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关中地处西北内陆，气候干旱，降水历来较少，而地表径流亦不多，故无论从生活还是生产角度看，水资源都非常珍贵，这是总的特点。然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样的水资源条件也是有变化的。一方面，上游曾经覆盖较好的森林植被等因素使得泾渭等河的水源补给一度良好，这成为早期农业灌溉工程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但随着农业垦殖的不断拓展，水资源补给日趋稀缺，农业生产的水分条件日渐恶化。另一方面，由于降水等气候条件的特殊性，水资源的年内分配很不均匀，这对于作物选择和耕作技术类型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比较而言，唐宋以后，关中人口增加，种植规模显著扩大，作物种类也有所增多，因而水资源年内分配不均匀的特点对于作物种植的不利影响是不断增大的。这样的变化特征，乃是解释历史上关中地区农业生产技术变化在环境条件方面的主要依据。

正是受制于水资源稀缺的自然条件，关中地区的农业从一开始就是以旱作技术为其基本选择。虽然此地的农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开始发展水利事业，其规模亦曾令人瞩目，如著名的郑国渠，其灌溉面积达到“四万余顷”。这个数字的真实意义虽有争议，但无论如何估计，较之关中或渭北农业区，其实际面积都不能算是很大的。郑国渠之后，关中地区农业水利工程时兴时废，其效率也难以一概而论。因此，在关中地区的农业种植中，总体而言，是无法将灌溉作为主要的技术方式来满足作物生长对于水的需求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关中的农民就忽视了水资源的利用。恰恰相反，人们在生产中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将有限的水资源予以合理的配置，其成效也很显著。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历史上关中以及附近地区的农业生产，其效率高低，固然受制于土地规模，但水资源的数量和利用水平，更是制约生产水平的关键。从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特点看，本地较早发展起来的精耕细作农业，其各项主要技术措施，虽然是针对土地耕作而展开的，但其核心却是水资源的利用。换言之，脱离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就无法解释关中地区精耕细作农业的技术内涵。

基于这样的认识，有必要将水资源作为一个中心问题加以讨论，并以此为基础，解释农民的行为、乡村社会组织的运作，特别是制度性因素和政府的相关政策。本书以《明清时期关中地区水资源环境变迁与乡村社会》为题，即是出于这样的研究意图和主旨。

认识与解释这个问题，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水资源环境本身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的或外部的变量。它以自然资源禀赋为基础，但同时也是社会制度变革与运行的产物。因此，不宜只是从被动利用的角度来解释人的行为。

第二，自然条件决定了社会及人行为的边界，同时也基本上确定了经济活动的总的特征。但人在经济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做出主动选择的。而人的选择，就农业而言，可以影响甚至决定特定地区的技术类型与模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类型，以及技术方式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传统，而传统本身是后人组织并进行生产活动时的重要前提条件。

第三，人的行为选择实际上是基于特定地区的自然与经济社会两个方面的要素条件而做出的，虽然我们在分析时可以将这两个方面区分开来，但实际的选择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过程。因此，要认识特定地区经济活动的类型与模式，必须以系统性的观点，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四，社会结构以及利益诉求具有层次性特点，这一点决定了制度性行为的复杂多样性。就资源环境条件的利用而言，社会上层统治者、乡村社会中的实际生产者和以乡绅为代表的地方利益协调者，看待水资源的利用问题，显然有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我们看到的历史，其实是基于不同立场的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五，人们对于环境的利用和改造，是一个在认识上不断变化、行为上不断改变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我不赞成一些人所持的简单线性观，即认为认识变化就是认识的不断深化、行为上的不断改变就是行为的日趋完善。其实真实的过程是曲折的，就资源利用而言，理性与非理性总是纠缠在一起的。而所谓理性或非理性，一方面要依据特定时代的具体条件加以评述，另一方面，需要基于现代历史学和经济学理论予以新的解释。

上述要点，其实反映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即过程论与关系论。坚持过程论与关系论的观点，在方法论方面的意义是，对于包括水资源和环境利用在内的历史问题，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变化过程，并探讨其在每一个具体时代中存在和变化的原因、条件以及机制，同时也要关注其所牵涉到的各种复杂关系，并辨明其中的主次和相互作用。不注意外部条件和内在机制的历史变化，就会错误地以一种不变的观点解释不同时代似乎相同的现象；而未辨明其中的复杂关系，也不能准确说明历史问题的多样性特点，特别是容易将变化的原因归之于单一的驱动力和制度安排。

我非常欣喜地展卷阅读高升荣的这本著作。由于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所以我对其中的内容比较熟悉。但是，正因为这一点，我能看出，作者后来对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又进行了深入的拓展性研究，使得本书具有了更为坚实的史料基础，而论证与解读也有许多新意。在我看来，我所提及的前述要点，在本书中皆有较好的体现，而其道来要言不烦，充分反映了作者对所研究问题的深刻认识和举重若轻的把握。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关中以及北方地区传统农业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

遵作者之嘱，我不辞鄙陋，以此数语，为本书序。

萧正洪

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