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媒介的延伸

——纪念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发表50周年

（代序）

金惠敏

2014年是麦克卢汉堪称20世纪思想经典的《理解媒介》（1964）出版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最大变化也许不是什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新金融危机，甚至所谓“中国的崛起”或“美国的式微”，而是已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媒介，它深入地改变了我们最日常的生活、我们的文化行为以及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一切似乎都呈现为“媒介的后果”，连恐怖主义都是媒介的后果。恐怖主义的目的不是制造恐怖情绪，而是恐怖情绪的大众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的“文化理论”也是媒介的后果：试想一下文化理论的主要对象大众文化的由来吧！“大众”是被现代传媒建构起来的。

一切都要从媒介说起，一切都要从媒介获得解释。犹如“资本”曾经是理解19世纪社会的一把钥匙，如今媒介则成为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的超级方法论！以前我们读马克思，今天我们读麦克卢汉，或者“倾听”麦克卢汉。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精神导师，麦克卢汉堪称全世界网民的至圣“法师”（guru）。但麦克卢汉之后，谈论“资本”而不同时谈论“媒介”将是野蛮的、言不及义的和不得要领的，因为今日的资本首先为媒介如电子媒介所显形。

站在电子媒介的制高点上，麦克卢汉指出，马克思是19世纪的“硬件人”，其全部思想都是建立在“硬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他想象不到20世纪最重要的商品是无形的“信息”（information）。1由于“信息”为电子媒介所创造，是电子媒介将整个世界包括资本和商品数码化的，麦克卢汉所呼唤的由“产品”到“信息”的转换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媒介”转向了，即在观察社会巨变时对一个媒介视角的启动。

媒介是当代人的运命。“运命”意味着展开，但同时也意味着它只能以某种方式而展开。柏拉图曾教诲我们要按照“理念”来观察世界，亚里士多德将此“理念”科学化为“形式”。康德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先验范畴”，我们必须经由它们方可“理解”对象。而麦克卢汉则是非常具体地告诉我们，“理念”、“形式”、“先验”其实一点儿也不玄虚，它就是我们每日都在与之打交道的媒介。他宣称“媒介即信息（message）”，强调媒介对于信息建构之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性作用，在我看来甚至是前提性的，即是说，没有媒介，便没有信息！没有媒介，便没有我们对于对象世界的知识。霍尔说过，不经编码，无以成新闻。套用这个说法，不经媒介，无以成信息。

因而，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媒介，而是媒介根本上就内在于我们，它是我们先天的认识机能（faculties）或主体性。媒介是我们“内在的尺度”2。要不要媒介，由不得我们，它最终是要由媒介说了算的。人类为媒介所定义！我们人类如果不只是一堆“质料”的话，那么它就还是或者说更是作为“形式”的“媒介”。没有媒介，我们将流为行尸走肉！

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即便不是当代世界的百科全书，也可谓理解这一急剧变化世界的工具箱。其“媒介”概念几乎无所不包，包括了人的一切“延伸”，其媒介理论已为人文社会科学所广泛使用。然而在使用或挪用中，我们发现，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内在精神却被模糊了或是被遗忘了，这个精神是美学精神，是以想象性文学为代表的人文价值。请记住，麦克卢汉首先是一位文学教授！文学是其媒介解释学的“前见”、“前结构”。例如，其“地球村”概念是一媒介概念，我们只是在媒介的意义上生活在“地球村”，然其根底里则是一个美学的或曰感性的概念。通过“地球村”以及电子媒介所创新的“听觉空间”，麦克卢汉发起了对建立在机械化基础上的理性主义的猛烈批判，同时他在电子媒介的世纪看到了古老的整体感性的新生，看到了艺术和生态的复苏：

 

也许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最伟大的信息革命发生在1957年10月17日（应为4日——引注），其时人造卫星为地球创造了一个新环境。自然世界第一次被完全囊括在一个人造的容器之中。在地球走进这一新的人工制品时，自然终结了，而生态（ecology）却诞生了。一旦地球上升至艺术作品的位置，“生态”思维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3

