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70年代小说对“十七年”的改写：以《响水湾》为例

一 无产阶级的女儿

1973年，29岁的郑万隆在《北京文艺》第3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心眼儿》，主人公养猪场的女场长以亲切活泼的自述口吻向听众讲述了她在丈夫——一个老党员的引导下参与村中事务、学习文化知识、担任养猪场场长、被评为劳动模范，并最终成为共产党员的故事。经历了几个事件之后，女场长兴奋地总结道：“大伙都说我变了，俺也觉乎着俺干革命的心气更高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俺两次评上模范饲养员，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这是一个典型的新中国女性的成长故事，一个农村家庭妇女成长为女劳模、女领导、女党员的故事，众多细节铺排的着力点不只为了催生最终的结果，更在于一步步展现“变”的过程。虽然女场长作为中心人物是作者极力要宣传、表扬的典型，其实小说中更有力量、更具英雄品质的是她的丈夫——一直引导她、不断帮助她提高政治觉悟的老基层干部，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丈夫称为她的“精神导师”，这里面有一个“教育—成长—长成”的小说模式在起作用。读这个故事，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它会让我们想起赵树理描写农民开大会的热闹场面，想起马烽让农民自己讲自己思想转变过程的叙述方式，想起《李双双小传》里夫妻“博弈”的小技巧。如果找几篇“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进行细致比较，我们会发现《一个心眼儿》运用了太多“十七年”的资源，甚至可以说，如果不动用“十七年”的文学资源郑万隆这样的年轻写作者还能求助于什么？20世纪80年代末，郑万隆在接受台湾学者梁丽芳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这一代作家都受过这‘十七年’文学的养育，他们是在十七年的基础上往前发展的，他们读到的五四作品不多，五四文学作品在解放以后出版的很少。因此，这一代的作家，很难逃出十七年的文学的影响。”^[8]

1975年1月，郑万隆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即《响水湾》，第一个出场的人物也是一个朴实的养猪能手，小说中的“中心英雄人物”李耕是她的丈夫，在这里《一个心眼儿》中那个拥有强大的感召能力的丈夫终于在《响水湾》中从妻子的背后走到了前台。不过，女饲养员的故事在长篇中并没有被展开，或者说她的政治故事没有被展开，她完全被局限在家庭中，成为无限支持丈夫大干社会主义的坚强后盾，而几个非常耀眼的年轻女性迅速登上响水湾的政治舞台，作为主要英雄人物来陪衬中心人物李耕。值得注意的是成长故事在长篇小说中被简化了，年轻的姑娘们在更多时候呈现的是长成的状态，作为女饲养员的下一代——新一代的无产阶级女儿，她们已经具备了极高的“政治觉悟”，在很多时候，她们甚至能遮住李耕的光彩，以更激进、更大胆的工作作风超越李耕的沉稳和神机妙算，在关键时刻做李耕力所不及的“大事”。如果说李耕是规划者，姑娘们则是勇敢的实施者、行动者，李耕的绝对“中心性”不断遭到作为陪衬的女人们的“挑战”。这种喧宾夺主的结果可能是作者想极力避免的，可是在作者将主题文本化的过程中因为不想展露无产阶级女性的内部矛盾和思想上的“落后”与挣扎，教化的过程被省略，喧宾夺主的效果便意外地出现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十七年”屡试不爽的教育、讨论、成长故事被“文革”话语屏蔽，令人激动的美好结果挤掉了曲折艰难的过程，取而代之的逻辑是阶级出身决定政治表现，无产阶级的女儿注定是无产阶级的接班人。

