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是中西哲学会通的桥梁

康德哲学作为一个非西方世界的中国了解西方各个重要哲学流派的跳板，是中西哲学会通的桥梁。这是因为康德是西方近两百年来最杰出的哲学家，康德哲学基本上规定了近现代重要哲学流派讨论问题的方式与范围。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无不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到康德的影响。其次，康德既然把哲学定位为“纯粹的理性学问”（reine Vernunftwissenschaft），就表示他的哲学思想掺杂最少的经验因素，使得对西方具体社会文化发展比较陌生的我们更容易接近它、理解它。举例来说，倘若你不了解黑格尔时代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文化特征，就不太容易了解黑格尔哲学。但是，康德哲学宣称是纯理的，因此能将这类因特殊社会文化背景所带来的理解上的障碍降到最低。更何况经过康德，可以很快与其他哲学流派接轨。譬如沙特或马塞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一般的中国人来讲，非常陌生、难以理解，因为他们所处理的哲学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业高度发达的巴黎社会密不可分。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康德之后，就不会难以理解了。因此，康德哲学可说是中西哲学会通的桥梁。固然康德一如其他哲学家一样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譬如他对女人与经济上不独立的人虽然也承认其拥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却不承认其拥有积极的公民权，即投票权，这是时代的偏见。就像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一样，也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康德与孔子或其他大思想家一样，在其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永恒的或至少是超越其时代局限性的宝贵遗产。

我们绝不能再像极“左”思潮的年代，把康德过分化约地理解为“资产阶级哲学家”。固然康德总结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但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求废除三级会议，要求保障人权，主张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反对专制王权等等诉求，无不代表当时进步的力量。易言之，康德是站在推动历史进步的一边。此外，康德和绝大多数的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哲学家也有根本的不同。他们后来多成为右派政权或新兴殖民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一方面为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提供理论依据，建构意识形态，为矛盾日益恶化的劳资问题加深剥削关系，并打压自主劳工运动的发展。这使得他们愈来愈站到新兴社会主义运动的对立面，从原本是进步的社会力量，蜕变为保守、甚或反动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对竞争白热化的殖民地争夺战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迅速崛起，最极端的形式莫如将非西方世界譬喻为“白种人的负担”，公然倡言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目睹殖民政权在各洲对当地土著进行残忍的屠杀，非但不予以人道的谴责，反而还自诩为加速物竞天择的进程。其结果就是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