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要理解社会学的发展及其当前的关怀，就必须首先了解那些创造了现代世界的各种变迁。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社会转型的时代。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这个世界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社会变迁，迄今为止，这些变迁的脚步并未减弱，反而得到了增强。这些变化最初发生在西欧，现今已影响了整个世界，它们几乎完全瓦解了历史上经历了数千年的各种形态的社会组织。从有些人所描述的发生于18和19世纪的“两次大革命”中，我们可以发现变化的焦点。第一次是发生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它既是一组特定的事件，也是进入我们时代的政治转型的标志。1789年革命迥异于此前时代的各种反抗形式，例如，在这以前，农民有时也会起来反抗他们的封建领主，但他们通常都只是旨在把特定个人从权力宝座上推翻，或者为了降低物价和减免税收。但是，法国大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可以有所保留地把1776年北美反抗殖民压迫的革命包括进去）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由纯粹人间理想所指引的运动，这种理想就是自由和平等。它彻底瓦解了既有的社会秩序。虽然到现在，革命分子所标榜的理想仍未完全实现，但他们创造了政治变革的氛围，为当代历史发展提供了动力。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哪个国家的统治者不宣称自己所实行的是“民主政治”，无论他们实际的情况是否如此。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崭新局面。的确，历史上也存在过类似的共和政体，尤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但是，这些政体本身就是极为少见的现象，更何况在这些社会中，那些可以被称作“公民”的人仅仅是人口中的极少数，大多数人仍然是奴隶或其他阶级，他们不享有上等公民群体所享有的特权。

第二次革命是所谓的“工业革命”，它通常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并在19世纪扩展到整个西欧和美国。工业革命有时仅指一系列技术创新：尤其指利用蒸汽动力进行生产，以及在这些动力的推动下所引入的一系列新型机器。但是，这些技术发明仅仅是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变迁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它使劳动力从土地转移到了不断扩张的工业领域，这种转移过程最终又导致了农业生产的普遍机械化。同时，劳动力的转移还导致了城市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前发展。据统计，在19世纪以前，即使在最为城市化的社会，也只有占总人口约10%的人生活在市镇或城市——在大部分农业国家和帝国，这一比例通常还要更低。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前工业社会的所有城市，甚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都会，都只是相对较小的城市。例如，14世纪时期，伦敦的人口约有3万，在这一时期，佛罗伦萨的人口则是9万。到19世纪初，伦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城市，达到了90万之多，然而，在1800年，即使包括这些大都市在内，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也只是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一个世纪以后，在有些地方，有40%的人居住在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有将近60%的人生活在人口超过2万的城市。

表1.1表明，城市化曾经以一种世界性的规模急速扩张，而且这种扩张还在继续。无论人们如何使用“城镇”或“城市”来区别于较小规模的人口聚集，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显得高度城市化。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存在着剧烈扩展的城市区域。较之于19世纪以前社会的城市，当今世界的最大城市区域的确极其庞大。

如果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促使大部分传统社会日趋瓦解的核心力量的话，那么，我们还有必要提及随之而来的第三种现象，即与不久以前相比，当今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据估计，在基督诞生之年，全世界的人口可能不到3亿。18世纪以前，世界人口虽稳步增长，但速度极其缓慢，在这一期间，世界人口大概仅增长一倍。自这以后，出现了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人口爆炸”，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其详细情况。今天，世界人口已经接近48亿之多，如果照这样的增长速度下去，将每40年就增长一倍。尽管人口增长对人类未来所造成的影响是令人担心的，而且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但近代人口增长的起源及其背后的因素问题，不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动因问题存在那么大的争议。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出生率和死亡率一直维持着大致的平衡。虽然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其中仍然存在着两个支配其他因素的现象：一是在过去两个世纪以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很少超过35周岁，甚至更少；二是儿童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在中世纪欧洲及其他地方，将近有一半儿童夭折于成年之前。平均寿命上升和儿童死亡率迅速下降——由于卫生、保健状况的普遍改善以及人类征服某些重大传染疾病的结果——揭开了人口惊人增长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