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按照情节的发展，诗至此为第一部分。诗的开篇部分写玄宗好色废政，“从此君王不早朝”。写杨妃恃宠而娇，妩媚万千，而三千佳丽皆黯然失色。贵妃一人专夜承幸，而全家鸡犬升天。诗中极写李欢杨爱，浓墨重彩，大肆渲染，暗伏“长恨”之祸根，揭开悲剧之序幕。这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基本概括，也是诗题“长恨”的因由，其中深含讽刺意图。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此为诗之第二部分，格调大变，此段文字，哀婉凄切，悲凉惨怨。安史乱起，玄宗仓皇出逃，杨贵妃香陨玉碎，诗情顿时一变而为沉重哀伤，周详的叙事一变而为婉曲的抒情。

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宫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以上内容，集中写玄宗思念之苦、与形单影孤之悲。回宫后的玄宗追怀忆旧，睹物思人，然爱人死亡，皇权旁落，故而种种感触，四季景致，无一不着悲情惨色也。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诗到此戛然而止，然却诗味绵延缠绕，经久不断。这一部分杨李幽会，着重写杨太真一方，极力塑造一个超凡脱俗的理想女神的形象，既写其万种风情的仪态，也写其寂寞幽怨的心理；既写其依然一往情深而生死不渝的真情，还写其海誓山盟而永结连理的发愿。这是写得最感人的一部分，真情绵密，感人至深，浪漫色彩极其浓郁。然而，毕竟阴阳两隔，幽会之好景不长，而以“长恨”点题结穴，刻骨的相思变成了千古不绝的长恨，给人以无限的深思。作者最后怀着对美人不幸的深切同情，对美之毁灭的沉重感伤，点出全诗的主题：欲不可纵，乐不可极，乐极生悲。

《长恨歌》其实也是一首讽谕诗，一首“劝百讽一”作法的政治诗。无论怎么理解，讽谕是第一位的。

《长恨歌》“侈丽宏衍”的审美特质，最容易让人误以为其不是批判性主题；而白氏在自编诗集时，将《长恨歌》编入“感伤”类，也很容易让人对其主题凭生歧义，而以为是爱情主题或自伤主题。

我们以为，所以会将《长恨歌》读成爱情主题的诗，最主要的是没有从其作法入手来理解。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的冬天，诗人时任盩厔县尉。其时，白居易与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他并与陈鸿相约，以玄宗和贵妃的爱情故事为素材创作，陈鸿以传来传述，而白居易则以诗来表现。陈鸿《长恨歌传》里还特别记载了此事：“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显然，他们的创作初衷是“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也就是说，无论传还是诗，都是警世讽谕的动因，都是政治批判的主题。而从陈鸿的表述看，白居易的《长恨歌》也实现了这种讽谕的创作预期，收到了很好的讽谕效果。明代张纶言亦有点赞，他指出：“白乐天《长恨歌》备述明皇、杨妃之始末，虽史传亦无以加焉。盖指其覆毕，托为声诗以讽时君，而垂戒来世。”（《林泉随笔》）因此，无论是从作前的初衷与预期看，还是从作后的自我评估看，抑或从后人的认知与评赏看，《长恨歌》乃“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之杰作也。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有一个相对的集中时段，宽泛点说，约自其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开始，到元和六年（811）四月丁母忧回乡守制为止。这段时间里，白居易参政热情异常高涨，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对其时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发表了许多针砭性或建设性的见解，此乃一种非诗的讽谕。白居易同年出任盩厔尉，《长恨歌》即作于此时。应该说，此歌的讽谕性质与其《策林》同。写作《长恨歌》后之次年，白居易即调往京城，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他更是“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指陈时政，甚至面折廷诤，写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如《秦中吟》《新乐府》等。

我们概述这段背景，意在说明，《长恨歌》作于其大量写作讽谕诗的前期；《长恨歌》创作，可谓其《秦中吟》《新乐府》五十首创作前的热身。换言之，《长恨歌》作于白居易对其时社会政治的各种时弊大加笔伐与规谏时，作者是断然不至于将这个应该批判的题材写成歌颂主旨的。

