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求必应”的杂感

旧时的庙宇之中，少不了许多善男信女送来的匾额，这些匾额中也少不了有一块或几块上题着“有求必应”四个大字。

菩萨能不能做到“有求必应”呢？当然不能。即使菩萨果真有灵，它也做不到。有人曾经为手中拿着一只金元宝的财神做一副对联：“你在求，我在求，给谁是好？”“朝也拜，夕也拜，叫我如何？”何况来求者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他们的要求自然也会互相矛盾。地主求神佛保佑多多剥削，农民求神佛保佑能少受剥削。应了地主的，就应不了农民的；应了农民的，就应不了地主的。“有求必应”云乎哉，真是“阿弥陀佛”！

“有求必应”之类的匾额，新中国成立以后渐渐不大看见了。原因是信神的人在少下去，相信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相信共产党的领导的人在多起来。今天我是从一个戏里又看到它的。剧名《杨立贝》，是浙江昌化越剧团演出的一出好戏。

杨立贝，这个不愿当长工受剥削的农民，自己找荒山开了一片地，想过安稳日子。他进庙求签，菩萨也答应了他的要求，给他一支“上上”签。但结果却是，地主吴展臣看中了他的地，不但辛辛苦苦用血汗开出来的山地被地主霸占去了，而且未满3月的小儿子被地主的恶狗咬死，小女儿被打死，老婆告状未成被地主放火烧死，大女儿在到南京告状时又被汽车轧死。他一家6口，死了4个，大儿子又逃出在外，真是落得家破人亡。这就是菩萨对他所“求”之“应”。

杨立贝是个倔强的人，他不甘心受地主的欺凌，他要斗争。但是他选错了路。他去求国民党的“官府”帮忙，他幻想那里可能有好人，有“包龙图”。他抱着孩子的死尸上县法院告状，到了法庭上，他却成了“被告”，成了“刁民”，被关进大牢。他出狱以后再上南京，却被最高法院说他是扰乱社会治安，轰了出来。这才使他认识到，他是“求”错了地方，认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使他转回头去寻找新四军。

本来，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权，既然是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那么，不论他们嘴里怎样高喊“民主”“自由”，事实上这些“民主”“自由”是只能给吴展臣之流享有，而杨立贝这些劳动人民是一丁点儿也分不到的。他们口头上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却是绝对的不平等。他们只可能对吴展臣之流“有求必应”；对杨立贝，则只能是“有求不应”。杨立贝的“求”要得到“应”，杨立贝的血海冤仇要能够申，只有依靠共产党，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自己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也只有到了人民的天下，这些地主恶霸的所“求”才“应”不了。

杨立贝的觉悟，经过了艰苦的道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说明，认识真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家破人亡，才使他的依靠个人开荒摆脱剥削的幻想破灭；颠沛流离，千辛万苦，屡告屡败，一直告到国民党的“最高法院”，才使他觉悟到原来地主、狗腿子、法官、“院长”以至于菩萨，都是一路货，都是勾结在一起来压迫劳动人民的。他在破庙中动手打神像，砸毁吴展臣送的“有求必应”的匾额，不仅是为了泄愤，也是说明他的觉醒。

但他付出的代价毕竟是太大了。杨立贝由于他所处条件的限制，不能不经历这样一条痛苦曲折的道路。对于已经有千千万万个杨立贝的经验可资借鉴的人们，要达到杨立贝的认识，应该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少付出一些牺牲和代价。本来人们的认识，总是在前人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学习历史，不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后来的人才特别有意义。据说，《杨立贝》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我们也的确可以从中重温一下旧社会历史的一个片断。

（《解放日报》，1962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