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湘学内涵与源流研究

湘学研究成果固然不少，但时至今日，学界对于湘学的概念、内涵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

1.关于湘学概念与内涵的研究

关于湘学概念与内涵的研究，主要是梳理学界对湘学概念、内涵的不同意见，并有学者提出可以构建“湘学”学科体系。

王继平的《论湘学及其学术谱系》一文总结归纳了对湘学概念研究成果的四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一是有的学者认为，广义地说，湘学史就是湖南地区的学术思想发展史，特别是宋以后的湖南学术史，湖湘学派倡导的理学历史和务实学风一直贯穿其中。二是有的学者认为，湘学是一种极富特色的地域思想，是指在湖南地区产生和传承并对湖南地区产生影响的以哲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强调湘学的内涵是哲学，作为湖湘文化内核的湘学，核心内容就是湖湘哲学。三是有的学者认为，湘学产生于南宋时期的湖南，但湘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湘中学术的省略称谓，湘学既非一般意义上的湘中学术，就不应当包含风土人情、农桑手工以及辞章训诂、书法、绘画、建筑、雕塑之类。湘学的基调是宋学，所谓义理之学，义理，是湘学主要的和核心的内涵。因此，湘学在原则意义上，应当是传统儒学在湖南生根和演变历程的凝缩式称谓。四是有的学者在“新架构”的视域下认为，新架构下的湘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也不是凝固不变的时间概念，更不只是一个学理概念。新架构下的湘学就是关于湖南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的学问，是关于湖南人、湖南事和与湖南相关的人和事的学问，是关于当今湖南社会发展中有关湖湘气派、湖湘特质、湖湘风格、湖湘精神的学问，是关于湖南在中国的地位、在世界的地位的学问。简言之，新架构下的湘学就是湖南学。王继平认为，当代湘学的研究者基本上赞同湘学就是湖南学术思想史或者学术史（思想与方法），至少湖南学术思想史是湘学主要的内容，只是在湘学的内容、范畴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没有超出李肖聃先生的《湘学略》的界定。他个人倾向于从学理的角度来定义湘学，就是晚清、民国学者主张的，方克立先生广义定义的湘学概念，即湘学是指湖南区域学术思想史或学术史，是中国学术史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它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借用张立文先生的定义，所谓湘学，就是对湖南历史上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1]

要构建一门学科，首先要明确研究对象。作为中国学术史的分析学科，湘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也就是“湘学”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湘学通论》这本书对此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该书对如何处理共性与个性、部分与总体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即将地域视角与国家视角结合起来，既探讨湘学的独特性，又探讨湘学中体现出的中国学术史的共性。该书将湘学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演变的动态关系予以揭示。首先，把湘学的形成放在中国传统学术嬗变的大背景下考察。“湘学作为一种区域学术形态出现于学术界，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与中华学术文化的重大发展、转型密切相关。”^[2]湘学形成于宋代，与理学思潮的兴起、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儒学地域化的出现等有关。其次，注意挖掘湘学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贡献。正如作者所言：“湘学的地位、影响总是与它对中华学术文化的表达与贡献有关。”^[3]湘学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演变的影响，而且还积极参与、引导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演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以维系儒学正统为己任。在湘学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湘学学者一直有很强的儒学正统意识，揭“湖湘正学”“道南正脉”之旗帜^[4]。作为一种历史的还原，自然不宜以固定的概念来剪裁历史事实。朱汉民著《湘学通论》意不在简单地复述历史，而是站在当代学者的立场上反思与建构湘学，因而有自己的筛选与设定。他认为，“湘”代表的是湖南行政区划的地域空间，“学”指具有学理意义的传统学术思想，将“湘学”界定为“湖南地区所形成的传统学术文化”。^[5]但同时，他也强调：湘学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地域化形态之一，它的渊源、形成、演变、发展均是在中华学术文化的大框架之中，并且是在与其他区域学术形态的交流、融汇过程中发生的，因此，“无论其他地域的学术在湖南的传播、衍化、交流，还是湘学学者在其他地域的交流、传播，均是本书研究的内容”^[6]。这就将湘人之学与湘地之学都囊括进了湘学的范围，从而较好地规避了以人为主与以地为主的冲突。而在“学”的界定上，也由作为理学流派之一的“湖湘学”扩充到“传统学术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湘学的内涵。^[7]

