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口流动与人口结构

一、沿海地区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从流动范围来说，可以分为区域内流动与域外流动两种，从这一时期浙江沿海人口区域内流动情况看，不仅高于内陆地区，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向通商口岸（如宁波、温州）与中心城镇（如台州海门）集聚的趋势，说明民国时期沿海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不仅持续进行，而且有加快的趋势。

在近代，人口众多的浙江省经过太平天国战乱，人口数量一度急剧减少，但经过战后的恢复与发展，到民初又成为一个人多地少的省份，甚至是全国人口密度最为严重的地区。据1928年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人口普查，浙江省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有1557人之多，在全国仅次于江苏省的2267人，但由于江苏山地比浙江少，可耕地面积比浙江多，故浙江人口压力并不逊于江苏。1就浙江全省来看，除传统的人口密集地区杭嘉湖外，宁台温等沿海地区又明显高于内陆地区。这从1928年浙江人口调查中可见一斑（详见表1—1）。

 

表1—1　1928年浙江省人口密度情况

资料来源：浙江省民政厅编：《浙江移民问题》之《浙江的人口问题及其出路》，1930年铅印本，第33—35页。

 

从表1—1可知，浙江沿海各县除宁海、象山、南田、永嘉四县外，人口密度均高于全省每平方公里17人的平均数，且其中多数县份高出平均数一倍以上。显然，庞大的人口压力成为民国时期浙江沿海人口流动的基本原因。而本区域与邻近地区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就业机会成为牵引人口流动的巨大推手。

浙东重要商埠宁波近代开埠后，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城市化的历程，宁波一地人口急剧增加，其中城区人口增加尤为迅速。据《鄞县通志》载，1855年至1912年间，鄞县人口（含宁波城区）从214531人增至650220人，即增加了435689人，57年间增长203.09%，年增长率19.64%。民国后人口继续较快增长，不过增速有所减缓，1928年较1912年增加80202人，年增长率为7.30%，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却在加快。就宁波城厢而言，1912年宁波城厢共有人口146617人，至1928年时，则增至212518人，年增长率为23.47%，远较同期鄞县全境为高。2 20世纪20年代时，鄞县（含城区），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平均人口3625人，仅次于吴兴县（3785人），名列浙江省第二。3

浙南重镇温州由于开埠较迟，加之偏处浙南一隅等原因，近代城市化的进程比宁波晚，但进入民国后，由于茶叶等出口贸易的兴盛，人口也呈快速增长态势。据1906年的《中国坤舆详志》记载，温州城人口为8万人，至民国初年，一般说法为十二三万人，据日人的推算为9万人。至1921年，根据海关调查，约为198300人。即在15年间，人口增加了147.88%，年增长率为62.39%。如以民国五年（1916）人口为9万计算，则1906年至1916年年增长率为11.85%，1916至1921年年增长率为171.16%。如以1916年为13万人计算，则1906年至1916年年增长率为49.75%，1916至1921年年增长率为88.12%。人口增加的速度显然是民国五年以后较前为快。表明1916年后温州一地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420年代后由于缺乏有关数据，温州的城市化进程难以准确估计，但从以下的一组数据中可以发现温州人口的集聚速度仍在加快。1932年，人口学家胡焕庸1934年在其所著《中国人口之分布》一书中统计，温州城所在的永嘉人口达683765人，仅次于绍兴（1212508人）、鄞县（720130人），据第三位5，而据1936年浙江省政府上报国民政府的人口数据，永嘉人口已经上升为820976人，超过鄞县（699206人），仅次于绍兴的1109437人6，在广大的浙江东南地区更是独占鳌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绍兴、鄞县的人口均呈下降态势，唯独永嘉人口仍在大幅增加，可见其在本区域的人口集聚作用相当明显，城市化在持续进行。

在浙江沿海城市化进程中原来一直滞后的台州，自1895年清政府颁布《内港行轮章程》后，宁波商人在所属临海海门设立外海商轮局，并于1897年开通甬椒航线，20世纪初又开通客运航线，使海门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浙江沿海的第三大港口，交通闭塞的状况为之一变。不仅方便了域外工业品的倾销，以致“观今日海门埠头及市面，日新月异，商务之兴隆，有如潮涌”7。而且交通的便捷也带动了地方工业的兴起，到20年代末，临海地方工业已拥有手工工业与机械工业两类，手工业有机织工业、草帽工业、麻鞋工业、造纸工业、橘饼工业、彩蛋工业、绣花工业等，机械工业有机器碾米业、电气工业二业。地方工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由此产生人口的集聚效应。其中迅速崛起的海门镇更成为台邑人口流动的重要目标。史称其“地滨东海，扼椒江之口。逊清末叶，人口尚稀，商业未兴，交通梗阻，货运悉赖帆船，地位无甚重要。泊乎民国，居民日众，轮船渐通，商业日趋勃发。于是台属与沪、温、甬、闽各地交通，因以称便。货物之运输，皆以此为吐纳之地，遂跃为浙东重要商埠之一，且为台属六邑之咽喉”8。

