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国对日本进犯及割占台湾的支持与协助

日本侵略台湾的野心由来已久。16世纪40年代，日本海盗开始不断侵袭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其间不时有倭寇在台湾、澎湖附近抢劫来往船只，并在台湾、澎湖登陆作为继续袭扰闽南、粤东沿海地区的巢穴。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在侵略朝鲜期间，派遣原田喜左卫门携带《高山国招谕文书》到台湾，要求台湾居民向日本纳贡。同时，日本派出兵船200艘，企图进犯台湾，攫取台湾为日本属地。明朝得讯后，下令警戒沿海，并在澎湖部署兵力做好御敌准备。日本方面见无机可乘，只得退去。1609年和1616年，日本德川幕府两次派兵入侵台湾，均以失败告终。此后，日本进入锁国时代，进犯台湾的活动转入低潮。

19世纪中叶，日本再次有人提出夺取台湾的主张。1854年，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写道：“若要国家保持强盛，不应仅仅满足于不失去已经得到的，而应当进一步获取目前还未到手的。现如今必须加紧进行军备，一旦军舰、大炮得到充实，便可开拓夏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半岛，抢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警示朝鲜，……北则割据中国的东北，南则掠取台湾及菲律宾群岛，显示渐次进取之势。”1868年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后便提出了“大力充实兵备，布国威于海外”的战略方针，确立了向东亚大陆扩张的目标。之后，日本的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了台湾。

日本出兵进犯台湾的借口是琉球船员事件。琉球国自1372年起和明朝建立了宗藩关系，定期到明朝朝圣进贡，明朝皇帝对琉球国王予以册封。清朝取代明朝以后依然如此。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日本萨摩藩侯岛津氏向琉球国王索要钱财，遭到拒绝。于是岛津氏率领军队攻打琉球，俘虏了琉球国王尚宁，逼其立下字据，保证琉球国每年向萨摩藩交纳粮食8000石。1871年11月，一艘来自琉球的船在海上遇风暴后漂至台湾东部海岸，船上的琉球人和岸上的台湾原住民发生了冲突，有琉球人被害。这就是琉球船员事件。1872年，日本公开宣布琉球国是日本的藩属国，目的是要以琉球国的保护者身份代为惩罚，出兵台湾。

一、美国对日本进犯台湾的支持

在日本进犯台湾的决策制定、准备工作、出兵行动和事后议和多个方面，美国政府对日本予以支持和协助，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美国政府的作用主要通过得到政府同意而为日本政府效劳的美国人发挥出来的。

1872年9月初，就在日本考虑进犯台湾时，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到了日本横滨。当时美国总统有意让他担任驻阿根廷公使，因此他请假回国，原准备于9月22日离开日本。正在这时，日本外相副岛种臣向美国驻日公使德朗提出了借用美国海军所拥有的台湾岛内山地及海湾地图的要求，并查询有关台湾的情况。由于李仙得参与了对“罗妹”号事件的处理，几次前往台湾与原住民交涉，对台湾情况十分熟悉，德朗要李仙得不要立即回国，与他一起会见日本外相，并留在日本向日本政府提供有关台湾的信息。

9月10日，德朗、李仙得在与日本外相的会谈中不仅同意提供给日本许多有关台湾的海图、地图、照片等重要资料，还表示支持日本采取进攻台湾的行动。德朗说，美国不愿掠取他国的土地，但如其友邦拟扩张疆域，实行占领他国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国当乐观其成。11月，李仙得向日本政府建议说，要在东方施展威权，就必须“南据澎湖、台湾两岛”，并强调日本把琉球群岛用作军事基地的重要性。1872年11月6日，德朗向国务卿费希汇报说：“我非常感激李仙得。他的智慧和好意使我能够给日本政府作重大的服务。我敢断言，这将在实质上加强我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并且在结果上增进我们美国政府的利益。”1872年11月21日，日本外相在接见德朗、李仙得时对李仙得封官许愿，表示：如果进攻台湾，则任命李仙得为日本征台军将领；占领台湾后，将任命李仙得为总督，代表日本行使职权。1873年，日本外相副岛种臣与中国交涉换约问题时，就以李仙得为参赞带其一同前来中国。

1874年3月，李仙得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份报告。报告主张进攻台湾，并详细说明了占领的方法。李仙得在报告中还告诫说：“倘幸而日本之兵至其地，则应久留，……且应就日本帝国领有台湾岛本地民族地区之事，发出公告。”这份报告也被称为“理藩提要”。

