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有无之辨

从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开始,魏晋玄学在本体论上的突破,业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通识。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一文中,汤用彤先生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魏晋之玄学则不然。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王弼《易略例·明彖章》);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易略例·明象章》)于是脱离汉代宇宙之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页41—42。而有无之辨则正是这种本体论思考的重心所在。许抗生先生对此总结道:“魏晋玄学则主要讨论的是宇宙本体论(即指天地万物的体用关系问题)而很少讲到生成问题。所以汤用彤先生说:‘玄学乃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辨。’这是抓住了魏晋玄学的哲学本质特征的。魏晋玄学讨论的有无问题,主要是指有无之间谁依赖谁,谁为依据,谁为根本的问题,属于体与用、本与末的关系问题。”参见许抗生:《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1991年12月,页3。

既有的魏晋玄学研究,大都以有无之辨为基本线索来重构魏晋思想的发展。这里,牟宗三的《才性与玄理》是一个例外。参见《才性与玄理》,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这种叙事结构,亦导源于《魏晋玄学论稿》:“总上所陈,王弼注《老》而阐贵无之学。向、郭释《庄》而有崇有之论。皆就中华固有学术而加以发明,故影响甚广。释子立义,亦颇挹其流风。及至僧肇解空第一。虽颇具谈玄者之趣味,而其鄙薄老、庄(见《高僧传》),服膺佛乘,亦几突破玄学之藩篱矣。”《汤用彤全集》第四卷,页52。以向、郭的“崇有”对反王弼的“贵无”,最后再以佛学的“心无”和“不真空”作为最后的“合”题,构成了思想史叙述中常见的正、反、合的逻辑架构。冯友兰先生对魏晋玄学派分的看法虽有所不同,但大体上还是以此为基础的:“玄学中是有派别的,玄学家们对于有无的了解有所不同,因此就分为三派,都是围绕有无问题立论的。一派是王弼、何晏的‘贵无论’,一派是裴的‘崇有论’,一派是郭象的‘无无论’。……魏晋玄学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贵无论,第二阶段是裴的崇有论,第三阶段是郭象的无无论。就玄学说,贵无论是肯定,裴的崇有论是否定,郭象的无无论是否定之否定。郭象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页40—42。与汤用彤先生一样,在冯先生这段论述里,魏晋玄学也被整齐划一地纳入到正、反、合的思想发展脉络当中。上述两种经典的魏晋玄学史的叙述结构之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裴的定位问题。汤用彤先生没有将裴纳入到魏晋玄学的发展脉络中来,因此直接以郭象的思想作为王弼思想的反题。而冯友兰先生则将写作了《崇有论》的裴作为王弼的反题,而将魏晋玄学发展的最高阶段定位在了郭象那里。自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以来,魏晋玄学史的研究基本上都以冯先生的论述为范本。参见许抗生:《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康中乾:《魏晋玄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一,裴是否可以被视为玄学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其二,郭象在有无问题上的思考是否可以被视为对王弼本体论的反动。事实上,我一直对那种整齐划一的哲学史叙述心存疑虑。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中这样写道:“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7月,页279—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