1916年，临海县人口达550557人9，1919年又上升至668076人，当年该县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99.1人，仅次于相邻的温岭县135人，在省内名列前茅10。尽管限于当时的条件，统计数据不无误差，但该县是一个人口密度相当高的县份当是没有疑义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该县人口密度已达极限，加之海门港毕竟腹地有限，以手工业为主的地方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也相当有限，故该县人口此后并无增加，甚至还有所减少，如据1936年统计，该县人口533776人。11但县属海门镇人口却是持续增加，20世纪30年代该地的繁盛远近闻名，有“小上海”之称。20世纪30年代中海门市区又扩大一倍，台州行署也迁至海门，成为浙江沿海最大的商埠，台州地区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12

为缓解人口压力，人口流动在区域内进行的同时，人口向域外的流动与集聚也是持续展开。进入民国以后，浙江沿海各县人口外出数量明显增加，也高于同期内陆县份（详见表1—2）。

 

表1—2　1928年浙江沿海各县外出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李钦予：《浙江人口及粮食问题》，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铅印本，第2—15页。

 

当然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外出实际上包括离开原来居住县份的一切人口流动，既有长期性的移居与迁移，也包括短期性乃至季节性的打工行为。民国时期这种人口区域外流动在浙江沿海各地都相当频繁。这方面不仅交通便捷的宁波（详见以下个案分析）、嘉兴等地著称于时，而且台州、温州等号称交通闭塞之地也是后来居上，持续进行。

20世纪30年代，经营嘉兴濒海县份平湖至上海的客货运输业务的平湖大利轮船公司3艘客轮，平均每天附货3吨，年均可运约1100吨。运客若按500人次计，全年可计18万人次。1935年该县人口276131人，如果往返作为一次来计算的话，那就相当于全年全县有1/3的人乘该公司轮船，离开家乡来到上海等地。13另据1937年调查，该县农业户数较3年前（1933年前）调查时“已减少12%，因本县与各通商大埠交通，均称便利，每年前往上海、杭州或嘉兴等处谋充劳工或商贩者，颇不乏人”14。

由于台州一地人多地少，常年在外经商、务工人员众多，除了前往上海、宁波等大中城市外，还有不少人到杭嘉湖及舟山等地帮佣，在农忙季节更有许多临时工涌向宁绍等地帮助收种田地，即所谓“割稻客”之类。为此进入20年代后，航行在椒沪线、椒甬线的客轮几乎班班爆满，两线也成为海门港最为繁忙的航线。据旅甬台州人自称，20年代中期，“吾台旅甬工人不下三十万，半属赤身，半携家属”15。为此，1922年10月初，在宁波台州公所基础上，又发起成立台州旅甬同乡会。16据统计，1932年，行驶在两线上的13艘轮船，全年航次676次，全年客运量达36.3万人次。17以1935年台州人口219.59计18，这样全年仅仅经这两条航线到上海、宁波的人次占地区人口的16.53%19。

民国时期沿海人口流动与迁徙还有一种方式，是由于海涂围垦与包括岛屿在内的沿海地区开发而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引起区域内外人口的集聚，乃至形成新的村落。如慈溪三北地区实际上是海涂围垦形成的，进入民国后，围垦的势头仍在继续，经过多年的淡化，三北东部一带形成大批可以耕作的田地，加之民初龙头盐场的废弃，二三十年代旅沪商业巨子虞洽卿在这里的开发，推动了棉花、大豆等农特产品的生产与种植；而这里本地居民素有外出经商的传统，使三北一地劳动力不足的情形更为严重。在此背景下，三北西部以及温台一带的贫民纷纷进入这一地区，从事拓荒、做长工或租地等事，后基本上落地为根，定居于此。据家居三北龙山镇庄黄村的当年温州移民后裔林光辉回忆说，温州地少山多，宁波耕地多，当时宁波帮许多生意人都到上海滩做生意，许多青壮年去上海谋生，导致宁波劳动力相对欠缺。1937年，温州乐清、永嘉一带的山区年轻人为求生计，经人介绍，大批来到宁波三北一带，给当时的地主或富农做长工，在当时形成有名的温州帮，是当时最底层的代表。但他们非常团结，当地百姓不敢欺负。三北一带温州人较多。林光辉祖籍温州永嘉乌牛镇南山东岙村。1937年林的先人迁三北田央黄一带，给大户做长工。20

另外据20世纪末曾任龙山镇副镇长的安云法回忆，在民国时期，特别是全面抗战开始之前，台州、温州地区的温岭、黄岩、乐清等地的移民大量迁入今慈东地区（主要在原龙山区一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迁入2000户左右，其中当时雁门乡就有300户左右（20世纪80年代安云法曾任龙山区雁门乡乡长）。21

