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像力：作为批判的社会学

在本书中我要指出的是，社会学的实践需要唤起C·赖特·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像力”。这一术语已经被如此频繁地引用，以至存在着被平庸化（trivialised）的危险。实际上，米尔斯本人也是在一种非常含糊的意义上使用该术语的。在我看来，它指的是社会学分析过程中几种联系在一起的不可或缺的感受力。要理解由当今工业社会——指最初形成于西方的当今社会——所由产生的社会世界，就必须借助于三种社会学想像力，它们是历史的感受力、人类学的感受力和批判的感受力。

遗传学上与我们相同的人类，其历史大致有10万年之久，而从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考古资料来看，以稳定农耕社会为基础的“文明”至多也不会超过8000年的历史。但倘若把这8000年的历史与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短暂近代史相比，它却是浩瀚的时间长河。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生产模式，历史学家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一直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都似乎很难于把它追溯到15或16世纪以前的欧洲。工业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企业与机械化生产联系在了一起，它的起源最早也不会早于18世纪的晚期，而且即使在那一时期，也只是在英国的部分地方零星出现。在过去一百年里，在这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工业资本主义以一种世界性的规模扩张开来，而且它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的后果比此前整个人类历史的任何时间都更具有破坏性。我们这些西方人所生活的社会，正好首当其冲地受这些变迁的影响。当前这一代所熟悉的是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城镇或城市，工作在工业场所中，而且都是民族国家的公民。然而，这种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社会世界，这种在极短时间内被迅速和神话般创造出来的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却是一种相当独特的现象。

今天，工业社会分析者们所必须进行的第一种社会学想像，就是重新发现我们刚刚经历的过去——“刚刚消逝的世界”。只有通过这种能够对历史有所认识的想像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今天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此前社会中的人类生活方式有多么大的不同。一些简易的事实就能帮助我们理解这点，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城市化事实那样。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具有想像力的重构，把那些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消灭殆尽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特征（texture）重新展现出来。在这一方面，社会学家的手艺与历史学家的技能之间是不存在明显区别的。18世纪的英国，这个首先体验到工业革命冲击的社会，仍然是一个被地方风俗所主导的社会，通过普遍的宗教信仰联结在一起。在这一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与20世纪英国之间的延续性，但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今天看来是司空见惯的组织形式，在当时却停留在初创阶段：这不仅仅表现在工厂和政府机构上，而且表现在学校、学院、医院和监狱等方面，它们都只是在19世纪才逐渐流行开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生活特征的这些变化当然是物质条件的改变。就如一位历史学家在描述工业革命时所说的那样：

现代工业技术不仅生产得更多、更快，而且它还能生产出以往手工业生产条件下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即使是手艺最精良的印度纺织工，他纺出来的线也不可能像骡机（mule）纺出来的线那样精细而规则，18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所有铁匠也不可能像现代车床那样，生产出那么巨大、平整和均匀的钢板。最为重要的是，现代技术创造出来的东西，在前工业时代几乎想都没有想到过：照相机、摩托车、飞机以及各种电子设备，从收音机到高效能电脑、核动力工厂，等等，不一而足……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它使产出和各种类型的商品、服务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单就这一点对人类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改变，就远远大于自人类懂得使用火以来所造成的改变：1750年英国人的物质生活比较接近于恺撒军团的水平，而不是自己曾孙辈的水平。

