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浙江商帮与海外移民

如上所述，民国时期浙江沿海地区由于人口压力，加之交通的便捷，人口向外流动与迁移进程在清末基础上呈加速的态势。其中国内以上海、汉口等通商大埠为主，从中产生了以宁波帮为首的浙江商人集团，长期称雄中国商界，成为著名的江浙财阀的核心部分，有力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海外移民则以日本与西欧为主，影响至今。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浙江商帮损失惨重，势力迅速由盛转衰，随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又使浙江商人雪上加霜、举步维艰，其间部分浙江商人转向港台及海外发展，开始抒写浙江商帮的新篇章。

一、浙江商帮在上海等地的崛起

（一）上海

近代以来，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大经济中心的上海一直是旅外浙江人谋生创业的主要舞台。进入民国后，已在清末得到相当发展的旅沪浙江商人利用民国政府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与一战爆发的机会，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成为许多业中翘楚，并形成了若干强大的企业集团，而且进一步联合起来，组织程度明显提高，并以自己雄厚的实力在江浙财阀中居于支配地位。

到民初，以宁绍商人为主力的浙江商人在上海工商业诸多领域占有优势地位，特别是在金融、航运、贸易以及医药、卷烟、造纸、橡胶、文化娱乐、服装、钟表等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宁波帮成功实现从传统商帮向现代商人企业家群体的转型，在上海工商界独占鳌头而闻名遐迩。

上海开埠后，宁波商人将过账制度引入上海，从而有力地推动上海钱庄业的发展。具有钱业经营传统的宁波商人在开埠前已有人在上海设立钱庄，五口通商后，大批涌往上海的宁波商人更是积极参与钱庄业的投资与经营，因此在近代上海钱庄业发展中宁波人占有突出的地位。不仅清末民初时上海九大钱业家族集团69中宁波人占有5家，而且上海钱庄经理人员多为宁波、绍兴人士。钱业公所、钱业公会等同业组织也多由宁绍人士发起组织。其中慈溪人秦润卿任上海钱业同业公会会长近20年，1947年还被推为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成为近代上海钱庄业的标志性人物。民国上海钱业公会最后一任理事长沈日新也是宁波人。与秦润卿同时代的民国上海钱庄业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宁绍籍特别是慈溪、余姚、上虞籍精英。20世纪30年代初，钱业中人在探讨上海钱庄经理为什么特别多出自宁绍帮时指出：“其所以独多宁绍帮者，盖钱业之进用人才，首重介绍，父子相承，传为世业，旁及戚娅，故以同乡人为多，至于进用陌生之人，苟非真有才识，甚不多见也。”70对于宁绍籍人士在上海钱庄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后来秦润卿在回顾上海钱业历史时也无不自豪：“自筚路蓝缕，开辟草莱，迄于播种耕耘收获，无时无地莫不由宁绍两帮中人之努力为多。”71就宁绍帮内部而言，宁波帮实力远胜于绍兴帮。其中缘由正如秦润卿所言：“当时绍帮诸庄，大都为别帮资本家所投资，宁波则本帮资本家投资者比较略多，此盖当地人士之财力不同使然。”72当时，上海实力雄厚的钱庄股东大多是宁波籍富商，如镇海方介堂家族、李也亭家族、叶澄衷家族、宋炜臣家族，慈溪董耿轩家族、严信厚家族，鄞县秦君安家族，都曾开设多家钱庄。

宁绍商人在上海钱业中的地位是浙江商人在上海金融业重要地位的真实反映。这种地位在银行、保险、信托及证券等其他金融行业莫不如此。如1912—1927年上海共创设银行56家，其中浙籍金融资本家创办或为企业代表的占59%。73正如日本学者森次勋20世纪30年代所说，“浙江系曾将上海之土著新式银行之大半收归其掌握之下”74。这其中宁波商人的地位也相当突出，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75