 

麦克卢汉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以其媒介洞识开辟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场域。我以为，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艺术的思维、文学的思维——如果说这里提及“文学”而不致产生误解的话。有必要重申这个老生常谈吗？文学即艺术！

在西方文艺史上，或许有过所谓“审美现代性”之类的东西，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断称的，但对于麦克卢汉来说，美学或艺术，倘使失去了康德、席勒所要求的“自主性”，其在电子媒介时代就不再有“聚焦”、“中心”、“深度”，不再有“视觉性”而只有“听觉性”，不再有“自然”而只有“生态”，一句话，不再有坚硬的“主体性”，则将是“后现代”的。4 我们不必等待麦克卢汉亲手为我们铸造一个新术语——“审美后现代性”，因为，他已经将我们引领到这个术语面前。

古老的中国曾给麦克卢汉以后现代的灵感。也许有读者对麦克卢汉关于中国文化的总体论述不以为意。的确，麦克卢汉未必能够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和多面孔，然而其他人也未必，包括那些沉潜和濡染其中的中国学人。但是，具体于其对道家、对庄子的引述，我们倒是可以斗胆放言，麦克卢汉绝对是正确地接通了作为道家代表人物的庄子与后现代主义，且恰切地用于支撑他自己的“审美后现代性”的媒介观。在其两部最重要的著作《古登堡星汉》和《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都引用了庄子“抱瓮出灌”的故事——庄子不是麦克卢汉擦肩而过的陌路：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

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天地》）

 

故事是从海森伯那里转抄过来的，然而麦克卢汉比海森伯更真切地嗅出了其中技术的感性意味。他从这则故事中引申出两个论点：第一，技术的后果是感性的；第二，每一技术如果作为某一感官的延伸的话将引起整个感觉比率的改变：

 

撇开所有的评价不论，我们今天必须知道，我们的电子技术影响到我们最日常的感知和行为习惯，从而立刻在我们身上重新创造最原始的人类所具有的那种心理过程。这些影响不是发生在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中，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学会了批判，而是在我们最日常的感性生活中，这创造了思想和行动的涡流和矩阵。5

与理性之旨在分割和分裂比而论之，感性的本质是整体性的。例如，麦克卢汉指出：“广播的效果是视觉的，照片的效果是听觉的。每一种新的作用都会改变所有感知之间的比率。”6也许此处要稍稍修正麦克卢汉的是，为了强调技术的感性作用，他否认了技术对于思想和观念的作用。而事实上，技术对感觉系统的改变也终将引起思想和观念的改变。技术对人的延伸是深刻而全面的，既在感性层面，亦在理性层面。但无论如何应当感谢麦克卢汉的是，他启发我们，任何意识形态的革命如果不经由或者不引发感性的革命，终将是不彻底的，也因而是昙花一现的。似可以争辩：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革命当是感性革命或美学革命。

如果说仅靠如上文献，麦克卢汉还不能顺顺畅畅地将庄子带向其通过电子技术所开辟的后现代场景，那么在他未能征引的庄子文本中，庄子则活脱脱就是他所希望的那样一位后现代主义者：跃然纸上，如在目前！我们不知道应该为麦克卢汉感到惊奇呢，还是为麦克卢汉感到庆幸，惊奇于其敏锐的洞察力，庆幸其不待耕耘而竟有收获，反正庄子哲学即使不能说与后现代主义完全叠合，那也是息息相通、意趣相投的。