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台湾藩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长官，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出兵三千余人进犯台湾。1874年4月5日，天皇发出特谕，任命李仙得为“台湾藩地事务局”的准二等官，年俸金为1万2千元，参与出谋划策，还负责联系当地原住民及与中国地方官员或他国领事接洽等事宜。此外，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的驻日代表也与日本政府签订合同，负责帮助运送日本军用品到台湾南部。在琅桥（今恒春）登陆的三百多日军就是乘坐悬挂着美国国旗的“纽约”号商船到达的。前美海军副司令凯塞尔、陆军上尉华生等人参与了这些运输行动，技术人员卡松等参与了在台湾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测量、架桥等事务。

日本对台湾的入侵遭到台湾民众的顽强抵抗，也受到西方列强的指责。英国对日本此举感到不安，担心中日冲突会影响英国的对华贸易，更不愿意见到日本独占富饶的台湾。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日本方面表示，英国在华商人与台湾有密切的商务关系，英国不能坐视日本占领台湾。占据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也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各国都知道日本的行动得到美国的幕后支持，因此也向美国政府表示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1874年6月，美国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建议对协助日军进犯台湾的美国人员采取措施，阻止他们为日本方面工作。但是，美国政府的答复却说美国法律未禁止美国人在外国受雇服务，李仙得等人并不违反美国的法律。8月6日，在日本政府派遣李仙得前往福建一带执行任务时，美国驻厦门领事恒得森将李仙得扣押并送往上海，到上海后将其释放。李仙得被释放后，虽然没有再前往台湾直接为日本入侵台湾服务，但是他在上海撰写了《台湾番区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吗？》一书，公开为日本侵占台湾制造理论根据。对于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对李仙得采取的做法，美国国务院也不认可，批评美国驻华使馆的做法是对美国国民用他的天才为东方诸国服务的自由加以不必要的限制。

在日本进犯台湾的过程中，李仙得等人受雇于日本政府是经过美国政府同意的。日本政府右大臣岩仓具视曾记载说：“李仙得……与十八社酋长卓其笃会晤、定盟约……副岛种臣（日本外相）经由美国公使德朗知道了这事，于是请美国政府以之为我外务顾问。”李仙得为日本雇佣凯塞尔也是先和美国政府协商的。1874年3月24日，李仙得在给日本海军大臣胜安芳的信中说：“关于凯塞尔的雇佣，我将以电信与美国政府接洽。”4月4日，胜安芳在给凯塞尔的信中表示，此事“已商请贵国政府并获得许可”。

日本入侵台湾遭到台湾民众的抵抗和国际舆论压力后，才暂时放弃占领台湾，考虑与清政府议和。在中日议和过程中，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在其中穿针引线，大献殷勤。当日本政府确定内务大臣大久保利通来华后，8月2日，日本政府在给他的敕诏中说：“李仙得虽有委任（指担任‘特例办务使’），但是你对他有便宜进退使令之权。”8月19日，李仙得与大久保利通在上海会面后，以全权办理大臣顾问身份一路为其帮忙协助。

美国驻天津领事施博让大久保利通住进自己的公馆，并亲自为他探听李鸿章的“口气”。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还曾对李鸿章说：“中国不给兵费，日本必不退兵，且将决裂”，要中国对日本的要求“不必为激烈决绝之语”。1874年10月31日，中日签订《北京专约》，以中国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军。虽然日本从台湾撤军了，但是这一事件使琉球国正式失去了其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1875年，日本强迫琉球国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1879年4月4日，日本政府废琉球藩设冲绳县，正式吞并了琉球。

二、美国对日本割占台湾的协助

1894年7月25日，日舰在朝鲜半岛海域偷袭中国北洋海军舰只，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在平壤、黄海两大战役都遭受失利之后，清政府在军事上采取消极避战方针，在外交上积极争取列强调停以与日本议和。日本政府企图利用其在军事上的胜利迫使清政府在议和谈判中接受他们的一系列蛮横无理的要求，包括割占台湾。而日本这一企图的实现，与美国政府的支持和协助是分不开的。

（一）力争单独调停中日战争

对于甲午中日战争，沙俄起初持观望态度，拒绝调停。英国主张列强联合调停，并提出以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和向日本支付赔款作为议和的条件。美国政府不愿意参加欧洲列强的联合调停，也不希望由欧洲列强介入特别是英国主导对中日战争的调停。美国的意图是由美国单独进行调停，以增强与日本的关系从而提高自己在远东的竞争地位。

