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变？

——王造时与国民党关系一瞥

1933年，《东方杂志》元旦号以“生活的一页”为题，向社会名流征文。当时在上海做执业律师的王造时也收到了约稿函。他遂就1923年不惜与梁启超叫板而替国民党辩护、差点被清华学校开除的一段往事，命笔作文一篇，即后来发表的《做学生差点被开除》。

谁之变？

这篇文章发表时，删去了原稿中最末一段文字，而王造时恰恰认为，该段文字才是整篇文章的主旨所在。王造时忆述：

这篇文章刚刚写好，有一个朋友来访，看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梁任公曾经说过，不惜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我看你十年前那样热烈地拥护国民党，今天又这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亦是自相矛盾。我反问说，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说罢哈哈大笑，他也哈哈大笑。

《东方杂志》在发表王造时的《做学生差点被开除》时，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即把该段文字删去。王造时就此还专门向《东方杂志》提出过抗议，要求在下一期刊登全文并道歉。但《东方杂志》并未刊登全文，只是在第二期发表一则启事，声明未经王造时的同意删去了最后一段文字，影响了文章的整体意思表达，特意向作者道歉云云。

王造时先亲国民党而最终反国民党，这种抉择在王造时他们那一辈知识分子中间绝非特例，在一定程度上说，王造时的这种抉择，当时的确是比较普遍存在的。重新梳理王造时与国民党之间关系的这种变化，可能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一种视角。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与梁启超叫板，为国民党辩护，差点被清华开除

1923年10月10日清华学校举行国庆大会，特邀担任清华国学讲师的梁启超发表演讲。梁启超以“我对双十节的感想”为题，对民国前十余年的乱象大加挞伐，并将其原因归之于国民党乃至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只知捣乱不知合作，须负一大部分责任。

当时就读于清华学校的王造时，正好是这次讲座的千余名听众之一。对于梁启超的这种批评，王造时并不能接受，王造时回忆，“当时听见梁先生的演讲，不觉义愤填膺，急想站起来质问，但是一来怕扰乱会场秩序，二来心里着实有点害怕发跳，结果还是站起来，又坐下去了。”

王造时强捺怒火回到宿舍后，“满腔义愤，没有发泄，仍然觉得难过”，于是挥笔写就一篇题为“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部分资料中无“先生”二字，夏红注）的评论，送给《清华周刊》发表。《清华周刊》于1923年11月第292期发表了这篇文字。

这篇文字不可谓不酣畅淋漓。作者如此起笔：“我们十二分崇拜学者梁任公先生，同时我们也十二分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王造时直陈：

无论任何国家，到了政治腐败，歹人揽权，民不聊生，无可奈何的时候，若要建设良好的政府，若要创立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政府，就不能不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若要是根本推翻现存的腐败政府，就不能不起来革命。但是一班被统治阶级要革一班统治人阶级的命，就不能不实行最危险、最有效、最可悲、可痛、可泣、可泪、慷慨激昂的运动。所谓慷慨激昂的运动，就是群众运动、揭竿反抗、暗杀行刺、运动军队以毒攻毒等，法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如此，中国历史上的除暴安良也如此。

接下来，王造时列举历史事实，指出梁启超原来属于保皇党，后来又成为勾结北洋军阀的进步党和研究系的首领，认为中华民国之所以乱到这个地步，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是梁启超和他所领导的派系所致。王造时认为中华民国乱象环生，梁启超没有一句自责的话，反而利用讲学机会攻击革命领袖，这不是研究学问，而是政治偏见。王造时还批评了梁启超政治主张之易变与不鲜明，认为梁启超“在政治主张上是一个无主义者，在政治运动上是一个落伍者”。落笔时，王造时表明了对梁启超的态度：“最后我要表示我对于梁任公先生的态度：（1）我极崇拜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2）我很怀疑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

当时的《清华周刊》在社会上已然有一定的销量和影响。除去《清华周刊》本身的影响之外，当时部分国民党员在北京创办的《时言报》发现了王造时的文章，便用特大号标题《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加了按语并在头版予以转载。这下子王造时的名字和这篇文章便不胫而走。

