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建构社会科学理论的挑战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Thomas Kuhn（1962）指出：在常态科学（normal science）时期，一个科学社群通常是在一定范式的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以解决该领域所遭遇到的难题，这种活动，他称之为“解谜”（puzzle-solving）。然而，任何一个范式都不能穷尽真理，随着常态研究的深化，科学家一定会遇到一些“异例”（anomaly），也就是不符合范式预期的现象。当异例出现的频率愈来愈多时，科学家会感到他们所遵循的范式已经遭到危机，不足以应付愈来愈多的问题，他们便要设法对原有的范式做理论上或观念上的调整，或甚至发展新范式，以取代旧范式。这种“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过程，就是所谓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

从这个角度来看，建构本土社会科学理论并发展相关研究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启动一场“科学革命”。更清楚地说，非西方社会中的学者将西方国家所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移植到非西方社会，在从事研究工作时，必然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异例”，这时候，他们就有必要启动一场“科学革命”，发展本土社会科学理论及研究范式。

然而，这样的“科学革命”并不像政治革命那样一发生就会立刻吸引到社会大众的注意。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和范式问世之后，还要经过漫长的检验和挑战，它的地位才能确定下来。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波普指出：当科学家对原有的理论（T1）不满，而提出一个新理论（T2）来对它挑战时，科学社群必然会以各种实证研究方法，来检验其“逼真度”，也就是它逼近真实的程度。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说T2比T1有更高的逼真度。

T2比T1作出更精确的判断，并且通过了实验的检验。

T2比T1能说明更多的事实。

T2比T1更能详尽地描述或说明事实。

T2通过了T1无法通过的检验。

T2能设计出T1无法设想的实验，并且通过了实验的检验。

T2把T1认为不相干的问题联系起来。

本章提过，主张“逻辑实证论”的Schlick（1936）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因此科学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证实命题。主张“进化认识论”的波普（1934/1959）正好相反，他认为理论既然只是科学家的推测，科学活动的主要内容应当是证伪命题。Popper的学生Lakatos（1922—1974）则进一步指出：不论实验或观察都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当经验（实验或观测）与理论不一致时，研究者无法确知：到底是理论的错误，或是某些实验或观察条件不符合理论的要求。有名的“Duhem-Quine命题”指出：诉诸“辅助假设”，则理论永远不可能被驳倒。换句话说，只要想象力够的话，科学家永远能够想出“辅助假说”（auxiliary hypotheses），把问题归诸其他因素，把反例消化掉，从而保护特定理论，使其不受证伪的威胁。

Lakatos（1978/1999）认为：波普科学哲学的最大弱点，在于它未能建立一个坚实可靠的证伪基础。在Lakatos看来，任何理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系列相互联系，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理论系统。因此他提出“精致证伪论”（sophisticated falsificationism）的观点，主张以“理论系列”的概念取代“理论”，这样的理论系列被称为“科学研究纲领”。他认为：科学研究所评价的基本单位不是孤立的“理论”，而是“理论系列”，或是“研究纲领”。

素朴证伪主义者认为：当一个“观察”的陈述句与一个理论相冲突，或研究者把该陈述解释为同理论相冲突时，该理论便被证伪。Lakatos（1970/1990）所主张的精致证伪主义认为：唯有当科学家提出的理论T′具有下述特点时，科学理论T才真正受到证伪：

1．新理论T′必须比旧理论T具有更多的经验内容。

2．新理论T′能解释旧理论T先前的成功，或者新理论T′的内容包含了旧理论T中不可反驳的部分。

3．新理论T′的经验内容比旧理论T多，并且能得到观察或实验的确证。

根据作者发展“儒家关系主义”的经验来看，非西方社会中的任何一门本土社会科学（包括管理学）都有可能发展成“理论系列”，构成Lakatos（1978）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不论是“单一理论”也好，“理论系列”也罢，不论是从Popper（1934/1959）的“否证主义”，或是Lakatos（1970）的“精致证伪论”来看，任何一个理论一旦正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它便有了自己的生命，必须能够接受学术社群的挑战和考验。如果它不能和既有的理论竞争，或者学术社群对它视若无睹，没人愿意加以引用，这项理论的生命半衰期便相对很短，很快地会被学术社群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