1894年10月6日，英国驻美国代办戈申致函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询问美国政府是否愿意与英、德、法、俄联合干涉中日纠纷。这种干涉的基础是：各国保障朝鲜的独立；日本得到战费赔偿。10月12日，格雷沙姆函复戈申表示美国不加入英、德、法、俄的干涉。格雷沙姆还把此事告诉了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后来，英国再次邀请美国参加联合干涉，美国仍然拒绝，并且将美国的立场再次向栗野慎一郎作了说明，格雷沙姆还明确对他说：“美国同情于日本国，本无妨碍日本国战胜之意。”

在议和问题上，日本政府虽然在10月拒绝了英国关于调停的建议，但是也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干涉势所难免，中日议和是早晚的事。日本所要考虑的是议和的时间、条件以及由哪国调停。日本是希望由美国进行调停的。1894年11月3日，日本外务省主动同刚到横滨的毕德格联系，邀请他前往东京。毕德格曾经担任美国驻天津的副领事，在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后中日议和时曾给日本议和代表以帮助。后来，毕德格又成为李鸿章的秘书、翻译和顾问。毕德格在李鸿章身边近二十年，深得李鸿章的信任和倚重。11月4日，日本外务省官员在与毕德格的会见中，主动谈及议和问题，并说明了日本对于议和的五项条件：（1）赔款；（2）朝鲜自主；（3）割地；（4）江宁、杭州被杀之日人的赔偿；（5）按照各国利益均沾之例，以后所有在华日人应享权利与欧洲各国之人无异。日本的这一做法反映出日本对由美国来调停甲午战争的试探。日本还向中国表示，如果中国向日本求和当通过美国驻北京公使。

1894年10月31日，重新出山的奕请求美国出面调停。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没有立即答复，但是他劝中国背对欧洲面向日本，即不要向欧洲各国求助调停，自己单独与日本议和。1894年11月初，战火已经扩大到辽东，日军连续占领了中国的一些城镇，清政府再次乞求列强进行调停。美国政府分析局势后认为是应该出面的时候了。战争如果继续下去，其他欧洲列强会感到不安而出面干涉，这对日本不利，也对美国在华的利益不利，应该趁着日本军事胜利的势头，诱使清政府进行谈判，早日结束战争。

因此美国方面立即主动表明立场，并探询日本方面的看法。11月4日，美国总统史蒂文森发表谈话，指出：“（1）日清战争对美国之外交策略无任何损害，故美国绝非出于自国之策略而调停者。然今者，欧洲诸国欲联合干涉日清两国之战争，其结果不无不利于日本之虑。因而美国大总统完全出于对日本之友谊，谋求今日两国之和平，决意以和平进行调停之尝试。（2）日清开战以来，日本于海陆同时连战连捷，日军跋涉清土，再进，迫北京城于不远。日本国之威武业已光辉于宇内。故今日因合众国之调停而中止战争，毫不损害日本之名誉。（3）如日本政府受各国之抑制而有与英国或其他一二盟国启开战端之时，则与合众国无关，但合众国及合众国人民一般情谊则在日本。（4）美国政府立于日清两国间为友谊之调停时，对其措施绝不容英国插手其间。”

11月6日，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依据上述方针采取了多个动作，他一方面电令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向中国表示美国随时可以在双方都体面的条件下出面调停，以结束当前的对日战争，一方面电令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表示：美国衷心希望中日两国之安宁，若战争延长，与东方局势有利害关系的欧洲列强难免不向日本提出不利于日本之要求，以促成战争的结束。照会表示美国总统对日本一向怀有最深笃的善意，询问若美国为东方和平在不损害中日两国名誉下尽力调停时，日本政府是否同意。同时，格雷沙姆还向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表示，美国实际上是同情日本的，丝毫没有妨碍日本成为战胜国的意思。栗野慎一郎在向日本政府报告时极力称赞了美国政府。他说：“该国政府对日清两国之调停如此热心，并预防欧洲各国为一己之私利强行干涉，以成全日本之威望，无疑实出于对帝国友好之厚意。”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得知后认为：中日战争不能无限期延长下去，媾和谈判时机迟早必会成熟，那时第三国的调停虽无必要，但若有某一国从中斡旋，特别是能成为一个互相交换意见的中介是非常便利的，而担当这个中介的当然没有比美国更为合适的了。陆奥宗光的意见得到了内阁会议的通过和天皇的批准。11月17日，日本方面在给美国方面的备忘录中表示，日本政府对美国政府的厚意表示感谢，只是认为交战以来日本军队到处获胜，不需要乞助友邦调停以终止战争。在中国尚未直接向日本求和之前，议和的时机还未成熟。但是在私底下，日本外相却对美国公使说：“将来中国如果愿意开始媾和谈判，而美国也愿意为彼我周旋交换双方意见的便利时，我国政府深愿倚赖美国政府的厚谊。”