无可否认，普遍而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是当今工业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与之紧密相连的是传统——它是地方性村落共同体日常生活的基础，甚至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衰落。传统把现在装入（encapsulated）了过去，而且意味着一种与当代西方社会所盛行的完全不同的时间体验。一个人一天的时间没有像现在这样划分为“工作时间”和“空闲时间”，而且“工作”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没有完全与其他活动分离开来。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两次大革命的交汇点正好是西欧社会转型的源头。第二次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它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兴起，就像工业主义的兴起创造了现代世界一样，它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们，从不怀疑自己是特定国族（nation）的“公民”，而且也无人不注意到国家（中央集权的政府和地方性行政管理）在其生活中所扮演的多样性角色。但是，公民身份权利的发展，尤其是普遍公民权的发展，仅仅是相对晚近的事情。民族主义是一种归属于特定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它使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但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样是相对晚近的事情。普遍公民权和民族主义都是民族国家内部结构的典型特征，但是，作为现代社会根本特征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我们投以充分的注意力。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体系之中。“两次大革命”也支流四溢，以一种世界性规模各自扩张开来。工业资本主义意味着极端复杂的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分工，意味着交换关系的世界化。就以你身上所穿的衣服、所住的房屋或者你下一餐将要吃到的食物为例，你似乎不太可能亲自缝制、亲自建造或者亲自种植它们。在工业化国家，我们对这样一种情形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到来以前，社会分工的情况却相对没那么复杂。在那一时期，大部分人口都直接满足自己的大部分需要，倘若不能，他们就从地方共同体中换取他们所需要的服务。但在今天，产品的生产和交换都是世界性的，以一种真正全球分工的形式进行。不仅西方国家所消费的许多商品是在世界的另一边生产出来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反之亦然，甚至整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就是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分别进行的。例如，一个国家可能生产电视机的某个部件，另一些国家制造其他部件，整机的组装又在另一个地方，最后，销售又完全在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催生这种新奇而独特的世界体系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的扩张，资本主义在四处漫延的同时，民族国家也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我在第七章将对这一点进行更详细的讨论）。然而，从某种重要的意义而言，在民族国家前面加上一个（表示单称涵义的）定冠词“the”是误导性的，因为自其在欧洲起源伊始，一直以来就是民族的诸国家（nation-states），存在于与其他民族的国家进行和解和冲突的关系当中。今天，整个世界已经被分裂为由众多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大拼盘。我要再一次指出的是，欧洲民族的兴起，尤其是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仅仅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现象。因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仅仅稀疏地分布在世界各地，生活在小规模的社会中，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即所谓的“猎集社会”（hunting and gathering society）。与今天相比，在过去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个世界的人口仍然非常稀少，他们或者生活在猎集社会、小型农业社会、城邦国家，或者生活在大型帝国中。有些帝国的幅员非常辽阔——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但在形态上，却与当今民族国家迥然相异。例如，传统中国的中央政府很少设法去直接控制其各个省份，尤其是那些较为偏远的省份。当时，中国统治范围内在大部分属民都过着一种与其统治者完全不同的生活，无论是在文化还是语言上，他们都与其统治者很少有共同之处。

而且，前面所提到的各种类型的社会之间尽管维系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显然不可能像今天那样跨越全球的范围。在20世纪以前，“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彼此不挨边”的说法的确道出了当时的真实情况。11世纪以降，中国与欧洲之间存在着一些零星的接触，间或还有一些贸易往来，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由于各方面的目的和原因，中国与欧洲又成为两个彼此不相往来的世界。今天，不管东西方之间可能存在着多大的文化差异，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帝国了，它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尽管从领土和人口角度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巨型国家，当然，它还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国家尽管遍布了整个世界，但它们未必必然采取西欧建立已久的“自由民主”模式。

如果第一种社会学想像力主要涉及历史感受力的发展的话，第二种想像力则是要培育人类学的洞识。谈到这一点，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存在于不同社会科学之间的约定俗成的边界是多么的肤浅。培育一种历史感以体验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是多么的近代（recent）和剧烈，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是，要打破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远优于其他文化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有意或无意的信念，则或许更加困难。这种信念通过资本主义自身的迅速扩张得到了促进，因为资本主义曾经启动了一系列侵蚀或摧毁它所接触到的大部分其他文化的事件。而且，许多社会思想家还举出了许多具体的形式来支撑这样一种信念，他们把人类历史纳入社会进化论的架构之中，把“进化”看作是不同社会类型支配和掌控其物质环境的能力。西方工业主义无疑处于这一架构的最顶端，因为它所释放出来的物质生产能力远胜于此前的任何其他社会。