写作《长恨歌》后的两三年，白居易所完成的《新乐府诗》五十篇里，也有多首写到杨贵妃。或者说，是他意犹未尽，仍然念念不忘那个特殊的“爱情题材”。如《胡旋女》中把杨贵妃与安禄山相提并论，认为杨贵妃也应该对酿成祸乱负责：“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如《李夫人》中指责杨贵妃“尤物惑人”，诗中写道：“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而其《上阳白发人》，则是写李隆基的荒淫无度给无数宫女带来的悲剧性命运，其中“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之类，也只是“三千宠爱在一身”之另一种表达。可见，白居易作《长恨歌》与作《新乐府》时的历史观是一致的，而所不同的是，后来对杨贵妃、对李杨爱情的批判更加直接与深刻罢了。

一般而言，白居易的讽谕诗近于诗中的杂文，泼辣尖刻，狠重猛烈，宋人张舜民说“乐天《新乐府》几乎骂”。白居易自己也在《新乐府》五十首的诗前小序里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白氏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的一系列原则，主要意思是内容确保真实，表达力求直接。这也大致反映了他讽谕诗的基本特点。《长恨歌》显然不具备这个特点。

《长恨歌》是其讽谕诗的另类，其写法类似汉赋“劝百讽一”。这种“有情”婉讽，或者动之以情的婉讽，仍然也是批判的主题，属于政治性的批评主题，而绝非歌颂性质的爱情诗。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所谓“劝百讽一”，语出扬雄《法言》，乃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之语。“劝百讽一”是指“劝”与“讽”二者比例失调，极其悬殊。扬雄认为，汉赋总是以极宏大的篇幅和极夸饰的辞藻来铺叙极奢侈的享乐生活，而只是在最后稍加讽谕，点到为止。这种作法，欲讽反谀，淹没了讽谏主题，并不能引起君王的警惕，效果适得其反，即便是有所讽谕而其作用也是有限的。汉赋的这种“劝百讽一”与“曲终奏雅”的写法，使汉赋之特点在“美”，其弊也在“美”。《长恨歌》亦然，也具有百“劝”之“美”。“劝”是手段，“讽”是目的，诗人恣肆铺叙，奢辞侈丽，是一种欲讽先劝、寓讽于劝的“劝百讽一”的典型作法。

诗人于题上即曰“恨”，且为“长恨”，寓有无限的讽谕讥刺意味。其首句直斥唐玄宗云：“汉皇重色思倾国”。此七字笔力千钧，提挈全篇，奠定了全篇基调，也揭示了悲剧的渊源与讽谕的意义。其中之诗句如“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等，讽刺辛辣，出语沉痛。最大的讽刺是借托蓬莱仙山盟誓爱情，畅述长恨，虚无缥缈而荒诞不经。诗人这样“美丽”地向我们讲述悲剧故事，讲述悲剧的主人公原来就是悲剧的制造者的故事，难道不是在讽谕，却是在歌颂吗？爱情误国的政治悲剧，一个是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是娇媚恃宠的妃子，这种误国爱情岂有什么美丽可言！误国爱情即便是再美丽，也没有可颂之理！欲不可纵，乐不可极；乐极生悲，长恨无期。这才是诗人的创作初衷，才是诗人所要讽谕君王、正告世人的道理。

白居易自己对《长恨歌》也相当满意，十分自赏，他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中写道：“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有人则根据此诗句而将《长恨歌》误判为“风情”诗，甚至直接解释为“是作者与湘灵刻骨铭心的爱情长恨”。也有人直斥其诗格调不高，败在“风情”上，唐汝询就说：“‘一篇《长恨》有风情’，此自赞其诗也。今读其文，格极卑庸，词颇娇艳；虽主讥刺，实欲借事以骋笔间之风流。其称‘风情’，自评亦当矣。《品汇》收《琵琶行》而黜此，为其多肉而少骨也。”（《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此批评也在理，然只是夸大了骋笔风流的负面效应，而忽略了婉讽讥刺的批判性深意。风者，讽也。风者，刺也。风情者，风雅兴寄之风致也。白居易诗将“风情”与“正声”同举，互文见义、互辞相释也。“正声”者，雅正之乐声也。意谓《长恨歌》与《新乐府》同，皆是为承“诗三百之义”也。也就是说，《长恨歌》不仅不是格调低下的雪月风花诗，而且也是一种“正声”，是近乎《新乐府》的讽谕诗。

