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国家是人间最高的善，坏国家是人间最大的恶
——关于拉萨尔的国家学说
人因为有了国家这种神圣的最高组织才成其为人。
——2007年夏日于慕尼黑咖啡屋
汶川抗震救灾活动已经表明了国家的职能。这是国家行为。
此次大规模的救灾活动是有效的，成功的。这只能是国家行为。可见好的国家是人间最高的善。
没有国家这种最高组织，救灾工作何以可能展开？
这种组织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野生动物没有国家。
《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论著之一。在汶川大地震后许多个不眠之夜，它的中译本和英文本成了我的床头读物。在国难当头之际，读这样一部经典，温故知新、领悟、体认比太平日子时读要强得多。因为抗震救灾的每一个场面，每一个环节，从大到小，从排除堰塞湖到搭建帐篷……都有国家（一个比较好的国家）的身影。都有国家机器在运作，行动，发挥作用。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动物。这句名言无疑说到了点子上。哲学就是用简洁、一针见血的语言挖出事物的“心脏”。两千多年过去了，这句有关政治哲学的格言依然鲜活，管用。可见，哲学就是直取事物的“心肝肺”。
为了揭示国家的本质，我们有必要用哲学的眼光去审视政治。因为政治和国家是相通的。
孙中山说过，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这话通俗，人人都能懂得。
孔子的“为政”的确表述了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尽管很含糊。先秦的哲学，没有一个不是含糊的。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所以政治的最高目标应是领导整个国家、社会走上正道、正义和公平；走向繁荣昌盛和为全民谋福。——这才是至善。
这才是方块汉字“正”的内涵。
季康子是一位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政，孰敢不正？”这便是“正己而正人”，自己端正，然后方可正人。不然便是“上樑不正，下樑歪”的后果。
这是对皇帝、总统以及政府各级官员的要求。就世界各国范围看，这个问题远没有解决。
政治，正也仅仅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同现实总是有段距离。因各国不同，该距离的大小也不同。
所以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必然涉及道德。
于是才有康德提出的命题：“如果人们不对道德敬而畏之，那么，政治就休想走出一步……所有的政治都必须在道德面前双膝跪地。”这才是康德作为一位西方大哲学家的智慧。
在我看来，这是一把最高的尺度，拿它，我们可以去衡量古今中外世界各国的政权，包括康乾和慈禧，包括斯大林和纳粹德国……可见，凡是不道德的政权，它就是站不住脚的。希特勒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纳粹政权和纳粹国家还不是最大的恶吗？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上来。
他说：国家是最高社团，其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一个人若能脱离国家而生存，他不是野兽，便是一位神。的确，国家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最高组织。
从汶川和玉树救灾中，我们便能清楚地见出这种必需，见出国家的独特职能和作用。没有国家这种最高社团的组织，广大灾民会是何等无助、孤苦无告的悲惨局面！动用军队排除堰塞湖险情，帮助灾民转移，及时发放食品和饮水，组织生产帐篷和活动板房，派出医疗队……统统都是国家在行动，国家机器在有效地运转！
在救灾的不眠之夜，我在电视机前收看画面，我的内心有句独白：人生天地之间，多亏有了国家这种最高社团或社会组织！
黑格尔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进一步丰富、深化了西方的国家学说。他把国家看成是神圣的组织，是人类自由的实现。
这种说法很到位，很到位呀！
“每个人都必须同国家发生关系，都必须为国家服务。”这位19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如是说。
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他说：“黑格尔对国家精神、伦理精神和国家意识崇拜得五体投地……”
在世界的另一端东方，中国的国家学说（政治哲学）所达到的水平同西方是一样的智慧，不然，我古老的中华文明何以能延续至今？
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学派都要对政治、国家发表自己的见解。否则，他的哲学便是残缺的，就像一块瑞士巧克力少了白砂糖或牛奶。
汶川大地震后，无助的灾民最希望看到村长、乡长、镇长、县长、省长和总理的身影。当然不称职的大小官员也有。
儒家经典之一《吕氏春秋》有一个命题，经常在我的脑海中回荡：“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共用了四个“天下”。第一、二、四个“天下”指国家；第三个“天下”指亿万黎民百姓。由此可见古汉语的复杂！
这才是我国古代国家学说的精髓，揭示了国家的原意，很到位。偏离它的一切国家行为都是邪恶。
十年“文革”期间，我一直在用上述政治哲学命题去冷眼审视当时的一切。我从来就没有跟着高喊“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这类口号。我只是张开口，但从不发出声音。不张开口，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