虽然《响水湾》写于1975年，出版于1976年6月，写的却是1962年前后的故事，这个时间差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效果，就是小说里的人物虽然生活在60年代初，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却符合70年代的政治逻辑，也就是说作者是站在70年代按照70年代的官方意志来构造“十七年”故事的，这里面涉及70年代对“十七年”的改写问题。而70年代最使人不可信的就是那种本质化的叙述——阶级出身决定政治立场，决定一个人物该是好人还是坏人。作为小说着墨颇多的年轻的无产阶级女儿，因为她们根红苗正的出身，无一例外地具有了政治上的正确性。如何表现这些长成的接班人的政治觉悟、如何表现新一代女性的风貌、如何突出女性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力量这些时代命题，按照70年代的创作规则必然要将其放入路线斗争和劳动生产中，也就是要将其放入农村的三件大事即农业合作化、两条道路斗争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来表现。这是70年代的郑万隆要完成的约定性动作。

在女人身上用笔墨绝不是郑万隆的独创，20世纪50—70年代的小说中“红”女人不计其数，最能集中体现新中国女性风貌的当属《海岛女民兵》。主人公海霞完全符合新中国对女性的三大要求：第一，出身好，思想“红”，政治觉悟高；第二，是斗争中的猛将；第三，是生产中的劳动模范。作为对海霞达标的奖励，小说安排毛主席接见了她，这是在那个时代国家给予个人的最高荣誉。作家们对女性的关注与共产党的妇女政策息息相关。早在革命时期共产党便多方争取受压迫的女性参与到革命中来，并为她们描述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新中国图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到女性劳动力的重要性，他认为：“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9]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各地积极动员女性参加农业劳动和水利建设，1955年以后，全国出现了众多讲述如何动员女性参加劳动的小册子，如《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妇女工作的经验》《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农村妇女当了社主任》《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女劳动模范》^[10]等。这些小册子一方面致力于分享基层妇女工作经验，所谓“经验”无非是物质奖励和思想劝导；另一方面表扬妇女，树立典型，以期进一步调动她们的劳动积极性。“大跃进”中更是出现了很多歌颂妇女劳动能力的诗歌，如诗集《妇女力量半爿天》^[11]。在这样的语境下，小说中出现了众多新时代的新女性，她们可以以女英雄、女劳模，以及女知青、女赤脚医生等身份充当主人公，被刻画得近乎完美。即便在以男性角色为中心人物的小说里，也有不止一位女性担当着重要角色，是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功能性人物，在长篇小说中对女性角色的设置几乎形成了一套屡试不爽的模板。

不过，与五六十年代书面记载不同的是，70年代塑造的响水湾的无产阶级女人们已不再需要物质鼓励和说教式的动员，“小腿疼”之流仅存在于地主、潜藏敌人、富农和极少量中农之间，在70年代的规则中长成的无产阶级女性已经能够自主、自觉地参加到开山引水的繁重劳动中，并把参加劳动视作体现自己阶级立场的外在表现，同时也把劳动视作获取男女平等的有力武器。这样，作为劳动力的女性便在劳动中找到了自我价值，通过集体劳动她们深刻体会到她们也存于社会组织结构中，从小的方面说，她们是村里的一员，从大的方面说，她们是新中国的主人，她们已经完成了从小生产者到女劳力的改造，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社会化大生产中。在这样的逻辑中，劳动不再是繁重的负累，不需要物质刺激，而是光荣的使命，是快乐的源泉，是地位的证明。小说中有一处上坡挑水的情节很富有喜剧性：姑娘们踊跃参加劳动将自己当男劳力用，小伙子却有些瞧不起她们，英雄人物之一的大菊便得理不让人。

大菊俏皮地挑了挑浓浓的眉毛，说：“坡还有不大的，不冲着这大坡，俺们还不来哪。”

“嗬！打针鼻眼里往外望，小瞧死人了。道儿不是人走的呀？你能干，我们就能干！”大菊这么一说，几个姑娘也对着拴柱放开了“机关枪”……^[12]

