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象与《庄子》
郭象《庄子注》的第一个突出贡献即在于，通过对《庄子》的整理和编校，真正突显出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文本所应具备的哲学品质。据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无《内篇》、《外篇》、《杂篇》之殊。《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章《释文》曰：‘崔云：《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释文》所据今本未闻，然《庄子》书分《内、外篇》，则为刘、班旧次可知也。司马彪、孟氏所注，即依《汉志》之本。郭子玄斥为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或类《山海经》，或类《占梦书》者，盖古书行世，依托坿益，事所常有，不独《庄子》书为然也。司马、孟氏《注》本：《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为五十二。见行郭氏《注》本：《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为三十三。《内篇》为众家所同；而《外篇》、《杂篇》则以注者所见有殊，而意为取舍，故自崔
以下，或有《外》而无《杂》，或《外》、《杂》并有而篇数不同。然今本定著三十三篇，亦非郭氏创意为之。寻高诱《淮南·修务篇注》云：‘庄周作书三十三篇，为道家之言。’是汉末已有三十三篇之本矣。”
由此可知，《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五十二篇本的《庄子》当中，颇多类似《山海经》、《占梦书》一类诞妄不经的文字。郭象将此类“依托附益”的内容从《庄子》中刊去，整理和编纂成了三十三篇的通行本《庄子》。吴承仕根据《淮南子·修务篇》高诱注中提到的《庄子》篇目数，认为“汉末已有三十三篇之本”，因此通行本的三十三篇的架构，并非郭象的创造。然而，细检《淮南子》，则会发现《修务篇》“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的高诱注为：“庄子名周，宋蒙县人，作书廿三篇，为道家之言。”不知吴检斋依据的是何种《淮南子注》的版本。
郭象刊芟的内容，今已散佚。不过，通过其他典籍中偶存的一些《庄子》佚文，我们仍可想见未经整理之前的《庄子》的样貌。王叔岷先生曾搜集各种典籍中的散见的《庄子》佚文凡一百七十六条。其中颇有“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或出《淮南》，或辩形名，而参之高韵，龙蛇并御，且辞气鄙背”的文字。如《太平御览》二九：“有斲鸡于其户，悬苇灰于其上，插桃其旁，连灰其下，而鬼畏之。”《艺文类聚》八六所载与此略同，而诞妄益甚：“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一切经音义》九三：“夸父与日角走，渴死于北地。”此则佚文与《山海经·海外北经》中的相关条目完全相同。《艺文类聚》二：“阴气伏于黄泉，阳气上通于天，阴阳分争故为电。玉女投壶，天为之笑则电。”此条亦见于《开元占经》等书。《太平御览》九百五十：“童子埋蜻蛉头而化为珠。”与《博物志》四所记“五月五日，埋蜻蜓头于西向户下，埋至三日不食，则化成青真珠”基本上一致。郭象将这些在他看来显非庄子所作的内容删掉，对于《庄子》一书的经典化是有相当大的助益的。
王叔岷先生认为“今本内、外、杂篇之区画，乃定于郭象”，并分别举证了“外篇合入内篇”、“外篇移为内篇”、“内篇移为外篇”、“两篇合为一篇”和“一篇分为两篇”等情况。但其所举例证，可资定论者甚少。比如“外篇合入内篇”，王叔岷先生举例说：
内篇齐物论第二“夫道未始有封”下，释文引崔云：“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此可注意，汉时所传庄子已有内、外篇；而班固所见五十二篇本“夫道未始有封”章，原在外篇也。
就王叔岷先生所引材料看，《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一章在汉代的时候或许确实是在外篇，但崔所见的《庄子》本此章已在内篇。则纵有“外篇合于内篇”的情况，亦非郭象所为甚明。又如“两篇合为一篇”，王叔岷先生举证曰：
