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0
上海自贸试验区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联动机制研究

陈晓静 陈晓宇 李文婷

摘要：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通过国内外调研和专家访谈，并借鉴国际经验，本成果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内容：①上海自贸试验区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联动机制现状及优势；②上海自贸试验区与科技创新中心联动面临的挑战及制约，尤其是如何适应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云计算等的影响和挑战；③上海自贸试验区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联动机制的国际经验及借鉴；④上海自贸试验区与科技创新中心联动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科技创新 区块链技术 联动机制

一 上海自贸试验区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联动机制现状及优势

上海市政府公布加快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联动机制的《关于服务自贸试验区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通过发挥两大国家战略叠加区域的核心优势，加快建成具有强大原始创新能力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着力打造创新环境开放包容、创新主体高度集聚的科技城，围绕创新机制，吸引机构落户，带来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汇集。

上海自贸试验区相比其他试验区来说有以下优势：一是上海及周边的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和发展最快的区域；二是上海具备良好的国际营商环境，形成比较高效透明的政府办事机制，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三是上海基础设施发达，同时有比较完备的商业配套、服务配套和融资配套，正在迈向全球卓越城市；四是上海对于全球顶尖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五是上海依然是跨国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落户最多的城市。这些跨国公司集聚在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互联网信息科技和文教服务等支柱行业，不仅是行业生态的核心，同时也是技术创新的沃土。

（一）上海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联动发展的现状分析

1．初步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和社会积极参与的联动建设体系

为促进自贸区和科创中心联动发展，中央和上海市政府从高规则政策文件到实地调研指导，从“双自”联动机制建设到逐渐实现全面联动，都做了诸多创新实践。另外，自贸区、科创中心以及两者联动中所积累的措施经验，正通过国家层面不断向区外甚至全国推广。自贸区和科创中心联动过程中，还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探索运用市场和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发展，企业为自贸区和科创中心联动出谋划策，社会组织正有效承接政府综合监管、咨询服务、法制建设等方面的部分职能。总之，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自贸区和科创中心联动建设的积极性不断增强，这极大地提升了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内生动力。

2．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优势，有力支撑了科创中心建设

自贸区挂牌五年多来，制度创新优势不断放大，有力支撑了科创中心建设。一是为科技创新要素自由流动提供制度保障。自贸区实行“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自由”的贸易监管制度，大大简化了海关和检验检疫监管程序，加快了境内外资金、物质、人才等要素的自由流通。二是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雄厚的金融服务支持。如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陆续出台的自由贸易账户、跨境投融资汇兑便利、人民币跨境使用、外汇管理改革等一系列金融制度安排，有利于资金流通，能够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金融支撑，解决科技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三是为科创中心建设引进大量国际高端人才。上海一直缺乏高端国际化创新人才，其中重要原因是国际人才流通交流的开放环境、平台网络和组织机构不佳。自贸区致力于培育面向全球高端人才发展的开放环境，将有效弥补上海国际先进人才总量的不足。如自贸区跨境电子商务的推行，吸引了一大批电子商务相关业务的国际知名企业入驻，同时，开放的环境还创造了人才合作交流的平台网络，为人才交流提供渠道。

3．科创中心建设需求，加快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步伐

当前，科创中心建设面临法制环境和创新氛围欠佳、促进创新的立法保障制度不到位、科技成果转化不理想、高端人才缺口较大、政府配套政策支持不够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加快了自贸区的改革步伐。一是加速自贸区创新资源的集聚和共享。如通过建设国际化的创新平台加速国际创新资源与要素流入自贸区，通过培育市场化的科技孵化育成体系加大国际资本、技术、知识等创新资源与要素向自贸区的集聚力度。二是加快自贸区国际化的创新服务体系构建。如针对科创中心建设中的产学研合作薄弱、科技中介服务水平低等问题，自贸区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拓展技术交易服务。三是强化了自贸区内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践表明，企业在市场中参与度高，创新动力就会不断增强。科创中心建设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企业的创新活力，自贸区由于天然的体制机制创新优势，不断创新“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将不断降低企业进入门槛，加强市场竞争，激发市场创新。

但是，自贸区和科创中心联动建设仍存在较多制约因素，如缺乏完善的联动政策链和高层级的统筹机构、规划设计缺少互动使联动存在实施难度、目标和任务的差异客观上制约了深度融合、部门间及部门和企业间缺乏双向感知制约了联动步伐、功能配套和平台载体的支撑力相对不足。

（二）上海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联动发展的优势分析

1．生产要素方面

目前上海在高级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吸引了大量全球顶尖人才

近年来，上海不断加大海外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力度，进一步推进实施两批共22条海外人才出入境试点政策。截至2017年12月底，上海的外国专家人数达到110426人，入选国家“外专千人计划”的人才数量达到30人，入选中央“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共计771名。2017年上海新当选两院院士13人，占全国10.2%。在《2017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中上海地区国际人才竞争力指数、来华留学生人数位列全国第一，而海外人才发展指数成为国内唯一拿到满分的地区。

上海自贸区科创中心建设最新出台外籍人才吸引政策：2018年1月8日，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会同区委组织部、区商务委推出了服务自贸区建设、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市场监管“二十条”措施。“二十条”措施中，第一条就是“支持持永久居留身份证外籍高层次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今后，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外籍高层级人才可凭其持有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创办科技型企业，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并且与中国籍公民持中国居民身份证作为身份证明创办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一改革举措目前在全国还属于首创，意图在于进一步创新优化市场配置机制，吸引更多外籍高层次人才参与和推动自贸区建设。

