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最大的非对称性

第2章
最不宽容者获胜：顽固少数派的主导地位

为什么你不必在吸烟区里吸烟？沙特国王退位庆祝会上的食物。如何防止朋友变成工作狂？奥马尔·谢里夫的改宗。如何使市场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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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系统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无法通过系统部件的功能和状态来预测系统的行为。不同部件之间的互动比其最初设计的功能更加重要。研究单只蚂蚁的行为永远不可能揭示整个蚂蚁帝国的运作模式。这是因为，我们要把蚂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拆分成个体，或者将其视作个体的简单组合来研究。部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机制——尽管这种互动往往遵循着简单的规则，是系统整体最重要的特征。

本章我们要讨论的是堪称所有“非对称现象之母”的少数派主导规则。在任何一个群体中，只要有3%~4%永不妥协的少数派，他们就会全身心地投入“风险共担”，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时候甚至拿灵魂来捍卫），最终，整个群体的人都会服从于少数派的偏好和选择。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人们容易产生一种误解（尤其是缺乏经验的观察者，可能会从简单的统计指标中得出这一结论），以为这个选择是群体内多数派做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觉得这事儿听起来有些荒唐，那是因为我们的科学直觉不习惯处理这类问题。忘掉你的科学直觉或学术判断吧！这些都不管用。你所熟悉的那些知识在面对复杂系统问题的时候无能为力，你还不如相信你祖母的直觉判断呢！

其实在很多事情中，都有少数派主导规则存在：那一小部分人绝不轻易妥协，而且又品德高尚，他们凭着勇气参与到“风险共担”中，他们的抗争和坚持使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运转良好。

有趣的是，在帮助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组织夏季烧烤活动的时候，我突然遇到了一个少数派主导的例子。当时工作人员正在摆放餐具，分发各种饮料。一个严格奉行犹太教规只吃符合犹太教规定食物的朋友，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顺手递给他一杯柠檬水，我本以为他会囿于宗教仪轨而婉拒，但出乎我的意料，他竟一饮而尽。看我一脸惊讶，旁边另一个犹太朋友解释道：“这里所有的饮料都是符合犹太教仪轨的。”他拿起柠檬水的包装盒，指给我看底部印着一个圆圈，圈里有字母“U”，这个标志表示这是符合犹太教仪轨的食品。我估计只有那些特别留意食品是否符合宗教仪轨的人，才会刻意去寻找这个小标志。我就像莫里哀戏剧《贵人迷》里的中产阶级绅士，在很多年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用散文体说话一样，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实一直在喝符合犹太教仪轨的饮料。

对花生过敏的罪犯

我恍然大悟，犹太人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少于0.3%，但是为什么市面上几乎所有的饮料都符合犹太教仪轨？简单来说，全部符合这一标准可以免去生产商、零售商以及餐厅的许多麻烦，他们不需要再区分哪些饮料符合犹太教规定了，否则，他们就要对部分饮料进行单独标记、单独运输、单独储存，还要提供特别的销售柜台。这一现象能够存在的原因在于：

犹太人绝对不吃不符合犹太教仪轨的食品，而非犹太人则可以吃符合犹太教仪轨的食品。

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残疾人不能使用常规卫生间，四肢健全的人却能够使用残疾人专用卫生间。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时候对使用带有残疾人标志的卫生间感到很犹豫。我们会误以为凡是带有这一标志的卫生间都仅供残疾人使用，就像停车场里面有残疾人标志的车位仅供残疾人停车一样。

对花生过敏的人绝对不能吃含有花生酱的食物，但不过敏的人却可以吃不含有花生的食物。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美国的航班上很难找到花生，而且美国的学校通常也不供应含花生酱的食物。其结果是美国孩子的消化系统长期处于没有花生酱刺激的环境中，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花生过敏的人的数量。

这个原则有时候也让我们啼笑皆非：

遵纪守法的老实人永远都不会触犯刑法，但罪犯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在做合法的事情。

我们将上文例子中的少数派称为顽固派或者僵硬派，多数派称为温和派或者灵活派。两者的关系体现了选择的非对称性。

我曾经和一个朋友开过这样一个玩笑。很多年前，大型烟草公司还在试图掩盖和打压二手烟有害的证明，那时候，纽约的餐厅刚开始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甚至在飞机上也有吸烟区）。我带一位欧洲朋友出去吃饭，但是当时餐厅只有吸烟区的座位了。于是，我对这个哥们儿说，我们俩得去买一包烟，因为在吸烟区里吃饭就必须要吸烟。他竟然表示理解和赞同！