浙江商人在上海保险业中的优势也很明显，1934年总公司设在上海的24家保险公司中，浙江籍商人经理的至少有15家，约占总数的63%。76证券信托业，1921年“信交风潮”后，上海交易所能继续营业的只有浙籍虞洽卿、郭外峰、盛丕华、周佩箴、赵家艺等创设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以及主要由浙籍孙铁卿、冯仲卿、张慰如、周守良发起创办的华商证券交易所等数家，而信托公司能不卷入旋涡得以独存者只有绍帮巨子田祁原、田时霖、宋汉章、王晓籁等46人发起成立的中央信托公司以及由永嘉黄溯初、徐寄庼等创设的通易信托公司。77

在有最重要实业之称的近代航运业，浙江商人特别是宁波商帮的优势同样明显（详见表1—10）。其中1914年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至30年代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业集团——三北航业集团。到1935年，该航业集团拥有大小轮船65艘，计9万多吨，占当时我国民族航运业轮船总吨位的1/7。78三北集团在长江沿江及沿海南北各埠设立分公司、代理处数十处，所属轮船不仅航行南北洋及长江航线，而且兼航上海至海参崴，上海到仰光、南洋群岛以及上海到日本诸航线，成为“我国民营航业的翘楚”。其间，还有大批宁波及台州、温州等浙江商人从事航运业，使浙江商人在上海航运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表1—10　1921年前旅沪宁波人经营轮运企业一览

资料来源：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0—622页。

 

与此同时，浙江商人在火柴、卷烟、橡胶、医药、日用化学、电器等工业领域及文化娱乐业也占据绝对优势。1912—1927年，上海共创办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卷烟厂21家，浙籍资本家创办或为企业代表的至少占50%，其中1924年镇海商人戴耕莘、陈楚湘接盘经营的上海华成烟草公司，1934年已是“上海华商烟草公司之魁首”。在火柴业中，刘鸿生1920年在苏州创办的鸿生火柴厂，至1930年发展成大中华火柴公司，其产销量占全国的22%以上。在橡胶业中，1925年鄞县人余芝卿独资创设的大中华橡胶厂，1931年时资本已是上海橡胶工业资本总额的27%。在医药业中，浙籍黄楚九、项松茂等创办经营的中法药房、五洲药房也逐渐发展成为大型工商联合企业集团，其中五洲集团1936年的资本额达280万元，占上海97家药房资本总额的51.4%。在文化娱乐业，1897年宁波鲍氏家族鲍咸恩、鲍咸昌、夏瑞芳等创办的商务印书馆，1911年嘉兴人陆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1917年绍兴人沈知方创办的世界书局，至二三十年代已发展成全国最大的3家出版印刷企业，其中商务印书馆30年代初资本额达500万元，拥有全国分支馆、印刷厂43处，年营业额1200余万元，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79此外，黄楚九的大世界、张石川等创办的联华影片公司、邵氏兄弟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等均为业中翘楚。

进入民国以来，旅沪浙江商人还通过各种形式联合起来，组织程度明显提高，从而使自己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一方面，旅沪浙江同乡团体纷纷成立，除成立于1910年的宁波旅沪同乡会、绍兴旅沪同乡会进入民国后迅速发展外，温州旅沪同乡会（1917）、台州旅沪同乡会（1921）也先后发起成立。在此基础上，联合浙属各地同乡的全浙公会也于20年代中期成立。其中人多势众的宁波旅沪同乡会1946年会员达36490人，从事工商业者24386人，占66.8%，学界2926人，航运界339人，军政界247人，其他8592人。80温州旅沪同乡会发展也相当迅速，1936年时会员达4568人，1947年突破2万，1949年初拥有会员32116人。81

另一方面，浙江商人在成立于清末的上海总商会中的地位进一步增强，并发起成立上海银行公会（1918）、钱业公会（1917）、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1927）等上海主要工商业团体，不仅使上海工商界的组织程度明显提高，而且据此旅沪浙江商人在上海各业中的地位与作用大为增强。

上海总商会是浙籍第一代资本家严信厚于1902年创立的，并任首任总理。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到1929年总商会被改组的27年间，总商会共换届18次，浙商巨头严信厚、李厚佑、周金箴、朱葆三、宋汉章、虞洽卿、傅筱庵7人共14次当选总理（会长），任职时间达23年。浙商周金箴、朱葆三、李厚佑、严子均、秦润卿、方椒伯、袁履登、沈联芳、王一亭当选总商会副职也达13次。在上海总商会议董（会董）、会员中，浙商所占比例均在50%左右，1924年浙籍会董竟达72.7%。