由于人口增加的压力，原来地广人稀甚至荒无人烟的沿海岛屿也往往成为人口迁徙的目标，而迁徙者也多为沿海地区人口。如舟山嵊泗渔岛人口来源构成广且杂，大多由沿海各地迁居而来。其中基湖居民先世皆为温台人；马关镇早年先后有宁波三北和象山、岱山一带渔民迁居来此；花鸟岛“全体渔民来自浙江黄岩，自成一帮”；“东绿华居民为浙之黄岩帮，与华鸟合为一气，西绿华为岱山帮，另成一体”；而枸杞岛“小石浦及鸟沙壁几全为闽人所卜居。闽人之拉钓船，设行做厂于各岙”。22同时，浙江沿海也往往成为其他沿海省份居民迁居之地，特别是福建居民移民宁波、舟山相当普遍，以致20年代，定海沈家门、象山石浦被称为闽籍侨民居留地。23

二、沿海港口与区域人口流动——以近代宁波港为例

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进入近代以后，人口流动明显加快，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重要特征，这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而沿海港口的发展在区域人口流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地处浙东沿海的港口城市宁波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近代宁波人口流动频繁，1920年浙海关在其贸易报告中称：“中国各口进出旅客之多，除上海一埠外，无有能出其（指宁波——引者）右者。”24在这一过程中，号称近代宁波“对外交通必经中枢”25的宁波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近代宁波人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主要通道，对近代宁波人与宁波一地乃至相关城市的近代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宁波港的近代化转型

长期以来，宁波一地由于地狭人稠，生活维艰，甬人外出谋生由来已久。早在明代，王士性在其万历年间所著《广志铎》中，即称浙东宁绍一带百姓“大半游食于外”26。进入近代以来，宁波人口流动的速率明显加快。

鸦片战争后，作为首批通商口岸城市的宁波与上海几乎同时开埠，但此后上海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与宁波对外贸易的严重滞后形成鲜明对比。正如马克思所言，“五口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27，而是形成上海一枝独秀的局面。到19世纪末，上海由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与广阔的腹地，加之相对安全的租界“效应”，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与远东经济中心。上海的崛起吸引了一代代宁波人前往谋生创业，“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28。在整个近代，这种沪甬间单向的移民潮经久不衰。不仅如此，上海还成为近代宁波人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桥梁，许多宁波人通过上海四出营生，或以上海为基地向外发展。而以宁波港为中心的近代宁波轮船业运输的勃兴则为近代宁波外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而使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在幅度与深度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历史上，兼有江海之利的宁波一直是中国东南部一大重要的航海和河运交汇处。在中国出现轮船以前，它是一个重要的木船运输中心，开埠后则成为近代中国轮船运输业勃兴最早的港口之一。

长期以来，宁波帆船码头在江东以及隔江相对的江厦一带。当时码头被称为“道头”，江东庆安会馆一带就被称为“包家道头”。宁波开埠后，进出宁波港的轮船开始增多。据浙海关统计，1859年进出宁波港口的外国船只挂“英国旗的九条，挂美国旗的两条”。在1863—1864年间，除了91艘宁波船在海关注册外，还有不少是挂外国船旗的。而“当时绝大多数以外国所有者名义注册，悬挂外国船旗的船只，实际是中国商人的财产”。29

随着轮船进出港口的增多，为轮船配套的港口设施，包括码头、仓场、航标及其他港航设施同时发展起来。而江北岸三江口至下白沙一带则首先成为近代轮船作业的区域。其原因显然与其良好的港口条件有关。因为这里河道水深稳定，平均为6.25米，港池和航道条件都相当不错，其中江面平均宽度为290米，可供3000至5000吨级的轮船出入。另一方面也与这里地处外人居留地而“刻意”加以经营密切相关。1844年宁波开埠后，江北岸一带就修了一些仓库和小型石磡式码头（即俗称的道头），专供驳船和洋式帆船使用。货轮来港以后的作业方式，则是水水驳运上栈。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初，宁波江北岸外人居留地基本形成，当时英法等驻甬领事以及大多数在甬传教士都居住在江北岸，改善这里的内外交通是他们的内在需求。而几乎与此同时，英美等外商开始对中国轮船航运业的经营予以关注，其中上海至宁波的沪甬线是他们最为热衷的航线之一。

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宁波间开辟了一条航线，行驶一艘载重1086吨的“江西”号轮船。1869年，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也开辟了沪甬线航路，行驶一艘载重3000吨左右的“北京”轮。这两家公司经营不久，即以其安全、快速、运量大，且不受气候和季候风的影响而招徕了大量业务，取得了颇为优厚的利润。1872年，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办了轮船招商局，该局开办不久亦致力经营沪甬航线，1873年即开辟了一条航行上海—宁波间的航线，次年复在宁波设立分局，相继派“德耀”、“大有”、“江天”轮行驶宁波，以期分夺英美等外商之厚利。继外商及轮船招商局经营沪甬线后，沪甬两地的宁波商人也开始积极投资轮船航运业，从而使宁波成为中国商办轮船企业兴办最早，且办得颇有起色的一个港口，沪甬线也成为沿海最繁忙的一条客运航线。