张晶萍在《湘学何以可能——评〈湘学通论〉》这篇书评中再次对有关湘学概念界定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提出“湘学”概念是历史形成的。概念不同，所指亦非，往往导致论者不在同一层面对话。“湘学”乃一偏正词组，“湘”是范围界定，“学”是内涵设置。然而，“湘”究竟是指湘人还是指湘地？“学”的内涵究竟为何？作者有感于当代学者在类似概念问题上的缠绕不休，转而探讨“湘学”概念的形成史，通过分析“湘学”这一概念在历史中的运用，反观“湘学”的内涵与外延。从历史人物对“湘学”概念的运用来看，有的以地为主，如李肖聃的《湘学略》，既包括本省人，也包括流寓湘中的官僚、学者、士大夫；有的以湘人为主，如刘茂华的《近代湘学概论》和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就不包括外省人的学说与活动。“湘学”有时泛指湖南的学术文化，有时指湖南的学术著述，有时指湖南的学术风气，有时甚至指湖南的学校、教育，等等，不一而足；发展至民国，外界所论的“湘学”则逐渐转向实质性的、具有湖南特色的学术精神风貌甚至学术流派，从而把“湘学”当作研究对象。而对湘学特色、旨趣等问题的看法，也往往随着概念的流动而变化。^[8]

王继平分析晚清湘学发展的县学因素，他认为，湘学在经历了元、明时期的相对沉寂之后，进入了晚清繁盛时期。促成这一时期的繁盛现象，除了学术发展内在的规律及客观环境外，县域人文因素或曰县学的积淀，是重要的元素。^[9]如姚武在《魏源与湘学演进：中国近代化的开启与突围》一文中认为：严格学理意义上的湘学，其研究视野是指两宋到清末在湖南地区产生和发展的、将儒家性理之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的学术形态。湘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即“国学”的组成部分，也是传统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分支，是儒学发展和儒学地域化的产物。它的研究视野具有内在的自足性，具有一定的保守和封闭性。由于湘学一直以来具有“学贵力行”“经世致用”等特质，当湘学发展到近代，它的领域根据时代的变化，突破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局限，开始放眼世界。^[10]

湘学研究院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研究湘学，宣传湘学；研究湖南，宣传湖南，弘扬湖南精神。进一步挖掘湘学的内涵，让湖湘文化“走出去”，是把湖南建设成一个文化强省的必由之路。刘建武在《挖掘湘学内涵，为湖湘文化塑魂铸品》一文中指出：湘学是湖南文化的根脉与内核，深入挖掘湘学的丰富内涵，以塑湖南文化之“魂”。文化“走出去”，意味着既要让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让文化活动走向国际舞台，更要让文化精神走向国际社会并获得世人的认可和接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化“走出去”，同时强调要突出思想内涵、彰显价值观念、传播中国精神、展现中国形象。湖南文化“走出去”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传播湖湘精神、展示湖南形象的使命担当。诚如国学本质上是中国精神产生的母体，湘学同样是孕育滋养作为“湘魂”的湖湘精神的活水源头。推进湖南文化“走出去”，主旨在于传播和弘扬与中国精神一脉相承的湖湘精神，借此助益湖南发展。^[11]

2.关于湘学源流的研究

湘学是一个历史发展形成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以及学术表现形态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不尽一致。古老的湘楚文化，屈、贾、柳、刘等士大夫流寓湖湘形成的思想文化，濂溪之学、湖湘学派、船山之学，等等，均是湘学形成的思想渊源和文化基础。