上海钱业公会从1917年创办到抗战全面爆发前的近20年中，正副会长、总副董及主席职务始终为“浙江帮”所垄断，朱五楼、秦润卿、田祁原、何衷筱先后任会长（总董），秦润卿、魏福昌、盛筱珊、田祁原、谢韬甫先后任副会长。钱业公会的历届董事、执行委员也几乎清一色是浙江籍，绝大部分年份占90%。银行公会主要由浙籍金融头面人物宋汉章、徐寄、钱新之与江苏籍的陈光甫等发起创立，宋任首任会长。从1918年到1931年，银行公会换届8次，其中设会长（主席）6届，浙籍银行家宋汉章、盛竹书、李馥荪先后出任5届会长，掌握着这个近代上海最具影响的同业组织。82

正因为浙籍资本家在江浙财团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所以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学者把“江浙财团”称为“浙江财团”或“浙江财阀”。以宁波商帮为代表的近代浙江商人为近代上海的崛起有着重要的贡献。就民国时期活跃在上海的浙江商人来说，无疑以宁波、绍兴、湖州籍为主，其中宁波商人更是人多势众，在当时上海工商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就人数来说，民国时期在上海的温州、台州人也不可小觑。近代温州人多地少，纷纷赴外创业谋生，其中上海是其重要的目的地。到20年代，旅沪温州人不下20万，40年代末更达到50万人。成立于1912年的温州旅沪同乡会不仅是成立最早的旅沪浙江同乡会之一，经常为旅沪同乡的权益鼓与呼，并常常联合其他团体参与上海乃至全国性事务而引人注目，成为民国时期上海相当活跃的社会团体。成立于20年代初的台州六邑旅沪同乡会（后改名为旅沪台州同乡会）则在赈济家乡水灾等活动中名噪一时。

（二）天津、汉口等地

位于华中的汉口号称“八省通衢”，1861年开埠后，汉口五方杂处，商贾辐辏，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商埠。浙江商人特别是宁波商人在汉口的势力也快速增加，成为近代汉口最有影响的外来商帮之一。此外绍兴、温州等地商人在汉口也有一定的人数。1918年汉口总商会所列的各帮会员名册中，有宁波成衣帮、典当帮、老银楼帮、新银楼帮、杂粮帮、药材帮。宁波商帮在汉口主要经营贸易业、水产业、银楼业、货运业、火柴业、水电业、杂粮业、洋油业、五金业和银行业，并有不少宁波商人充任洋行买办。史称在汉口从事贸易业的多为宁波商人与广东商人，其中“尤以宁波商人为最……凡汉口特有之物，无不买入，或更运往他处销售……宁波、上海两地商人一年之内为50万两贸易者不下六七十家。但所谓上海帮者，与其称为上海帮，不如称为由上海来之商人较为妥当”83。当然所谓上海帮也无疑以宁波商人占多数。到20年代前后，汉口的水产海味业和银楼首饰业，大半为宁波帮所垄断。如著名的汉口宝成银楼“股东全系甬人”84。1920年问世的《夏口县志》载，“宁波帮……或合绍兴称宁绍帮，凡汉口之海产物商店及金银细工业，大多为此帮所占。又长江之夹板船航运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85。这些夹板船运往汉口贩卖的主要是棉纱、棉布、绸缎、海产品，从汉口运出的主要是杂粮、黄豆、桐油、牛油、片麻、苎麻、棉、米，1918年贸易额约3560万—4000万两。86在当时汉口杂粮业中，有一个汉帮志成堂的组织在业内地位举足轻重。这种“汉帮”并非汉口籍商人组成的帮口，而是专做汉口及长江上游土货生意的商人的一种行会组织。主持者多为宁波商人，如元丰号、永昌元号、恒兴仁号、成太义号，他们在上海四马路惠福里还组织杂粮茶会。

