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理论对生态转向的意义

将生态学的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用于文学批评，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范式的出现：生态批评；同时也标志着文学批评的新转向：生态转向。正如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言：“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注12后现代哲学是对现代性及其观念的反思，生态学则成为后现代哲学，尤其是以大卫·格里芬（David Kay Griffin）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重构的重要依据。在宗教哲学、伦理学和生态学的结合之下，诞生了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即建设性的后现代生态哲学。

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及其生态观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在此之前，“解构”几乎成为后现代精神的代名词，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等人代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他们对现代文明引以为傲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进行反思。在部分解构主义者看来，现代文明更是让人类走向癫狂的根源。《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写道：“疯狂揭开了人的终结真相：它显示出，激情、社会生活、所有和不识疯狂的原始自然相远离者，可以把人推到什么境地里去。疯狂总和文明及其不适相关联。”^注13在福柯眼里，文明才是造成疯狂的真正原因，而非自然。这一观点概括了后现代思想对现代性的质疑。再如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zlovskiy）在他的《后现代文化》中揭示的，以科技为代表的现代文化，是给当代社会带来种种精神危机的思想根源，技术向自然提出挑战的同时却并没有消除人类心灵深处的恐惧感，相反却加重了人类的精神危机。他的观点既是对技术决定一切的现代观念的反驳，同时也代表了大多数解构主义后现代思想家的观点。相似的观点在史蒂文·康纳（Steven Connor）编著的《后现代主义》中也可以找到，书中认为后现代的两个重要元素：科学和技术之所以遭到质疑，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给人类和自然所造成的“副作用”^注14。但是，解构主义缺乏重塑人类精神的建设性意义，它没有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并能够为人类精神指引方向的世界观，无法为人类的偏执、焦虑以及孤独等精神病症指引出路。解构主义存在的问题为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兴起留下契机，解构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为生态运动及其思想精神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体系，既避免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所存在的缺陷，也能够挽救现代性之后的人类的精神危机。所谓“建设性”可以理解为后现代精神的延续——反省后的重建。

建设性后现代生态哲学奠定了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20世纪以来，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之下，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生态问题的担忧。一般认为，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是当代生态文学的定鼎之作，它被称为生态文学的“圣经”。从西方文学史上来看，虽然文学作品对自然和生态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并没有真正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而，文学的生态转向应当是从《寂静的春天》这样的作品开始的。在卡森看来，人类对自然的保护和尊重是出于人类精神的内在需要，人类精神从属于生态精神，是宇宙精神的一部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是一种精神性回归。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并非仅仅为了维护人类自身的利益，更是为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存在及其价值实现。

生态文学既超越了纯粹的自然审美，同时也剥离了环境文学的功利主义色彩。生态文学正是要人类摆正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重新认识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及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新的文学类型的出现也成为生态批评的实践基础。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类自身的价值实现是自然存在的内在需要之一，但是，生态系统并非只为人类而构建，相反，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目的性，正如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所看到的那样，整个生态系统是由人类以及多种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人类的存在意义在于维护这些关系的稳定，而非凌驾于万物之上。

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态批评范式，除了哲学理论基础之外，生态转向函需大量心理学、人类学等理论的支持，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刚好能够解释群体心理与自然的关系、群体的精神病症以及灵魂的自我救赎等诸多复杂问题。一方面，人类从自然中获取最基本的资源以维持生存，人的早期记忆中充满对自然的强烈依附感。另一方面，原始人眼中的自然并非完全是一个美丽的世界，相反，它处处充满危险，不仅有其他物种随时可能带来的威胁，还有难以理解的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正如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进化论所证明的，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竞争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对人类集体无意识精神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对自然的恐惧始终占据上风，摆脱自然的控制，为了抵御自然灾害所带来痛苦，在自然中实现自我的生存价值，征服自然便成为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它也成为推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潜意识动机。但是，事与愿违，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未能够让人类实现摆脱自然控制的愿望，相反，却让人类的精神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现代人类的种种精神病症（偏执、恐惧、癫狂等），人们对自然亲和、依赖的心理遭到抑制。生态文学的目的正是为了拯救人类的精神危机，让人类灵魂重回自然。

荣格并没有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样最终走向“适者生存”的偏执，相反，他认为现代人对原始人记忆的传承，正是人类有可能走向“回归”的依据。他认为人类集体无意识中依然存在着对自然最原始的敬畏，科学和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文明无法彻底摆脱此种心理的影响。荣格清楚地看到现代文明给人类精神带来的问题，他希望能够借助心理学研究来为人类精神找到一条更为妥帖的道路——人类灵魂的自我拯救之路。对他来说，现代人对科学和理性的崇拜无异于原始人对图腾柱和神秘仪式的崇敬，两者都是为了让人类精神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集体无意识精神的影响下，人类始终需要在实现自我生存和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内在的精神性平衡：

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注15

如荣格所指，人类似乎也应当“停一停”，以期获得精神上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