男女同劳动的场面被描述得很是生动、鲜活，作者巧妙地通过男性的眼睛来看女性的劳动，在男性的眼中女性是那么有力、那么勤劳，甚至那么拼命，丝毫不比男性差，让男性打心眼里不敢小觑。在50—70年代的农村，流传着很多类似“有个姑娘不爱花，爱和小伙子比力气大，小伙子挑泥一百五，她却满装一百八”^[13]的诗句（或者叫顺口溜），这样的诗句自然难掩按照官方意志炮制的成分，更透露出浅薄的浮夸气，可它同时也是鼓舞情绪、激动人心的诗句，可以让读者想象出一幅热闹而欢愉的劳动图景。从这个角度看，70年代的小说其实是给予人希望的小说，让人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待。

这里无意戳穿70年代造就的无产阶级女劳动者的“神话”，无意去做所谓“祛魅”的工作，只是如实说明了郑万隆在那个历史时刻就是如此塑造女劳动者、女接班人的。这些女人跨越了自私、狭隘的个人局限，超越了“政治上不成熟”的被教化过程，怀抱大干社会主义的狂热激情集体出现，这就是小说的事实。笔者只是在承认作者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讲述事实，讲述作者的动作，如迪克斯坦提议的那样：“一边是将作者视为与我们相同的人——需要解决有创造性的问题，做出临时的抉择——而抱以同情，另一边是批判性地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文化时刻的语言建构，‘讲述’作者而不是被作者讲述。”^[14]

二 作为典范的女领袖

无论是否是以女性为中心人物的小说，在7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几乎都有一位根红苗正、思想端正、擅长说教的年轻女性，她们往往负责党团工作，文化高、处事稳，身边时常追随一两个勇敢又冒进的更年轻的姑娘。在《响水湾》中，桂花便是“高大全”式的女领袖，大菊则充当了她的先锋官。

王桂花一九五九年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一九六○年入党，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去年秋后又选进党支部委员会，是支委会里最年轻的委员。^[15]

桂花细高挑的个儿，梳着两条油黑油亮的短辫，椭圆形的脸上总是红润润的，眼睛又大又亮。她今年二十四岁，虽然还未脱去姑娘们喜欢嘁喳笑闹的脾气，但是，比队上同般大小的姑娘要刚强、沉稳，有心缝。在拴柱妈眼里，桂花是个不平凡的庄稼闺女，回乡才四年多，入了党，还当了全村第一个女支委，又是团支部书记，又是民兵连指导员，女将军哩。^[16]

桂花是响水湾向阳坡大队的女干部、女党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她身份的两点定位。第一，她是党员的女儿。虽然在小说中桂花的父亲没有出现过，母亲只草草地出场一次，却明确交代了其母是老党员，这种家庭出身为桂花提供了政治保证。第二，她被村里人称为“回乡的知识青年”。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知识青年一般指外来者，而在村里人的意识里桂花这种在外面读过高中后归乡的有知识的青年也是“知识青年”，这样一种身份定位赋予了桂花两种优越性。一方面她是知识者，明事理，懂政治，熟读毛主席著作，可以充当他人的教导者，不仅可以教导女性，还可以教导男性、教导长辈，她是全村青年男女的主心骨，也是村里老人可以依靠的力量；另一方面她是村里人，是农民，她与村里的群众有着相同的出身和生活体验，对于村民她不是被强加的“领导”，而是被推选出来的自己人。这样安排桂花的身份看似无意，实际包含了国家和郑万隆个人对女领袖的双重想象。

