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展开社会学新视野

加芬克尔等人在常人方法学中确立了社会学的新思维方式，为超越现代社会学解决了思想原则或方法论原则问题，但是，加芬克尔对社会现实新变化的论述同迅速变化的现实相比，却显得视野有限。与加芬克尔同时扬名的丹尼尔·贝尔，虽然没有专门讨论社会学以何种思维方式认识社会现象问题，但是他在十分广阔的学术论域中，深刻揭示了后工业社会来临的实质，为社会学实现思维方式变革和理论观念革命明晰了现实基础，并且他遍及社会生活各种领域的丰富论述，为社会学研究展开了崭新的理论视野。

贝尔主要的学术著作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这两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对工业社会即将终结、后工业社会即将来临的预测，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方面揭示了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发生的复杂变化。贝尔给《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加的副标题是“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其实，这不仅仅是探索性的预测，因为就书中列举的大量事实而言，后工业社会在该书发表时在美国已经成为现实。贝尔实质上是在运用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多重视角，对已经展开的后工业社会变化作出社会学理论概括。当时有许多人像贝尔这样对社会发生新变化有敏感的觉察，并发表了一些论著。但是人们却都未能达到贝尔对社会新变化如此全面而深刻的洞视。贝尔的优越之处大概在于综合性、开放性的新社会学视野和新社会学方法。

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研究的广阔性和深刻性，与他的社会经历与学术经历直接相关。贝尔出生于纽约一个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家庭，父亲早年去逝，自幼随母亲过着贫寒的生活。青少年时期对艰苦生活有深刻体验，不仅憎恨排斥犹太人的法西斯主义思潮，而且对贫富两极分化也深怀不满。20世纪30年代遍及欧美的经济危机，使年轻的贝尔处于更为艰苦的环境之中。1934年，贝尔在当时十分活跃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放弃了宗教信仰，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团组织的社会活动中，贝尔表现出激进的革命情绪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浓厚兴趣。他怀着研究社会问题，推进社会进步的愿望选择了社会学专业。但是，这一段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联系的经历并没有使他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相反在30年代中期的右倾思潮中，贝尔同一大批美国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猛烈抨击斯大林在苏联采取的极权专制政策，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被极权专制窒息，断送了继续发展的前途。

在放弃共产主义理想之后，贝尔开始拥护罗斯福新政。赞成富兰克林·罗斯福针对经济危机采取的“银行紧急法令”“国家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等一系列新政策，呼吁进一步发扬美国政治的民主传统，为学术界和知识界创造一个宽松的文化氛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贝尔积极参加美国学术界关于历史反省和文化问题的大讨论，在倡导“新自由主义”的同时，总结30年代美国左翼运动失败的经验，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激进主义和社会革命理想均已告败，欧美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淡化革命愿望，激动的情绪已经逐渐平息，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等观念深入人心，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失去了意义。

意识形态终结论表现了贝尔试图走中间道路的理想。一方面，贝尔不赞成麦卡锡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政治的极右思潮，认为美国知识分子应当冷静地对待各种政治倾向，维持美国社会宽松、平和的局面；另一方面，贝尔反对在战后继续鼓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这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理想是没有意义的，只能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他主张循序渐进的经济调整和政治改革。贝尔这种试图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亦即在右倾主义和左倾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的作法，被人们称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

所谓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是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确立的：政治活动领域的主体是个人，而非家族、公司、教会等集体，参与政治生活的个人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在平等关系中展开的政治生活变成了一种公开的大众交往，或者政治活动变成了按一定规则行事的公众行为。在公众参与的政治生活之外，是个人自决、自愿、自利的私人领域，对于私人领域国家不应过多干预，只要人们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时不妨碍他人和公众领域，就没有必要像中央集权国家那样无限制地干涉他们。简言之，贝尔强调公众领域人人平等，私人领域个性自由，但是都应当有一定的规则与制约。

所谓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强调国家或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调控社会经济运行时，不能仅仅考虑经济效益、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而应充分考虑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因素、经济活动结果和经济调控政策的社会影响。在贝尔看来，经济活动同政治活动不同，政治活动的主体是个人，个人按一定规则保持平等关系就可维持政治公正和社会稳定，而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公司、企业等集体，在经济活动中集体的作用大于个人，群体的价值也高于个体，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集体或群体之内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争取集体内部和集体相互间的协调关系，以便保持个体的良性社会联系，不至威胁集体的有效运行。贝尔还强调必要的社会保障，保证个体能安全地在经济集体中参与经济活动。可见，贝尔的经济社会主义实质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经济活动现象，而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开展经济活动。

贝尔在文化方面的立场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是60年代后期青年左派造反运动之后兴起的一股思潮，一方面是对青年激进行动作出的反应；另一方面是美国社会向传统回归、寻求社会秩序稳定少变的社会心理和学术主张。新保守主义强调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鼓励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维护美国的传统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抵制具有刺激性和煽动性的文化现象。虽然贝尔同新保守主义者有许多交往，但是他对新保守主义的一些政治主张又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并且反对别人以新保守主义者称呼他。

贝尔的新保守主义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在后来发表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两部著作中，文化方面的保守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面对60年代的青年造反运动，贝尔告诫青年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文化传统中是有值得批判的因素，但是文化传统是不可能完全抛弃的，应当维护文明的延续性，承认文化传统在历史过程和现实存在中的作用，并且文化观念的稳定性也利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而不应当不顾一切地冲击文化传统，不分良莠地否定各种文化观念，标新立异地制造缺少根基和内容贫乏的新文化形式，导致文化领域精神混乱和言路断裂。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这三者统一在贝尔的学术思想中，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贝尔却明白无误地声明自己就是以这三种立场或三种学术观点分别面对社会生活的三个主要领域。贝尔的这种思想结构一方面表现了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充满矛盾的统一体，认为这个统一体不同方面的发展变化是不平衡的，不应当不加区分地一概而论，应当面对实际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采用不同的原则、方法和策略。另一方面，贝尔的思想结构也表现了他坚持社会学用整体性原则看待社会生活，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兼顾经济、政治和文化各种因素，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展开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研究，所以，在贝尔的著述中，人们所看到的学术场景不仅是崭新的，而且也是宏大而丰富的。

另外，虽然贝尔没有谈到要反对社会学传统，但是他的社会学思想同传统社会学是有明显区别的。不仅他论述的社会现象是传统社会学没有见到的，而且他论述的方式和方法与传统社会学也是有区别的。首先一个明显的区别是：贝尔在陈述后工业社会现象，包括开展一些量化分析的同时，也注意利用一些哲学方法开展对社会现象的理论批判，他关于社会中心任务转移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分析，发挥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方法。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贝尔不隐藏自己在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价值主张，不像传统社会学那样仅以客观的立场去观察和描述，而是在陈述大量事实的同时，充满激情地表达出对时弊的鞭挞和对未来理想目标的憧憬。

贝尔的社会学视野是崭新而广阔的，他的丰富论述不仅给社会学展开了一片新视野，也为文史哲、政经法等其他学科明示了一种新生活，特别是为飘若浮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找到了后工业社会基础。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问世后，不仅学术界从中获得了具体现实而又鞭辟入里的启示，而且广大社会成员也恍然大悟地意识到一个空前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在贝尔用后工业社会理论对深刻变化的社会现实梳理后，后工业社会开始了更快速的后工业化进程。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时，还谦虚地称这仅仅是对未来社会的探索性预测，而30年之后立于新世纪之初，再看西方发达社会及全球社会的信息化、知识化或后工业化的现实，怎能不为贝尔预测的准确性和深刻性而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