发生少数派主导现象有两个主要因素。首先，人口的空间分布很关键。如果顽固派集中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内，那么，少数派主导现象就不会发生。如果少数派平均分散在人群中，这个现象就会发生。比方说，少数派在社区中的比例和在村子中的比例相同，在村里的比例和在县里的比例相同，在县里的比例和在州里的比例相同，在州里的比例和在全国的比例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在全国占绝大多数的温和多数派就会表现出灵活性，屈从于少数派的选择。第二，成本也很关键。回到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按照犹太教仪轨生产柠檬水不会显著提高成本，只需要避免使用某些添加剂就可以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生产成本因此大幅增长，少数派主导现象就会随着成本的提高而呈现非线性下降。如果生产柠檬水的成本由此提高10倍，少数派主导现象就不会发生。当然，某些非常富有的社区例外。

穆斯林也有他们的饮食仪轨，但是适用范围要窄得多，通常仅限于肉类。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动物屠宰仪轨大致相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对于大部分逊尼派穆斯林来说，所有符合犹太教仪轨的食物都同时符合伊斯兰教仪轨，但是反之则不然）。请注意！这些牲畜屠宰仪轨也蕴含着早期人类参与“风险共担”的痕迹，这种仪轨起源于古代地中海东部的希腊和黎凡特地区的献祭活动，这种献祭仪式往往所需不菲，只有那些亲身投入“风险共担”的人才会用隆重的祭品向神虔诚祈祷——神不喜欢夸夸其谈。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少数派主导的情况。尽管穆斯林占英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3%~4%，但市场上符合穆斯林仪轨生产的清真食品的比例却相当高。从新西兰进口的羊肉有近70%是清真食品，而且有近10%的地铁便利店只销售清真食品，尽管这样可能意味着店主会失去某些爱吃火腿的顾客（比如我）。同样的情况在南非也存在，其穆斯林人口比例和英国相差无几，但是清真食品的比例却高得出奇。在英国以及其他基督教国家，出现如此高比例的清真食品可能不是一件完全中性的事情，因为可能有人会感觉自己被迫遵奉别人信仰的仪轨，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抵触情绪。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是纯粹的“一神论”者，那么接受和遵奉其他宗教的戒条，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例如，7世纪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诗人艾赫泰勒（Al-Akhtal），在他的诗篇中就宣称自己基于基督教的信仰不吃清真食品。

艾赫泰勒的诗歌真实记录了从3世纪到4世纪基督徒们的处境。那时的罗马帝国还没有奉基督教为国教，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万神教”为了打压基督教，折磨基督徒，强迫他们去吃万神殿上的祭祀品，在基督徒看来，这是强迫他们背叛信仰，是亵渎神的行为。因此，许多基督徒宁可饿死殉道，也不吃这种他们认为不干净的食物。

随着穆斯林人口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不断增加，对别的宗教的抵触情绪可能也会有所增加。

由于少数派主导的原因，商店里清真食品的比例会远高于清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当然清真食品在有些地方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抵触。但总的来说，少数派主导现象是存在的。对于某些与宗教无关的饮食习惯来说，少数派主导可能导致少数派的饮食偏好在市场上所占的比例接近100%（或者接近于此）。以美国和欧洲为例，有机食品的销量与日俱增，这是因为那些普通的不带“有机”标签的食品可能被认为是含有杀虫剂、除草剂或者是转基因的，这些食物在某些消费者看来含有未知的风险。此处我提到的转基因专指转基因食品，也就是说需要移植其他物种的基因产生一个新物种，而这种新物种在自然状态下，不会通过杂交方式产生。当然，有机食品销量增加也可能是因为某些其他原因，比如受到伯克式保守主义的思想影响，有些人因此不愿意放弃从祖辈那里继承的传统饮食习惯。但是不管怎么样，给食品贴上“有机”标签是一种委婉的告知方式，消费者会默契地理解这不是转基因食物。

许多大型农业公司希望通过游说、买通国会议员，或者雇用一个看上去严谨、刻板而且颇有权威的科学家在电视上宣传以推销他们的转基因食品。他们愚蠢地认为只要赢得多数人的认可就能成功。他们简直是愚蠢透顶。这种牵强的“科学”论断几乎不会改变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也无法影响他们的购买决定。他们应该意识到，接受转基因食品的人会接受非转基因食品，反之则不然。因此，只要有不超过5%的不接受转基因食品的人均匀地分布在全国，他们就会迫使其所在的群体逐步演变成只吃非转基因食品的群体。怎么会这样呢？设想一下，有公司年会、婚礼或者奢华派对（假设是为了庆祝沙特政权的更迭、寻租腐败的投资银行高盛的倒闭，或者是为了公开谴责科学和科学捍卫者共同的敌人、卑鄙的凯旋公关公司主席雷·科切尔），这时候你会提前发放问卷调查一下哪些人愿意接受转基因食品，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安排菜单吗？你当然不会这样做。只要非转基因食品的价格高得不太离谱，你肯定会选择全部供应非转基因食品，而不是让大家分开就餐。事实上，价格因素确实影响不大，因为在美国，新鲜食品的成本绝大部分（80%~90%）来自运输和仓储，而不是食品生产环节。得益于少数派主导规则发挥作用，有机食品的需求量居高不下，食品的运输和仓储的成本反而因规模效应下降了，价格下跌反过来又使得非转基因食品更具吸引力了。