民国时期汉口商界的头面人物有不少是宁波商人。除镇海人宋炜臣（即宋渭润）因创办燮昌火柴第二厂、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而成为“汉口头号商人”外，在历届汉口商务总会的议董中，宁波商人均占有不少席位。首届总理是鄞县人卢鸿沧（中国交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第二届协理是镇海人汪炳生（汉口太记洋油行行东）；第九届副会长是镇海人郑似松（汉口太和杂粮行经理）；鄞县人蔡永基（汉口华昌洋行经理）、蔡瑞卿，镇海人盛竹书（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史晋生（汉口顺记洋油号经理）、沈宾笙（汉口顺记五金号经理）、王柏年（汉口美最时洋行经理），慈溪人秦楔卿、赵典之、郑燮卿，都曾任汉口商务总会议董或会董，不少人连任数届。为联络同乡，宁波旅汉同乡会于1923年发起成立，盛时会员达5000余人，并办有宁波旅汉公学，有宁波人集中居住的宁波人社区。87

天津位于华北要冲，是近代北方的重要经济中心与南北漕运集散地，也是近代浙江商人在北方的大本营。在清末的基础上，民国时期以宁波商人为主的浙江商人在天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近代天津商界，宁波商人相当活跃，其中进出口贸易、南北货运业、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钟表眼镜业、金银首饰业、木器家具业等行业，势力尤大。天津宁波帮大多与上海宁波帮关系密切，或为上海宁波帮行号的分支机构，或为其代理购销。如天津棉布商经营的棉布一般由上海的代理商供应，但是由于这些代理商不会讲英语，因而必须“通过中间商——通常是宁波商人——从外国人那里买到这类物资”88。同时天津宁波帮又以天津为中心，把自己的经营区域扩展至东北、山东、河北等地。89进入20世纪20年代，天津宁波帮在银行业方面的作为相当引人注目。1920年，慈溪人童今吾发起创办明华银行，设总行于北京，并在天津、上海、青岛设立分行。1921年，镇海人贺得霖与童今吾创办的东陆银行在天津设立分行，并于1923年将总行从北京迁往天津。1926年，童今吾联合镇海商人俞佐庭在天津设立中国垦业银行，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并办理钞票发行。1929年，该行改组，总行迁往上海，天津改为分行。明华银行、东陆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便是天津宁波帮创办的著名的三大银行。“由于贺得霖、童今吾二人同李思浩（曾长期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关系密切，时人称贺、童是李的左右丞相。因此宁波帮三银行虽表面上看似乎各不相干，实则一线串联。”90

由于旅津浙商人数众多，创办于19世纪80年代的浙江会馆进入民国后得到了继续发展，以宁波商人为主导的格局也没有改变。1922年夏秋际，宁绍大水为灾，浙江会馆发起募捐，到11月，即募得4500元，电汇宁波赈济。911924年，该会馆为浙江旅津公学募捐，为此成立基金募集会，分92个支会，支会会长由旅津同乡中名流担任。921946年，会馆再次发起征求会员，名额达2200人，选举董事15人。93

民国时期宁波商人还在天津兴办了不少近代企业，主要是制药、轻纺、化工与盐业等，有知名度的有乐达仁的天津达仁堂制药厂、达仁铁工厂和朱继升的仁立实业公司，其中达仁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成为全国中药行业首屈一指的大企业”。1935年，“营业额达百万元（银元）之巨”。94仁立则是一家拥有精纺、粗纺、织染、呢整全套设备的著名企业集团，1942年拥有资本800万元。

除上述的沪汉津地区外，民国时期浙江商人在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以及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与广州、厦门为中心的闽粤地区等均相当活跃。20世纪20年代成书的《定海县志》，称冒险之性为岛民所特具，“航海梯山，视若户庭”。《鄞县通志》也称，甬人“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其上者出而为商，足迹几遍国中”95。如果将上述评语用于温州等其他沿海人氏也不为过。正是这经久不衰、此起彼伏的外出创业潮铸就了民国时期浙江商人的辉煌。