张京华在《湘学的源头和湖南的贡献》一文中指出，炎帝、舜帝、贾谊、柳宗元代表了湖湘文化中的“寓贤”元素，鬻熊、屈原代表了湖南、湖北“楚文化”的共同元素，那么，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则是真正本土的古代湖南文化中最优秀、最典型的代表。他高度评价了周敦颐的文化贡献，认为周敦颐是第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湖湘学人。周敦颐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开创湖湘学术的新形态，与孔孟、程朱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是宋以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源头活水”。周敦颐的思想光芒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近千年的历程，照亮了东亚世界，此其所以为一代圣人。作者进一步论述了湖南的贡献在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有肇端，有源流，有清晰的主题、主线。研究湖湘文化，应当注重提升主题、提炼主线。濂溪学、湘学、理学、儒学的研究，与经学、国学相接，学术视域最为博大，思想内涵最为丰富。诚如朱汉民教授所指出的，楚之屈原为文学鼻祖，代表湖湘的“文统”；宋之周敦颐为理学开山，代表湖湘的“学统”。^[12]

王继平在《论湘学及其学术谱系》中对“湘学”进行溯源，详细论述了湘学的学术传承及其形态。该文认为：作为学术流派的湖湘学派虽然在南宋时形成，但时人也只是以“湖湘学派”“湖南学”“湖一派”来称谓，没有出现“湘学”的概念。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湘学”一词出现在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先是江标、唐才常、蔡钟睿等创办于湖南长沙的《湘学新报》，后改为《湘学报》，但“湘”表达的只是区域的概念，“湘学”也不是指湖南学术。《湘学报》宣传、介绍的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维新变法，它设史学、时务、舆地、算学、商学、交涉、格致等栏目。王继平指出，从湘学学术谱系的角度对湘学进行了概括的是叶德辉和杨毓麟。对湘学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李肖聃先生。李肖聃应邀撰写了《湘学小史》。1934年，他又撰写了《湘学叙录》。1946年，在湖南大学任教的李肖聃在此两文的基础上撰成《湘学略》，述北宋周敦颐至晚清谭嗣同共二十六学略，涵括宋以来历代湖南学人及流寓学人。在此之前的1943年，钱基博先生撰写了《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叙汤鹏、魏源、罗泽南、李续宾、王錱、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王闿运、阎镇珩、邹代钧、罗正钧、谭嗣同、蔡锷、章士钊十七位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名将“好学深思”之学行，其实是一部近代湘学略或者湘学学案。对中国学术史有系统研究的梁启超，没有使用“湘学”来描述湖南学术史，而是使用“湖湘学派”“沅湘学派”来表达。可见，在清末、民国学者那里，湘学、湖湘学派、沅湘学派都是湖南学术的指称，他们虽然没有给予湘学以明确的定义，对湘学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对湖湘学者学术的描述，显然是指湖南学术思想史。^[13]

3.关于近代湘学的转型研究

湘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体现了这一地域文化及学术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开始转向新的发展方向。以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湘学，适应时代变化，开始了最早向近代的转型的时期。

姚武在《魏源与湘学演进：中国近代化的开启与突围》中指出，近代湘学在转型过程中，魏源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他著书立说，开风气之先，提出了前人未能想到的新见解，推动湘学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堪称湘学近代转型的前驱先路，为其走向新的时代奠立了基础。他提出的种种见解突破了传统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姚武高度评价了魏源作为近代湘学先驱人物，顺应历史潮流，运用“世界眼光”，复兴“经世致用”思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重要主张，引导和促进了近代湘学演进。在传统湘学“敢为天下先”的感召下，魏源应时而变，运用“世界眼光”，在拓展近代湘学学术领域的同时，探寻造成中国近代文化困境的根源，在中国近代化开启与突围上起到了重要的开拓作用。传统湘学“经世致用”的思想，经过魏源的复兴和推进，成为近代湘学人物探求中国近代化突围的思想武器。魏源主张“变易”思想与“经世致用”作风相结合，促进了近代湘学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在中国近代化突围中引领了革新浪潮。湘学人物“敢为天下先”，擅长困境突围，主要得益于湘学在治学方法上包含有与时俱进的“变易”思想。这里的治学方法是指湘学人物研究和处理社会问题的思维方法。湘学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历史上当其他地域学派在传承的时候，而湘学往往在求变。许多湘学人物既表现出突破成见、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又展露了坚持与时俱进、变革求新的通变精神。^[14]