1894年11月21日旅顺口陷落，清政府更加迫切地希望与日本议和。次日，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受总理衙门的委托，通过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开始与日本政府接触，转达了清政府以中国赔款和朝鲜独立为基本条件的议和要求。日本政府主张清政府派遣全权代表来日后日本方面再告之媾和条件。清政府则希望日本政府先提出媾和条件，然后根据条件派遣全权代表。在双方各持己见的情况下，美国站在了日本一边。12月1日，当清政府驻美国公使表示因日本政府不说明其关于议和的条件中方不能如何时，美国国务卿认为，既然是清政府主动要求议和的，当然应该由清政府首先提出派代表去日本议和。面对日本的强势压力和美国的劝说，12月6日，清政府驻美公使向美国国务卿表示：同意美国政府的劝告，近日就任命议和代表。12月12日，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致电美国驻东京公使谭恩，转达了清政府致日本政府的同意派遣代表与日本议和的建议。12月18日，日本通过美国向清政府表示，日本政府也准备委任全权代表。在日本政府任命代表前，清政府必须先将代表的姓名、官阶通知日本政府。代表会晤地点必须在日本。为了在议和中尽可能维护中国的利益，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起初想效仿当年由蒲安臣代表清政府出使的做法，建议由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出任中国与日本议和的正式代表。考虑到这种露骨的做法会引起欧洲列强的不满，美国政府没有采纳。

中日关于媾和条件、议和代表、地点等的交涉，都是以美国驻北京和东京的公使为中间人进行传递的。日本政府百般挑剔，不容清政府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美国公使则从旁劝诱威逼，强令就范。清政府稍有迟疑，田贝就指责说：“中国办事无果决之才，恐难成事。且待日军夺取北京，然后再议。”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后，田贝幸灾乐祸地说：“中国方面唯一的希望是不惜任何代价求和。……在它的这一无可救药的灾难下，它以孩童似的信赖来信赖我们了”，“希望我担任并指导全部和谈事宜”。后来，美国的外交史学者描述说：“他们（指清政府）对美国的非常友好的信赖，及其对美国之虔诚的、束手无策的依赖，使他（指田贝）好像是他们的顾问一样。”

1895年2月8日，日本政府通过美国驻日本使馆声明，清政府若派出有名望的全权大臣，任何时候均可进行谈判。这实际上是要求由李鸿章来担任议和代表。12日，威海卫失守，张荫桓等离开日本。次日，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议和代表。田贝向清政府推荐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为中国议和代表的顾问。科士达是中日两国政府都对其有好感的人物。他在退职后曾担任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的顾问，又因提倡放弃美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受到日本方面的尊重。科士达在征求了美国国务院的意见并得到日本驻美公使的谅解后表示同意担任清政府议和代表的顾问。科士达接受聘请后，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对他说：在他担任清政府议和代表顾问期间，虽然日本政府对他不能干涉，但就目前日本连战连捷的形势而言，如果清政府只提供一般的条件，日本政府是不会满意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否则他此行的目的可能很难实现。科士达则表态说：如果将给予日本政府任何困惑或使他和日本政府的关系受到任何损害的话，他是不愿奉差去日本的。科士达到日本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曾经公开声明说：“我对科士达先生之来是很满意的，他是我个人的好朋友”，并说：“他做了顾问后，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受不到像我们单独同中国会谈在方法上是不正常及延迟的那种限制。……他的出席，将加速会议的进行。”