许多大型农业公司没有意识到它们其实被迫参与了一场特殊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你得分比对方高还不能赢得胜利，除非你获得97%以上的市场份额才能确保胜利。然而这个行业的许多公司在科研以及宣传上投入了数以亿计的美元，雇用了数百位自认为比一般人聪明的科学家，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却偏偏忽略了非对称性中的“少数派主导”这一关键因素。

再举一个例子。不要以为自动挡汽车的普及是因为多数人喜欢开自动挡汽车，真正的原因是会开手动挡的人也一定会开自动挡的汽车，反之则不然。

这里我们用到的分析方法是“重整化”，它是数学物理学中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可以帮助人们观测事物规模扩大（或缩小）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将用简单易懂的方法演示这个概念。

重整化

现在假设每一个正方形就是一个四口之家，家里的女儿是一个顽固的少数派，她只吃非转基因食品（或有机食品）。由于她的坚持和抵制，家庭其他成员都被她改造过来了，他们现在也只吃非转基因食品。当这一家子参加邻居的烧烤派对时，邻居为了照顾他们的偏好，不得不全部采购非转基因食品；接着，本地的超市就会发现当地居民的饮食习惯偏向于非转基因食品，于是供应的食品也相应调整；最后，大型食品批发公司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简化自己的业务流程，全部转向了非转基因食品。

参加波士顿烧烤活动的前一天，我在纽约街头闲逛。顺道拜访了我的老朋友拉尔夫·杜阿迪，我一直劝他不要变成工作狂（因为，沉溺于抽象思维不仅会让人头脑变得迟钝，而且会让人举止失态、相貌丑陋）。当天一位名叫塞尔·格兰的法国物理学家恰好也到访他的办公室，我们俩还一起品尝了拉尔夫味道不佳的浓缩咖啡。格兰率先把重整化的方法应用到社会和政治科学领域。我听说他的名字已经很久了，因为我很早以前买过一本他写的书，但是这本书一直躺在地下室里，连包装都没有被打开。他向我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那是一个计算机选择模型，该模型显示只要少数派达到某一特定的水平，那么他们的选择就会成为压倒性的全体选择。

同样的幻觉存在于政治领域，政治科学家运用他们的统计手段测出“极左”或“极右”政党获得了10%的人口的支持，因此，他们推断这些政党也会获得差不多10%的选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支持极左或极右政党的选民应当被视为顽固的少数派。他们会始终如一地把票投给自己支持的党派，但是其他在政治上更宽容也更摇摆的选民，有可能受到他们生活中顽固少数派的影响而把票投给极左或极右政党，就像非犹太人也会去吃符合犹太教仪轨的食物一样。这些“摇摆”的选民才是最值得警惕的人群，因为他们有可能助推极端政党成为选举中的“黑马”，且事先的民意调查可能毫无征兆。格兰的模型在政治科学领域产生了一大堆与人的本能直觉相抵触的结论，但他的模型比那些天真的统计预测更加接近于现实情况。

否决权

重整化展示的核心意思是非对称的“否决权”效应，即群体中的某个人可以用反复否决其他人偏好的办法来最终使得群体内其他具有适度灵活性的成员接受他的选择。一个过着精致生活的广告明星罗瑞·苏特兰，曾经向我解释过麦当劳这样的连锁快餐品牌能够发展壮大的原因。他说这些企业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优质的产品，而仅仅是因为它们没有被某特定的社会群体否决。

当你在陌生环境中面临仅有的几个选择时，尤其当你知道这些地方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并不可靠，而且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时候，麦当劳似乎就成了你最安全的选择。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正坐在米兰火车站的麦当劳餐厅里，我说的这些话可能对于那些花了许多钱来意大利旅游的人来说不那么中听，不过现实就是，这个地方除了麦当劳以外几乎没有其他餐厅，而且这里的麦当劳非常拥挤。令人震惊的是，意大利人大概是把麦当劳当成食品安全的避难所了，他们可能很讨厌麦当劳，但他们更讨厌食品安全问题中的不确定性。

举个比萨的例子。比萨是一种大家普遍接受的食物，只要不是在伪“鱼子酱左派”的聚会上，就没有人会否决比萨的供应。

罗瑞还曾经告诉我一个啤酒和葡萄酒之间的由非对称性导致的聚会普遍选择葡萄酒的例子：“只要女士占到来宾的10%以上，你就不能只提供啤酒，幸亏男士也喝葡萄酒，所以如果你只提供葡萄酒，你就只需要准备一套杯具，大家会接受这种安排的。”

有时候这个方法也可以用来帮你做决策，卡扎人在选择宗教归属的时候就采用了这种策略，他们周围有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传说当时这三大宗教都派了高级代表团去游说卡扎人，卡扎人首领问基督教代表：“如果让你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回答是：“犹太教。”卡扎人首领又问穆斯林代表：“如果让你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回答是：“犹太教。”于是卡扎人决定皈依犹太教（因为这是最容易和周围三个邻居共存的一种选择）。