（2）跨国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落户最多的城市

上海是大量跨国公司设立全球研发中心的首选地，截至2017年12月底，上海新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950项，合同金额401.94亿美元，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170.08亿美元，在上海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达175个，2018年1月，上海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家，亚太地区总部1家，投资性公司2家，研发中心1家。截至2018年2月28日，上海累计引进跨国公司总部共计629家，其中亚太区总部71家，投资性公司347家，研发中心427家，其中40家为全球研发中心，17家为亚太地区研发中心；20家外资研发中心的投资超过1000万美元；吸收中方研发人员总数超过4万人，硕士以上学历占52%。在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已占内地总数1/4的规模，居全国首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重要节点城市建立经贸合作伙伴关系，货物贸易额占全市比重达到1/5。全年备案和核准对外直接投资项目608项，派出人员13902人次，增长114.0%。对外劳务合作派出人员18935人次，增长23.8%。

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占全市外商投资企业1.1%，营业收入占比达到8.6%，利润总额占比达14.1%，从业人员占比达4.3%。从地区总部的投资规模来看，地区总部投资总额累计超过365.76亿美元，其中，超过1亿美元的有93家，占总量的21.4%；而54%的地区总部投资规模在3000万美元以上，表明在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大型企业为主，规模化效应显著。相关外资数据如表1所示。

在国发5号文和上海市构建开放型经济33条政策的大力支撑下，2018年1月，上海市新设外资项目333个，合同外资33.93亿美元，同比增长12.1%；实到外资10.66亿美元。截至2018年2月初，上海累计引进外资项目9.17万个，合同外资4276.18亿美元，实到外资2242.06亿美元。上海外资规模的持续稳定增长，使得外资结构不断优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效应提升，科创研发优势效应显著增强。

外资研发中心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拥有独特优势。外资研发中心正在不断融入本市的创新体系，截至2018年1月，上海市已经有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35家外资研发中心加盟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同时越来越多的外资研发中心正在运用其自身的研发资源及全球创新网络，与本市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产业链核心技术攻关。

2．相关和支持产业方面

科技创新和贸易升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波特认为在相关和支持产业发展上，一方面不能缺少世界一流的协作组织，也不能缺少上下游产业的密切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有竞争力的上海区域创新贸易产业发展通常会增强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从上海自贸区与科创中心建设方面看，主要体现在上海自贸区完备的商业、服务和融资配套。

目前，为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内推动科创中心建设，上海市政府近年来颁布了“人才30条”《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上海市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规划土地政策实施办法（试行）》“科创22条”等一系列政策，推动形成上海人才高峰，为上海为科创中心提供良好环境。线上开设的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互动平台、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上海外国投资促进中心等为科创中小企业、外来投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通过在产业密集区、大学园区附近设立孵化器推动非营利性机构知识产权的技术转化；而上海民营张江银行、上海股交中心科创板的设立等为中小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

总的来说，上海自贸区3.0模式正试图通过境外投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通过整合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咨询机构、评估机构、融资服务机构等专业力量，推进境外投资项目库、资金库、信息库的建设，实现政府、中介结构与企业的有效链接与信息共享；从而进一步加深创新主体之间的连接程度，推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3．政府层面

上海市政府试图通过简政放权，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来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试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与所属企业脱钩，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与政府部门脱钩的改革成果。

已初步搭建以综合监管为基础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框架，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实现协同监管、精准监管、高效监管。该市提出的“三个一批”，即一批当场办结事项、一批提前服务事项、一批当年落地项目，是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政府效能的重要举措，各区、各部门要抓好落实落地。要进一步推广“互联网 +政务服务”，把更多的服务事项、审批事项、监管事项放到网上，实现“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从而在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推动建立上海市政府高效、透明的办公机制。

二 上海自贸试验区与科技中心建设联动机制面临的挑战及制约

深入推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以下简称科创中心）建设是重要的国家战略。自贸区和科创中心联动有助于形成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高规格贸易规则与创新驱动的联动，从而产生“1 +1大于2”的化学反应，但是目前两者联动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需要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妥善解决。

（一）上海自贸区与科创中心联动发展的制约因素

1．缺乏完善的联动政策链和高层级的统筹机构

目前，促进自贸区和科创中心联动发展的文件是2015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联动发展的实施方案》，这从顶层设计上促进了自贸区和科创中心的联动发展，但是政策实施效果缺乏评估机制，政策效益未得到真实客观评估，联动缺乏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完善政策链。

新形势下，张江园区作为自贸区和科创中心的核心载体，虽然“双自联动、融合发展”在一级地方政府的完整框架下运行和管理，但是工作中，张江园区本身面临管理效率不高，创新政策和服务不能有效供给，市场化投融资缺乏自主选择渠道等问题，而自贸区建设主要由自贸区管委会负责推进，科创中心建设职能又分散在市级多个职能部门，自贸区和科创中心联动发展仍缺乏由市级部门甚至国家级部门组成的高层级协同统筹机构。

2．规划设计缺少互动使联动存在实施难度

自贸区和科创中心的建设皆需要一定的空间条件。目前，张江是两者联动叠加的唯一区域，但是从规划上看，当前张江创新示范区、自贸区以及张江原有长远规划和战略目标方面的顶层设计间缺乏互动与衔接，阻碍了自贸区和科创中心的产业项目落地实施；另外，自贸区和科创中心联动规划也缺乏长远的考虑和打算，未来，相关部门对两者联动的空间布局应提早规划，提前预留空间，特别是对那些基础条件较好的区域，可以规划成为自贸区和科创中心联动扩容的新试点区域。

3．目标和任务的差异客观上制约了深度融合

比较国家对自贸区和科创中心的战略定位，相同的是两者都要在全国建成先行先试试验区，不断探索积累经验，复制推广成功经验，示范引领区域发展；不同的是自贸区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开放对改革的倒逼机制，而科创中心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创新驱动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从表2两者主要任务可以看出，自贸区除了实现贸易、金融、科技领域体制机制创新外，另外一个重要任务是探索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领域，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而科创中心除了着力破解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另外的重要任务是通过实体平台、重大项目和工程，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自贸区和科创中心本身客观存在的定位和任务差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两者的深度融合。