（二）在议和过程中力劝中国接受日本割占台湾的要求

美国早就知晓日本要在议和中提出割占领土的要求。1894年11月4日，日本外务省官员在与毕德格的会见中已经透露了日本的这一意图。毕德格甚至进一步询问日本的具体要求，日本没有明确回答。1894年11月下旬开始，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和美国驻日公使谭恩二人成为中日两国间传递议和信息的中间人。日本政府向田贝电告了有关停战的条件：中国除赔偿军费、同意朝鲜独立外，还要割让土地。李鸿章在去日本之前向田贝征求关于应否同意割地的意见，田贝回答说，如中国固执不割地，不必多此一行。田贝还具体建议说，最好避免割让大陆上的地方，言外之意显然是指台湾。

议和开始后，日方提出的和约草案包括要求朝鲜独立，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南部、台湾、澎湖等地，赔偿白银3万万两，重新订立通商章程等要求。李鸿章认为日方条件太苛刻，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科士达一方面建议李鸿章报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日本的条件密告英法俄三国驻华公使，一方面为代表团起草致日方的复文。复文主要说明辽南割地太广，日后万难相安；赔款数额过大，万难办到，非予以删减不可；减免通商税等项与各国所定章程不符等。但对于日本要求割占台湾，复文一句反对的话未提。日方对此复文仍不满意，以强硬态度表示：如中国不答应全部条件，日本将继续开战。于是，科士达劝告李鸿章接受日本的要求，说此次战争如继续下去，则中国独立与清政府统治地位势必极端危险。李鸿章将此意见禀告了清政府。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日本方面完全如愿以偿。当天，科士达评论说：“台湾割让给日本并不是那样可厌的，因为这是一个大战争的结果，给胜利者一些报酬是自然的。”

（三）美国方面催促清政府批准《马关条约》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4月20日，日本天皇就批准了这一条约，并任命内阁书记官伊东已代治为全权办理大臣，准备前往烟台与中国方面交换条约。《马关条约》签订后，欧洲列强立即提出了异议。俄国对条约中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不满，联合德国、法国进行干涉，主张以中国增加赔偿兵费换取不割让辽东半岛，最终迫使日本接受了三国的要求。日本接受以中国增加赔款放弃割占辽东半岛的做法，使中国一些朝野人士产生用同样方式保住台湾的希望。台湾巡抚唐景崧根据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建议，电奏清政府以增加对日赔偿费用赎回台湾，再以台湾作为抵押向美国借款，并建议朝廷派遣李鸿章迅速与日本就此事交涉。民众对《马关条约》的签订也感到愤怒，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千三百多名举人集会上书，反对条约。地方官员几百人写奏折，要求朝廷拒批条约。这些情况使得清政府对批准《马关条约》有些犹豫。4月21日，清政府命令李鸿章与日本协商修改割台条款。22日，李鸿章复电表示难以实行，认为日本态度强硬，如果没有三国出兵不会改变。如果清政府不批准条约，可能引起日本的不满及再次开战。同一天，科士达致函总理衙门，大力称赞李鸿章在议和中的表现并高度肯定他的功劳。23日，李鸿章再致电总理衙门，认为不能毁约，否则会被外人耻笑。

日本对此十分忧虑，担心夜长梦多，煮熟的鸭子飞了。4月25日，日本方面经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转发电报给北京，催问清政府何时批准条约。同一天，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致电日本驻美公使，说明日本政府担心俄德法三国之行动，致使中国不肯批准条约。为防止此种事变，不能不望美国出面为友谊协力。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随后与美国政府协商此事。美国政府很快予以答复，表示愿意协助日本处理此事，并称已电训驻北京美国公使劝告清政府从速实行之。4月30日，科士达在清政府召集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军机大臣会议上，力促清政府批准条约。他说，这一条约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因为在李鸿章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致了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的。假若皇帝拒绝批准的话，那么在文明世界面前他将失掉体面。经过科士达的说服，1895年5月2日，清政府正式批准了《马关条约》。

5月8日，科士达陪同清政府代表伍廷芳前往烟台与日本方面交换条约。对此，伊东已代治曾向日本首相和外相报告说：“（科士达）身为对方顾问，非常尽力。天津、烟台之美国领事李德亦给予我方以极大方便。而且由于李德系科士达亲戚之故，又得以间接利用科士达。”5月下旬，科士达又陪同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前往台湾参加交接仪式。李经方畏惧台湾民众的抗议不敢在台湾上岸，经科士达与日本方面协商，改在基隆口外三豹湾举行交接仪式。正是由于科士达在中日交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结束清政府议和代表顾问职务返回美国途经日本时，受到日本官方的盛大欢迎。