通用语

如果在一家德国公司总部的条顿风格的会议室里举行一场跨国公司的会议，而且这家公司足够欧洲化甚至国际化，如果与会人员中有一个人不会说德语，那么整场会议就只能说英语了——对，就是那种全世界范围内很多跨国公司会议室里面普遍使用的那种蹩脚而又奇怪的英语。这种场面既羞辱了日耳曼人的条顿祖先，又亵渎了英语。出现这种情况和非对称性有关，很多母语不是英语的人都会说一点儿糟糕的英语，反之则不然，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一般不太会说其他国家的语言。法语曾经是外交场合的专用语言，早年的英国贵族或者公职人员也普遍使用法语。但是，其他“粗俗”的同胞却使用英语进行商业沟通。在两种语言的竞争中，由于商业活动日益占据了现代生活的主导地位，尽管法语被认为更优美、更拉丁化、逻辑更严谨，但英语成了最后的赢家。这与法国的威望无关，和法国公职人员推广法语的努力无关，当然也和住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爱吃肉饼且拼写规则十分混乱的英国人无关。

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少数派主导”是如何使某种语言最终成为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言的，而语言学家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阿拉姆语是黎凡特地区流传的一种和阿拉伯语相近的语言，属于闪米特语系，它由迦南语（即腓尼基–希伯来语）演化而来，而且耶稣说的正是阿拉姆语。阿拉姆语之所以能够成为黎凡特和埃及的主导语言，既不是因为某个强大的闪族政权强制使用阿拉姆语，也不是因为阿拉姆人长着有趣的鼻子，反而是因为说着印欧语系的波斯人的传播（波斯人也是阿拉姆语在亚述、叙利亚和巴比伦地区的传播者）。波斯人为什么没有向这些地区的人传播自己的语言？简单说吧，当波斯人攻入巴比伦的时候发现，管理城市的文职人员只会讲阿拉姆语，他们不会其他任何语言（包括波斯语），因此阿拉姆语便成了国家的通用语言——如果你的秘书只能讲阿拉姆语，那么阿拉姆语就会成为你主要使用的语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蒙古竟也匪夷所思地使用阿拉姆语，因为蒙古的文字记录都是用叙利亚语写成的（叙利亚语是阿拉姆语的东方分支）。几个世纪之后，同样的故事以相反的版本重新上演，阿拉伯人在7世纪到8世纪统治时期使用希腊语。这是因为在希腊化时代，希腊语取代了阿拉姆语成了黎凡特地区的通用语，大马士革的历史记载也开始使用希腊语，然而希腊语在地中海地区的传播并非希腊人自己所为，而是由罗马人推动的，因为他们在东罗马帝国以及黎凡特沿海地区的行政机构中使用希腊语，而且《圣经·新约》也是用希腊语写成的。

我的法裔加拿大朋友让–路易斯·雷诺（Jean-Louis Rheault）来自加拿大法语区的蒙特利尔，他曾经这样哀叹法语在加拿大日渐式微：“在加拿大，如果我告诉别人我是说英法双语的，结果对方马上就说英语；如果我告诉别人我是说法语的，那么结果就是英法双语都使用。”

基因vs语言

我和研究合作伙伴基因学家皮埃尔·扎罗（Pierre Zalloua）观察来自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基因数据时，我们发现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阿拉伯人，作为入侵者，都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基因，而来自中亚的土耳其部落却给整个地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语言。这些来自东方的入侵者至今仍然生活在小亚细亚，只不过改了一个新的名字。扎罗和他的同事还发现，今天的黎巴嫩人和他们3 700年前的祖先迦南人有90%的基因是相同的。考虑到这一地区历史上曾有多次外族过境、入侵或占领，这也就意味着有很多外族基因融入的机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地黎巴嫩人的基因中只有极少一部分（10%）是外来的。但是从语言方面来看，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民族，现在都使用一种源自东亚的语言。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法国的阿维农人（Avignon）虽然大部分起源于北欧，使用的却是源自地中海地区的语言。

因此可以说：

基因遵循多数派主导的规律，语言则遵循少数派主导的规则。

语言行走四方，基因落地生根。

让我们来看看根据语言来区分种族所犯的错误，有人基于语言不同而把人们区分为“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这个做法是德国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他们想以此证明自己种族的优越性（直至今日，这种做法仍然在以某种温和的形式延续着）。讽刺至极的是，那些人为了证明雅利安人是优等民族，一方面极力贬低闪米特人，另一方面援引他们的语言源自希腊文作为证据，试图和辉煌的古希腊文明扯上关系。殊不知，古希腊人其实在基因上和他们的地中海近邻闪米特人更接近。最近有研究表明古希腊人与青铜时代的黎凡特人（包含在闪米特人概念内）有着共同的安纳托利亚起源，只是两者使用了不同的语言而已。

