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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

——德国德累斯顿访古记

 

 

 

2006年10月，为了筹备“16—19世纪中国与欧洲——欧洲人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眼里的欧洲”展览，笔者应展览的主要合作单位——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的邀请，前往德国进行为期十天的考察，主要任务是为展览挑选展品，并考察与展览有关的“不可移动文物”。

考察的重点是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陶瓷分馆。

在16—19世纪的几个世纪中，欧洲从中国进口了数以千万计的瓷器。176由于岁月的流逝和战争的摧毁，这些“外销瓷”存世的已经不是很多。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陶瓷分馆是欧洲比较知名的收藏中国“外销瓷”的单位之一，它有幸躲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得以完整保存自十七世纪以来收藏的中国瓷器以及由仿制中国瓷器而发展起来的欧洲瓷器。其中，最让笔者感兴趣的是该馆收藏的欧洲人自己生产的陶瓷。

十七世纪，受中国瓷器高额利润的诱惑，欧洲也尝试着自己生产瓷器。但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在（德国）萨克森选帝侯177奥古斯都（1670—1733）的支持下，才成功地研制出了比较合格的硬质瓷，并在迈森地区形成了一个制瓷中心，178直到现在。

迈森瓷器与中国瓷器相比，有一些显著的特色，其中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把西方的雕塑艺术融入陶瓷制品中，烧制出的瓷器乍看起来很像雕塑。该馆常设陈列中展示了一组人物造型瓷，说明牌上赫然写着“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但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一点也不像。不是说明牌的错误，也不是我们看错，亲自陪同我们的陶瓷馆馆长肯定地说，这就是“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当然，是十八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男人”和“中国女人”！

在十七、十八世纪，由于东西方的隔阂，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或是根据耶稣会传教士从中国寄回的文字描写，或是根据去过中国南部沿海经商的欧洲商人、水手的描述，或是根据中国漆器、瓷器、手工艺品和绘画作品上的图案，甚至仅仅根据《马可·波罗游记》来了解中国。因此，对中国的理解难免出现偏差，甚至把近东、中东的许多因素误加在中国人身上。那位头戴斗笠、留着两撇长长胡子的“中国男人”的形象稍微靠谱一些，笔者在其他场合也见过类似的中国男子形象。而“中国女人”的形象与实际却是相去万里。从面孔上看，更像欧洲女人，或者更具体地说，像欧洲东南靠近近东一带的欧洲女人。乳房裸露的表现方式，也是纯欧式的。

考察的另一项内容是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收藏的有关中国的绘画作品和印刷品。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绘画中的“中国人”形象非常奇怪，他们通常戴着中国南方特有的大斗笠，身着不明身份的服装（看上去有点像戏装），坐姿有点像中国寺庙里供的佛。戴斗笠是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的最重要标识之一，可能是因为当时欧洲人接触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闽粤沿海一带的人。闽粤多雨，人们为了劳作方便，常常戴着那样的斗笠（当然到了欧洲人手里，斗笠变了形）。服装可能源于扑克牌上的小丑形象。而坐姿则可能源于中国无处不在的寺庙里所供奉的神灵。总之，欧洲人把道听途说的、浮光掠影的有关中国人的各种因素奇怪地组合在一起，加上一些欧洲的因素，就成了这个样子。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收藏的版画中有不少中国名人像，如孔子、康熙皇帝等。孔子像基本上与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相去不远，可能是因为当时已有孔子的典籍翻译成欧洲文字，179翻译的原本上可能就有原汁原味的孔子像，欧洲人如实地将它临摹了下来，只是在表现手法上作了处理，融入了侧光、阴影、焦点透视等欧式绘画的诸多因素，显得很有立体感。但对于康熙皇帝，则只能靠想象，多少有些滑稽。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人的了解出现这么大的偏差，说明当时东西方存在着巨大的隔阂。这种隔阂有地理上的原因（尽管“地理大发现”之后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加，但毕竟有限），也有人为的原因。

清朝在很长的时间里，只开放广州一个口岸，并对来华的欧洲人作出种种限制，不允许越冬长住、不允许进入广州城、更不许深入内地。这些欧洲人所能见到的中国人无非是那些在海上劳作的渔民，与他们做交易的商贩以及对他们百般刁难的低级官吏。也许这些中国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因此他们回国后在向画家描述中国人的时候，故意进行了丑化。而那些没有亲眼见过中国人的画家，又糅进了自己的主观想象，以致于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成了我们所看到的那副漫画式的样子。

尽管这样，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要比中国人对欧洲人的了解多一些。那时去过欧洲的中国人比到过中国的欧洲人的数量还要少得多。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就是“天下”，其他地方都是没有开化的蛮夷之地。后来在与“蛮夷”的交锋中，一次又一次地吃了大亏，才有一部分人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欧洲，看到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