这就是当时的国家。
这就是那个疯狂、下流和非理性的年代。
我经历过那个卑鄙、极不道德的十年。对我唯一的好处，是有助于我认识国家、政治的本质，以及它同道德的关系。
在21世纪的东西方，只要有国家这种最高社团的存在，那里必有“四个天下”在日夜运作。
违背它是坏国家；符合它是好国家。
其实，它归根到底是个道德问题。政治、国家的基础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公正、公平和正义。——这正是道德，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
又回到了美国林肯总统（1809—1865）这句一语道破天机的名言：“道德上站不住脚的行为，它在政治上也不可能站住脚。”
而一个好的、善的国家应是最高道德的体现。
皇帝、总统是何许人？从理论（政治哲学）来讲，他应该是天下“第一（头号）公仆”，而不是“朕即国家”，更不是什么亿万黎民百姓的“大救星”。
我想起2004年普京总统有关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一段话：“我想让公民们把我当作一个雇员，雇我在一段时间里担任某种专业性很强的职务，把我当成是一个签了四年约的劳动合同工。我保证自己尽一切努力使政府能够紧张地工作。”
这种定位是对头的。它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真理，说出了政治、国家的本质和原义。“大救星”的定位则是本末倒置，后果必然是造神运动，是千百万起“冤假错案”，家破人亡。
许多年，我关注美国竞选总统的双方演说。因为从中我能见出政治、国家的本质和原义。比如，2004年7月底美国参议员克里在接受民主党总统提名后的一篇发言。其中有这样几点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我将是一位永远不会误导我们投身于战争的总司令……作为总统，我将恢复这个国家由来已久的传统——美国永远不会因为我们想发动战争而发动战争，而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这样去做。”
（二）“我们需要领导一项全球反核扩散工作，以免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落入世界上最危险的人手中。”
（三）“我们珍视那些只要人们上一个星期的班就确实能够支付账单、供养孩子并提高生活质量的工作。”
（四）“按照我们的计划，老年保健医疗系统将通过谈判降低老年人的购药价格。”
以上便是克里在向全体美国选民承诺，一旦他当选总统，他的内外政策。其实当今世界的东西方并不欠缺正确的政治哲学和国家学说。我们不缺理论。但实践和理论总是存在着距离。于是大小不安宁、动乱和暴力等人祸才层出不穷。
“天灾人祸”好像是七八千年人类文明之旅的如影相随。它总是尾随着我们，死死咬住我们不放。——这才是“人生天地之间”的最基本状况之一。
最后，我想有必要讲讲拉萨尔（F.Lassall,1825—1864）。这位19世纪德国政治哲学家和工人运动组织者只活了39岁。今天大约60岁上下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大概都知道拉萨尔、考茨基、杜林、蒲鲁东和伯恩斯坦这些反面人物的名字。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经常点名批判他们的理论。关于他们，我国读书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对拉萨尔及其有关国家学说，我有个认识过程。过去我一直没有读到他的原著。1978年4月，我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我借出了拉萨尔的德文原著。当我读到他的有关国家学说的经典论述，我不禁拍案叫绝！估计是我经历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十年“文革”，我的内心才具备了同他的国家学说产生深深共鸣基础的缘故。
拉萨尔说：“国家最后的和主要目的是：积极地发展并不断地完善人类；换句话说，是真正实现人的使命……国家的目的是教育人类向自由发展。”
关键词是“自由”。
他又说，国家应是伦理道德观念的体现；国家的任务是：“Die Erziehung und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zur Freiheit.”（教育人类向自由发展。）
又出现了“自由”这个关键词。
啊，国家的任务是“教育人类向自由发展”！
还有这样的国家！
过去，我们可曾听说过如此神圣的国家？
那么，“自由”是什么？
它并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有一个最基本的界限或底线：你的行为不可干扰、妨碍、损害他人或社会。在这个大前提下，你干任何事情都可以。比如，在无人的旷野或山谷，你可以放声歌唱，抒发你的感情。但在居民小区的夜深人静，你不可以高歌，以免左邻右舍无法进入梦乡。
按我的理解，“自由”还有如下的含义：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每个公民的物欲和灵欲。——这才是国家存在的最大理由和最高目的。
在这里，我只想谈谈灵欲，即精神的无限拓展和自由。
自由，就是一个人掌握的语言越多，越精，便越有自由自如自在的解脱感。在我看来，人居于天地间，在温饱之后，获得这种解脱感才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在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广义的：汉语、英语、法语、日语……是语言；绘画（油画、水彩、木刻和建筑手绘等）是语言；作曲和演奏乐器是语言；数学是语言；物理学是语言；生物化学是语言；古生物学是语言；哲学同样是语言。