1909年，由旅沪宁波商人发起创办的宁绍商办轮船公司在沪甬线投入“宁绍”轮（1318吨），“甬兴”轮（1585吨），后又增添“新宁绍”轮（2151吨）。1914年三北轮埠公司在江北岸设立分公司并投入“宁兴”轮，航行于沪甬线。

其间，为适应轮船运输业发展的需要，宁波港口建设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早在19世纪60年代，作为开通沪甬线的准备，美商旗昌洋行即在江北岸建造趸船式浮码头。1874年，招商局在江北岸建造了靠泊能力3000吨的栈桥式铁木结构趸船码头。1875年，丹麦宝隆洋行修建华顺码头。1877年，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修建江天码头。1909年，宁绍商办轮船公司在江北岸建造宁绍码头。该码头长31.7米，宽7.9 米，前沿水深8米，铁木结构，可停靠约2000吨级的轮船。进入20世纪初，江北岸一带还兴建了为数较多的一二百吨级的轮船码头和轮船埠头。当时的江北岸各轮船公司的码头已是星罗棋布（详见表1—3）。此外与轮船航运相关的一些航道，航标方面的设施也得到一定的改善。1884年初，江北岸建成一条江边道路。301898年江北工程局成立后，以收取的码头捐对沿江堤岸与马路进行修建，码头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使宁波港基本上实现了从木船运输中心到沿海轮船运输中心的转变，成为沿海一个初步实现近代化的港口。

表1—3　1875—1913年江北岸新建轮船码头、埠头一览表

资料来源：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第236—237页。

 

（二）宁波港在近代宁波人口流动中的重要地位

交通设施的改善使宁波港对轮船公司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到1936年时，宁波经营外海航线的外海轮船公司已有20家，其中经营甬沪航线的5家，即招商局、宁绍、达兴、三北、太古等轮船公司；经营温州线的有4家，即宝华、永安、新海门、新永川等公司；经营黄岩航线的有3家，即黄岩、宁海、海宁等公司；经营宁海线的有3家，即宁象、甬象、象山等公司；经营舟山线的有东海、普兴、定海、岱山等4家。三北和捷兴两家公司经营宁波到三北、穿山、龙山及沥港等航线。总体来讲，外海轮船公司投资大，营业状况一般都比较好。如每年招商局宁波分局的营业收入约11万元，但盈亏还受其他因素制约。宁绍公司甬沪线年收入约18万元；三北公司年收入约10万元；达兴公司收入约12万元；新永川商轮公司年收入约11万元，净盈利为2万元；其他公司的盈利情况也都相当不错。31这样，长期以帆船业著称的宁波港轮船运输业获得了蓬勃发展，进出宁波的轮船数量众多，阵容强大。早在1913年时，全年进出宁波港的轮船已达1589艘次，合计吨位1918872吨，其中中国轮船有1135艘次，合计1248632吨，占总数的65%以上。32如此发达的轮船运输业所提供的快速、便利的交通条件，大大方便了大量人口穿梭往返于沪甬等城市间，由此也加剧了近代宁波人口流动的频率。

 

表1—4　1889—1924年宁波进出口人数统计（浙海关）

资料来源：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

 

由于陆路交通的严重滞后，宁波港在近代宁波人口流动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尽管进入民国后，由于甬曹铁路的开通，宁绍间的短途交通铁路有着重要作用，但宁波港作为近代宁波人对外交通必经中枢的地位仍不可动摇。上表说明，1880—1913年间宁波港客运量的增长超过10倍，并且客运较之货运发展更快，1913年达164.9万人次。此后这种增长速度继续加快，1919年达到174.9万人次，进入20年代后，增长速度更是突飞猛进。1924年宁波港客运量达到223.8万人次，又较1913年增加58.9万人次，增幅近四成。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宁波港客运量达到顶峰。这一记录一直保持了几十年，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其客运量也仅仅比1919年的174.9万人次多了几千人次。33近代宁波人口流动之频繁可见一斑。

货运是商品的位移，而客运则是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主体——人的经济活动半径的扩大和活动密度的增加。客运量的增长显然表示人口流动性的加快，无疑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客流的方向与货流的方向基本一致。甬沪线货流最大，客流也最密，沿海线、甬温线和甬台线增长就不显著。1896年以后，宁波与温州、台州等地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占一定比例。1905年以前，镇海线和内河的客流量统计在甬台线内，1906年开始，两线客流量分别统计，甬沪线数量增长得最快，几乎占到全部客流量的50%左右。这说明这一时期宁波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与经济开发的力度明显加快。