4．部门间、部门和企业间缺乏双向感知制约了联动步伐

自贸区和科创中心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部门间的通力协作对于两者联动至关重要。但是调研发现，不同职能部门间信息不对称，各自为政，上下级部门间缺乏必要的工作反馈机制等现象十分严重，这导致相关政策实施和落实情况的反馈大打折扣，从而弱化了自贸区和科创中心间的建设联动。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企业的满意度一定程度上反映自贸区和科创中心建设、联动成效。从以往调研来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一年内往往要数次接受不同部门不同类型的座谈调研、问卷调查，部分授牌企业还要定期向部门上报发展数据，但是部门往往缺乏向企业反馈调研成果的信息机制，这严重影响了企业参与自贸区和科创中心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部门和企业间难以形成发展合力。

5．功能配套和平台载体的支撑力相对不足

经过多年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张江园区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但是交通、居住、文化、教育、医疗、娱乐等高品质城市配套服务功能相对不足，产城融合程度较低，创新交流、转移和辐射功能薄弱，张江园区整体格局的不完善，无法对自贸区和科创中心建设的形态与功能产生强有力支撑，两者之间的联动对接难度较大。

自贸区和科创中心联动除了要有理念上的协同，更重要的还要在实体层面形成协同，实体层面的协同包括以重大项目为依托所形成的产业联动机制和有利于产生效益的功能性平台。但是目前，自贸区和科创中心在产业联动上，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领域的项目联动上比较有限，区内区外优质人才流动以及资质互认受限，这无法满足科创中心建设对高质量、高附加值服务的迫切需求，也阻碍了区外优质资源向自贸区的流动。

6．融资方式单一

目前，科技创新企业的资金来源以财政拨款、政策性借款及商业银行贷款为主，缺乏多元化的投资手段与主体，缺乏大规模风险投资资金和创业投资资金的介入。下文将从商业银行、风险投资、政府和企业四个角度对此进行分析。目前，上海自贸区的科创企业大多属于小微企业，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多年来，因为资金不足的问题，大多数科创企业的发展速度渐渐放缓甚至停滞。因此，建立上海自贸区与科创中心的高效联动机制，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7．法制环境不完善

与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从历史经验来看，自贸试验区通常都是出现知识产权保护矛盾和纠纷的频发地。究其原因，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以及对科技创新能力需求的不断增加，全国专利申请数量正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上海也不例外。表3展示了2017年上海与北京专利申请与授权量的对比数据。

如表3所示，在2017年，上海专利申请的受理量达到131746件，与2016年同比增加了9.85%，其中，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达到54633件，与2016年同比增加了0.54%；同时，2017年，专利授权量达到70464件，与2016年同比增长了9.7%，其中，发明专利的授权量达到20681件，与2016年同比增长了2.96%；直到2017年末，有效发明专利数达到100433件；PCT国际专利受理量达到2100件，与2016年同比增长34.6%。以上分析数据也能够侧面反映出，近年来，上海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各项有关专利申请与授权的指标也在不断优化，但是，随着人们专利保护意识的不断深化，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矛盾纠纷也频频发生。近年来，在上海各级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中，以合同纠纷案件和权属、侵犯纠纷及其他民事案件发生数最为多见。

8．专业服务欠缺

技术咨询、科技金融等专业服务机构在上海科创生态链中较为缺乏，相关的财税、保险、资产评估等服务也缺乏相应的标准和高质量的机构。

上海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各种资源的协作配合，如各类金融中介、产业中介和法律会计中介机构，这类机构的存在有利于优化上海的科技资源配置，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助力科创中心建设。目前，上海在科技金融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风险控制服务等方面还比较欠缺，科创生态链中的服务体系链条还不完善，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机制、为技术创新服务的金融资源也相对缺乏。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中介服务业发展若干意见》，属于金融业务中介机构的代理、经纪、评估类机构包括证券、保险代理，证券、保险、期货、租赁、货币经纪，信用评级和征信服务，以及保险公估和基金管理。其中，金融服务涉及范围很广，它包括在信息、风险、咨询等方面为金融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帮助，包括为金融创新活动营造合适的环境，还包括为投资者筛选和推荐科技企业的工作等。因此在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过程中，金融服务中介机构必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专业服务的欠缺也成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过程中亟待突破的瓶颈。究其原因，政府、体制、人才等因素都是导致上海金融中介服务发展缓慢的原因。

一是政府对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的重视程度不够，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技术咨询、科技金融等专业的服务中介机构在上海科创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打破传统的习惯性思维，认为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不够专业，规模也比较小，内部管理混乱，风险控制能力差，会对稳定的金融秩序造城破坏和干扰；另外，政府对金融服务机构缺乏足够的了解，对服务中介机构的定位模糊，忽略了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的功能和优势，如把握着大量市场交易信息和重要部门、客户的信息，获得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较高，其有利于促进整个市场更加公开透明，使得交易者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重要的信息，大大节省了市场中各个经济主体的机会成本。

二是科技金融、技术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全能型人才储备不足。由于科技金融服务业是要为金融科技活动等提供服务、咨询等的一个产业集合体，它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金融中介服务的评估机构、信息服务机构和审查监督机构之间的界限随着金融业的混业经营而逐渐淡化，而国际上金融业的交叉融合经营已经是一个不可抵挡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复合型的金融人才来支撑上海经济、金融圈的优化升级。而当前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类人才大多为传统型的，在技术咨询、科技金融等方面的能力比较弱，这就制约了科技金融等相关业务的开展和专业服务机构的发展。加之国家及政府部门在进行金融体系改革时大多把重点放在传统金融机构的深化改革上，而对专门为金融业务交易服务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缺少关注，这种政策的偏颇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上海乃至全国科技金融创新的步伐迟迟得不到推进。