清末民初是近代浙江商人发展的鼎盛时期。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打断了浙江商帮的发展进程，不少浙江商人遭受重大损失甚至灭顶之灾。如西药大王、宁波商人项松茂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惨遭日军杀害，尸骨无存。钟表大王孙梅堂在此次事变中也损失惨重，其在闸北兴建的大批房产及美华利钟厂、首饰厂等都毁于战火。也有相当部分浙江商人将企业内迁至大后方或迁至香港等地。如商务印书馆部分迁到重庆；信谊药厂在香港马宝道设立分厂，并在大道中设公司办事处。其以新方法制造的产品成为“香港新药厂中之铮铮者”。五洲药房则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及工厂，生产人造自来血等产品，销往东南亚一带市场。96

全国抗战爆发后，上海大中华橡胶厂重要设备在西迁途中被日军全部没收。其余幸免于难的浙江商人在抗战时期基本上收缩业务范围，经营惨淡。许多人因不愿与日本人合作而闭门息影。抗战胜利后，上海等地的浙江商人经营活动一度有所恢复和发展，如鄞县商人柳中浩与其兄柳中亮1946年创办国泰影业公司，并拍摄了《无名氏》、《忆江南》等影片。但好景不长，随后爆发的内战和通货膨胀使浙江商人的发展严重受阻，经营上纷纷陷入困境。于是，鉴于大陆趋于恶化的经营环境，部分浙江商人移居港台及海外各地，开始了旅外浙江商人发展的新篇章。

二、浙江海外移民的持续进行

人多地少的浙江沿海地区居民向海外移民由来已久，清末后人数开始增加，进入民国以来，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日本等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刺激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浙江人海外移民规模也迅速扩大，迁徙目标以日本与西欧为主，移民主要来自沿海的温州和与之相邻的丽水青田及宁波等地。

（一）日本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吸引了浙江沿海居民前往谋生创业。如鄞县南乡之桃江、茅洋、定桥、胡家坟及西乡之张家潭等地，历史上居民除业农外，亦有出洋捕鱼者。清末时，这里已有大批下层民众赴日本及南洋等地从事饮食、缝纫、理发业，俗称“三把刀”（厨刀、剪刀、剃刀）。其中鄞西张家潭人张尊三早在19世纪70年代赴日本函馆，初在华商万顺海产号任司账，后在函馆独资开设德新海产号（后改为裕源成号），指导日本渔民将原来废弃的鲨鳍加工成鱼翅出口，后又广设商号，获利颇丰，人称“鱼翅大王”。张氏本人于1917年回国定居，但其家族成员多数仍在日本。当时桃江傅、张两姓多至日本开设料理店，且不乏卓有成就者。1931年“九一八”后，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迫害，张氏族人多数回国定居。1931年11月出版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报道说：“旅日甬侨张云章、张彩章、张富祥、张岳兴等数十人，携同家眷，已于日前乘日邮船返国。（彼）谓渠等受日本军警压迫，并日本浪人派人肆扰，闹得寝不安席，因此不能营业，只得摒挡返国。……所有族中留日未返之岳生、悦生、阿华、小华、瑞根等，亦将摒挡一切，挈眷回国，免被日人蹂躏云云。按张等均系鄞县桃江村人，携家眷在日本东京市开设料理者。”97桃江傅氏清末起也有不少人至日本谋生，并取得生存与发展。现日本宁波同乡会会长傅启泰即为傅氏传人，其父傅阿来早年赴日本，以开设料理店起家。

进入20世纪初，鄞县南乡胡家坟之胡氏家族中的榆灵、松灵、芝灵、云岳、登岳、春岳、鲁岳、恩岳等人，先后在日本东京、横滨、神户等地开设料理店、成衣铺，故有“三灵五岳”之称。南乡永和，“其地之边界毗连奉化，居民之风气、语言往往有与奉化近者。平民生业大率农服先畴工，习西帮裁缝，且有远赴日本而因以起家者。一人倡之，百人和之，相率而成风”98。

慈溪人吴锦堂是清末民初浙江人移民队伍中罕见的在日本取得成功的人。他于19世纪80年代赴日本长崎从事进出口贸易，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并投资多家日本公司，成为当时日资公司中“穿着唐装的中国董事”，有“关西财阀”之称。99