（三）近代宁波人口流动的社会意义

人是社会的主体，客流量显然有比货流量的增长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客流量的快速增长表明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宁波人那种安土重迁、安于现状的状况被彻底打破。频繁的人口流动进而带动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进而对近代宁波人与宁波地区的近代化以及上海等相关城市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首先，宁波人口流动频繁的结果，使得近代宁波人有更多的机会认识外面的世界，见多识广，有利于形成一种精明强干、反应敏捷的良好素质。早在沪甬航线开辟不久的1865年，外人就看到了这条航线的开辟对宁波人的影响。当年浙海关贸易报告称：“当地商人搭船只需花1元5角，来回一趟只花3元。他除了在上海有点小费用外，没有什么别的开支。这样他就能把他所付出的佣金节省回来。……火轮行船的速度和航期的正确很快就会便使那富有诗意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慢慢地在华语中扎下根。” 34显然，近代宁波商人之所以能在竞争激烈的近代中国工商界占有一席之地，这与他们经常流动、广泛接触外面世界不无关系。眼见为实，快捷、安全的近代轮船运输使近代宁波人得以直观地领略西方物质文明进而影响其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如二三十年代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之父蒋怀清本是姚西蒋村拥有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由于投资上海钱庄，蒋怀清经常坐轮船往返老家余姚与上海之间。对外部世界的所见所闻使他的观念与行动都为之一变，他表示：“坐木船从蒋村到宁波要花三天两夜，但是坐轮船从宁波到上海，路程虽然远十倍，一夜之间就到了。”35正是基于对西方文化的高度认同，当1908年蒋梦麟参加留美官费考试落第时，蒋怀清即出资2000银两资助其赴美自费留学，从而成就了一代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蒋怀清本人也从一个姚西小地主转变为热心公益的开明绅商，曾担任余姚商会会长，并出资兴办女子学校等公益事业，在当地享有盛誉。

其次，人口流动有利于大批宁波人摆脱传统呆板的农耕生活程序的约束，从而造就新事业的开端。近代以来，一代代宁波人“益奔走驰逐，自二十一行省至东南洋群岛，凡商贾所萃，皆有甬人之车辙马迹焉”36。这无疑得益于近代轮船运输业的发达。后来享誉中国工商界的一大批宁波商人就是从这股人口流动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在新的环境中，大批宁波人脱离原来的社会生活秩序，不再受土地、家庭乃至原有生活环境的束缚，为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当年从宁波港码头乘上轮船，外出谋生创业，往往成为许多宁波人人生的转折点，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前途或命运（参见表1—5）。可以说，由宁波港主导的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在相当程度上成就了几代宁波人的辉煌！由宁波港码头延伸出去的航线是近代宁波人连接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无疑这是近代宁波人的生命线、黄金线。

表1—5　近代部分著名宁波商人早年抵沪概况一览

资料来源：李瑊：《上海的宁波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4页；金普森、孙善根主编：《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

 

再次，频繁的人口流动也给宁波输入了许多新信息、新思想、新观念，从而成为推动宁波社会经济近代化的巨大力量。史书称近代宁波自“西国通商，百货咸备，银钱市值之高下，呼吸与苏，杭，上海相通，转运即灵，市易愈广，滨江列屋，大都皆廛肆矣”37。近代宁波港在其中发挥了枢纽的作用。人口流动的广泛频繁既加快了信息的传播，也加强了宁波与外界的密切联系。近代宁波被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誉为“领风气之先”，这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这支人口流动大军。近代以来，宁波一地许多新式学校、医院、报刊等公共事业乃至电力公司的现代企业几乎均由旅外宁波人发起创办。人口流动也促进了资金的流动。清末民初许多年份，宁波钱庄向上海、汉口的放款就高达二三千万元之巨。同样，从各地汇回宁波的款额也相当可观。近代宁波一大批工商企业的创办及学校、医院、桥梁等公益事业的举办，很大程度上便得力于外地资金的流归奥援。

此外，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对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近代化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如近代以来，宁波人不仅活跃在上海对外贸易、金融、航运、制造业等行业，商业服务业中的宁波人更是为数众多。至清末时，旅沪宁波人已有40万人之多38，进入20世纪上半叶，这一数字曾达到百万之谱39。到20世纪初，上海已发展成为远东经济金融中心。在这个进程中，宁波人的作用居功至伟。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40上海不仅成为宁波人的第二故乡，而且成为宁波人的上海。正如近代上海著名企业家穆藕初所说：“中国经济中心在上海，上海如何能有今日呢？不必说，完全是宁波人的力量。所以上海已非上海人的上海，而是宁波人的上海。”41可见，宁波流动人口带来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上海等城市的发展与进步。

当然不可否认，近代宁波人口的大量流出，特别是一大批社会精英分子的流出，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宁波自身的城市化与近代化进程。