三、美国政府支持日本侵占台湾的主要原因

一是出于美国与英国在远东地区日益尖锐的竞争形势，争取日本成为其合作伙伴的需要。19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主要是实行搭便车策略，通过与英国的合作，事后分享英国侵略中国的成果，来获取在中国的各种利益。在鸦片战争中，美国采取了自己不直接参加与中国的军事冲突而只是支持英法的立场的做法。在战争结束后，美国却利益均沾地与清政府签订条约，获得了一系列特权。南北战争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迅速的发展，迫切需要扩大它的海外商品市场。位于西太平洋地区的东方成为美国海外经济扩张的主要目标。在这一地区，英国已经利用其军事经济优势，捷足先登地在东亚建立了多块殖民地，对于美国来说，英国已经从主要是合作伙伴变为主要的竞争对手。

美国在东亚与英国的经济竞争中需要帮手，日本就是美国最适当的选择。美国是最先打开日本门户的西方强国，与日本建立了特殊的密切关系。如果美国鼓励和支持日本的要求，日本一定会投桃报李，对美国在东亚、中国的行动给予支持。日本经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得到加强，侵略野心日益膨胀，积极地准备向外扩张。日本要实现其扩张野心，也需要有别国的支持。相互的需要和期望，使美国与日本成为在东亚事务中的合作伙伴。

美国外交官员对日本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给予支持与协助，美国军火商人大做日本军火生意，出售日本所需的弹药武器，而美国政府不予制止，这既是美国为加强美日关系所作的努力，也是美日已经形成伙伴关系的体现。“自70年代起，美国转而利用新兴的资本主义日本，鼓励和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便为美国侵华铺设道路；因为英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已很强大，如果继续膨胀下去，美国将被完全排挤，而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则暂时还没有这种危险。”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日益强盛。当时有人曾预言：“日本将会成为东方的英国。”美国也有人认为：“日本握有开启东方的钥匙。”当时美国驻日本公使德朗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我一向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真实政策，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使其完全反对上述主义（指与中朝联盟的政策），使日本政府与中国及朝鲜政府彼此仇视，从而使日本成为西方国家的盟友。”如何实现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的伙伴而不是对手呢？德朗认为可以用台湾和朝鲜作为拉拢日本的诱饵和筹码。他在报告中建议：“在目前形势下，我相信，我已经发现一个实现这个计划的机会，可能不需要流血，但如果需要战争的话，我们可以使这战争成为把……台湾及朝鲜放置在一个同情于西方国家的国家之旗帜下的战争。”台湾学者也评论道：“对白宫的决策者而言，与日本结盟无疑是阻挡欧洲势力并提升美国在亚洲地位的方法。美国驻东京使节主张与日本往来将是美国在远东地区利益的一大保障；而国务卿也指示他尽一切最大力量维持对日关系，以期日本成为当然的盟友。”

二是与当时美国对中国、日本两国的看法有关。在美国，不少人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十分欣赏，有亲近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日两国关系基本上是融洽的，以合作为主。对比之下，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普遍不好。日本进犯台湾时，美国新闻媒体就曾发出支持日本的言论。美国记者霍斯在《日本征台记事》一书中认为：“因为清政府无能力，所以日本讨伐清国化外之地，这不完全是为着自国的人民，即在全世界人道上也是应予赞扬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美国人大多幸灾乐祸。美国学者承认，华盛顿和关心此事件的美国公众情感上是亲日的。美国人对中国人明显的懒散状态表示极大的蔑视。当时国务院里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坚持这样的观点：“好好痛打一顿对中国没有坏处，这是唯一对它有效的补药。”同样，美国的报纸、杂志以及商人、传教士所写的文章都反映出一种论点：中日战争是一场野蛮与文明之间的较量。

曾经对日本进犯台湾给予重要帮助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后来在日本撰写并在美国和日本出版的《进步的日本》一书中，承认支持日本实为美国利益着想，因为日本在进行了明治维新后全盘接受欧美文化，力图自强，是一个值得同情与注意的新兴国家；在地理上，日本又是比较邻近美国的东方国家，两国国情近似，极应建立密切的关系，共存共荣，互惠互利。谈到日本的对外政策，李仙得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政策辩护，认为日本要强大，必须掠取朝鲜，征服台湾，给日本国内军人开辟新的活动领域。他还以相当长的篇幅指出清政府无力统治台湾全境，地方官也未尽到保护遇难船只的责任，不如由日本保护台湾地方或并入日本的疆域，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