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隐喻的生存形态

另外隐喻还可以从历时性角度进行分类。如有人主张把隐喻区分为“新创的”(newly-invented)、“死的”(dead)与“磨损的”(wornout)三种形态,George Orwell.“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in David Lodge(ed.).20 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1972.London:Longman.362.还有人更区分出“活泼的隐喻”(live)、“衰亡的隐喻”(dying metaphor,即熟滥的隐喻)、“死隐喻”(dead metaphor,如“桌脚”、“胡说”、“发火”之类)与“化石隐喻”(fossilized metaphor,指源于希腊语或拉丁语的语词,古汉语中的外来语也属于这类情况)四种形态。Patrick Hartwell.Open to Languag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307-308.所谓“化石隐喻”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死隐喻”,“新创隐喻”无疑属于“活泼的隐喻”,而“磨损的隐喻”与“衰亡的隐喻”其实是一回事。这样隐喻的历时形态便分为三种,用麦克斯·布莱克的术语讲,即:无法挽救的“死隐喻”(extinct metaphor)、仍可激活的“睡眠隐喻”(dormant metaphor)和最具生命力的“活性隐喻”(active metaphor)Max Black.“More about Metaphor”in Metaphor and Thought.25.

这三种隐喻形态依次进行转换,便构成了隐喻生命演化连续体(continuum);而这一转换生成过程的进化临界点(evolutive crisis)即是隐喻历时形态的区分标准(differentia)。但问题是:这个区分标准应当如何确定呢?

从共时角度来看,一切隐喻都具有相似的机体构造,即“主旨”(tenor)、“载体”(vehicle)和“依据”(ground)。作为主旨与载体的复合体,隐喻中结合了所说或所思的“深层观念”(the underlying idea)以及用来比拟的“想像性质”或“相似物”。隐喻的主旨与载体往往并不对等,二者相差愈远,隐喻内部的“张力”也就愈大,为此隐喻需要某种“依据”来维持自身存在;“依据”有两种,包括事物间的“直接类似”(direct resemblance)或人们对之具有的“共同心态”(common attitude)I.A.Richards.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96 & 117-118.。例如,在“我的爱人是一朵红红的玫瑰”这个隐喻中,“爱人”是“主旨”,而“玫瑰”则为其“载体”,它们所共有的“芬芳鲜艳”(物理特征)、“娇美可爱”(主观感受)便充当了这个隐喻的“依据”。

隐喻中张力结构的变化决定着隐喻形态的历时发展;换言之,主旨与载体的动态关系构成了隐喻历时形态的区分标准。黑格尔曾按照表达形式与表达内容(理念)的关系将艺术及艺术史分为历时的象征、古典及浪漫三型,认为隐喻(“完全缩写的明喻”)是一种“自觉的象征”(《美学》第2卷第3章B)。事实上,象征艺术内部同样存在着象征(“不自觉的象征”)、古典(“崇高的象征”)与浪漫(“自觉的象征”)三个发展阶段,隐喻自然也不例外。隐喻中载体(表达形式)与“主旨”(表达内容)间的张力情况决定了隐喻生命形态的演化进程,即其恒由“质胜于文”(用黑格尔的话讲,即“理念还没有在它本身找到所要的形式,所以还是对形式的挣扎和希求”黑格尔:《美学》序论四(2),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95页以下(下引同)。)走向“文质彬彬”(即理念和形式“形成自由而完满的协调”),最后发展到“文胜于质”(即形式相对超余于理念,二者重新产生“对立与差异”)而开始新的生命轮回。在隐喻进化的第一个阶段,载体“企慕”主旨但又难以捕捉主旨,二者间的张力达到峰值,这时便出现了堆砌笨拙或尖新佶屈的奇喻、嘎喻及混合隐喻等等;在第二阶段,载体与主旨均衡对称,二者间的张力值达到最佳状态,因此这一阶段成为隐喻的主要显现域;在第三个阶段,载体超越甚至代替了主旨,二者间的张力值跌破最高下限而趋近于零,这时隐喻开始消失并转化为普通语言。上文所说的“活泼的隐喻”、“新创的隐喻”、“活性隐喻”即处于第一发展阶段,“睡眠隐喻”、“磨损的隐喻”、“衰亡的隐喻”处于第二阶段,而“死隐喻”与“化石隐喻”则处于隐喻生命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演化阶段,此时隐喻就完全融入了普通语言。不过,后者并非绝对是“无法挽救”的,它在一定条件下(如在诗歌或行话中)经过特殊处理(如“陌生化”、“前景突出”)仍有可能重新激活。所谓“一切语言均由消亡了的隐喻构成,而后者的尸骸为其提供了生发的土壤”(“All languages are composed of dead metaphors as the soil of corpses”)William Empson.Seven Types of Ambiguity.New Directions.1966.25.,如“腕(万)儿”(近代江湖黑话,意谓“名字”)以本义形式销声匿迹多年,20世纪90年代前后又以“大腕儿”(演艺界名流)的隐喻面目流行于世,但最近又有“磨损”为普通语言的迹象。再如“鸡”(妓女)、“同志”(在港台地区指同性恋者)等等,也都属于这种情况。

隐喻和语言彼此并不外在于对方,二者同源共生并不断相互转化:语言是隐喻的起点与归宿,而隐喻也为语言提供了更新和再生的动力。这一点正是西方自18世纪以来不断予以深化的一个伟大发现。关于这个问题,本章第五节、第三章第四节以及第五章第一、二节将继续予以讨论,这里先透露一点:隐喻生命形态的历时变化来自语言和思维中“美”(情感—修辞)、“真”(逻辑—认知)二维的转换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