三、社会结构的变动

民国时期，浙江沿海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呈现出明显的商业化倾向，这在宁波、温州等地尤为明显。无论是在社会上占据领导地位的士绅阶层还是一般居民抑或普通劳动者，重商的成分相当浓重。同时女权勃兴，妇女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显著增强。

首先在职业选择上，经商成为人们第一位的选择。如20世纪20年代完成的《定海县志》载，该县清末光宣以后，风气大变，不重儒而重商，应科举者少，士子多志在通晓英算，俾他日可得商界地位。“光宣以来商于外者尤众，迩年侨外人数几达10万家，资累巨万者亦既有人，均平计之，人岁赡家200金，10万侨民岁得2000万，故风习于焉巫变。编户妇女珠翠盈颠，城市郊野第宅云连，婚丧宴会之费，辄以千计。”42该志显示，当时定海旅外多业商或受雇于外人，而在本地也是业商者日众。到20年代，两者相加，已经超过业农渔盐等传统行业（详见表1—6），这种状况正如台湾学者李国祁先生所言，该县的社会结构已从重农渔及仕的传统状况转变为重商的发展。43

 

表1—6　20世纪20年代定海县成年男子职业分布一览

资料来源：陈训正、马瀛等纂：《定海县志》第2册，1924年铅印本，第300页。

 

而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型在当时同属于宁波的鄞县、镇海、慈溪等地同样发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到1930年，鄞县城区“共住有35231户，人口21258人，其中工人占30%，商民40%，学生5%，农民5%，其他孩童及无业及其他兵队等20%”44。即使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整个鄞县人口，其重商的倾向也是相当的明显。据1933年调查，全县有职业者男子共262175人，女子97677人。具体分布如下：

 

表1—7　20世纪30年代初鄞县职业男女行业分布一览

资料来源：张传保、陈训正、马瀛等纂：民国《鄞县通志》第6册，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1页。

 

从表1—7可知，当时鄞县业商者男子占32.38%，业工者占28.89%，均高于业农者（28.31%），而从事公职者（党政军警）及学界合计不到5%。显然到20世纪以后，商业对宁波社会的影响已占主导地位，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形态和价值理念被广泛认可。正如《鄞县通志》所载，“本邑为通商大埠，习与性成，兼之生计日绌，故高小毕业者，父兄即命之学贾。而肄业中学者，其志亦在通晓英、算，为异日得商界优越之位置。往往有毕业中学不逾时，即改为商。即大学毕业或欧美留学而归者，一遇有商业高等地位，亦尽弃其学而为之，故入仕途者既属寥寥”45。可见，当时宁波一地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其社会结构已打破重农的传统。

与宁波相比，民国时期温州、台州等地的社会结构转型还显得比较缓慢，但其商业化的进程也是在持续进行之中，这从表1—8可见一斑：

表1—8　1942年浙江各县人口职业统计

资料来源：夏卫东：《民国时期浙江户政与人口调查》，第230—332页。

 

从表1—8可知，尽管与宁波一地相比，温台两地从事工商业者比例大大低于业农者，但包括温台在内的浙江沿海地区基本上都高于内地，且技术人员、医务人员数量也多于其他地区，这都从一个侧面说明沿海地区的社会结构转型仍明显快于内地。

民国时期沿海社会结构的转型的另一个表现是妇女走出家庭，开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即李国祁先生所谓的女权的勃兴。46突出表现在女子教育的兴盛与职业妇女人数的增加上。

众所周知，由外国传教士肇始的浙江女子教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兴办女子教育的地方，清末后随着本地女子教育的兴起，沿海女子教育更是兴盛一时，不仅宁波鄞县、镇海、慈溪等女子教育原本发达的地区持续兴旺，而且象山等宁波偏远县份及温台等地也多有举办。如象山傅规清（1889—1979）早年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1912年在宁波创办崇本女校，1920年又回象山创办县立女子小学。定海在民国元年即设立县立女子第一小学校，分高、初级，并于1919年设立县立女子第二小学校。此外如创办于1912年1月的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是宁属六邑人士集议在月湖竹洲原崇正学堂院舍基础上筹建的，到1923年已有3个班级，44名学生。奉化女子教育发展也相当迅速。早在1902年，有“巾帼丈夫”之称的奉化女子王慕兰（1849—1925）即在本县萧王庙孙锵家办学馆（后改为毓英女校），专招女生，远近闻名。1903年，作新女学堂在奉化城区创办，次年正月正式开学，王氏出任堂（校）长达17年之久。该校以“平权男女”为宗旨，凡7—35岁未缠足女性均可以交学费银元1元入学，其办学经费由县署年拨银元96元，育婴堂年资助银元200元—500元。进入民国后，该校改名为作新女子学校。继王慕兰后，周国瑞女士任校长。1925年4月，宁波《时事公报》报道说：“周国瑞女士长校后对于校务颇能振刷，兹闻其教授实况，各科多用自学辅导主义，酌采设计教授，图画、自然、作文兼用野外教授。公民科注意社会偶发事项，工艺部注意女子手工，各科均有科外作业，以资练习。”47此外，萧王庙镇毓英女校、连山镜平女校、西坞怀德女校、进德女子高小（基督教浸礼会办）及裳云东江女子闺范初小、萧王庙泉江女校、下陈承志女校等先后创办。

