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化为人
上文已言道家与《诗经》的关系。结合老子其人为周守藏史，而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的特征，则老庄二人对于《诗》的熟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大家熟悉的是《庄子》之中，对于“六经”的轻视和怀疑。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
之相视，眸子不运而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庄子·天运》）
孔子以为自己研读六经已久，满怀“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的热忱，试图犯颜教化人君，用心可谓良苦。
但历经七十二个君主，无一人听用，不禁慨叹“人之难说，道之难明”。老子则指点说，孔子的遭遇虽然可悯，但是问题在于六经是“先王之迹”，并非“其所以迹”，孔子只注重“迹”，而不知“迹”是“履行”的结果，可谓本末倒置。这些看法是批评性的，多为读者留意。《淮南子·说山》所载的文献，则进一步提出“所言”与“所以言”，“循迹”与“生迹”的问题：
圣人终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诗》，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诗》也。鹦鹉能言，而不可使长。是何则？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
但是，上述《庄子》所记老子之言的重点，或者建设性的看法，其实在后文。老子以鸟、虫、兽的三类“风化”为喻：“眸子不运而化”、“雄雌应于风而化”、“自为雌雄而风化”，说明本性不可改，命运不可变，时间不可止，大道不可塞，关键在于“得于道”，凡自然而然之“风化”均是可能的，否则自然而然的“风化”是不可能的。孔子“三月不出”，再次见到老子时，领悟到自然界乌鹊鱼虫的“风化”各有殊途，而人类社会小儿出生之后，父母的慈爱自然转移到幼小者身上，兄长虽泣啼而不可改。所以，孔子反省认为，治六经已久，实际是“不与化为人”已久。
此处老子与孔子的问答固然出于伪托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却深刻反映出儒、道两家对于“风化”的理解迥然有异。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注曰：“凡物皆风气所生，风字从虫，便有生物之义，故曰‘风化’。”《诗》三百以“风”为始，其《序》曰：“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孔子明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儒家坚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此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谓：“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故而历代儒者皆推崇《诗》教。但从上文引述的《庄子·天运》的内容来看，道家反对一切人为的教化，故而以为“六经”不过是先王施政的足迹，不足以成为“化人”的最终根据。
从儒家的根本立场来看，诵读《诗》、《书》也不是绝对的必要。《说苑·反质》记载孔子弟子对于伦常日用和诵读诗篇的选择：
子贡问子石：“子不学《诗》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曰：“请投吾《诗》，以学于子。”
虽然孔子也有“不学《诗》，无以言”的“庭训”，但依子石之言，孝悌忠信是比学《诗》更要紧的事。《论语·学而》载孔子之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该篇又载子夏之言：“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昆，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号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孔子和子夏所强调的比“学文”更有普遍意义的人伦日用，正和子石之言相互发明，“可与言《诗》”的子贡也醒悟到自己在孝悌忠信方面要向子石学习，甚至不惜暂停学《诗》。
不过，“入则孝，出则悌”是对一般青年人（弟子）的要求，不达到这样的要求，不足以成为儒者，但要成为儒者，则“学文”是必经的阶段，而要希贤成圣，更要诉求于经典。在这一点上，儒、道两家各执一端。《庄子·天道》另有轮扁之言，亦可见道家对于经典的态度：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表面看来，这是轻视圣人之言——传世经典的明证，但“轻视”之言竟然出自“轮人”之口，而非“缙绅先生”，在桓公看来，这的确是对“圣人”和“寡人”的冒犯，这种冒犯使得桓公意外而恼怒，甚至动了杀机。正是在桓公的威胁下，“轮扁之说”才得以展开。根据轮扁的经验，“得心应手”的智慧恰好是“口不能言”的，即使是他这样的父亲也不能使儿子通晓，他的儿子也无法从他那里继承，古人的过世意味着他们身上那些无法传承的智慧也消亡了。基于“诀窍”之不能传递，轮扁到七十岁的时候还在斫轮，似乎有些无奈。但他也指明，由此推论，桓公所读之书，实乃古人之糟粕。“轮扁之说”自然和他是“工匠”的身份有关，在庄子看来，这些工匠的身体和动作，和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智慧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韩诗外传》卷五有类似记载，但文字风格明显不同：