白居易何以要用“劝百讽一”的作法来写这个特殊的爱情故事呢？这与作者显山露水的逞才动机不能说一点无关，但更主要的是其“主文而谲谏”之创作机智所使然。《毛诗序》：“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所谓“主文而谲谏”，朱熹解为“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谏”。谲谏，即用隐约的言辞谏劝而不直言过失。唐玄宗和杨贵妃虽然也是人，也有常人的爱情，但毕竟不是一对普通男女，作为唐朝子民，不宜、不能也不应直言君王之过失。而以“劝百讽一”之作法，应该是白居易“为尊者讳”的一种智慧。诗人打破了自己所规定所坚持的“其事核而实”的讽谕诗创作规则，为情而作，非为事而作，用想象和虚构手法，以及戏剧化和神话化的描写，浓墨重彩，极具浪漫色彩，使得全诗风情摇曳，极富艺术感染力。白居易笔下的李杨的爱情传奇，感天动地，从人间发展到天上，似乎二人也完全免除了宫廷荒淫所应该担负的道义责任，而显得非常的纯洁与崇高。诗篇“曲终奏雅”，李杨爱情终于被他们自己酿成的叛乱所断送，他们只能没完没了地咀嚼着误国爱情的苦果。所有的美丽，全落实在一个“恨”字上，而且是“长恨”，无休无止，没完没了，哀艳之至，亦讽刺之极也！

正因为是“劝百讽一”的作法，百“劝”而一“讽”，其规讽之辞远不及颂美之辞美丽，以至美丽得让人把握不准其批判主旨而认为是歌颂的了。本意并非美化李杨而歌颂爱情的《长恨歌》，因为写得太美了，感天动地，曲尽情致，使特殊的男女情事获得了普泛性的意义，而让人当成一种表现美丽爱情的“风情”来欣赏，其爱情的动人表象掩盖了讽刺与讽谕的实质，这也更说明了采用“劝百讽一”作法的《长恨歌》具有非常特殊的艺术魅力。著名学者莫砺锋在“百家讲坛”讲白居易，其论及《长恨歌》的“多重主题”时指出：“爱情是《长恨歌》的第一主题，讽谕是它的第二主题，同时，全诗也有伤感的倾向，所以不妨说它也含有伤感的主题。”他认为：“这三大派应该和平共处，携起手来一起解读《长恨歌》。当然大家还是要按照重要程度排一个次序：爱情派排在第一，讽谕派排在第二，伤感派只好屈居第三。”（《莫砺锋评说白居易》，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真不好意思有悖莫先生的高见，我们则认为：如果《长恨歌》也是多重主题的话，那么它的第一主题即是讽谕，第二是感伤，第三才是爱情。

当代学者如顾学颉、王拾遗、谢思炜等，对白居易与湘灵的爱情作了详细考证，确认了白居易这段情缘的存在。甚至有研究者认为，白居易爱情上的失败，就是其创作《长恨歌》的导火线。我们以为，完全有这个可能。我们甚至相信，白居易是带着爱情伤痛而写就《长恨歌》的。白居易抑或以自己的爱情理念为标本，甚至有感事抒怀、移花入木的创作情境。譬如他把杨贵妃塑造为爱情女神的形象，许是对情人湘灵原型的高度美化；他极力渲染唐玄宗对贵妃死后的思念，许是思念湘灵的心灵体验；他升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盟誓，许是与湘灵对爱情的真实盟誓。作为一个杰出诗人，白居易在写作立意“欲惩尤物”的讽谕诗时，在历史基本事实的框架内，而自然地融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情感积淀乃至恋爱情缘，也是自然的，符合创作原则的。

至于白居易自将《长恨歌》归入“感伤”类，也不能说是他归类错了。或许他自己后来也觉得诗中的同情与感伤多于讽谕了吧。白居易自编诗集时，正处于其人生的“感伤”期，而此诗中对李杨爱情所给予的无限“感伤”之情，是否也引起了自家身世之悲呢？这也是“劝百讽一”作法之蔽，欲讽反谀，淹没了批判主题也。但是，再怎么说，这样的爱情也不至于崇高到要去歌颂，这种误国爱情的放纵也不足以歌颂，更不等于说《长恨歌》但有同情与感伤，而不具有政治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