就人数来说，民国时期在日本谋生的浙江人以宁波与浙南温州及青田为多。1922年11月11日《申报》在《横滨之华侨》一文中称：旅居横滨之华侨以广东宁波两处之人为最多，其他各地之人较少，全埠华侨共有4800人。一战结束后至20年代初，浙南温州瑞安、永嘉及青田等地贫苦农民与小手工业者纷纷东渡日本谋生，形成了浙南历史上第一次移民潮。据1922年春统计，“新从浙江温州、处州两地来日之劳工突然增加至5000余人，散处各地”100。对此当时上海各报均有报道，如1921年5月11日《申报》报道说：“近日日本邮船会社之中日班各轮出口赴日，有大批温州人乘轮赴东，连日已经往日者业有一千数百名，后来者犹接踵而至，此项赴日之温州人以劳动界为多。”101他们以小商小贩为重要谋生手段，主要从事苦力或小商贩的工作，贩卖温州纸伞、青田石货。1922年1月4日《申报》报道说：华工之往日本者以温州之伞匠等居多，每一日轮开出恒有四五十名至百余名之，赴东大约以神户等起岸者为多。102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在日华侨遭受巨大损失，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机残杀无辜的中国华工，其中温州及青田两地惨遭杀害的达700余人。103大批温州、青田华侨回国，到当年11月初，温州旅沪同乡会即先后组织七批计4000余旅日同乡回国。104

 

表1—11　1923年温处两地灾侨回国人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民国日报》、《申报》1923年9月18日至11月23日。

日本军国主义的排华政策使浙江人移民日本的热情大减，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批在日浙江华侨纷纷回国，或转赴其他国家与地区。1926年4月23日《四明日报》报道说：“侨日镇海商人不愿在日本苛捐之下营生，纷纷回籍。镇海县属各区侨日华商，为数甚多。兹悉日前由日本神户大板等埠，侨商纷纷辍业回籍。询据原由，系因该国政府新颁一种营业捐，课抽税银颇重。各侨商在该处经营杂货等业，被其影响，无力负担，大致亏本，故皆收束店务，纷纷回转国内，别谋营生。计有城区八里桥朱林生，西门外马和茂、石塘下王秉楚、岩乡札马村虞某等人10余户。并闻闽粤籍者，亦有二三十家。总计此次侨商回国，数近六七十家之多云。”105

1931年“九一八”以后，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在日华侨回国更是形成高潮。如当年12月“招商局奉令派新铭轮赴日载侨归国”，共计1225人，其中以浙之温州台州为最多。106

据记载，原是永嘉县一部分的文成县在20世纪20年代也有不少人赴日，1920年至1929年，文成县出国人数为445人，去日本达261人，而30年代仅为48人，其中1936年至1939年仅1人。107尽管如此，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日本的浙江华侨仍有一定的数量，其中1939年在横滨者1929人，兵库县455人。108

（二）西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浙南华侨出国形成第一次高潮。移民目标除了上述的日本外，还有西欧各国，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人数更多，并影响至今。

青田石雕是当地著名的特产与工艺品，深受外人喜爱。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有青田及相邻的文成华侨远赴欧洲贩卖石雕的记载。1091917年，北京国民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23万劳工赴欧洲参加战地服务。同年冬，青田县招募赴欧华工2000人。战后这些青田华工大多定居欧洲，其中在法国1000多人。110且多以贩卖青田石雕为营生。这成为后来青田等地华侨大批外出的重要基础。1919年4月15日《新闻报》报道了由于交通阻隔大批在德温州华侨返国的消息：“侨德华商于本月五号，由德京柏林搭英国船抵申，其情形已志前报，昨有人往南市大达码头南康旅馆访晤归国华商之领袖林节卿君。兹将林君所述在德情形详录于下：林君等本以青田石所制各种玩物为营业，自欧战发生，船舶来往中德间顿为缺乏，因之原料来源亦绝。此次返国260人中除粤籍者160人由香港登陆外，有闽籍14人由福州登陆，抵沪者为甬籍18人，沪籍25人，余均为温州人。”111