拉萨尔又说：“国家崇高而伟大的任务是发展人性……我要求国家这个一切人的机构能用自己有效的双手去安排一切人的生活……这才是最高的国家学说。”
我双手赞成。但也正是这个命题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批判。因为“四人帮”把国家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实是“四人帮”独裁的工具。）
在汶川抗震救灾活动中，拉萨尔的上述命题得到了生动的说明。
国家动用了军队——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去帮助广大灾民安排家园的重建，包括省市对口援建，比如上海市援建都江堰的项目。没有国家的统一协调、部署和安排，一方有难，四方支援，何以可能？
拉萨尔还说：“帮助人类取得伟大的文明成就并发展这些成就，正是国家的任务和目的所在。这便是国家的使命。国家就是为此而存在的。”
金字塔、长城、哥特大教堂建筑艺术、巴黎这座壮丽的城市和当代航天技术的伟大成就……统统都是因为有了国家这个最高、最有效的强有力组织（机构）才取得的。
因为只有国家才有这样的魄力、能力去动员全国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达到目的。当然，国家这种最高组织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元凶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正是两个邪恶的法西斯国家。
发动战争是国家行为。
21世纪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核武器扩散的极其危险的世界。在它的背后，都有国家的身影。——这便是事物的两面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拉萨尔的国家学说有个主题，总是一再变奏，给我深刻印象：“国家的使命在于发展自由，使人类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
这个目标是多么激动人心啊！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国家——这个神圣的最高社团或机构。
的确，好的、至善的国家在于帮助每个公民实现他（或她）的最大自由。
人生天地之间，来人世间走一遭的目的、意义和价值，恰恰在于获得最大自由。
在这里，我再次声明：自由是有界限的。它理应服从（而不是违背）两大规律的交叉：自然律和道德律，即康德哲学的基本架构——我们头顶上的星空自然律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这两者神圣交叉而成的一个无形十字架（直角坐标系）。
人生天地之间，都在这个神圣的无形十字架底下，且无一例外，无一例外！
所以我才说，哲学是无法回避的。
关于自由，我想说：你当然有建屋、造别墅的自由。但不能建在地震带上，或建在极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山脚下。也不能违反国家土地法，占用农田。
可见，你有建屋的自由，但不能违背自然律和道德律的交叉。那么，在涉及道德律的时候，自由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又一次回到了这个问题。
我赞成这个准确、经典和规范的定义：“自由是人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情的权利。”——1791年法国《人权宣言》便对“自由”做了这样非常到位的界定。时至21世纪，该定义依旧昂然屹立在蓝天底下、大地之上，照耀人间，指导、规范人的行为。
时至今日，人祸四起，包括自杀性炸弹等世界恐怖主义泛滥，追究其深层原因，无非是“自由”的定义遭破坏。其实，孔子对“自由”早就有过说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样的界定不仅准确，而且更为言简意赅，是孔子对“世界哲学”（World-Philosophy）的一大贡献。
拉萨尔对国家的本质和崇高使命总是作出层层分析和剥落，给了我深刻印象：“国家是把个人统一为一个道德整体。该统一体使得加入其中的一切个人的力量增长千万倍；使得其中的每个人的个人力量无限地增长。国家的使命是通过一切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帮助个人实现他无法实现的那种发展。”“国家的方针和目的是：通过人们的这种结合，使他们能够实现和达到单靠个人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那种目标和生存水平，使人们能够获得对个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那样多的教育、力量和自由。”
拉萨尔的这段精辟论述说得多么在理、到位！国家正是因为这个神圣、崇高和至善的目标而存在于蓝天底下、大地之上的！
这才是“人生天地之间”的最基本的状态之一。对我们每个人（你我他，还有她），这才是国家存在的最充分的理由，也是我们每个人同国家的一层最本质的关系。这关系涉及我们每个人，年年、月月、日日，从呱呱落地，到老到死，我们谁也挣脱不了这关系。
这才是人生天地之间的命中注定。
对好的或比较好、比较善的国家我们理应去爱它，维护它，捍卫它，并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之上！当然，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一枚金币的两个面，如果国家这种最高组织是一枚金币的话。比如公民服兵役便是保家卫国免受敌人侵犯的神圣义务。