早在革命时期，史沫特莱在采访妇女委员会的女秘书时发现，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做农村妇女工作很困难，年轻的女秘书表示：“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文化程度都完全不同于那些乡村妇女，以致很不容易在我们和她们之间找到共同点。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批乡村妇女在这里受训。”^[17]可以说，培养农村妇女干部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组织女性的一贯策略。尤其在1955年以后，女性被视为合作化大潮中的重要劳动力，在农村女性中培养积极分子、骨干分子作为妇女工作中的有效经验被大肆宣传，树立妇女典型进而通过她们教育更广大的农村妇女、以女性带动女性的方案的确在那一历史时段开启了女性的另一种新式生活图景。那时候“女劳模”“女先进工作者”“女代表”这些新名词为广大群众所熟悉。在典型的女性成长小说《海岛女民兵》中，海霞是在老书记的指导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小说着重讲述了老书记教海霞识字的故事。如果从性别的视角来考虑，老书记在这里并不代表男性，而是代表党，不是一个男性教导了海霞，而是党培养海霞成长。小说中真正以男性个体面目出现的是高中毕业生陈小元，而他对教女性识字的工作非常不认真，最终只好由海霞亲自帮助姐妹们学文化。也就是说在女性的成长史上男性无法充当合适的教化者，女性由被压迫的人转变为社会的人、政治的人、自食其力的人只能依靠女性群体自身的力量，尤其是女领袖的组织能力。这一点在《响水湾》中表现得很明确，年轻的无产阶级女儿并不处在李耕无微不至的教导下，而是围绕在桂花的周围，心甘情愿地被桂花组织。这里的示范教导者已经由代表党的男性转变为女性自身，这正是官方对女性力量和新时代女性任务一再强调的结果。也许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对女性地位的强调不过是完成革命的规定内容，即形式与话语上的“男女平等”，精神上的独立并不是他们关心的范畴，而后，对女性的大加赞赏不过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女性以奖励以期争取女性成为大干社会主义的劳动力，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然而，不管最初的设想是怎样的，在官方不断地在话语层面提高妇女地位、确认妇女能力的语境下，实际滋长了一种女性无所不能的浪漫情怀。如果说70年代的小说塑造了无数个理想主义的英雄，那么女性则是这些英雄中最能体现浪漫主义的一群。

在《响水湾》中桂花如同海霞一样勇拦飞石，即使强壮的小伙子拴柱都没有她动作敏捷；在探泉这种村中大事里，桂花如同男人一样下到深洞中，最终是她而不是李耕找到了泉水。另一主要人物大菊不仅是村里尽责的气象员，还是爆破专家，她可以利用几何知识架桥开山，给县里的技术员出主意。她们的这种女闯将精神不仅体现在劳动中，还表现在她们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分子当面锣对面鼓的斗争中。更有意思的是，小说有着明显的“重女轻男”倾向。《响水湾》里有两对年轻的恋人，一对是桂花和来庆，另一对是玉兰和拴柱。从官职上看，桂花有着一系列的头衔，来庆只是一个生产队的分队队长；玉兰是另一个生产队的大队长，是全公社的头一名女大队长，与拴柱的父亲李耕平级，拴柱只是民兵连长。从政治觉悟上看，桂花是老共产党员（早于来庆入党）、团支部书记，红宝书读得比来庆多，经常以真理代言人的身份教导来庆；玉兰是公社里，甚至县里重点培养的党员，其政治前途远远好于拴柱。小说中玉兰和拴柱基本没有交流，来庆和桂花单独相处的情节不过有寥寥几处，每次都是桂花主动找来庆说话，而来庆则腼腆得像个姑娘。那么桂花主动找来庆谈什么呢？那个时代的青年男女是如何谈恋爱的呢？

来庆直憨憨地说：“买点药，哪要两个人，我一个人去吧！”

桂花说：“趁买药这工夫，我有话跟你说哩，走吧。”

来庆不吭声了，跟着桂花踏上了那柳丝飞扬，月色花花的山路。^[18]

“柳丝飞扬，月色花花”，在这难得浪漫的夜晚，读者必然料想两人要说一些缠绵的情话，哪怕互诉一下大干社会主义的共同志趣，可是桂花却以引导、指挥的口吻让来庆劝导她未来的公公“不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要来庆正确对待其父的错误行为。陪同未婚夫买药是假，做思想工作和布置任务是真，其中竟然没有一句情话。来庆显然对桂花的指示非常遵从，文中写道：“‘我，我听你的！’来庆扬起脸，目光很坚定。”^[19]当来庆稍有动摇的时候，桂花的批评丝毫不留情面：

