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代表西方哲学的主流

借着思维方式的“哥白尼革命”，康德建立了全新的主客关系，也突显了主体的能动性。马克思之所以重视德国古典哲学（其奠基人乃是康德），就是因为它强调主体的能动性。意识不仅认识世界，而且改造世界，这条原理就起源于康德。经由理性批判，康德也消解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长期的争论。康德的批判哲学全面地影响了尔后哲学的发展，他所运用的哲学术语，诸如后天（a posteriori）/先天（a priori）、分析的（analytisch）/综合的（synthetisch）、建构的（konstitutiv）/规范的（regulativ）、超验（transzendent）/先验（transzendental）、理论/实践、必然/自由、他律/自律、现象/物自身、自然律/自由律等等，都广为后世的哲学所采用。难怪恩格斯说：“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不仅在知识论的领域，康德哲学也对伦理学、法权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的发展予以根本的改变。近两百年来，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不论其赞成康德与否，皆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康德的影响。就连在哲学立场上与康德格格不入的逻辑经验论大师罗素也说：“超过康德有好哲学，略过康德只有坏哲学。”这是推崇康德为近代哲学史的高峰，他是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主要哲学论争做了个根本处理的典范，因此要超过康德才可能有好哲学。反之，如果略过康德，那意味着舍弃了这个独特的典范，要自己重新处理那些纠缠不清的哲学论争，大概很难处理得比康德好、比康德彻底，因此，忽略了康德只有坏哲学。言下之意，大有康德哲学即为近现代哲学入门之意。显然康德不仅是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也代表西方哲学的主流。

可惜的是，就在康德出生的前一年，即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因为西方传教士介入清王朝夺嫡之争，颁禁教谕，中断了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这样的隔绝一晃就是百余年，而这百余年正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从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社会主义思潮、七月革命，西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动。中国非但无缘亲与盛会，反因闭关自守，塑造了国民故步自封的心态。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放门户，来自欧洲的殖民帝国争相加入蚕食鲸吞中国的行列，而新兴的日本更是由于地缘的关系，对中国的侵略后来居上、变本加厉。这样的屈辱一晃又是百余年，原来惟我独尊的天朝美梦彻底粉碎，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丧失殆尽。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变，吸收西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苦心追求的目标。然而，由于蔑视传统，茫然无根，以致引进西学时毫无选择，杂乱无章；加上在国家分裂乃至亡国危机的压迫下，救亡图存成为汲取西学的主要目的，因为救急的功利成分太重，对西学的认识往往流于浅薄，不够深刻。此时，想要对博大精深的康德哲学做深入的研究，几乎不可能。其实，早在1903年，梁启超就发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对康德哲学做了概略的介绍。直到解放前，康德哲学在哲学界的研究和在大学讲坛上的讲授也未曾中辍，例如郑昕撰写《康德学术》，蓝公武翻译《纯粹理性批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研究和讲授毕竟不够深入，不够普及，鲜能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赋予康德哲学以当代的、现实的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先进国家的抵制，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几近中断。20世纪60年代中、苏共交恶，致使双方各项交流合作项目也被迫中止。这期间，虽然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独立，但封闭的心态也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此外，随着新政权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也取得了哲学界的主导地位，于是动用国家资源编译马恩全集，全民加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但在极“左”思潮支配下，马克思主义俨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局面。在这种情势下，要知识分子研究康德就更加不可能了。从1957年反右开始，政治上的不宽容愈益明显，终于导向了文革的极“左”风潮；这期间夹杂着传统的封建恶习，无情地践踏人性尊严。经过整整20年的折腾，神州大地变得千疮百孔、百废待举；炎黄子孙变得目光无神、面无笑容。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才逐渐出现转机。

今日中国要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首先必须重建文化主体意识。一个具有文化主体意识的民族，才懂得“洋为中用”而不致流于崇洋媚外。其次，既然要进行全方位的开放，就不能再故步自封、自以为是。我们要扬弃极“左”的教条主义，不宜认为所有的真理都包含在马列的著作之中。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只要是有利于现代化事业持续发展的外国思想体系，都应该勇于吸收，勇于借鉴。无可讳言，资本主义对世界走向现代化起了关键的作用。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更加全面地、细致地、深刻地总结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与教训，才有可能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辩证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不可能全面否定前一个历史阶段而能健全发展。无可否认地，今天的发达国家绝大多数都经过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但是，现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仍然停留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的那个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劳工的生活在马克思之后已经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劳工教育水平的提高及各种照顾劳工政策与法律的颁布和实施，而获得根本的改善。此外，在自动化技术普及之后，白领阶级的从业人员已经超过蓝领阶级的从业人员。这些都是在二战之后才出现的社会新形势。尤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更为复杂而特殊，不仅要建立新的市场竞争秩序，也要改造原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分配制度，整顿国有企业与解决职工下岗的问题，又要因应随着自动化科技所带来的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因此，中国更需要大胆吸收、借鉴各项有利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