进入20年代，青田、文成、瑞安、永嘉等县先期华侨以亲帮亲、故带故的方式提携乡人出国，蔚然成风，并波及周边地区，由此形成出国高潮，经久不衰，其中青田一地尤为突出。1931年，该县方山乡裘山村123户中有125人出过国或正在海外。1932年，邹韬奋游历欧洲时估计，旅居海外的青田华侨达三四万之多。另据估计，1920—1929年，青田出国人数5298人，30年代也有2462人。40年代因战事与政局剧变影响，人数大减，仅有304人出国。此外文成、瑞安、永嘉等县也有相当的数量，如文成县1911年至1945年共有1245人出国，其中1920—1939年间有1205人，占96.8%。112

 

表1—12　1800—1949年青田出国人数一览

资料来源：浙江省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华侨志》，第71页。

 

30年代由于永嘉、青田等地青壮年男子出国成风，以致引起地方人士的忧虑，认为如此下去，温州必成老幼之区，会影响当地经济建设，要求国民政府外交部设法予以阻止。为此外交部“拟定三项取缔办法，分饬有关各方遵照”。1937年4月12日《申报》报道说：外交部近据浙江永嘉青田两县士绅呈称，近有无业流氓，招致工人出国，影响地方建设，请为制止等情。外部据呈后，业已拟定取缔工人出洋办法三项，分饬实行。兹为分志如下：

 

呈请阻止工人出国

温籍士绅具呈外交部文云：南京外交部国际司公鉴：谨启者敝省人民出洋为工为小贩者，以青田温州人为最多。近有一般失业流氓在温州沿海各地，以欧洲获利之容易、生活之舒适为宣传，凡壮健有用工人皆受其愚，出国者几无月无之。查出洋贸易，原无不可，但该工人等出国之后，非流落于异邦，即娶妻生子久居海外，致本乡土地惭次荒芜，对于地方建设，不免蒙其影响。且最近又有大批无赖由沪抵此，作种种宣传，谓意大利邮船公司，于本月份起优待华人。凡每次有一百人出国者，可将船价对折计算，仅需国币二百余元，即可到达意国。苟到意后，无工可做，亦可由意人派往阿比西尼亚开垦荒地，可获巨量工资等语。民等调查过去工人已到意国者，约有一万多人。倘若每月如有工人源源出口，则三数年之后，温州必成老幼之区。民等为救济农村，不忍缄默。为特请呈钧部迅予阻止，地方幸甚。

 

外部规定三项办法

外部接到电文后，即拟定三项，阻止工人出洋办法：一、通令各发照机关停止温州青田人出国护照，二、函请意大利使馆转令意邮船公司，以后勿装温州工人，三、通令中国驻意使馆注意，如见有此种工人在意上岸者，随时予以原船押回中国。113

 

在浙东宁波、舟山及嘉兴等地沿海各县通过在外轮上做船员，其中部分人携亲带友侨居海外成为华侨。如宁波北仑大碶镇是近代宁波海员重要故乡之一。清光绪末年该地顾春林在香港创办“顾春记”船头馆，招募大批同乡当海员，顾阿法就是其中一员，他于1918年28岁时应招赴港。当时“在香港的大碶户主，76%是海员”114。而素以渔村著称的鄞县环东钱湖及姜山一带也是宁波海员的重要来源。该地居民，“习于风涛，自耕读外，多出洋捕鱼”115。因习于航海，这里不少人转而从业于外轮，充当水手等职而寓居国外，稍久，便携带亲友出洋。陶公山曹凡生、殷家湾郑家云、姜山定桥陈纪林为其中著名者。陈纪林于1908年离开家乡，去香港谋生。1915年经香港随北德轮船公司去德国汉堡。1920年设立水手馆，负责招募华籍海员。在其引导下，不少鄞县人在德国从事水手等业。1929年，陈纪林发起创办汉堡中华会馆并担任首届会长，成为当地华侨领袖。其后，其子陈顺庆、孙陈名豪均继承祖业，在当地侨界享有威望。另据1920年4月15日宁波《时事公报》报道：“鄞县东乡殷家湾地方居民多以墨鱼为业，每年于阴历四月间放洋，统计四五百家，并设有永宁公所，公举该乡巨绅郑世璜担任董事。”116故该地居民也有不少从业于外轮，充当水手等职，有的转而移民海外。