桂花不高兴地说：“你呀，就是面皮软，没原则性儿。一个共产党员，要有党性，亲爹怎么着？他办得不对，也听着、顺着，不敢斗啦？这样的软棉花瓜子劲儿，可不行，一定得改改！……”

桂花的话，像锤子敲打着来庆的心，汗水顺着他的腮帮子往下流，白背心溺湿了，浑身冒着水气。^[20]

来庆的“汗流浃背”透露了他极度紧张和羞愧的心理，我们已经分不清来庆是因为没有“党性”而紧张，还是为在心爱的姑娘面前丢脸而羞愧，更分不清是桂花的政治正确性压倒了来庆，还是她的美貌战胜了来庆。私人生活与国家话语已经如此紧密地交杂在一起，无法彻底剥离。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郑万隆在小说中多次提及桂花外貌的美，并塑造了多个美貌的女英雄。小说多用“苗条”“高挑”这类词形容女人，而不用“健硕”“健壮”，女性的脸蛋是“红润润”的，而不是“黝黑”的，年轻的姑娘们梳着“短辫”，而不是“齐耳短发”。在关于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影像中，灰色、黑色和蓝色是主色调，而在响水湾，女领袖身着红装，女闯将身穿花衣。郑万隆不厌其烦地描绘着女人们的姣好容貌，尤其对“苗条”的女人情有独钟，更赋予这样的女人以知识和才华，男人们在女性的映照下显得过于粗笨、憨直。纵观郑万隆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的作品，我们会很容易发现，在两个不同的文学时期，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女性，这些女性基本是风风火火、英姿飒爽的美丽形象，她们敢说、敢为，执拗而狂热，男性在她们面前，永远是一副“闷葫芦”的样子。

在郑万隆1974年的短篇小说《风雪河湾》里，主人公李军便是一个大胆的女工，为了生产可以与老上级叫板。写于80年代的中篇小说《年轻的朋友们》因女主人公李晖“过于开放”而引起争议。如果我们在郑万隆的创作中寻找他的习惯动作，那么塑造“急先锋”女性和“闷葫芦”男性无疑是他钟情的手势。我们无法确定，是新中国的妇女政策和政治宣传影响了作者对女性的态度，还是作者本身便对塑造女性有着偏好，抑或根深蒂固的情结，不过没有关系，至少可以通过郑万隆笔下的女性找到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创作上的连续点。作为一个长在北京、读过中专的知识青年，郑万隆虽然多次下乡搞运动，大体了解农村的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他所偏爱的女性仍然是知识型女性，而且是貌美的女性，女干将的身上少了那么点儿“土味儿”，或许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农村劳动妇女最浪漫的想象。

三 N种妇女生活

《响水湾》是作者于70年代讲述的“十七年”故事，带有明显的70年代烙印，那么在“十七年”里，农村妇女的真实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

笔者查阅了农业合作化后报纸上关于农村妇女的部分报道和一些介绍农村妇女工作情况的手册。在这些官方鼓励发行的出版物上，虽然在大方向上肯定了妇女参加劳动和政治学习的积极性，展望了她们必将成为无私奉献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美好前景，但现实的困难并没有被回避。有的妇女不愿参加劳动，有的妇女投机取巧，有的妇女不关心集体只关心自留地，这些“落后”的妇女使毛泽东想发展妇女成为重要劳动力的设想实践起来困难重重。在当时的情境中，为她们读“红宝书”是没有用的，除了少数被重点培养起来的骨干分子、劳动模范，大部分妇女关心的只是吃饭问题。面对这些未被“教化”好的妇女，最实际的办法是给她们提供更多的物质刺激。“工分”无疑使女性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劳动可以如此立竿见影地向物质靠拢，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像丈夫一样凭借工分为家庭提供部分收入；工分把她们从家庭自主经营里抽离出来，带入社会化大生产中。当时受访的贫农妇女李芬华说：“照毛主席指示办，要果木有果木，要粮食有粮食，要记分有文化，再不像现在这样落后了。过去看电影只知道苏联人民生活好，但不知好日子是怎样来的，现在明白了，要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得努力劳动。”^[21]这段话明确地表达了一个农村妇女对劳动的最朴素的理解——劳动是为了过好日子，学文化不过是为了记工分。国家的美好许诺打动了广大妇女，对“美满幸福的前途”的反复描述使她们动心，在好处尚未得到的时候，评功表模，展开劳动竞赛，发挥“女领袖”的召唤作用，也有助于女社员们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先用物质刺激，后用精神鼓励，双管齐下，最终使女人们参与到了集体劳动中。