限于篇幅，在此我们仅举两例以作证明：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这个故事要与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老子》第十二章）对照阅读。“五色”、“五音”、“五味”均非自然之色、音、味，它们是人工或技术的产物，其特点是对于色、音、味的提取和强化，是将其与自然相分离。浑沌死因无他，就是儵与忽以分解性思维方式取代其整体性的存在，他们错误地以为所有人都是在“视听食息”中生活、享乐，都是以“视听食息”的方式与世界相沟通；他们全然不能想象竟还有浑沌那种整体性的与世界相沟通的方式。以不同的思维对待对方，只能是相互虐待和虐杀。儵、忽杀死了浑沌，而浑沌又何曾有过“待之甚善”之德？——这怕是庄子偶然的疏忽了！儵、忽与浑沌的格格不入就是麦克卢汉所一再强调的“机械化”与“自动化”的矛盾和对抗。《理解媒介》开卷即指出，人们之所以会对“媒介即信息”感到惊诧，原因在于人们长久生活在一种“分解和割裂的”文化传统之中。7

在另一则寓言中，庄子还揭示了分解式思维如语言与感性经验的对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庄子·天道》）

在“抱瓮出灌”故事中，庄子似乎是反对技术的，但是在庄子心目中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技术，就是化入感性的技术，前者是可分析、可分解、可重复的，而后者则是感性的，是一次性的、无法传达的。轮人的技术——准确地说，是“技艺”、“手艺”——是不可言传的，它是内在的，只能“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在“心”、“手”之间流转不已而不外泄；而一旦外泄于语言，则如庄子所论，由于“道不当名”，故“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庄子对语言的不信任，就是对具有语言特征的技术的不信任。庄子的语言理想是无语言，庄子的技术理想是无技术。换言之，在语言中看不见语言，在技术中看不见技术，甚至连“看”本身都是多余的、累赘的，它妨碍对真理的接近。也许祛除了“看”，语言将成为“道言”，而非“方言”，技术将成为“道术”，而非“方术”。

关于庄子和海森伯的关系，麦克卢汉描述说：“现代物理学家与东方场论亲如一家。”8这话用在海森伯身上可能远不如用在他本人身上更为妥帖，因为无论麦克卢汉抑或庄子显然都要比海森伯重视感性一些。庄子是感性后现代主义者，麦克卢汉亦复如是，虽然感性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意趣：简言之，庄子由感性入于“道”境，旨归在“道”，感性最终被否弃9；而麦克卢汉则试图通过对感性的寻找和发掘以召唤和恢复被理性化所撕裂和埋葬的人性整体性，始于感性且终于感性，在在不离于感性，即是说，感性既为其“术”（方法），亦为其“道”（目的）10。进一步界定，由于“感性”乃“美学”之基本语义，二者互通无碍，那么变换一种措辞，如前所透露的，他们还可以被称之为审美后现代主义者。在感性或审美上，麦克卢汉与庄子亲如一家！

组织本次会议当然是为着“纪念”的意义，为着缅怀麦克卢汉在媒介研究方面的丰功伟业，但纪念绝非考古式的复原，绝非建立一座睥睨众生的雕塑，纪念本身即是说有某物之延伸入现在，有某物织进我们的日常生活，重构着我们的经验世界。我们的纪念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我们关心的重点不是麦克卢汉实际说过什么，而是其言说对当下、对未来可能意味着什么。纪念绝不只是为着逝者，更是为着现在，为着来者。纪念是继往开来！

在此意义上，本书选辑的这些以“理解媒介的延伸”相召唤的论文，既以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为本，同时也念想着其当代意谓，堪称《理解媒介》的一个延伸或曰一次文本的再生产。不止于此，我们的“理解媒介的延伸”一语还指向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一书的核心论点。在这部书中，所谓“理解媒介”就是理解“媒介的延伸”，以及此“延伸”的感性或美学后果——这仍可称之为“延伸”，因为“延伸”总是一种“后果”。

思想的延伸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地往前走，它总是与波动、往复、迂回等结伴而行，从而呈现为婀娜多姿、异彩纷呈。“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当读者在这样一个“延伸”的意义上看待这些受邀而写就的文章，会发现它们是“延伸”而非“复制”我们的编辑意图。每篇文章都有其独立的存在和看点。最后，倘使有读者还能“延伸”这些文章的思路，延伸“延伸”，拙编将幸甚至哉，载歌载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