楚成王读书于殿上，而轮扁在下，作而问曰：“不审主君所读何书也？”成王曰：“先圣之书。”轮扁曰：“此真先圣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轮扁曰：“以臣轮言之。夫以规为圆，矩为方，此其可付乎子孙者也。若夫合三木而为一，应乎心，动乎体，其不可得而传者也。以为所传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孰能及之？
对于“轮扁之说”，最常见的反驳是，经典的意义恰好在于使得读者能够分享作者的经验，今人可以继承古人的意志或规矩。即使如此，“轮扁之说”也提醒我们，且不论圣人与圣人之言不可等同，圣人之言与圣人之书亦有区别，也不论读者与读者常有分歧，读者与作者更有隔阂，仅是阅读同一部经典的同一个读者，其心态与认知也是不断衍变的。轮扁没有言明的问题是谁在读经典，如何读经典。或许轮扁，毋宁是庄子认为，一切的阅读都不过是领略古人之糟粕，并非必要，亦非神圣。故而，与其说庄子或道家轻视经典的地位，毋宁说庄子或道家更看重与知识和智慧融为一体的“人自身”。在《韩诗外传》的记载中，虽然也承认“规矩”是可以“可付乎子孙”的，但更具体地说明唐虞之法可以被找到，而唐虞对于人心的了解，则是不可达到的。
《淮南子·道应》完整引用《庄子·天道》轮扁和桓公的对话，只是个别文字略有润色，但在文末以“故老子曰”的形式引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语为结论。而《淮南子·氾论》更是直接评价《诗》、《书》和《春秋》均为衰世之作，连圣人之言也不是：
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这是直接针对儒家，指出“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并进一步说“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层层追问，结论还是老子的“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在这个层面，儒家似乎只能“招认”，比如《韩诗外传》引轮扁之言的同时，又引《大雅·文王》之诗，以证“不能及”。《中庸》则引“德
如毛”之诗，随即说“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可见，在“极致”的层面，儒道是相通的。
《庄子·徐无鬼》记载女商对于魏武侯“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就效果而言，却不如徐无鬼以“相狗马”为喻使得武侯开会大笑。值得注意的是徐无鬼所阐明的他之所以为武侯所喜的原因：
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虚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径，良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侧乎！
王先谦于此段有一个很好的按语：“喻武侯有狗马之好，骤闻而喜，不异流人之见乡人，逃者之闻骨肉言笑也。”儒者屡以《诗》、《书》劝谕人君而徒劳无功，原因在于人君的真正兴趣其实是在狗马，只不过他们被其他嗜欲所控制，而耳边又经常是“真人之言”，故而对于睽违已久的识狗相马之谈非常感兴趣。其实，儒者每以伦常教化的立场释读《诗》、《书》，其出发点也是“去人滋久，思人滋深”，其释读的方式往往又是“不苟言笑”，反而为受教者所厌弃。由此可知，儒家看重“引经据典”的权威性和说教方法的严肃性，而道家更注意生活内容的丰富性和受教者嗜好的隐蔽性。女商坚持自己的立场，结果事倍功半，徐无鬼嬉笑怒骂，反而揭示出武侯的真面目。但是，徐无鬼提醒女商“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侧”，等于也承认《诗》、《书》之中有“真人之言”。
《庄子·天道》又叙述孔子想把自己手头的一些书籍藏在周王室那里，“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
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欲藏“十二经”究竟何所指其实不必深究，或许要害乃是“六经”的双倍，极言孔子谙熟经典之多。孔子引经据典反复陈词，老子觉得过于蔓延，要求孔子讲明要点。按照《庄子·天道》原文，孔子原来是想藏书于周室，而转道咨询于老子，是出于子路的主意（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如成玄英所疏，老子作为“征藏史”乃是“职典坟籍”。有理由相信，老子对于经典的熟稔，不在孔子之下。但被视为道家倾向明显的《淮南子》虽然也引《诗》证理，但其中的部分资料，则表明对于《诗》、《书》的贬抑：
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尝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始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藏《诗》、《书》，修文学，而不知至论之旨，则拊盆叩瓴之徒也。（《精神》）
以“拊盆叩瓴”比喻“藏《诗》、《书》，修文学”，有尖刻之嫌，但其目的也是强调“至论之旨”并非收藏经典，研习“文学”就可以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