三是现实生活中，真正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以及相应的财税、保险和资产评估等服务机构凤毛麟角，相应的标准、质量都比较低。这种现象与上海构建全球科创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匹配。尤其是缺少为金融企业提供专业咨询服务的机构，以及针对科技企业的股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的评估、转让和交易体系也很不健全。这些机构的缺乏，并不能满足当下建设科创中心的战略需要，也不能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形成有力支持。

9．科创人才政策缺乏国际竞争力

现有户籍管理政策、外籍员工签证居留政策、税收政策等还缺乏国际竞争力。

2016年4月16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圳开幕，大会还发布了“外籍人才严重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的评选结果。此次上海以绝对领先优势第四次名列该排行榜的第一名。虽然上海在创新环境、制度环境等方面领先全国，但是相比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上海在很多方面都还差距甚远，其中尤其以科创人才的缺乏最为突出。当今世界，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创新型人才的竞争，近年来上海虽然采取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政策措施，但就目前上海的户籍管理制度而言，相比于同样实施积分入户制度的广州和深圳，上海的积分入户政策被认为是最严苛的。非沪籍人士想要落户上海，实非易事。其中，落户的条件繁多、落户申请的流程复杂等因素，已经成为制约上海科创人才流入的一个关键因素。

10．企业研发创新成本较高

企业在商事程序制度性成本、人才成本以及税费成本等方面高于新加坡等地，而在鼓励科研创新的立法政策方面，针对性和有效性仍有提升的空间。

由于科技创新企业在发展初期多属于中小微企业，相关制度仍未建立健全和发展完善，企业对外缺少与其他企业或部门在商事、议事程序上的相关经验和经历，所以此时在商事程序上的制度性成本会是科创企业在发展初期支出比较多的部分。而上海市相关政府部门也还未对自贸区与科创中心相关企业在商事程序上提出一些积极性的政策指导和建议帮助，对比新加坡，新加坡政府一贯鼓励企业向外发展，同时也尽最大能力为企业给予最大支持。由于清楚企业在发展初期对市场的相关情况并不熟悉，所以需要熟悉市场运作的中介服务机构提供帮助，如信息咨询机构，他们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为企业指明发展方向，提供发展规划。并且，政府会为企业支付50%的咨询费用，同时政府出资为企业举办专场讨论会和咨询会，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这在能够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降低商事程序的制度性成本。此外，高昂的人才成本也越来越成为阻碍科创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11．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云计算等的影响和挑战

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纷纷进入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激烈的国际竞争背后是各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较量。世界各国也越来越重视利用科技创新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兴起，也不断鼓舞着各国及其科创人才们。所谓云计算，它是一种按使用量来付费的新型模式，该模式能提供可用、便捷、按需的网络访问，进入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其中的资源包括网络、存储、服务、服务器、应用软件等。只需要投入很少的程序和交互，这些资源就能很快被提供。而随着云计算的深入发展，对大数据的需求也在增加，所谓大数据，它是指需要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通过运用软件可以对数据组合进行捕捉、分析和处理。大数据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拥有它，而在于对拥有大量内涵的信息进行特殊化的分析、处理和加工，从而实现数据的增值，满足人们的各项需求。而现阶段，云计算和大数据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区块链作为一种基础性技术，目前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它是一个分布在全网各个节点之上的可信任的分布式的数据基础设施，任何数据只要在区块链上被记录，就无法被再次修正。面对越来越多新兴技术的崛起，上海在建设自贸区与科创中心的联动机制上，也应该直面挑战。首先，应该在高等院校，甚至是在小、初、高中阶段就开始普及数字化、信息化的素质教育。复合型及国际化人才储备不足一直是上海市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条件。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人才培育的重视程度也在时刻警醒着我国要投加大力度培养高素质人才，上海也不例外，在今天，高素质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就是指具备科技创新能力、具备较高数字化素养的高科技人才。只有政府开始重视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数字化教育才有可能真正在全社会的中小学中普及开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为上海甚至国家未来的经济、科技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驾驶等先进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国家教育也不应该停留在传统模式阶段，应该着力培养高科技产业领军人才，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其次，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真正将云计算、大数据和区块链等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到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目前，上海已经启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智能领域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方式，上海要加强同社会各方的互动协作，可以进一步出台政策，加快科研创新的步伐，充分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的价值运用到交通、医疗、基础实施等方面，从而使整个城市及人民真正受益，使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新引擎。

三 上海自贸试验区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联动机制：国际经验及借鉴

金融科技属于产业金融的范畴，主要是指金融产业与科技产业的融合。从金融的本质功能来看，金融在发现、引导和支持科技创新及其成果产业化方面起着枢纽性作用。金融科技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区别于完全的金融中心或科技中心，金融和科技的有机结合是一种特殊的空间集聚现象，其既包括金融机构、金融资源、金融系统、金融政策在区域内的集聚，也包括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科技人才、科技政策在空间上的集聚。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主要表现为科技企业服务，科技企业作为主体进而带动整个主体往更高层次发展。

在当前国内经济体制下，如何为初创型和成长型科技企业提供有利于创新、拓展的融资渠道和保障，既是中国未来经济保持活力和持续增长的关键点之一，也是促进上海自贸试验区和科技创新中心联动建设的关键。

（一）科技金融中心建设国际经验

1．市场主导的美国旧金山科技金融中心

旧金山科技金融中心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主导作用，科技股权投资机构作为最主要的市场供给者，专业性的科技信贷机构作为有效补充，科技资本市场作为纽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科技金融中心发展模式。