不过，在劳动的过程中，问题还是频频发生，关于记工分的不公平，关于女性的生理局限，关于集体劳动与家务活的矛盾，等等。女人们一方面可以为家庭增加收入，进而提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获得社会参与感；另一方面从没有摆脱过繁重的劳动，始终没有过上电影里的美好生活。在“十七年”的叙述中，光明与困难并存，不过困难注定在官方的叙述中被克服，高昂的基调总会覆盖中间并不和谐的插曲。这就是“十七年”描述的妇女生活——乐观、向上的女劳动者克服困难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

众多的妇女出版物和新闻报道再次印证，“十七年”的女性叙述始终在“教育—成长—长成”的模式中，而“十七年”的小说与新闻报道则具有令人惊讶的一致性，只不过小说在更多时候将“经验手册”里对物质的强调转换成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将策略转换为必要的思想教育。如果我们想了解“十七年”里真实的妇女生活，当时大量的妇女出版物和新闻报道的确是我们接近她们的一种途径，不过这些资料也有其倾向性，很多情节和细节也会被隐去，所以，对这些非文学出版物，我们只能带着辨析的态度去阅读。

时过境迁，当20世纪50—70年代成为历史，历史学家必然想还原某些真相。《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社会学教授理查德·马德森依据一些社会学著作及社会调查撰写了《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比起70年代的《响水湾》、“十七年”新闻报道的高昂基调，历史书中的叙述毫无激情。外国学者在承认妇女参加劳动有助于在家庭中提高地位、男女共同学习和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可以帮助自由恋爱的展开外，对“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的妇女生活并不抱有美好的想象。马德森认为：“当妇女在社会主义改造后被迫下田劳动时，她们获得了一些地位。现在，她们挣得的工分是家庭收入必不可少的部分。随着妇女在经济上变得更有价值，新郎家付给其未来的媳妇家的聘礼也有所增加。在家里，男性家长的专断统治似乎有所削弱。然而，妇女去集体农田劳动得到的工分总是比男人少一些，她们的收入没有分给她们自己，却给了她们全家，除了做农活外，她们还要做所有的家务活。”^[22]他进一步说：“虽然她们希望减轻负担，但是她们似乎并没有形成能系统地促进其地位改善的思想方式和组织形式。”^[23]在马德森的描述中，农村妇女的地位虽有所提高，自由恋爱部分可以实现，但她们仍然是承担着繁重的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且没有摆脱旧有思想的蒙昧的一群散兵，主人翁精神和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并没有在她们身上植根。

我们不止一次被提醒，历史往往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讲述的，“书写历史只不过是书写小说的另一种方式而已”^[24]。诚然，所有的历史书都有自己的视角和立场，都会为了凸显自己的观点而修剪材料，不过，历史学家“会给出注解和书目，以申明使用文献的出处，以及引述段落的来源和上下文，以便公开给大众去仔细检验，这样的做法无形中确立了历史学家做学问的专业标准，而这些标准，本身便是经过仔细检验的”^[25]。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马德森依据的文献大多是西方人（包括台湾地区的人）对中国农村的论证和记载，西方社会学家在中国实地采访时，也发现不同地域的农村存在很大的差异，对女性心理和生活境况的书写因为地域和个体经验的不同，本来就难以产生相对同一的书写。西方视角以及台湾地区视角的进入，使看似冷静、客观的叙述中透露出作者对“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并无好感。西方人在尽量公正地评价这段历史、承认部分积极效果的前提下，侧重讲述的其实是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无产阶级自身的矛盾、困境与思想的沉滞。《响水湾》这样的小说则有意回避了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困窘的生活实情，将农村中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将劳动和斗争充分审美化，从而突出了精神的巨大作用。相对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所认为的农民与传统的密切和思想的难以转变，小说展现的则是全新的农村社会图景，不需要聘礼，也不存在父权和夫权，“大男子主义”者会遭到女性集体的嘲笑和调侃。历史书中的农民困境在小说中荡然无存，影响农民过好日子的障碍不是劳动的繁重、不是家务和集体劳动的冲突，而是坏分子、党内右倾干部对生产的破坏，这样，内部矛盾便自然地被转化为阶级矛盾，或者说借助于阶级斗争暂且掩盖了农民生活的另一种不便言说的实情。