宗教单行道

同样，伊斯兰教在基督教根深蒂固的近东地区（基督教诞生于此）的传播，可归因于两个简单的非对称性原因。最早的伊斯兰教统治者并不打算迫使基督徒改变信仰，以便可以继续向他们征税。最初伊斯兰教的改宗运动，并不包括那些据称已经成为亚伯拉罕信徒的人。我的祖先在穆斯林法律之下已经生活了13个世纪之久，他们发现不改信伊斯兰教有很多明显的好处，主要是可以避免服兵役。

非对称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依据穆斯林法律，如果一个非穆斯林男人娶了一个穆斯林女人为妻，那么他必须改信伊斯兰教，而且只要新生儿的父母中有一方是穆斯林，那么小孩就要成为穆斯林；第二，成为穆斯林是一件不可逆的事情，因为在伊斯兰教法中叛教是最重的罪行，会被判处死刑。著名的埃及演员奥马尔·谢里夫（Omar Sharif），本名米哈依·德米特里·沙尔霍布（Mikhael Demetri Shalhoub）来自一个黎巴嫩的基督教家庭。为了与另外一位著名的埃及女演员结婚，他改信伊斯兰教，并给自己取了阿拉伯名字。后来他和那位女演员离婚了，但是他并没有改回自己原先所信仰的宗教。

理解了上述两条非对称性规则之后，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模拟出一个原本规模很小的伊斯兰教发展为在埃及占统治地位宗教的路径，而原先占统治地位的科普特人反而成了少数派。人们只要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保持一个很小概率的跨教通婚，就可以实现上述转化。同样，我们也可以来分析一下历史悠久且传播广泛的犹太教为什么始终是少数派，这是因为犹太人有关通婚的规则不利于其传播，犹太人要求母亲必须是犹太教徒。对跨教通婚更为严格的规定导致了近东地区三种诺斯底教派的没落，分别是德鲁兹派（Druze）、雅兹迪派（Ezidi）和曼底安派（Mandeans）。诺斯底教派极为封闭，除了极少数年长信徒掌握着教派的秘密以外，绝大多数成员对本教派的事务一无所知。相比之下，伊斯兰教要求父母任意一方为穆斯林，犹太教要求母亲必须是犹太教徒，然而诺斯底教派却要求新生儿的父母都必须是教徒，否则该新生儿连同其父母都会被驱逐出去。

在黎巴嫩、加利里和叙利亚北部这些山区，基督徒和其他非逊尼派穆斯林的分布都比较集中，因此，两者之间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少，从而避免了通婚。然而，埃及地势平坦，各民族各宗教的人口分布都比较平均，这就使得重整化现象得以发生（即“少数派主导”的非对称性规则得以发挥作用）。

埃及的科普特人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伊斯兰教改宗的不可逆性。很多科普特人最初改信伊斯兰教仅仅是履行一种仪式和程序而已（并没有真正信仰伊斯兰教），有了教徒身份以后，他们找工作或者打官司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况且伊斯兰教与正统的基督教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冲突。但是，几代人以后，后辈们或许已经忘记了祖辈们当初改宗的初衷乃是无奈之举。久而久之，马拉诺（Marrano）式改宗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会彻底接受伊斯兰教，从而完成信仰的转变。

所以在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凭借自身更强的顽固性取代了基督教。其实基督教当年在罗马帝国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早期基督徒的顽固性。他们对其他人信仰的宗教有一种盲目的不妥协和不包容，表现为无条件地、蛮横无理地劝化其他人改宗。罗马的万神教徒起初并不排斥基督徒，因为罗马人的传统就是与帝国的全体成员一起供奉各自的神。但是后来罗马人发现情况不对，基督徒们完全是另起炉灶，自己搞一套独立的宗教，他们既不接受帝国万神殿里其他民族的神，也不把自己信奉的神像请进万神殿。罗马人暗忖：“难道我们的神不如你们的神吗？”其实，早期罗马帝国针对基督徒采取的宗教迫害主要起因是基督徒不能容忍罗马万神教的其他神，而不是因为万神教不容忍基督教。但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历史绝大多数讲的都是基督徒无辜受迫害的故事，相反的记载却很少见。毕竟我们读的历史书是基督教徒，而不是罗马万神教徒写的。

罗马人当初是怎样看待基督教崛起的呢？对此，我们知之甚少，因为我们今天读到的记载主要都是圣徒传记，里面包含了大量殉道者的故事。比如殉道的圣徒凯瑟琳直到被押上断头台前一刻也不忘劝她的狱友改宗，另有一种说法是历史上或许根本就没有圣徒凯瑟琳这个人。但是迦太基主教圣徒西普里安（Cyprian）被送上断头台的故事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记述基督教殉道者和圣徒的英勇故事不胜枚举，但是万神教方面的英雄人物却鲜有记载，即使是那些早期遵奉诺斯底教派传统的基督徒事迹也未见记载。叛教者尤里安曾经想要恢复古代的万神教，他的处境就像是在新泽西州南部叫卖法国大餐一样——无人问津。这就像是在水下拿住气球一样困难，但是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万神教徒（或称异教徒）在智力上有缺陷，恰恰相反，我倒是认为一个人越能够宽容地对待异教，越说明他头脑聪明，处理复杂、模糊和抽象事务的能力越高。而信奉纯粹一神论宗教的人，如基督教新教、萨拉菲（salafi）派的伊斯兰教徒和宗教激进主义无神论者，往往智力平庸，无法处理模糊概念。