风险贷款极大地促进了旧金山科技金融中心的发展。美国风险贷款市场按资金来源划分主要有银行风险贷款和非银行风险贷款两种。主要风险贷款银行有20～30家，其中硅谷银行的贷款业务占全美银行风险贷款市场的70%。硅谷银行是一家专注于科技金融服务的银行，致力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服务，为它们提供多元化的科技金融服务。硅谷银行地处硅谷，是美国科技金融发展最集中的地区，因此硅谷银行很早就进入风险贷款市场，加上美国宽松的制度环境，使得硅谷银行在银行风险贷款市场独占鳌头。此外，硅谷银行独树一帜的商业模式，与创投基金建立广泛并紧密的合作关系，为众多科技企业提供了一流的服务。

新型孵化器满足旧金山科技金融中心的科技企业深度需求。作为金融资本与科技服务的深度融合的硅谷新型孵化器，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为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型科技企业提供专业的一站式服务。不仅包括资金支持，还包括对企业的人才培养，为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和市场战略等服务。此外，政府还通过孵化器将PE、VC、银行等各种金融资源整合，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融资服务，有效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完美结合。

另外，政府扶持为旧金山科技金融中心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完美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通过制定合理的法律政策和实施适当的税收优惠，既放宽了市场准入门槛，不断拓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又改善了科技金融中心的发展环境。

2．政府主导的以色列特拉维夫科技金融中心

特拉维夫科技金融中心濒临东地中海，特拉维夫科技创新种子公司占以色列所有科技创新种子公司总数的60%以上，成为全球著名的创新区域，享有“仅次于硅谷的创业圣地”的美誉。特拉维夫金融中心拥有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TASE），积聚了庞大的风险资本与创投基金，成为全球创业风险投资密度最高的区域。

特拉维夫科技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为政府主导型，在科技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有效推动了当地科技金融中心的发展。

政府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政府通过直接设立创投引导基金，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实现政府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从而推动风险投资发展。政府还对创业投资机构的构成做出明确规定，即必须由一家境外机构和一家境内机构组成有限合伙人。

政府主导直接投资支持科技企业的发展，并推出了数量众多的直接投资计划。通过科技企业支持计划，实现政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为创业者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政府设立科技孵化器，该计划是特拉维夫政府推出的众多创业计划中最成功的一项，主要有五个特点：一是严格筛选和评估入驻孵化器的项目。创业者要有良好的诚信背景，创业项目要有强健的市场潜力。虽然政府大力鼓励创新，但孵化器计划秉承宁缺毋滥的原则，每个孵化器所接纳的企业一般不会超过15家，申请的平均通过率维持在3%左右。二是为创业者提供专业化的优质管理。三是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负责一般性的经营管理活动，政府不会直接干预投资管理。四是严格规定退出机制，在孵化过程的五年时间内，如果创业者或风险投资者打算回购相对应的全部政府股权，这一交易活动必须执行，创业者拥有绝对权自主选择是否脱离孵化器。五是政府资助的部分作为补助金在计划成功后必须返还给政府。如果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失败，政府则宣布企业计划破产并解散企业，政府在孵化阶段所支持的任何费用企业无需偿还。

良好的创业环境与公共服务。特拉维夫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吸引全球金融资本的加盟。政府自上而下营造创新创业氛围，提供免费的创业咨询服务，以便他们获得必要的基础培训，深入评估创业者的失败经历以更好地促进初创企业的发展。

3．政府+市场共同主导的中国台湾新竹科技金融中心

新竹科技金融中心属于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中间型发展模式，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资源倾斜；同时政府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两者同时发挥作用且力量相当。

①充分发挥民营资本主导的科技银行机构的作用。由于新竹的民间借贷市场高度发达，当地政府为此设立规则规范民间资金的融通行为，并大力支持民间资本投资或参股金融机构，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股中小型科技银行，提供必要的融资服务支持新竹科技园区内科技型企业的发展。

②民间资本和海外资本共同主导创业风险投资业。新竹科技园区的快速发展，不仅吸引了本地区众多金融机构，还吸引了欧美等国家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充足的资本来源加快新竹高科技产业集聚。

③构建多层次的场外交易市场。中国台湾的场外交易市场（OTC）包含两类，上柜市场和兴柜市场。兴柜市场类似“预备市场”，所有IPO或者上柜的股票都需要先在兴柜挂牌交易六个月，经过审批才可以上市或上柜。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既提高了哺育科技企业的能力，也加快了科技金融资本流向科技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步伐。

④政府长期扶持科技金融。为鼓励科技企业的发展，政府采取了税收减免、财政投入、专项奖励等措施，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鼓励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在初期直接出资建立引导基金以拓宽资金来源。

4．英国、日本、德国科技金融发展经验

英国科技金融的发展很早，有很多经验可供借鉴。政府支持金融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通过融资担保、社区投资税额减免和解决延迟付款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的融资渠道。

日本的研发、生产和制造能力世界一流，在总体规模和水平上处于全球核心圈和产业链的高端。因为科技与金融密不可分，日本多层次大力支持科技金融发展：①“银行导向型”融资体制，为技术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变提供长期的资金保障。②完备的担保体系：一种双重的担保融资模式，包括信用保证制度与信用保险制度，可以归纳为“一项基础、三大支柱”。“一项基础”为基本财产制度，基本财产由政府出资、金融机构摊款和累计收支余额构成，作为信用保证基金。“三大支柱”则是信用保证保险制度、融资基金制度和损失补偿金补助制度。中小科技企业融资时如果缺乏一般抵押物或者信用记录不完善，中央与地方风险共担、担保与保险再结合的信用保证体系为企业提供担保。担保体系很大程度上完善了银行主导型的间接融资市场，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中小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保证创新的持续性。③较为完善的政策性法规与机构。直接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有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商工组中央金库和中小企业综合事业集团等大型金融机构，其中直接或间接与中小企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有8家。日本政府不断出台相应的政策性法规并建立各种机构，不断完善科技金融发展所需的法律环境，因而高效地促进了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健康发展。