梁启超获悉此文后以及作者的身份后，气急败坏，紧急约见清华校长曹云祥，以辞去清华国学讲座相要挟，要求处理王造时。曹云祥无奈，只得把王造时找去严加训斥，并要他写悔过书，并由他陪同向梁启超请罪，否则便要以侮辱师长的罪名将王造时开除。王造时回忆曹云祥与他就此交涉的细节：

他说道：“我们学校好不容易请到梁任公先生来讲学，你却做了一篇文章攻击他，他现在很生气，表示辞职。如果你不去梁先生处当面请罪，学校根据侮辱师长的办法，只有开除。你的意思怎么样？”我说：“我没有侮辱梁先生，也没有对梁先生作个人的攻击，我不过对于梁先生的政治见解，表示异议而已。曹先生不信，请去细看那篇文章，如果有侮辱师长的话，甘受开除的处分。”

这次交涉并无成效，曹云祥还是要王造时考虑他提出的办法，即当面向梁启超悔过请罪。

几天后曹云祥再次为此事找王造时。王造时原原本本告诉曹，他不愿意为这件事向梁启超当面请罪。王造时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固执的结果，他回去后亦很仔细地考虑了曹云祥的方案，但最终还是认为自己理直气壮，并没有侮辱梁启超。当然，曹云祥面对如此倔强的学生，自然气不打一处来：

曹先生看见我这样倔强，不免有点恼了。他说道：“我是爱护学生的，并且是特别爱护你的。不过你侮辱了师长，我对梁先生不住，我现在提出另外一个比较容易做的办法，就是不要你去向梁先生当面请罪，改用书面悔过。否则，你便停学两年或开除，你自己去选择。

这第二次交涉亦无成效，王造时辞别曹云祥后暗自思忖，觉得自己很冤枉，于是和几位同学商量后，决定向曹云祥校长讨回公道。

两三天之后，曹云祥第三次为此事约见王造时。王造时再次重申，他对于这件事始终不认为有错，始终不承认是侮辱师长，认为“在学校里我是学生，但在社会上我是公民，梁任公可以谈论国事，我也可以谈论国事，梁任公可以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我亦可以批评梁任公和研究系”，“我只发表我对于政治的见解，犹之梁先生发表他的见解一样。我对梁先生的学问是佩服的，我对梁先生的政治见解是怀疑的。我不能自欺，把自己怀疑的当作信仰，把没有错的承认错。”王造时也威胁曹云祥，“我无过可悔，亦不愿意被开除。如果学校把我开除，我就要向法院起诉，向社会呼吁。”王造时忆述：

曹先生是很虚心的人，听了这番话，也觉得有点道理，便带笑说道：“好，你不承认错。不妨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公断；如果公断结果，你犯了侮辱师长之罪，那么你就应该受开除的处分，否则，你便无事。”我表示同意这个办法，但是愿知道校长有意请哪些人来公断。曹先生说：“譬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南方的汪精卫先生如何。”我心里一想，这二位都是校外人士，并且汪先生是国民党，蒋先生是同情国民党的，张先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人，他们三位来公断，我绝不至于吃亏，于是便立即表示赞成了。

此事清华学校并未进一步深究，曹云祥提议的委员会公断的方案也未曾实施，到此也就不了了之。王造时推断，“我想必定是梁曹两位先生宽大为怀饶我那时年轻。”

敏感人物

1925年清华毕业后，王造时即前往美国、英国留学，这一去就是5年，1930年学成归国。王造时晚年自述中提及了他当时的三种选择：跟共产党革命、跟国民党做官以及去大学教书。考察一下王造时当时的人际关系网络，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如果选择跟国民党合作而做官从政的话，他的道路是非常广阔的。早在英国时期，CC系就通过王造时的同学罗时实接洽，让他回国后直接去找陈果夫、陈立夫。但王造时并没有走这条通天大道，而是选择了教书，受聘为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教书之余，王造时结合他所观察到的社会问题，撰写了大量的时评文章，发表在胡适、罗隆基等主办的《新月》杂志上。王造时的文风酣畅淋漓，锋芒太露，一篇“从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触怒当局，差点遭致《新月》被关闭。王造时成为一个敏感人物。

