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总序

文化研究的许多代表人如斯图亚特·霍尔等并不主张给予其所研究的对象文化以一个清晰的界定，也不建议任何研究方法对于这一对象的优先权。然而就是这种似乎既无具体对象亦无特别方法的文化研究却红红火火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靡全球，成为当今世界第一显学。其成功的秘诀或奥秘究竟何在？

不言而喻，没有对象，意味着一切可为对象；没有方法，则是说一切方法都可以拿来使用。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无所不及（对象）、无所不用（方法），即是说，举凡世间的一切现象、问题都可揽入笔底，细细打量，举凡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思想都可任我驱遣，为我所用，其原因便是对于这种无对象、无方法的信仰和坚持。现在随便打开一本文化研究教程，都可看见这一超级学科令人叹为观止的宽度和厚度。读者用不着惊奇，在别的领域所见到的知识，好像不经什么改变就径直涌进了文化研究。浪漫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研究、性别研究、身体研究、全球研究，甚至汉学研究，都能在文化研究的范畴内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用武之地。当然我们可以批评它是大杂烩、百衲衣，但不能不承认和服膺它的丰富多彩和纵横捭阖于各种话语之间的巨大潜能。

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虽非文化研究中人，但他对“文化”概念的宽泛无边的批评和他本人对其狭义化的处理则可能透露出文化研究的活力和意义所在。他有个轰动一时的论点，说是冷战后世界冲突已经由之前的意识形态冲突转向文明或文化的冲突。他所谓的“文化”不是文化理论家如格尔茨、威廉斯等人那个包括了一切文化形式的定义，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从流行文化到高雅文化，他指出这样的文化概念什么也解释不了。他要把“文化”限定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守持的价值、态度、信念、取向以及基本假定”上。简言之，在他看来，文化即价值观。可以发现，亨廷顿的错误在于否认了低级文化形式的价值蕴涵。但这一错误也可能发人深思，借着它我们可以追问一下：价值难道仅仅存在于高级文化而不见于低级文化吗？

文化研究在另一条道路上思考文化。首先，它将文化定义为“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即运用符号创造意义的过程及其成果。符号无贵贱之分，无精英与大众之别，一切符号均可用以表情达意，或者说，任何符号均为生命之形式。这种符号界限的模糊将导向对一切文化形式的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对于其对象不做选择，来者不拒，非也！其次，文化研究总是倾向于选择那些意义最为重大至少是最为有趣的问题来研究，而当代各种社会问题中，恐怕没有什么比政治牵扯面更广从而意义更为重大的了。就此意义而言，文化研究实乃文化政治学！文化研究的政治有宏观方面的，如霍加特的工人阶级阅读，霍尔所命名的撒切尔主义，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正在进行中的特朗普研究，也有微观方面的，即日常生活层面的现象，如：服饰、发型、酒吧、餐饮、连锁店、购物中心、娱乐方式等。文化研究一向关注政治问题，这一点与批判理论类同，但其在日常生活方面涉猎之广则为后者所远远不及，因而在英语世界以及中文世界，文化研究便后来居上，几乎囊括或取代了批判理论。一切批判理论当今都可以归在文化研究的名下。已经没有必要再来区分什么批判理论，什么文化研究了，它们已经合流，合二为一。

总之，文化研究固然无所不包，但它背后有一原则，就是研究各种文化形式，即各种意指实践，尤其是其可能被模糊、被掩盖和被歪曲的含义，以恢复其本来的面貌。因此，文化研究与其说是一门学科，如体制内许多学者所希望的那样，倒毋宁说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谁都可以尝试。

本丛书以“文化研究”相标榜，其意即在拣选对于各种意指实践或表征活动的研究成果，为创造美好的人类生活而尽绵薄之力。由于当今的学术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丛书的作者和选题的构成也将是国际性的或星丛性的。不敢借此以表达对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奢望，但如果说这样做具有文化间性的意义则属于基本的文化自信。虽然限于汉语，这里的文化间性还只是内向的文化间性，即在一种语言内部的文化对话。期待不远的将来汉语也能成为一种国际学术语言。

 

金惠敏

2017年3月21日星期二

北京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