事实上，通过关注和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宗教，或者干脆研究这一地区人们的礼仪、行为和信仰的历史变迁，我们发现这一演变过程实际上由一些最不宽容的少数派主导着，直至演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宗教。由于采取了母系规则，且传教限制在部落内部，犹太教几近失传。但基督教不仅没有重蹈覆辙，反而占据了统治地位，此外还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原来有过很多派系，而且最终流传下来的与早期伊斯兰教有很大差异。今天的伊斯兰教被静修派（purists）所主导（属于逊尼派的一个分支）。创建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Wahhabis，又称萨拉菲派），曾经在19世纪毁掉了国内几乎所有的圣殿。他们持续推行不宽容的政策，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每次出现的新教派往往都是比现有教派更不宽容的派系。

重申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有一个特性，而且是那些反对英国脱欧的“知识分子”至今没有意识到的。假设在某一政治事件中，少数派主导规则发挥作用的阈值是3%，如果全国的顽固少数派恰好代表了总人口的3%，但是顽固少数派在各州各市各县之间并不是平均分布的，这就意味着有的州在阈值以上，有的州在阈值以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部分州屈从于少数派主导规则，而另一些州因其少数派没有达到发挥作用的阈值而不会发生少数派主导现象。从这个角度讲，如果美国把所有州合并在一起，那么少数派主导规则就会在整个国家大行其道，幸亏美国没有这样做，这也是美国能够至今运转良好的原因。正如我经常向听众强调的那样，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不是一个共和国。用我在《反脆弱》一书中的话来讲就是去中心化会极大地降低系统的不确定性。

我的道德，你的约束

有时候“一根筋”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揭开问题的真相，澄清许多误解。比如，一本书怎么就变成了禁书？可以肯定的是某些书被禁，并非因为它们冒犯了普罗大众，因为绝大多数人要么是胆小懦弱的，要么是被动承受的，要么是满不在乎的，即便有些人很在意，感觉自己被某本书冒犯了，但他们也不至于要求把相关书籍直接封禁。我们发现禁止某些书的传播或者将某些人列入黑名单，其实只需要少数几个热情高涨的积极分子就行了。伟大的哲学家、逻辑学家伯特兰·罗素，曾经因为一位愤怒而固执的母亲给校方写信而丢掉了其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工作，这位母亲在信中说，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与行为不检点、思想不规矩的人同处一间教室。

热情高涨的少数派能推动各种禁令，美国历史上那次声名狼藉的禁酒令就是这么来的，其结果呢？合法的酒类专营许可被注销以后，黑社会顺利地接管了酒精买卖。

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当今社会的道德并非是由大多数人的共识演变而来的，而是由社会中那些最顽固的少数派把他们所推崇的道德强加给了社会，又因为少数派的极端不容忍，最终成了全社会普遍接受的美德。同样，公民权利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争取来的。

上面我们介绍了宗教、道德和饮食偏好是如何因“重整化”机制而广泛传播的。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最终会屈从于某个强硬且绝不妥协的少数派。本章稍早些的部分提到过守法和犯法之间的非对称性，即遵纪守法的老实人永远不会触犯刑法，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即使他们是重罪惯犯，或者法律意识淡薄的普通人，他们也不会一直处于违法犯罪的状态。我们以之前讨论过的符合伊斯兰教仪轨的清真食品为例，把少数派主导和非对称性结合起来看，就比较容易理解道德的演化了，在古代阿拉伯语中，清真（halal）有一个反义词——禁忌之事（haram）。任何违反法律或者道德规则的事情（不仅是违反饮食仪轨）都演变成了禁忌之事，它规定了和邻人之妻私通、放高利贷（仅获取利息收入而不承担贷款人的风险）、谋杀自己的老板等行为不仅是违法的，也是禁忌的。

所以，道德标准一旦被建立起来，只需要满足几个条件就足以在全社会维护整个道德体系：（1）极小部分人对道德禁止的事情极为厌恶，对道德提倡的事情极为热衷；（2）这一小部分约占总人口的3%~4%；（3）这部分人永不妥协，极为固执；（4）这部分人平均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国家的各个地区。在揭示这个规律的同时，我也告诉了你一个坏消息，那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并不热衷于捍卫道德体系，我们并不会自觉地、自发地和自愿地想成为更崇高、更美好、衣着更优雅和口气更清新的人，真相是我们只想摆脱顽固少数派不停的骚扰，于是不得不按照他们定的规矩行事。