德国的融资模式也是“银行导向型”。允许银行混业经营，大多数商业银行可以从事除发行货币或者抵押债券外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间接融资的不足。德国政府采取了以政策性银行信贷带动商业信贷的方法，以解决商业信贷进入科技领域的不足问题，鼓励政策性银行（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长期贷款支持。德国复兴信贷银行80%的股权归德国政府，20%的股权归州政府，其旗下的中小企业公司为创业初期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融资产品包括低息贷款、次级贷款和股权融资。这些针对科技企业的金融业务已经成为复兴信贷银行的最大业务，业务量约占该行全部业务量的1/3、国内该类业务总量的1/2。政府同时也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政府经济技术部结合发展战略设立了中小企业创新项目，为研究理念向最终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还有一系列由政府主导的联邦经济技术研究基础设施项目、天使投资新投资补贴目标等政策性辅助基金和项目。德国政府以及各地州政府还定期组织相关研发活动，将国内外最新的产品、技术信息传递给中小科技企业，以便企业合理定位产品与市场。政府还对用于研发的基础设施进行优化性的再建设，为企业战略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提供免费咨询。

四 上海自贸试验区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联动机制的具体举措

（一）推动以创新要素融通为核心的“制度红利”再造

作为我国科技资源与知识密集型企业的集聚地，上海自贸区可以推动新一轮的“制度红利”，营造有利于知识、科研要素集聚与国际化研发开展的营商环境。同时，以自贸区的制度创新来撬动科技创新中心的快速建设和发展。

1．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

对创新成果的保障是创新的不竭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创业的积极性。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制度创新是上海自贸区和科创中心联动机制建设的重要支撑。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促进贸易便利化为目标，科创中心建设中创新要素的流动和积累需要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保护，而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便利化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自由贸易区需要在贸易便利化与知识产权监管之间进行协调、平衡。

具体而言，第一，应形成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自贸区管理委员会、工商管理局等其他知识产权执法机构协助海关知识产权执法的具体制度措施，明确各机构分工，避免“权责交叉”“权责不明”的情况，在信息共享、案件通报等方面加强合作，有助于构筑知识产权严密监管网络，分散海关的监管压力。第二，创新制度，加强对不断涌现的新兴业态的知识产权问题的处理和监管，建立范围更广泛、适用性更强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援助等解决机制。第三，加强企业信用体系平台建设，公示假冒知识产权行政处罚信息，将信用信息数据上传至全国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打造企业知识产权诚信体系，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强化引导规范企业经营管理。第四，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壮大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的执法队伍，提高综合执法效能。上海市工商局林海涵（2016）称，新设立的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总编制仅27名，从事商标执法保护的工作人员数量更加有限。可见加强执法力量势在必行。

2．投资管理制度创新

投资管理制度创新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关键一环。五年以来，上海自贸区作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在投资方面的制度创新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通过实行暂停或取消对大部分行业投资者资质要求、注册资本从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企业年检制改为年度报告公示制、特殊行业许可经营从前置审批改为“先照后证”、境外投资一般项目实行备案制管理等极大地简化了行政审批程序，通过完善负面清单制度，营造了更加有利于投资与贸易便利化的市场准入环境。目前，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

但是上海自贸区内的投资管理政策尚待继续完善，投资管理模式的改革探索还需进一步突破，改革措施还需进一步落实，以获得四个自贸区中的开放领先优势，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提供更坚固的制度保障。第一，完善负面清单制度，克服形式主义的弊病。负面清单将“禁止类”和“限制类”合并，表示除非“清单”中提到的禁止或限制，否则就不存在禁止或限制。然而，其并没有明确区分“禁止”与“限制”，并且将一些带有限制条件的鼓励类措施也列入其中，使得人们容易产生理解困难。第二，进一步精简负面清单，提高开放度、增加透明度。第三，继续推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简化行政审批程序、转变政府职能、释放市场潜力。继续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加快推进登记注册制度便利化、登记过程电子化、登记管理信息化改革，降低市场主体的准入门槛。进一步简化烦琐的审批许可，破除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还权于企业，还权于市场，激发广大群众的“双创”热情和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探索建立新型监管体系，处理好宽进与严管的关系，引导市场秩序化、规范化发展。

（二）推进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获得充分“国民待遇”的科研资助和资金扶助平台建设

跨国公司是全球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和科技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在推进建设上海科创中心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创新需要市场根基。巨大的中国市场和旺盛的市场需求为跨国研发中心的生根发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上海的科技创新资源丰富，创新人才集聚，产业集群化程度高，成为全国吸引跨国公司研发中心最多的城市。截至2017年7月底，外商在上海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已突破600家大关，共达605家，其中亚太区总部64家，投资性公司339家，研发中心416家。

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全球范围内的地理区域分布和空间扩张，预示着全球科创中心的兴衰趋势。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进一步借助跨国公司研发中心来提升城市创新活力和创新能级，加快演变成为国际创新中心城市的步伐。

在科研资助方面，要以《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实施为契机，结合在沪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特点，加快制定相关的配套实施政策，在目前高层级外资研发中心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获得同样的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努力推进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获得充分“国民待遇”的科研资助，建立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资金扶助平台，给予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与本土研发机构同等的政策支持。

在加强公共服务方面，发挥自贸区政策优势，在自贸区内先行先试，探索建立服务于本土企业研发中心与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常设性创新服务平台与管理系统，助力实现自贸区在吸纳和融通海内外创新资本的功能，落实科创中心建设的战略。

在加强内外资合作方面，要鼓励本土科研机构、高校院所与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合资合作，如技术合作、人才交流、重大科技仪器设施共享、校企联合培养、合作开发等，共同搭建开放式创新平台，均衡协调境内境外的一流资源、智慧及优秀创意进行创新，充分激发跨国公司作为境内与境外创新资源平台性角色在“嫁接”海外创新要素中的作用，使我国本土机构有机会对接全球尖端技术，从而提升上海对创新资源的吸附力，促进全球创新资源以上海为枢纽进一步汇聚和集群，形成良性循环。