近代嘉兴海盐县澉浦镇也有一些人出国当海员。1900年前后，该地葫芦湾村金大坤经上海到英国轮船上工作。1920年前后，他引荐金孝坤、金法坤等亲友8人到英轮上做海员，到1930年前后，共有38人在外轮上工作。117

（三）东南亚等地

浙江人赴东南亚各地谋生创业即所谓在清末时已有记载，进入民国后，沿海人民赴东南亚有增无减，特别是1923年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排华政策，迫使温州等地沿海人民改变出国流向——赴日本人数大为减少，转而前往东南亚发展。

文成县1930—1939年，去新加坡的有361人，占出国总人数的45.8%，去马来亚的有92人，占出国总人数的12%。118此外永嘉、平阳、乐清等地也有不少人赴新加坡等地谋生。他们大多从事木工、矿工等苦力。30年代马来亚最大的丁加奴龙运铁矿厂雇佣矿工4000名左右，其中温州籍华工1000余人。119

30年代，还有温州人前往台湾矿区做苦力的记载，1936年3月23日《申报》报道说：“（厦门通信）近数星期中，温州籍工人自厦门附轮往台湾者甚众。闻系为应台湾基隆金圭山矿区之邀，盖该矿区于民元以来，即由日本企业家开采金煤等矿产，最近因所谓非常时期之需要，加紧开采，需工甚亟。矿主方面除声明将提高工资外，一面令在矿区华工邀致其亲友前往工作；一面派员来闽募工，因而迭决日船往台，均有大批温州籍工人，应募前往，携眷偕行者有之。闻金矿工薪月可五十元日金，煤矿三十余日金，伙食一切自己负担，路费亦自出，赴台工人入口证缴费十三元左右，商人则略昂二三元。废年后，络绎往台者千余人，福淸工人由福州出口往者亦不少。近安溪亦发现有人派发传单，招工赴台，闻凡入矿区工作者须先受训练云（三月二十二日）。”120

宁波等浙东一带赴南洋谋生者人数不及浙南一地，但其中不乏成功者。如鄞县人胡嘉烈于1924年在他13岁时赴新加坡做一华商企业学徒。1935年胡创办立兴企业公司，从事汽灯购销业务，后来自设五金制造厂，生产各种五金用品，并设分公司于东南亚及加拿大、英国等地，执新加坡国际贸易之牛耳。后来享誉海内外的影视大王邵逸夫也是1926年随三哥邵仁枚到新加坡，为其兄邵醉翁创办的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放映电影。他们遍历当地大小城镇与广大乡村，历尽艰辛，终于站稳脚跟，随后开设游艺场与电影院。1928年成立“邵氏机构”。30年代，邵逸夫向美国购买“讲话机器”，配合电影放映，使无声电影变为有声。1937年成立邵氏南洋影片公司，并将其拍摄基地从上海移往香港。到1938年，他在东南亚已拥有79家电影院。尽管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邵氏影业陷入困境，但战后迅速恢复并于1949年在香港成立邵氏兄弟影业公司，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2年温州木器工友联合会、1923年温州会馆、1934年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先后成立，说明当时侨居该地的温州、宁波同乡已有一定的人数。121

30年代后特别是40年代末前后，鉴于大陆战乱与动荡的政局，以旅沪宁波商人为代表的浙江商人纷纷从上海等地移居港台地区，或以港台为跳板，转向日本、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等地发展，其中港台地区占人数的80%左右。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和港台“独特”的历史机遇，凭借其在内地长期从事工商业的丰富经验和资本积累，艰苦创业，奋力开拓，迅速在竞争激烈的海外社会站稳脚跟并取得成功和发展，成为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颇受海外注目的上海帮的中坚力量，对所在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为战后港台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