顽固少数派不仅会捍卫道德，有时候他们也会造成灾难。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二战”时期普通波兰人充当了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同谋，历史学家彼得·弗里泽（Peter Fritzsche）曾经被问及“为什么华沙的波兰人没有帮助他们的犹太邻居”。他的回答是，绝大多数波兰人是同情犹太人的，而且他们（指在华沙的波兰人）大多用某种方式帮助过犹太人，但是在纳粹严酷的统治下，需要七八个波兰人才能救出一个犹太人，而只要有一个波兰人告密，就会出卖十几个犹太人。由此，我们不难想象由于波兰存在着少数顽固且恶劣的（反犹）代理人，最终导致了糟糕的结果。

从统计概率看少数派主导现象的稳定性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你会发现某些道德规则是普遍存在的，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地区之间略有差异。比如，不能偷盗（至少不能偷本部落的东西）；不能屠杀婴儿以取乐；不能以练习口语为目的故意惹怒你的西班牙语女教师；练习搏击技能时使用沙袋而不是奴隶（即便你是斯巴达人，也只能因训练之需杀死数量有限的奴隶）；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发现这些道德规则也在不断地向普世化方向演进，其适用范围和对象也在逐渐扩大，比如，奴隶、其他部落、其他物种（动物和经济学家）等先后被纳入其中。而且这些道德规则都有共同的特点，即执行起来非黑即白、二元对立（要么是“0”，要么是“1”），没有灰色地带（用数学语言来说就是离散的，而不是连续的）。偷一点儿东西或者温柔地谋杀都是被禁止的，就像你不能一方面宣称自己遵奉宗教仪轨，另一方面又在星期天烧烤派对上吃违禁食品，哪怕“一丁点儿”也不行。

我不相信你在健身房里偷偷摸了别人老婆或者女朋友的胸部之后，能够从一场嘈杂的冲突中顺利离开，你也很难说服那个要和你拼命的举重教练，告诉他你“只是轻轻摸了一下”——情况只会更糟糕。

这些道德规则应该是从少数派群体中诞生的，而不是在多数人群体中逐步演化出来的。为什么？请看下面的解释：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少数派主导下推行的规则在执行中往往更稳定，不同的人在执行这些规则时的差异非常小，而且能够使得原本孤立不相关的群体都默契地执行同一条规则。

少数派主导下产生的规则都是非黑即白和二元对立的。

举例说明，假设有一个坏人（一个经济学教授），他想毒死自己的同事。现在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购买氰化物，这种毒药符合少数派主导规则，只要在当天晚宴的饮料里投入一滴就足以使喝饮料的人毙命；第二种毒药用量大且药性差，符合多数派主导规则，凶手需要确保谋杀对象喝下去的饮料里50%以上的成分是这种毒药。理性的经济学家当然会选择用氰化物杀人了，但是结果呢？现在我们再次来到晚会现场，当地的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根据当天所有喝苏打水的人都已死亡这一事实推断出凶手用的一定是氰化物，而不是第二种“多数派毒药”。简而言之，多数派主导的规则会导致结果的波动率居高不下（用数学语言说就是方差在历史均值以上；用福尔摩斯的话说就是，“现场情况参差不齐，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还活着”）。与之不同的是，少数派主导的规则往往会导致结果惊人的一致（来宾全都成了经济学家的牺牲品）。

波普–哥德尔悖论

我参加过一个大型宴会，有许多来宾，大家分桌而坐。由于人太多，所以你只需要在素食和非素食菜单之间做出简单选择就好了。然后我突然注意到有服务员推着一个像飞机送餐车似的小推车给我的邻座送单独为他制作的食物（包括专用的银餐具），而且菜肴全部用铝箔密封着。很显然，他是一位严格遵奉教规的人。然后我注意到他并不为此感到尴尬和难受，即便旁边坐的是我这样一个爱吃意大利熏火腿，还会把黄油和肉美滋滋地搅拌一下的家伙。他只希望不要被打扰，遵循自己的喜好就够了。

对于犹太教和穆斯林少数派，比如什叶派、苏菲派等，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教派，如德鲁兹派、阿拉维派等而言，他们的目标就是不被干扰，当然历史上也有例外。但是，倘若我的邻座是一位逊尼派穆斯林，他就可能会要求整个房间里的人都吃清真食品，或许会是整栋楼的人，整个镇上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的人，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整个地球上的人都吃清真食品。事实上，由于伊斯兰教的教义对教会和国家不做区分，他的价值观里面只有神圣与亵渎两种区分，因此，不按照宗教仪轨饮食（照字面解释）既是亵渎也是非法的，也就是说整个屋子的人都在做违法的事情。

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人们正在争论为了对付宗教激进主义而引入的某些限制性政策是否会破坏西方文明捍卫个人自由的基石。