杂篇盗跖第二十九“几不免于虎口哉！”下，郭注：“此篇寄明因众之所欲亡而亡之，虽王纣可去也；不因众而独用之，虽盗跖不可御也”。此篇以盗跖名篇，而述盗跖事于此已终，则此篇当止于此。郭氏于某篇之中言某章之义，决无言“此篇”者。独于此云“此篇”，则盗跖篇本止于此甚明。下文“子张问于满苟得曰”，至篇末，所记非盗跖之事，郭氏分为二章，当是他篇之文，郭氏迻合于此篇者耳。
这一段论述问题也颇多。首先，《盗跖》篇“几不免于虎口哉”的郭象注以“此篇”开头的那段概括，能否被视为对《盗跖》全篇大义的总结，是很有讨论的必要的。王叔岷先生认为郭象言某章之义，“决无言‘此篇’者”。搜检郭象《庄子注》全书，我们会看到提到“此篇”的例子本就极少。对于内篇七篇，郭象都有解题，其中无“此篇”的提法。杂篇中稍见“此篇”或“此章”的提法，也主要出现在郭象没有作详尽的句义注释的篇章内，比如《让王》和《盗跖》。《让王》篇“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一段，郭象注曰：“此篇大意，以起高让远退之风，故被其风者，虽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犹时慨然中路而叹，况其凡乎！故夷许之徒，足以当稷契、对伊吕矣。”此节注释中的“夷许之徒”，分别指涉了《让王》篇最后一章的伯夷和第一章的许由，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这一节中的“此篇大意”是对《让王》全篇的概括和总结。而《盗跖》篇中的“此篇”所涉及的内容仅仅是孔子见盗跖这一章而已。此后的“子张问于满苟得”和“无足问于知和”两章的郭注皆以“此章言”起首以概括一章的大意。从这样的体例看，郭象在《盗跖》篇注中所说的“此篇”，恐怕就是“此章”的意思。郭象注《庄》，行文颇为率意，恐怕很难有后世研究者所要求的那样的文本单位的确定指称。其二，王叔岷先生认为《盗跖》篇“子张问于满苟得”以下，至篇末，“所记非盗跖之事”,“当是他篇之文”。此说全无道理。同在杂篇的《则阳》篇，仅开头一章述则阳故事，其余各章皆与其无关。《徐无鬼》、《列御寇》等篇也都是这样。《庄子》全书，除《说剑》篇外，没有仅记述一事的篇章。而对于《说剑》篇，郭象无一字注释，从中可以想见他对此篇文字的怀疑态度。由此可见，以《盗跖》篇中的“此篇寄明因众之所欲亡而亡之”一段注释，来证明《盗跖》篇是由“两篇合成一篇”，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今本《庄子》内、外、杂篇的分划，虽然不能像王叔岷先生那样，断言为郭象所定，但郭象对《庄子》一书做了大量的编纂工作应该是可以定论的。《经典释文·序录》既云“其《内篇》众家并同”，则可知郭象对《庄子》编纂主要集中在外、杂篇。按《经典释文·序录》所记，则向秀所注《庄子》二十六篇“亦无《杂篇》”。然而，细考今存之向秀注佚文，则见于杂篇者甚夥。仅以《经典释文》中所载向秀注为例，其中《庚桑楚》存向注十四条，《徐无鬼》收向注四条，《则阳》篇一条，《外物》篇二条，《寓言》篇一条，《天下篇》二条。这些条目证明，今本杂篇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郭象从当时通行的《庄子》本的外篇中移入的。
郭象对外、杂篇的整理编纂的原则和根据，今已不得其详。据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序》云：
《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内篇》虽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据多论耳。
成玄英对内、外、杂篇的基本内容的把握，虽然较为含糊，但毕竟指出了内、外、杂篇的区分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
详读今本《庄子》外、杂篇中的篇章，我们会发现，其中每一篇的内容大致都围绕着相同或相近的主题。比如，外篇中的《骈拇》篇各章皆围绕“性分”的问题展开；《马蹄》篇处理的是天然与人为的问题；《胠箧》篇论绝圣弃知之必要；《在宥》篇论无为因任之治。杂篇中的《让王》有两个彼此紧密关联的主题，其一是“让王”，其二是安贫；《天下》篇谈论当时并立的各家思想的特征；《列御寇》作为郭象本《庄子》的第三十二篇，实际上是全书涉及庄子言行的内容的结尾，而此篇文字以“庄子将死”作结，显然也是经过了编排的。由此可以推断，郭象应该是对《庄子》外、杂篇中的篇章做过一定程度的归类和整理的。按《北齐书·杜弼传》云：“弼……又注《庄子·惠施篇》。”今本《庄子》中已无此篇，其中的部分内容应该即散见于外杂篇有关惠施的那些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