身处80年代的郑万隆曾检讨自己70年代的写作，他说：“我没有对那个时代完成一种超越，或实现一种超越。”^[26]对超越的要求实际是一种脱离历史的苛求，无论《响水湾》作为文学作品、作为史料具有多么大的局限，毕竟它清楚地彰显了70年代的作家是如何在多种力量的左右下想象社会主义农村的，并且描写了在70年代的观念里女性的至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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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

[2] 《飞雪迎春》第二版与第一版存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版实际是小说的上部，第二版为上部和下部的合集，故将其算作两部不同的作品。

[3] 《艳阳天》三卷分两次于不同年份单独出版，虽为同一小说，不同年份出版的内容却不同，故将不同年份出版的卷册分算；《金光大道》在70年代出版两部，因于不同年份出版，在计算每年的出版物时，也将其分两次计算。此种情况的小说还包括《沸腾的群山》。这里不同年份出版的不同部分均单独计算。

[4] 在这160多部小说中，也有以青少年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如李诗学的《矿山风云》，李诗学自己也将其小说称作儿童文学，但因《矿山风云》展现了矿山的斗争生活，不仅仅局限在几个孩子身上，并非单纯的儿童文学，这里将其计算在内。基于同样的理由，《闪闪的红星》也被列入。

[5] 在“文革”时期，革命故事不仅指革命历史故事，反映“文化大革命”中生产、生活、斗争的所有故事都被称作“革命故事”。革命故事是70年代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它与小说相近，主要用于口头讲述，通俗易懂，便于传播，既遵从“三突出”等“文革”中的创作方法，也运用一些民间艺术形式，设置悬念、运用巧合是革命故事惯有的方法。基层一般都设有革命故事编讲队。

[6] 参见本书下篇“1972—1977年长篇小说提要”。

[7] 郑万隆：《一个心眼儿》，《北京文艺》1973年第3期。

[8] 郑万隆、梁丽芳：《郑万隆：发掘了创作的金矿》，选自梁丽芳采编《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414页。

[9] 毛泽东：《毛主席论妇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8页。

[10] 《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妇女工作的经验》，中华全国民主联合会研究室编，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版；《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新知出版社编辑，新知出版社1956年版；《农村妇女当了社主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女劳动模范》，湖北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1] 上海民歌编委会：《妇女力量半爿天》，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12] 郑万隆：《响水湾》，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3页。

[13] 摘自上海民歌编委会《妇女力量半爿天》，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9—10页。

[14]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途中的镜子——文学与现实世界》，刘玉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78页。

[15] 郑万隆：《响水湾》，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页。

[16] 郑万隆：《响水湾》，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页。

[17]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中国革命中的妇女》，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18] 郑万隆：《响水湾》，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4页。

[19] 郑万隆：《响水湾》，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4页。

[20] 郑万隆：《响水湾》，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2页。

[21] 中华全国民主联合会研究室：《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妇女工作的经验》，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22]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1—702页。

[23]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9页。

[24] [美]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刘森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25] [美]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刘森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26] 郑万隆、梁丽芳：《郑万隆：发掘了创作的金矿》，选自《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梁丽芳采编，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