但是，这种进化论架构所表达的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意涵，是社会学想像力所要破除的观点。种族中心主义把自己的社会或文化看作是衡量其他社会或文化的标尺，这种态度无疑深深扎根在西方文化之中，当然，在许多其他社会中也同样典型。然而，在西方，这种优越感多少已经成为工业资本主义贪婪吞食其他生活方式的借口和理由。我们不能把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处于世界优势地位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当真看作是进化论架构中最高点。当我们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时，这种对现代西方斐然的物质生产力的评价本身就是一种反常的态度。

人类学维度的社会学想像力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使我们能够欣赏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多姿多彩的人类生存方式。现代世界的反讽之一在于，正当工业资本主义疯狂扩张、西方军事力量大肆破坏之际，对各种类型的人类文化的系统研究才真正开始形成——如“田野工作人类学”。但是，社会科学自诞生伊始，就带有人类学层面的社会学想像力的特征，以抗衡那种种族中心主义色彩的进化论思想。在让·雅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那就是凭借对各种类型的人类社会的认识，我们可以对自身产生更加深刻的了解。他说道，“这个世界到处都散布着我们只知其名的社会，通过对它们的涉猎形成了我们对人类的认识。”他接着说道，想像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派遣一队对各种人类经验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勇敢的观察家，以描述那些我们还一无所知的各种类型的社会，那么，“当这些新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勇士在结束其回味无穷的探险时，就要让他们从容地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写成自然历史、道德历史和政治历史，从他们的笔端，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从而也就认识了我们自己。”

在卢梭著作面世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有许多旅行家、传教士、商人等的确做了许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们所记述的东西却通常不可靠或片面，有的甚至还包含了卢梭所要攻击的种族中心主义。直到20世纪初期，系统而详尽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才真正发端。自那以后，在这个遽然收缩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家积累起了大量有关各种不同文化的资料。一方面，这些信息证实了人类的统一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生活在小型“原始”社会的人们在起源上要劣于或不同于那些生活在更为先进“文明”中的人们。在各种已知的人类社会中，没有哪个还没有形成语言结构，同时，在社会类型与语言结构之间似乎也不存在什么相互关联。另一方面，现代人类学研究也强调了可以用来规范人类生活的各种制度。

当代人类学家通常是灾难的记录者，他们所面对的或者是被军事所破坏的文化，或者是与西方接触以后被弊端所腐蚀的文化，或者是由于传统的消解而日益式微的文化。正如或许是当代最杰出的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说的那样，人类学家是这些正在消失群体（peoples）的“门生和见证人”（pupil and witness）。因此，阻止这些群体的权利受到进一步剥夺，或者至少使那些生活方式已经崩溃的群体能够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已成为一项紧迫而又实际的课题。但是，即使存在着这种难题，我们仍然不应当忽视过去半个世纪左右人类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只有通过这种研究，我们才能使我们的思维对那些濒于消失的社会生活方式保持鲜活的记忆。

将第一种和第二种感受力结合在一起，社会学的想像力使我们能够摆脱那种仅仅从眼前的社会类型出发进行思考的限制。这两种感受力都与我即将提出的第三种社会学想像力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这种想像力关注的是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在批判把社会学看作是自然科学的观点时，我曾提出，没有哪种社会过程是由无可改变的法则所支配的。作为人类，自然法则的必然性力量是支配不了我们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意识到各种潜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未来可能性。第三种社会学想像力把对现存社会形式的批判作为社会学的任务。

批判必须以分析为基础。在接下去的章节里，我将首先检视的是有关工业社会性质的不同观点，它们是一些对抗性的解释。但是，正如我前面强调的那样，如果没有考察西方社会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就无法理解起源于西方社会的各种变迁。因此，接下去我将详细讨论的是当代世界体系形成的意义，在评估人类社会组织的未来可能性方面，这是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