀在张妙胸、腹、背等处捅刺数刀，将张妙杀死。（这是大学生撞人又杀人的例子）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2岁的小悦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上前施以援手，但终无力回天，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死亡。（这是路人宁见死人不去救人的例子）

……

这是马基雅弗利主义行为，也是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偏差行为。社会转型期出现道德偏差行为、出现道德滑坡甚至道德危机，是有着历史和现实成因的。首先，社会转型将社会个体所在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造成个体道德责任的相应改变。“熟人社会”中个体基于血缘、地缘、职缘等熟人关系而负有相互的道德责任，[136]相反在“陌生人社会”中，个体对“陌生人”道德义务缺失，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陌生人社会”中由于个体彼此的陌生，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必然奉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即个体“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37]，在越陌生的交际圈中必然情感卷入就越少、厚黑的成分也就越多。其次，社会转型使得个体道德声誉失去评价载体，“熟人社会”中的个体重视个体的道德名声，会因为个体的道德行为而在“熟人社会”内部给予更多的褒奖、鼓励和信任，同时在“熟人社会”中马基雅弗利主义行为的成本和代价非常之高，但“陌生人社会”由于道德共同体的不存在，使得马基雅弗利主义行为的成本和代价降低。最后，社会转型将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等价交换成为社会大众相互交往的处世原则，这使得人们面对道德事件时做善事的原动力不足，不会主动施以援手甚至存在功利的考量。[138]

“没有公民道德，社会就会解体”[139]，在社会转型期，道德重建是破解道德偏离行为、道德滑坡和道德危机的必要途径，那么在社会转型期我们该如何进行道德建构呢？

1.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价值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主体，由于不同阶层和利益主体成员思想觉悟、生存状态的不同，道德诉求也不相同。面对思想道德领域的多维形态，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风尚，构建既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又能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价值体系。要整合梳理与遵守契约相适应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如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等，有针对性地开展道德建设活动。在包容尊重多元道德诉求的前提下，区分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坚持道德建设的层次性。对社会先进分子，如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道德建设的先进性要求，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等，真正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对普通群众，则要体现道德建设的普遍性要求，如工作中认真负责、家庭中尊老爱幼、生活中遵纪守法等。要大力宣传植根基层、来自大众、有血有肉、可信可学的模范人物，用身边事教育人，引导人。推动普通群众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的道德理想境界。

2.引导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现实基础

道德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要正确处理道德和利益的关系，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服务人民群众有机结合起来。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有多种多样的利益追求。一方面，利益的追求必须在道德领域内实现，必须有底线，亮红线，突破道德底线的利益不能追求；另一方面，道德必须能够促进合法利益的实现，良好的道德必须能够为道德实施者带来利益，比如商业银行对按时足额还款的客户增加信用卡的信用额度，税务征收机关对纳税大户给予现金奖励和荣誉称号等，这样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才能由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需要，极大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道德建设的积极性。有些人看不到道德与人民群众利益之间的联系，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道德原则和利益原则不能并行，这些认识是错误的。道德的根源在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益中。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40]因此，我们要把道德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有机统一起来，培育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风尚，为道德建设培植良好的社会土壤。要给予品德高尚者以利益、荣誉和地位，使全社会形成讲道德光荣、会受到褒奖，而违反道德可耻、会受到贬斥的良好风气。

3.形成有利于道德建设的舆论氛围

社会舆论是社会公众对某一问题的共同倾向性看法或意见，往往以拥护或反对、赞扬或谴责的方式对某一公共问题做公开的评价。社会舆论在道德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社会舆论通过正面引导，能够引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能够起到引导社会、教育人民、弘扬正气、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其次，社会舆论通过对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现象的公开揭露和批评谴责，对不符合社会主流的道德观念行为具有纠偏或调整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就必须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唱响社会主义道德的主旋律，对于社会中的好人好事、凡人善举要旗帜鲜明地进行褒颂，相反，对于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反道德观念和反道德行为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有利于道德建设的舆论氛围。

4.建立健全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道德建设长效机制

道德建设要靠必要的制度和机制来保证，是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在社会转型期，道德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传统的道德、伦理对人们的约束力日益弱化，社会的偏差现象日益增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须发挥制度的制约和激励作用，构建道德建设的长效机制，借助于制度的强制性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把一些与社会、经济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将道德建设引向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救死扶伤在中国是人人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事，人们无法想象面对落水者、救人者要求先交钱再救人，也无法想象人们遇到街道边晕倒的大妈扶还是不扶的纠结，但今天见危不扶、见死不救却在现实生活中频频地撞击着全社会的良心，如果惩治与激励双管齐下，如对见义勇为、乐于助人者要给予物质和精神的奖励；对因见义勇为而造成伤残或死亡的，要确保见义勇为者本人和家属的生活无后顾之忧；在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案件中，若查明被救助者故意诬陷见义勇为和乐于助人者，诬陷者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都是可行之措。国外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日本，对拾金不昧和拾金而昧的行为赏罚分明，法律加大对拾金而昧行为的打击力度，胆敢以身试法者，轻则身败名裂，重则锒铛入狱，正是法律保证和道德教育双管齐下，使得在日本拾金不昧蔚然成风。这就是在道德建设中建立一种“善恶报偿机制”，以赏罚分明的刚性约束，增强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自觉性。

[1]陈国恩、杨永明：《挣扎在欲望与救赎之间——论西方人性观的演变》,《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俞吾金：《关于人性问题的新探索——儒家人性理论与基督教人性理论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吴玲英：《论弥尔顿“诱惑观”的悖论性》,《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4]邵龙宝：《中西人性观：历史的嬗变与比较》,《思想战线》2010年第5期。

[5]［意］马基雅弗利：《君主论》，王水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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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akobwitz,S.,＆Egan,V.,“The Dark Triad and Normal Personality Traits”,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Vol.40,2006,pp.331-339.

[9]汤舒俊、郭永玉：《西方厚黑学——基于马基雅弗利主义及其相关的心理学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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