对于这种敏感人物，当局的一般对付方法都是边拉拢边打压。蓝衣社头目刘健群曾来上海找过王造时。刘健群告诉王造时，政府正在剿灭共产党，为抗战做准备，建议王造时最好去南京工作，为政府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刘健群说：“不要在上海哇啦哇啦空发议论，妨害国家大计。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时对此并未直接答复，只是婉言谢绝刘健群的好意，不愿意抛弃现在的教书生活；而国家大事，会抒发个人见解，但不会超越三民主义的范围。

1932年11月，王造时创办了《主张与批评》杂志。没有多久，这份杂志就被查禁，于是王造时又于1933年2月创办《自由言论》杂志。这前后，王造时撰写了大量剑拔弩张的时评，这些时评构成后来集结的《荒谬集》的主要内容。我们先看看这些文字的标题：“两大救亡政策”、“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批评于右任、汪精卫二氏的言论”、“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国民党怎么办”、“这样的国民”、“对国家的认识”、“复兴新文化运动”、“怎样达到贪污”、“安内必先攘外”、“领袖的条件”、“异哉所谓外交问题之转变”、“泛论爱国的功罪”等。1935年自由言论社出版这本文集时，王造时将之命名为《荒谬集》，而之所以选此书名，则是因为国民党查禁王造时言论的主要原因就是“言论荒谬”。

除非在民主国家，否则再有雅量与胸怀的统治者都不大可能容忍这种言论，更何况国民党根本就不是一个有雅量的政党。查禁《自由言论》顺理成章。国民党当局除了查禁这份新生但锋芒甚健的刊物之外，还密令全国各个大学不许聘请王造时教书，原有聘约的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上海法学院也把聘约收了回去。当局妄图通过这种制裁方式，全面封杀敏感人物王造时。王造时只好去章士钊开办的律所挂名开业，并与商务印书馆合作译书以维持生计。

除了这种空间和经济上的封杀，国民党特务甚至将王造时列入了暗杀计划。1949年后上海肃反期间，抓捕的反革命分子中，就有两人供认曾奉当局命令执行暗杀令，并到王造时住的地方附近踩点。由这些禁言、禁教以及暗杀的措施可以看出，王造时与国民党的关系已经极大地恶化了。

“七君子”事件

知识分子和当局关系恶化的最终结果，即便不是杀头，囹圄之灾是断然免不了的。随着笔政空间的越来越小，王造时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到实际政治中去。1935年之后，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陆续成立。王造时由于与章伯钧的关系，加入了这三个组织，并都担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

救国会的活动如火如荼。国民党政府自然不愿意看到这一点。1936年，“九·一八”事件五周年前夕，蒋介石电令上海市长吴铁城，邀请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和王造时前往广州会谈。此举意在调虎离山，使他们不能领导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大会和游行示威。王造时等答复说过了9月18日再动身。这种答复激怒了当局，11月22日深夜，王造时等救国会同仁被逮捕，酿成“七君子事件”。

抗战全面爆发后，迫于国内外压力，王造时等“七君子”被释放。刚刚摆脱牢狱之灾的王造时，成了国民党各界拉拢的对象。是时，国民政府军方、政界方面，都极力通过各种手段拉拢王造时。

据王造时在其“自述”中回忆，仅仅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拉拢，便至少有三次：抗战爆发后，熊式辉邀请李烈钧、王造时和罗隆基出席全省总动员会议，会后熊式辉约罗隆基、王造时密谈，可以留他们在江西从事行政工作，也可以在当时发行的江西省建设公债中每人拨20万元，用来开办实业；此邀请被王造时婉拒。还有一次，熊式辉通过卢作孚约王造时和罗隆基任何一人，回江西省担任新近扩编的保安团政治训练处处长；此亦被王造时婉拒。第三次熊式辉电邀晏阳初、罗隆基、许德珩和王造时回南昌，商谈开办江西省政治讲习院事宜，由于此事关训练抗日干部，王造时等终于同意从事相关工作。

国民参政会成立后，王造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讲学与入党不宜相提并论”