冯友兰先生基于近代化的视野对晚清湘学与湘人进行了专门研究。李新士在《冯友兰基于近代化视野对晚清湘学及湘人的研究》中以冯友兰研究湘学的成果为基础，对近代湘学在各时期的转型与成就进行比较研究。冯友兰先生认为，在举国对西方深固闭拒的守旧氛围中开展洋务运动，要从理论上进行论证。湖湘学派“以事功济义理”的传统学风对此有推动作用。王夫之“道丽于器”的道器观，颠覆了传统的重道轻器的道器观；魏源所主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总对策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曾国藩由“理”到“气”的理学转变，不但使他在精神上战胜了洪秀全的“上帝”，也为他开辟近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因为王夫之的大部分著作在湖南大山中完成，所以没有流传出来。一直到晚清，才由曾国藩兄弟整理刊印，从而成为晚清湖湘学人的重要学术资源。魏源的经世致用哲学思想，使他注重从现实出发，对西洋技术和资本主义制度有更多的观察。冯友兰认为，正是因为魏源具备这些进步哲学思想，并处在中国历史大转变时代，才能对事物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才能提出比较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以他的体现，在历史大转变中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15]

20世纪初的中国，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侵华之后，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之中。内部阶级矛盾加剧，外部帝国主义再次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清廷和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在危机形势的激发下努力探索挽救危亡的道路。周接兵指出，在诸多挽救危亡的行动中，湘学在时势的推动下，再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杰出的湘学人物从政治、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救国方案。从内容上看，刘坤一主导的江楚三折突破了洋务派自身中体西用的藩篱，提出了政治体制变革的要求，成为清末新政的总纲领和总方案，是维新变法的继续和深化。真正负责教育改革具体实施并有创造性改进的是湘学人物张百熙，他主管京师大学堂的重建、学堂章程的制定，以及全国教育工作。蔡锷的军国民主义思想透彻地分析了中国积弱受辱的原因，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也入木三分。蔡锷为推翻满清、推翻袁世凯帝制、捍卫民主共和立下了赫赫战功。杨度把经济军国主义最终落实到政治上，确立了“金铁主义—君主立宪”的救国理念和政治革命模式，并最终通过政党、国会来实现。革命派把传统民族主义置于世界视野之下，将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与反对帝国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民族建国主义”的口号，成为革命派进行排满反帝革命的指导思想。湘学人物杨毓麟就是最早提出民族建国主义的革命者之一^[16]。

陈代湘、周接兵在《马克思主义大论战与湘学的新民主主义转型》一文中指出，湘学人物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中国社会以及湘学的新民主主义转型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和文化贡献。随着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湘学人物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湘学也开始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型。怎样认识转型后的新民主主义湘学呢？新民主主义湘学与之前的湘学有什么区别呢？作者从三个层面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首先，从转型的衡量标准和发展的终极目标看，近代湘学转型的衡量标准和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三大标准，近代湘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的确是朝着这三个方向努力的。其次，从促成湘学转型的因素看，促成湘学近代转型的因素一方面是湘学内在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是鸦片战争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最后，从湘学人物的文化背景和知识构成看，近代湘学人物的知识背景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二元文化格局，新民主主义湘学则在中西文化二元格局的基础上，添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建立在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批判之上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源于并高于中西文化的二元格局。这就使得新民主主义湘学人物不仅具备了世界视野和世界眼光，而且具备了中、西、马三维文化视野，更具备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中西文化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水平。^[17]

2016年，学界对湘学的内涵与源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探讨与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对湘学的转型研究，较以往而言，更注重分析其近代化转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