民主，字面上的定义是按多数人的意见做决定，但它可以容忍敌人的存在吗？或许下面这个问题更有助于你的思考：“如果有一个政党在其章程里明确提出要禁止言论自由，那你同意剥夺该政党的言论自由吗？”再换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建设这个社会的初衷是保持宽容，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对威胁这种初衷的事情保持宽容呢？”这实际上涉及逻辑大师库尔特·哥德尔在参加公民入籍考试时发现的美国《宪法》中的存在的逻辑悖论。传说哥德尔当时就这一问题与主持宣誓仪式的法官展开辩论，最终还是一起等着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爱因斯坦把他从辩论中解救了出来。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也在民主政治体系所依赖的逻辑中发现了这个悖论。

有些人误以为“对怀疑主义持怀疑态度”也是一个类似的逻辑悖论，其实不然，怀疑主义依据其本身的定义并不排斥被怀疑，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逻辑悖论的话，反而是一个逻辑错误。所以当我被问到“伪造伪证”是否算逻辑悖论时，我的回答和波普一样：径直走开。

我们还是来看有关社会容忍和言论自由方面的问题吧！我们可以用少数派主导规则来预见未来的结果，一个在政治上不宽容的少数派可能会操纵进而毁灭民主制度，直至最终毁灭世界。

因此，我们不能对某些不宽容的少数派保持宽容，原因很简单，他们违反了银律，尤其在对付那些极度不宽容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问题上，鉴于他们彻底否定了别人拥有自己选择宗教的权利，我们如果仍然对其坚持所谓的“美国价值观”或“西方人权原则”，就是行不通的——那不是捍卫自由和民主，而是自杀。

科学和市场的偏锋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市场。市场不是全体参与者的总和，市场价格变动仅仅是由其中最积极的买方和卖方驱动的。是的，就是由他们这些人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只有当过交易员的人才能理解，为什么仅仅因为卖家的某个行为，市场价格就能瞬间下跌10%。事实上，只要存在这样一位固执的卖家，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而且市场的反应程度与其所受刺激的猛烈程度是不成比例的。全球股市的总市值大约是30万亿美元，但是在2008年，仅仅500亿美元的交易，还不到总市值的2‰，就导致全球股票市值下跌了10%，由此给投资人造成了3万亿美元的损失。我在《反脆弱》一书中曾经提到过这个例子，当时法国兴业银行发现了自己雇用的一个“流氓”交易员未经授权就做了一笔秘密交易，法国兴业银行想撤回这笔交易，由此激活了相应的抛出指令。为什么市场反应会如此剧烈？因为那笔卖出指令是单向的、不可撤销的，法国兴业银行的管理层不顾一切地要抛出，没有任何办法劝他们住手。我自己总结了一句谚语：

市场像一个巨大的电影院，但出口很窄。

鉴别一个笨蛋最好的办法，就是观察他到底是关注电影院的大小还是出口处的大小。只要有人喊一声“着火了”，恐慌性撤离就会在瞬间演变成拥堵，因为人们都想逃出去而不想被困在里面。这其实跟恐慌性抛售是一样的道理。

科学探索过程中也有类似的案例。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卡尔·波普的思想背后就是少数派主导规则。但是波普实在太严肃了，所以我们把他留到以后探讨，先来看科学界的轻松达人——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他是那个时代一个剑走偏锋的科学家。他在《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一书中用诙谐调侃的口吻写了很多有关科学的奇闻轶事。从他的叙述来看，科学探索其实是一个由少数派主导的过程。科学并不是科学家思想的总和，而是如市场一样，充满了固执的偏见，一旦某领域的真相被揭示以后，我们才突然发现我们以前掌握的都是错的。如果科学探索奉行多数人共识的原则，我们现在就可能还在中世纪，爱因斯坦可能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有爱好，没成果”的专利局职员。

一头狮子就够了

亚历山大大帝曾经说过，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要比一只羊带领的一群狮子战斗力强得多。亚历山大（或者那个真正总结了这句谚语的人）理解那些狂热、偏执、积极和勇敢的少数派的价值。汉尼拔带领一支雇佣兵部队历经大小22次战斗，威震罗马帝国15年，而且每次他都是以少胜多。汉尼拔大概受到亚历山大谚语的启发，在坎尼会战时，吉斯科曾担心罗马军队的数量优势，汉尼拔这样鼓励他：“比起数量庞大的罗马人，我们的优势更明显，他们只有千军万马，却没有一个吉斯科。”

小部分人固执的勇气带来的成就不仅局限于军事胜利。“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的公民会改变世界，实际上，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玛格丽特·米德这样写道。革命，毫无疑问是由偏执的少数派推动的，整个社会的进步，无论是在经济还是道德层面上，都源于一小部分人的推动。

总结与展望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社会进步并不来自共识、投票、多数派、委员会、雄辩的讨论、学术会议、茶和黄瓜三明治。只要有顽固少数派发挥与其数量不相称的作用就能推动社会进步。我们需要的只是非对称性，以及全身心投入“风险共担”的少数人。由于非对称性在现实世界几乎普遍存在，因此，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固执己见的少数派。

在绪论中我说过要详细解释为什么奴役比我们想象的更普遍——确实相当普遍。我们将在附录1里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