与此同时，女子业余学校、职业学校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当时宁波舆论认为“吾国积弱由于教育不普及，妇女尤甚，故欲救亡，当先使妇女有普通知识，以为改良家庭社会之预备”48。早在1917年2月，定海县女子高小即设有女子半日学校。1918年，陈毓芬在余姚创办女子工业学校，设刺绣等4科。1922年陈桐轩等在宁波城区开明街设立宁波女子职业学校。1926年4月间，镇海旅沪商人贺云章“鉴于乡女无相当职业，独出巨资在家乡海岩乡设立育德女子手工学校，注重刺绣工艺，聘湖南唐坤女士及毛淑容、毛锡光两女士为刺绣主任，兼授国文、算术等课”49。

20世纪20年代初，沿海各县还普遍设有女子蚕业传习所一类的妇女短期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当时受国际市场需求的推动，蚕业得到浙江各县的重视与提倡。为推动蚕业的发展，各县均有女子蚕业传习所的设立，如定海女子蚕业传习所于1921年4月10日开学。该所由定海知事发起，附设在县立高小女校，并由女校校长兼传习所所长，延聘省立女子传习所毕业生沈竞存、顾瑛为主副教员。暂招生徒30名，以3个月为毕业之期，所有开办及经常等费由知事先行筹垫，后在县税教育费项下动支。50到1922年，沿海各县多数都已设立此类传习所。为此当年6月初，奉化县议会议员邬友栋等提议设立女子蚕业传习所，提案云：“吾奉风俗，男子有职业，女子自缝纫烹饪外，殊无所事。现各属多有提倡蚕业之举，他邑既为先导，吾邑岂可退后，况吾奉各区，也各有以蚕业为事者。惟殊守旧法，致乏成效。今拟设立传习所以广见闻，俾女界热心研究，精益求精。”“其所提办法为：一、各区自治公所附设蚕业传习所一所，开所期以暑假年假为限；二、各村士绅劝令妇女入所听讲，并酌定日期；三、请蚕业学校毕业生并素有经验者巡回传习，其舆费由自治公所筹集酌给之；四、各区女学校宜设蚕业科，以备传习之基础。”51

此外，当时宁波等地还有女子职业社的设立，1925年1月初，陈熙甫、赖云章诸君及林冉华、林友梅诸女士，为谋女子经济独立，特组织宁波女子职业社，“授以相当的技能和教育，使一般女子皆有谋经济独立、增进地位之学识”52。

其间，温州、台州等地女子学校也多有设立。在温州，除创办于1907年的温州大同女学在民国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1920年前后，永嘉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旧温属女子师范讲习所先后成立，其中女子师范讲习所学生多为大同女学出来的。5320年代温属瑞安有县立德象女子高等小学校、城区区立德育、宣文女子国民学校等10余所女子学校。54乐清则有“女子初等高等小校一、女子初等小校六”55。台州海门有沙河岸海门女校等。

与此同时，沿海一带职业女性大量增加，特别是随着大批纺织、丝织、火柴等适合女性工种的工厂企业的设立，女工群体迅速崛起，往往在所属地方工人队伍中占据半壁江山。清末以后，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拉动，加之沿海盛产棉花，宁波、温州、绍兴等地棉纺织业快速发展，其中设立于1905年的宁波和丰纱厂迅速成为宁波实业界的老大，到1920年前后，该厂已拥有工人20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女工。56其间各类棉纺企业在各地多有创办，成为女性就业的好去处。如早在1913年，镇海旅外商人樊芬集资在镇海城区创办公益布厂，有人工织布机300台，工人300余名，以女工为主。“所出各布，久为各界人士所赞美。而女工程度也日渐高尚，诚本厂举办公益之大幸也。”571925年3月，该厂又在镇海城乡分贴广告，添招女工。“来厂工作传习技艺、一则以扩充营业，再则以普及生计。”58

1921年8月，奉化汪家村公民汪增祥鉴于“奉化地处山僻，所有妇女除江口之织席，许家山之打蔑罗、缚扫帚外，余如编蒲鞋，织网，刺绣，做草鞋等，皆蝇头微利，无补于事，故奉化女子无职业者仍多数”59，特集资开设公益补袜厂一所（详见表1—9），“思以振兴实业，救济平民生计” 。

 