讲到这里，我又记起2004年克里在竞选美国总统时的承诺：“作为总统，在开战前，我必须能够直视你们父母的眼睛，并坦诚地告诉他们”: “我尝试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以避免把您的儿子或女儿推向一条危险之路。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保护美国人民以及美国的根本价值观不受现实的、迫在眉睫的威胁……”
当然这只是理论、理想。它同现实往往有很大差距。比如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
拉萨尔的上述命题涉及一条神圣的社会公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公理。
去年我坐出租车去机场。我和司机有段对话——
“干我们这一行，在旧社会，就是马车夫、黄包车夫，是专门侍候人的。”司机说。
“人活在社会上，都是侍候人，也被别人侍候。比如有一天，某个外科医生坐你的出租车，你是侍候他。或许今后有那么一天，你得了盲肠炎，去医院开刀，主刀的外科医生恰恰是曾坐过你的车的那个人。他的手术做得非常漂亮。他在手术台上足足为你站了两个小时，侍候了你两个小时，还给了你健康。”我说。
司机被我的话所打动，说：“听了老先生的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今以后我不再把我的工作看成是低三下四、侍候人的工作。我要学会自尊，爱岗敬业。”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社会公理”，我还想举一个例子：某邮局有位38岁的普通职工，月薪4500元，妻子为出租车司机，月薪平均约3500元，住两室一厅。业余时间夫妻俩最爱音乐（丈夫弹奏吉他，妻子爱唱）和摄影艺术。每个月，他们只要按时上班，爱岗敬业，便能换来以下好处（各种好处相加即生存水平）：
（一）大约80平方米的住宅，是建筑工人所盖。钢筋、水泥和木板等建材（包括家具、灯具）统统都是社会有关成员劳动生产出来的。
（二）每天要消耗电力、自来水和天然气，也是有关工人劳动的成果。其中电线（尤其是里面的铜丝）、电表、自来水管和煤气管也是有关行业的工人制造的。天然气的生产和管道铺设到千家万户尤其艰辛，这里有国家组织的一双无形的手。
（三）每天的食物（包括牛奶）是农民兄弟辛勤劳动的成果。
（四）衣、被、鞋、袜和其他日用品统统都是社会其他成员生产出来的。
（五）电脑、电视机、电话、手机和数码相机等家电同样是别人生产出来的，其中包括好几代世界一流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劳动成果。
（六）电视连续剧是有关文化创作的成果。播出来，需要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一丝不苟的劳动。
这便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第一公理带来的一大堆好处！
这是社会分工的优势，还是国家这种最高社团组织了这样的分工。国家有双万能的手在日夜安排、部署这一切。国家（包括各级行政首长和公务员）在操劳这一切。不过贪官、腐败也出在这里！绝对好的国家是没有的。瑞士和瑞典也无法做到绝对的好。
脱离了国家组织的单个人，永远休想达到上面那对夫妻的生存水平！
这对夫妻为了用上电，能亲自下井挖煤？能把煤从山西运到上海？
能独立发电，亲自动手制造发电机？那么电线呢？夫妻俩能开采铜矿、造出铜丝？
能亲自造出电脑、电视机和手机？
能亲自下地种水稻、喂猪、宰猪？
这是国家管理并协调了整个社会分工，帮助每个公民实现了他（以单个方式）永远无法实现的那种发展和自由。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吃饭前，理应低下头，双手合十，用万分感恩的情怀，默念一下：
感谢大自然风调雨顺，赐给我这顿丰盛的食物！
感谢社会其他成员的辛勤劳动；感谢国家的日夜操劳、管理和安排亿万百姓黎民的衣食住行！
这才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
人居于天地间，要懂得上面提到的双重感恩。懂得感恩的人，基本上是好人。
归根到底，政治、国家的基础是道德（公正、正义和公平）。这便是“善”。“至善”研究是个世界哲学课题。
这里我想交代一样事：拉萨尔死于梅毒！
他短暂一生的性爱和情爱，没有挣脱人性在这方面的弱点。但他没有越过道德的底线，没有！
好几个世纪，欧洲的不少精英（尤其是文学艺术家）同样死于梅毒。——只是人性弱点的表现，不能说他们越过了道德底线！
人居于天地间，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人性弱点（包括婚外恋和通奸，包括同性恋），但越过人间道德底线（比如强奸幼女）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
记住，人生天地之间，务必要懂得不可越过人间道德良心的底线！
你可以去自由发展你的个性，但不要越过那底线。比如，你或许可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去捕杀一头母的野生梅花鹿或野生的母羚羊（满足你狩猎带来的一时刺激），但千万不可去射杀一头怀孕的鹿或羊。这就是底线。在底线的后面，正站在威严的上帝：
自然律+道德律=上帝
2009年秋西方有则新闻报道：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获得者罗曼·波兰斯基因为在1977年诱奸了一名13岁的少女，目前被捕入狱。问题出在她没有年满18岁！
有些影迷在请愿书上签名，号召释放这位76岁的大导演。但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说：“这起案件牵涉到当代一位大导演。但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认为，因为波兰斯基越过了人间道德底线！
即便是贝多芬也不能在道德上享有豁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