（三）拓展技术交易职能，打造高能企业培育机制

“高能企业”这一新概念是上海市软科学基地——知识竞争力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罗守贵教教授在其撰写的报告中提出的。所谓高能企业，通常属于知识与技术密集型，对高能生产要素超凡配置能力和巨大扩张力，它们有三大特征：市场对外辐射性较强，聚焦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使用高能生产要素如顶尖人才资源，强有力的风险投资，具有技术创新或商业模式上的独特优势等；处在产业金字塔的顶端，或处于产业链、技术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上海专家制定了甄选高能企业的4个衡量标准，用这套标准对2012年参与上海科技企业统计填报的两万余家公司进行甄选，发现仅19家公司具有高能企业特征。高能企业对于构建辐射力强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全球创新要素集聚，具有强大推动作用，培育具有高能企业特征的幼苗企业，对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而言是迫切的。

在培育高能企业的过程中，上海自贸区应为高能企业相关产品和服务的“走出去”以及要素、服务和产品的“走进来”提供功能支持。跨境电商是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业态，也是改革开放的新窗口。上海自贸区应把握电子商务发展趋势下的机遇，积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扩大高能潜力企业的销售渠道。具体而言，可在自贸区与张江高科技园区形成的重叠区域内，建立跨境电商孵化器，提供跨境电商业务一站式服务，吸引电商企业入园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广建跨境电商重点产业园，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和产贸融合效应。

在实施财税政策方面的支持措施之外，有关部门在参与高能企业幼苗的培育和成长过程中，可逐一诊断，寻找各家企业的短板，实现扶持的精准化、专业化、有效化。例如，某些企业亟须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却受到落户政策等问题的制约；某些企业正处于前期高强度的技术投入阶段，但由于不产生利润，实际上可能一点也享受不到政策等。此外，政府应在外汇管制、出口通关等方面出台新的政策，给予高能企业实实在在的优惠，助推高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获得领先优势，从而作为上海的一个个创新辐射支点，加快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步伐。

（四）搭建新型平台载体，形成高效联动模式

联动机制将主要通过信息互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协同机制，以及科技成果、技术交易、创新产品的平台载体实现联动发展。协同机制、平台载体的建设和磨合情况直接关系到联动机制发展的效率。上海自贸区应该在新技术引进和新产品输出方面，充分利用自由贸易的特长，为科创中心建设提供支撑，同时加强对创新产品的宣传和展示功能，提升创新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构建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的综合性平台

在我国如火如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大背景下，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引领下，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科技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存在，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这一问题引发了更广泛的关注。科技型企业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融资需求，融资需求旺盛，而科技型企业本身“高风险、轻资产”的特点和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往往让以“重抵押、惜贷”的商业银行望而却步，使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的困境。在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过程中，拓展科技型创新企业各个阶段的融资渠道是关键，构建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的平台有利于打造对科创企业更友好的融资环境，形成有上海特色的科技金融生态系统，加快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商业银行作为我国企业融资最主要的渠道，在推进科技创新方面大有可为。

（1）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创新型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固定资产，拥有技术、管理、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特点使得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科技贷款创新显得尤为重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在欧美发达国家已十分普遍，在我国则刚刚起步。据《人民日报》报道，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虽有政策支持，鼓励银行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一批城市和园区还开展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及专利保险试点，但操作层面上还有待进一步推进。仅靠知识产权质押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少之又少，多数得到贷款的企业，实际是将知识产权与应收账款、股权、有形资产和企业信用等“打包”，才从银行贷到款，知识产权评估的细化标准也未能出台。

要化解这些难题，①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专业评估机构的建设与落地，培育市场认可的知识产权专业评估机构，给借贷双方提供一个可信的知识产权价值依据。建立更多更权威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既可以降低企业获得贷款的成本，又能促进自身资金不足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②完善专利审查制度。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关键是知识产权的价值，垃圾专利、泡沫专利的盛行无疑会降低知识产权与未来企业现金流和企业发展潜能的关联程度，因此需要完善专利审查制度，加大专利审查的力度，提高专利的含金量，从而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的实行。③鼓励建立银行与上海市政府下属管理机构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专业评估机构以及与第三方担保公司的联动合作机制。政府完善专利信息化平台，在知识产权抵押融资中起到牵头和引荐作用，知识产权专业评估机构与商业银行合作，出具企业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分析报告，银行依据此报告进行一定额度的信贷发放，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而第三方担保部门则对可能出现的坏账进行担保，分担商业银行的风险。④健全知识产权相关评估规范和方法，形成一套完善的知识产权评价体系。

（2）推广科技支行的形式

以商业银行科技支行为代表的科技金融专营机构为成长期的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该模式为银行建立专营的组织架构体系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但我国关于科技支行的试点自2009年至今不过十载，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第一，科技支行或者科技银行外在可逐步从依附于商业银行总行的角色中脱离出来，逐步建立独立性，形成带有鲜明“科技金融”DNA的专营机构，同时内在应转换传统银行信贷支持的思路，秉持“放水养鱼”的理念，以强调稳定性代替追求流动性，更多地发放长期贷款。第二，科技支行的发展还需要政府给予其一定的额外支持或补贴，以进一步提高科技支行对企业风险的容忍度，完善风险控制机制。第三，科技金融专营机构还应与包括创投机构、担保机构、保险机构、租赁机构等在内的科技金融主体保持密切互动，利用不同主体的优势进行资源整合，在现有的“政府推荐+担保公司担保+银行贷款”“创投股权投资+担保公司担保+银行贷款”等模式之外创新业务模式，改善银行的风险收益结构。第四，推动高科技园区内科技金融专营机构的建立，尤其是自贸区与张江高科技园区重叠的区域内，以加强自贸区与科技创新中心的联动作用。