表1—9　20世纪20年代初奉化汪家村公益袜厂之概况

资料来源：《新奉化》（月刊）1926年第1期。

 

为照顾妇女家务劳动，该厂采用租机到户的工作方式。公益袜厂的创办使该乡农民生计大为改观。据说，该乡生计本甚拮据，乡民在商店购物往往赊账，甚至到年关也不能结清。自该厂创办以后，“旧欠账目也能收起，诚近年来末有之好现象。该厂未开办以前，村中妇女为人作俑者颇多，但至今几乏其人，即童女也不易找寻，童女缝袜头每日亦可赚2角以上”。可见该厂有益于平民生计“实非浅鲜”。60

1924年，余姚朱启标等在老泗门施姓大厦发起创办女子职业模范工厂，应者云集，“成立未届一年，女工已达六七十人”。内分数科，如袜科、巾科、漂染科，其中以东洋式软席为大宗。据说，“女工勤勉者，每日可得工资数千文”。61

此外，当时沿海一带成年女性离开家庭、出外谋生也相当普遍。如台州一地女性往往前往紧邻又相对富裕的宁波为佣，或做帮工等。1925年宁波《时事公报》还有一则台州妇女在镇海受骗上当的报道：“海城中半街地方，昨日下午四时许来一不识姓名佣妇，年20余岁，哭泣于道，状其悲惨，叩其原因，据云系温州人民，于旬日前来镇海乡间为佣，讵被一不识姓氏之某甲骗卖某小工为妻，因受伊种种虐待，故逃至城中，拟趁轮回温，惟目下身无分文，以致不能如愿，言时声泪俱下，状甚可怜，后有某甲出洋2元，嘱其即行回籍，该佣妇遂称谢不置云。”62

尽管在外谋生风险难免，但其对女性地位的提高及其人格的觉醒的价值与意义显然不可小觑。许多在外谋生的女性，即使为佣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组织起来。如据报道，象山人由于地瘠民贫，贫民纷纷外出打工，其中在镇海城区佣工不下千余，尤以妇女佣媪居多。鉴于在外女佣“设遇患病则主家见忌，推令出外，然人地生疏，一时栖身无所，欲归则轮期莫遇，欲投旅店则碍不容纳，以致露宿凉亭厕侧，死亡莫救”。林馨凤等发起组织向邑佣工同业公所，具禁镇海县公署。并拟订简章：“一、宗旨：以联合救济贫乏佣工者为宗旨。二、经费：基金先由发起人捐助200元，不足另行劝募（候有定数，即行储存殷实商号以永久）。三、本公所设经理1人，经办所内一切事务，不支薪水，名誉董事7人，侍病者1人，月给工食洋3元。四、会期：每年分作两期，上期6月终，下期12月底，召集会董结算资金。五、事务：如像邑佣工病人投所寄宿者，概行收纳，并须问明原因，逐一登记号簿。”63

民国时期，沿海职业女性已相当常见，如上所述，30年代初，鄞县一地职业女性人数已达到97677人，超过职业男性人数的1/3。64尽管相比之下，温台等地逊色不少，但当地均有数量不少的女工群体存在当是没有疑义的。如温州20年代前后，茶叶、纸伞、草席等商品出口迅速增加，推动相关行业的发展。1919年时，温州拥有9家茶厂，每家雇佣女工约300人，男工100余人。65

关于女工群体崛起对于社会结构转型的意义，李国祁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女工虽知识落后，但因在工厂中做工，有独立谋生的能力，更因众多人数聚集于一堂，其观念的改变与知识的传播较易，自然逐渐具有男女平等的观念，而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也因而加强，女权至上的看法乃由此产生。……或多或少的表示出此一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在逐渐的变更之中，而变更的方向是女权的加重。女权在清末民初既逐渐加重，则妇女在社会价值取向上有所变更，于是纳妾与溺女婴的风气亦日益减少，惜由于资料的缺乏，无准确的统计数字以表明浙省此项风俗改变的实况。”66

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对李国祁的遗憾予以弥补，有史料表明，沿海一带特别是宁波等通商大埠溺女婴的风气到民初已得到有效遏止。如1926年6月鄞县知事张阑根据省长公署整顿育婴堂的要求，在城乡各地广贴布告，并明察暗访，结果发现本县育婴事业“尚称完善”67。于是他在7月给省长的呈文中颇为自得：“查鄞邑为通商大埠，人民富庶，风气早开，向无重男轻女溺毙女孩恶习，城区设有育婴堂一所，民国以来归参事会经理，办法分内养外养两种，凡乡间抱婴送堂者，由堂发给川资。民国十二年黄前道尹提议整顿，除县税年拨银千元外，督同属县令设董事会，分办事经济两部，筹募款项，添盖房屋，加聘女堂长女管理，俟经费充裕，拟将育婴名额渐渐扩充，以广子惠。现仍继续进行，随时督察，不遗余力。”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