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献综述

一 西方人关于人性的思索

人类文明伊始，有关人性的探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从西方人朴素自发的神话寄托“斯芬克斯之谜”到从德尔菲神庙遗址理性总结的神谕“人啦，认识你自己”，对人性的追问是人类认识自己征途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而且“认识你自己”成为古希腊哲学的哲学原则与发端，实现了当时哲学主题由神到人、由自然到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人们更加深刻地观察与反思人类自己，并不断尝试着回答与人类自身相关的人性与善恶等问题。从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公元前399）的“智慧是唯一的善，无知是唯一的恶”，到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的“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人性总是把人拉向贪婪和自私……”，最后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所讲的“人更近野兽而远离神灵，多数人生来愚昧，贪婪残忍”，古希腊三杰的有关人类自身天性的回答逐渐明晰地靠近了“人性恶”的性向，也逐渐地为古希腊—罗马文化关于人性的认知与理解定下了基调。

西方文化的另一个源头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1]基督教的人性理论与“原罪说”紧密关联，在圣经故事《旧约·创世记》中，上帝耶稣在创造了世界之后，用尘土制造了亚当，又从亚当的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制造了夏娃，上帝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中，并告诫他们不要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但在蛇的引诱之下，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知善恶树”上的禁果，懂得了男女羞耻之事，上帝知晓后，将亚当和夏娃一起逐出伊甸园，任凭他们在大地上自由繁衍生长，但该隐杀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揭开了人类互相残杀的序幕，人类打上了原罪的烙印，上帝诅咒了土地，人们不得不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果腹，并且因着堕落的本性，人的怨恨与恶念与日俱增。人们无休止地相互厮杀、争斗、掠夺，人世间的暴力和罪恶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上帝发现“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都是恶”，甚至于“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于是上帝后悔造人了，决定发洪水将人类灭掉，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及其方舟上所载各种生物物种得以延存。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知善恶树”上的禁果而堕落，这就是人类的原罪，其实在圣经故事中，原罪只是一个隐喻，人类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后代，从出生之时起就有犯罪和作恶的某种倾向。[2]基督教原罪的观点经过西方近代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更是获得了极端的发挥，他们索性明指，任何人生来即是恶人，只有笃信上帝（天主），才可能获得灵魂的拯救。因此，可以说原罪说和解脱说一道构成了基督教教义最核心的内容，如果问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人性理论是什么，原罪说就是答案。

当然西方社会也有人对人性的看法与上述内容完全相对，主张人性在本来的意义上是善的，性善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他的思想主要解释人性本善。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性本善；只有在人被社会腐化了之后，才变成邪恶。人类本性的最佳状态，是在社会机构出现之前，或与社会机构分离；人类天生是仁爱、正直、无私的；是社会，以其造作的法则和习俗，使人变成善妒、虚伪和争竞。卢梭确信一个依照人性建立的社会永远正确，并且对于人性的保存最有助益。当然西方社会对人性的看法不全都是非黑即白的，有人主张，人性不是绝对的善，也不是绝对的恶，而是有善有恶，持有善有恶论观点的主要是英国的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712—1778）。弥尔顿曾经说道：“在亚当的那个苹果皮上，善与恶的知识就像连在一起的孪生兄弟一样跳进世界里来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劫数，亚当才知道有善恶”，弥尔顿对人性有善有恶的观点还大量地表现在他传世的经典文学作品《失乐园》《复乐园》《斗士参孙》之中，正如弗莱所评述的“弥尔顿诗作中天堂和地狱的区别等都是通过诱惑来表现诱惑所带来的挣扎和善恶间的内在竞技，成为他四部主要诗作的主题”[3]。

近代西方哲学也把“认识你自己”纳入认识论的层面，提升到主体性的高度，确立了人的理性或精神本质。在人类的生存困境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越发突出的今天，“认识你自己”的使命和命题在现代社会依然没有终结。对人性的追问的结果经过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总结就是人性观。西方的人性观建立在神祇、契约、自由人伦的社会土壤条件上，是在神话、宗教、政治、哲学的社会结构中言说。[4]认识你自己，认识西方人的人性观，是进入西方社会的一扇门，而马基雅弗利主义正是打开这扇门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