2．构建创新产品展示平台

总体而言，应积极构建线上和线下创新产品展示平台。线上展示平台的构建可以借鉴海淀区新技术新产品（服务）展示平台，建立自主创新产品名录，同时在此线上平台中可以在其余板块展示政府最创新创业相关法律政策、创新产品信息、创新型企业名录、政府采购项目信息、招标信息等，构建一个为科技创新企业服务的一体化网络信息平台。

线下应用好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等展览场地，借助上海国际科普产品博览会（科博会）、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工博会）、浦江创新论坛等载体，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发布、交易、研讨一体化的合作平台，创造上海创新创业的大秀场，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最后一公里”就地转化。

创新产品展示平台需要综合具备科技创新产品展示、成果交易、交流共享三大功能。产品展示方面应分层次、分领域、全方面展示高新技术成果，使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集中亮相。成果交易功能方面应吸引高校成果转化中心、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和技术转移机构及投融资机构入驻，并引进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成立国际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提供科技成果交易服务。创新展示和交易形式，例如设置专业的创新产品路演区域，为科技创新企业和团队提供展示的舞台。还可以建立创新产品展示平台的官方网站和官方移动客户端等，提供优秀企业产品推介、全方位网上实景展台、招商合作项目对接等线上服务，将产品展示和成果交易的平台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另外，通过主题论坛、洽谈会、技术研讨会等方式促进各创新主体交流共享创新创业经验，促进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还可以广邀媒体，有效利用媒体资源，签订合作协议，为旨在展示创新产品的大中型活动增加宣传推广力度。

（五）以项目为依托，在实体层面形成产业联动机制

联动机制不仅需要发展理念、空间架构上的协同，还需要在实体层面形成协同，这就需要以项目为依托，形成产业的联动机制。

第一，承担招商引资工作任务的部门在招商洽谈时，要统筹考虑聚焦联动发展的新兴产业和重要项目，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业尤其是科技服务业等领域的发展是未来联动机制的关键所在，致力于打造关键产业联动的全域战略布局。在项目引入环节进行筛选、过滤，将有效提高落地项目成功率。

第二，积极设立创新中心、国际技术交流中心、技术转移服务平台等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国家级孵化器园区、创业社区等优质创新领域项目。吸引生产制造链条中上中下游企业集聚，将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促进知识溢出。同时，引入国内外知名风投企业、项目咨询公司、培训公司在创新创业企业周边布局，为项目运营提供资金支持、咨询服务和创业技能培训，形成不同产业之间的联动机制，吸引更多资源汇聚。

第三，借鉴广东、福建自贸区的经验，尝试针对自然人流动以及资质互认的试点，实现人才的自由流动，进一步加强开放措施，满足未来科创中心建设对高质量、高附加值服务的迫切需求，进一步发挥上海科创中心的创新策源能力。

（六）以人才培育和储备为重点，形成要素联动机制

人才是联动机制的核心要素，创新型人才，尤其是顶尖创新人才，对创新资本和资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杜德斌（2015）认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组成结构可归纳为三个要素层次：最高层次、主体层次和支撑层次。其中人才是最高层次的要素，主体层次包括大学、企业和政府三个要素，支撑层次包括创新文化、创新资本、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专业服务等，凸显了人才要素在科创中心建设中的核心和关键作用。

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固然重要，但是就形成可持续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潜力而言，本地化本土化人才的培育和储备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本土人才是宝贵的人才资源，相对外地人才有其独特优势，方言上的优势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们往往对本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更乐意为本地的发展建设投入更多的精力。同时他们对本地的情况更加熟悉，工作中可以少走弯路，减少不必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能够提出更加符合本地区情况的措施。加强本土化人才的培育和储备，应高度关注学校、研究院所这些人才储备库的发展，改革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注重培养多领域创新型人才，并促进创新文化向年轻一代传播。积极开展创新教育，举办创新创业相关大赛如创业策划大赛等，推进设立创新类奖项和奖学金，不断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缩短学校和企业之间的距离，为科创中心建设储备更多的支撑力量。

（七）借鉴国际经验，加强金融科技风险监管

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可以促使资本市场的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降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系统性风险。但是，随着技术的逐渐推广，其所伴随的技术风险成倍扩大，需要严防。主要表现在：其一，区块链技术结构存在漏洞，容易受到黑客的攻击，即通常所说的“51%攻击”（当链条中51%的用户受到攻击时，区块链整体受损），因此具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其二，区块链技术存在风险暴露一致性，当风险叠加时破坏力极大，需要审慎控制；其三，区块链的性质使得风险传播速度更快，一旦风险暴露，整个资本市场乃至金融市场都将受到严重打击；其四，区块链技术在系统进行升级和修复时需要关闭，关闭期间会影响到用户交易和整体市场；其五，由于区块链技术本身还比较新，在应用过程中由于编码人员的经验性问题，容易出现潜在算法错误的情况。

针对区块链现存的缺陷进行技术革新刻不容缓，同时监管当局还需强化安全网的设置，注重对区块链交易平台安全性的保护，此外还需防止技术性篡改数据。因此，对监管层计算机技术水平提出了极高要求，需要及时补充相关领域人才，将技术风险控制到合理范围内。

借鉴英国、新加坡等国“监管沙盒”的经验，建立包容性监管的“沙盒机制”。适当放宽准入标准，允许区块链初创企业和金融机构探索区块链技术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应用，在风险可测可控的前提下积累经验。利用金融科技，加快科创中心建设。在坚守监管底线的同时采用包容性监管的“沙盒机制”，为这一行业进一步的创新发展预留更多的空间。在防范风险的同时，更好地促进金融科技、普惠金融和创新型经济的健康发展。

利用信息科技创新推动“金融监管科技创新”（Regtech），对监管制度进行反思与完善，升级监管技术、监管手段，健全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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