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诗》之失

由以上讨论可知，诸子说《诗》的不同，乃在于对于《诗》的意义所在有不同理解。而文献之中，又需要留意关于“《诗》之失”的总结。《淮南子·诠言》曰：“《诗》之失，僻；《乐》之失，刺；《礼》之失，责。”此种“三经并举”的文献，其产生的年代应该比较早，如《论语·泰伯》记载孔子之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闲居》今见于《礼记》，其中也只言《诗》、《礼》、《乐》三部经典，而上海博物馆藏有战国竹简本，可证《孔子闲居》非后人伪作。由此推论，关于“《诗》之失”的议论也是较早就出现了。为何言“《诗》之失，僻”？高诱注：“《诗》者，衰世之风也，故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则入于僻。”僻即邪僻之义。

《淮南子·泰族》亦言“《诗》之失也，辟”，但是“六经并提”且以《易》为首。后文又提出“《诗》之失，愚”：

故《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

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

两段文字，六经的次序不同，且对六经之失的评价各不相同，由此可见《淮南子》一书由“编辑”而成的特点。其中第二段文字，讨论“《诗》之风”、“《书》之教”、“《易》之义”、“《礼》之为”、“《乐》之化”、“《春秋》之靡”。关于“《诗》之失，愚”，高诱注：“诗人怒，怒近愚。”何谓“怒近愚”？注释家多有疑惑，庄逵吉疑“怒”当作“怨”，顾广圻疑“怒怒”当作“怨思”。案：孔子有言“《诗》可以怨”,《淮南子》原文以为《诗》的风格乃是“温惠柔良”，“怒”则失于此风，故《管子·内业》云：“止怒莫若《诗》”。不能止怒，则失于“温惠柔良”，无需再疑。

而读者更熟悉的则是《礼记·经解》的开篇文字：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相比之下，似乎《礼记·经解》的评价更为贴切，但文中均以“教”观六经，不如《淮南子·泰族》所记文献丰富。其中虽然也讲“《诗》之失，愚”，但其前提是“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即“温柔敦厚”是《诗》教的结果，而《淮南子·泰族》所载文献则认为《诗》的风格本身就是“温惠柔良”。两段文字虽然有交叉重叠之处，但具体论述其实不同，这也说明“《诗》之失”的问题曾经被不同的学者关注。

《诗》教的“温柔敦厚”，津津乐道者数不胜数，而关于“《诗》之失”，关注者则少之又少。宋代黄震，倒是有一个很贴切的解释：“然惟敦厚故近愚，‘愚’之言可欺也。”这是读《诗》者之失，故而《诗》教以温柔敦厚为标的，但有可能造成“愚民”的过失，此种过失教《诗》者也有责任，从上文所引《淮南子》及《礼记·经解》之言可以看出，先哲对此已有警惕。

从以上文献来看，对“《诗》之失”的反思，是围绕对于整个经典系统的评价展开的，这种反思也有可能来自儒家内部。这个问题的要紧之处在于，既然《诗》和其他经典有疏失之处，那么它们的“经典”地位如何看待，是否还有日日诵读的必要。后世儒家系统的文献没有人专门提出这个问题，在解释《礼记·经解》“《诗》之失”的所指时，也是极力维护“经典”的权威性，而侧重于“读经者之失”。

倒是《列子·仲尼》借孔子之口，从“无所不乐，无所不知；无所不忧，无所不为”的角度说明为何持续吟诵《诗》、《书》：

曩吾修《诗》、《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遣来世；非但修一身，治鲁国而已。而鲁之君臣日失其序，仁义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其如天下与来世矣？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乐天知命者之所忧。虽然，吾得之矣。夫乐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谓乐知也；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故无所不乐，无所不知，无所不忧，无所不为。《诗》、《书》、《礼》、《乐》，何弃之有？革之何为？……颜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门，弦歌诵书，终身不辍。

这是选自孔子回答颜回为何自己有忧色时的主要内容，文中描述孔子首先认识到“《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的烦忧，而又找不到变革它们的途径，这是所谓的“乐天知命者之所忧”。可以发挥为“肤浅的乐观主义，其实摆脱不了烦忧”，而孔子并未满足于“乐天知命”，而是追求到了“无所不乐，无所不忧”的心境。在这种心境之下，《诗》、《书》、《礼》、《乐》既没有放弃的理由，也没有变更的必要。颜回也因此终身“弦歌诵《书》”。“弦歌”，即“咏《诗》”。此段文字当然也是托名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它所要揭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对于《诗》、《书》的怀疑和批评，并不一定来自轻视者或指责者，而恰好是来自热爱者或推崇者。换言之，热爱或推崇《诗》、《书》，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其中，即使是“乐天知命”也难免烦忧。而超越烦忧的途径不是摒弃《诗》、《书》，而是圆融忧乐，追求“真知”。讲到此处，已经和禅意有相通之处了。

回归主题。从先秦诸子所书于竹帛，遗留于后世的文献来看，和《诗》有直接关联的，以儒、墨、道、法四家的著作为代表。学界对诸子为何引《诗》、论《诗》，以及所引所论何《诗》皆有集中讨论，近现代以来，更侧重于“文学”层面。但诸子是不折不扣的思想家，他们引《诗》、论《诗》，皆是为立论、辩说或施教，绝非纯粹地“作文”，也不是超然客观地“证史”。所以需要特别注意孟子所言“说《诗》者”，其所指比较宽泛。与“说《诗》”有关的哲学问题，留待下文讨论。就过去圣贤和历史的经典而言，墨家和儒家都抱着坚定的遵从态度，而道家是怀疑的立场，法家则是否定的立场。就“时世”而言，墨家和儒家都相信古今一道，他们所谓的“厚古薄今”，实际是希望今日之时世如往昔之时世一般理想。而道家和法家都认为时世之间没有复制的可能和必要。由此可见，墨出于儒，法出于道，并非虚言。

本章一方面是探究了《诗》如何作为先秦诸子共同的学术背景，另一方面梳理了先秦诸子对于《诗》在总体上有何判断，而特别留意于其中的互通与互补。下文将于观照《诗》的特性的同时，试图分析诸子如何以“引经据典”，特别是以“说”《诗》的方式来讨论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