王造时1939年起就担任江西《前方日报》总编辑。在此期间，国民党当局极力拉拢王造时加入国民党，孙科、陈诚、张群、熊式辉、陈立夫等都跟他谈过话。当时跟中共关系日渐密切的王造时，甚至将此事告诉了周恩来。

1940年，王造时前往重庆参加参政会途中，接到江西省政府转来中山大学代理校长许崇清的电报，邀请王前往曲江担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至王造时到了桂林，又接到江西省府转来的第二封电报。正好此时国民参政会延期，王造时便前往曲江，与许崇清会谈，表示出任院长一事可以考虑，但必须要到回江西之后才能最后决定。许崇清在王造时刚离开曲江之际，出于满足学生要求和维护学校稳定的考虑，便向外界公布了此事。

对此消息，中山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当然欢天喜地。但是，对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来说，这却不是个好消息。在当时国民政府治下，王造时绝对算是挂了号的敏感人物，国民党广东省当局生怕王造时在中山制造出什么事端，因此便借口中山大学是纪念先总理孙中山的大学，认为非国民党员不宜担任行政一把手。随即，中山大学突然出现了以法学院“全体同学”名义拒绝王造时出任院长的标语和传单，而反对的主要理由便是王造时“不是本党的同志”。

中大学生对此大为愤慨，真正的法学院全体学生看到此标语和传单也都非常诧异，于是于2月13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学生代表大会，所有在校及学校附近的同学都来参加，大会决议郑重否认以法学院“全体同学”名义发出反对王造时的标语和传单，同时以留坪全体同学名义电请王造时从速来院，并派六个代表到吉安迎接。此外，还请许崇清校长彻查假借“全体同学”名义的分子。

正在此时，许崇清也给王造时发来一电，表达了两个意思：一个是希望王造时尽快前往就职，另外一个是恳请王造时入党，以资表率。王造时对此电回复说：

明晨首途赴渝，顷又奉到二月十七日来电。弟原拟如前电所云，入党事俟与中央洽当后到校，盖入党与讲学似不必相提并论。弟之入党问题，中央早在接洽之中。今已不能稍待，弟又诚恐因此贻误院务，妨碍同学学业，谨专此前来辞职。敬请另聘贤明。区区愚诚。希即见谅。

在婉拒许崇清校长同时，王造时也致法学院全体同学一封信：

明晨赴渝开会。今日忽又奉到校长二月十七日电及我留坪全体同学签名慰问及催促之电。展读之下，私衷感动不可言状！早拟首途来院，但情形如此，深恐有误院务及我同学之学业，已致函校长辞职。内容如下（见上文）。尚望我同学在许校长领导之下，致力于高深学术之研讨，蔚成抗战之柱石，勿以时之辞职而稍有介意，以上慰总理在天之灵，领袖殷切之望，而无负于父老同胞之所期。则时虽不克前来服务，亦永觉与有荣幸……

王造时婉拒先入党再做院长的消息传到香港，邹韬奋先生慨然叹曰：“王博士虽博，他的唯一的‘缺点’竟是‘不是本党的同志’，奈何！奈何！”

向左走，向右走？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王造时前往南京，与张群、吴铁城等国民党政要见面。一方面，想打听一下国民党当局对于国共和谈的预期，就此推测内战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则是想把《前方日报》的编辑部从江西迁往上海。多方了解信息的结果，使王造时和沈钧儒、张澜、罗隆基等决定，既不依靠国民党，也不依靠共产党，还是依靠自身的道路，在中国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其实，当时王造时的内心是很困惑的，究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王造时自述中的这么一个细节，很能显示当时内心的彷徨：田汉五十寿辰上，王造时和罗隆基一同出门，罗隆基问王造时准备怎么走。王造时信口说，“向右走有跳黄浦江的危险，中间向前，穿过马路可能被来往汽车轧死，还是慢慢向左，走到跑马厅那边去吧！”罗隆基闻言不禁会意一笑。

最终，国共内战的大规模爆发，以及国民党对其他党派生存空间的打压，王造时自此与国民党渐行渐远，而最终留在上海，成为被“解放”的对象。

2008年3月14日于昌平军都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