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坎坷行，唇枪舌剑，血雨腥风

朝堂上风起云涌

苏家一行人出发的季节正是十月小阳春，这是南方一年中最为舒爽的季节。能治愈内心隐痛的只有大自然的风物，无论是何种悲伤与惆怅，在以天地为背景的解读下，都会释然。无论是多么不舍的情感，无论是多么辉煌的生命，终究都有逝去的一天。

时光最是公平，时光也最是残忍。哪怕再多的眼泪，哪怕再多的不舍，也唤不回已然逝去的曾经。这便是生之残酷，也是生之奇美。因为短暂，所以铭记。因为注定会失去，所以只能在拥有的时刻用力珍惜。在大自然的光景之下，一切牵挂与不舍都逐渐化成释然与通达。天高云淡的季节里，春去秋来，时光的流逝，让苏家一行人逐渐走出悲伤，学会释然与怀念。

苏家出发之前苏洵已经说过：“这次我们由水路出三峡，全长一千一百余里，有七百里是水路，四百里旱路。现在已经是十月了，要走到明年二月才能到达。”考虑到有女眷同行，一路人从容自在，饮酒玩牌观赏风景。这一路走来，苏轼的妻子王弗发现了丈夫的一个特点，在苏家的三个男人里，只有自己的丈夫最善言辞，只要一说话就是滔滔不绝。

也是在这北上的路途里，苏轼的妻子王弗怀孕了，并且在进京师之前孩子就出世了。一路行来婴儿的哭声、大人的笑语声，映衬着光明的前程，全家其乐融融。

从四川境内的嘉州开始，也就是今天的乐山，再到泸州，渝州即今天的重庆，一路出三峡，最后到达江陵。到达江陵之后，再从水路换成陆路北上。一路风景如画，他们饱览了长江的壮阔景色，也给了他们写诗的灵感，苏家父子三人一路上写下了百余首诗，都收录进了《南行》的诗集里。此时的苏家父子三人已经是声名远播，前途光明而璀璨。相比三年前的守丧期，苏轼与苏辙更为稳重。母亲的逝去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何为人生的意义。

苏洵站在船头：“学得一身诗书满腹，若不能一展抱负又有何用？”

苏轼明白了父亲的心意：“君子之行，一为立德，二为立功，三为立言。此去定当不负初心，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

儒家所称的“三不朽”已经印刻进了苏家三父子的心头。此时的苏轼与苏辙已经明了心中所想，并且下定决心去实现它。

船行至岷江与青衣江时，乐山大佛近在眼前。这座高达七十一米的大佛，背靠着险峻的山崖，面朝着湍急的江水。吐纳之间，山河万象。

苏轼脱口而出：“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这首《初发嘉州》气象万千，自此磊落的苏轼真正成长了起来。

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二月中旬，苏家抵达了汴京。在西岗租了一座宅院之后，苏家三父子把一路上作的诗进行了整理，其中江陵到汴京途中的诗文合编为《南行后集》，而坐船时所作的诗则合为《南行前集》。三月，苏轼的任命正式下达，他成了河南府福昌县的主簿。弟弟苏辙则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的主簿。主簿是专门办理文书的九品官员，兄弟两个并不是很满意这样的职位，商议之后，苏轼与苏辙都决定不赴任，准备第二年的制科考试。

制科考试是宋朝为选拔人才而特设的考试，由皇帝主持。只有通过大臣举荐的才子才有提名制科考试的资格。经大臣提名之后，还要通过六名考官的阁试之后才能到达御前参加考试。从人才的通过率来说，制科考试的难度远远大于科举考试。整个两宋长达三百多年的统治里，制科考试总共只开设了22次，最终通过考试的也不过区区41人。由此可见，能通过制科考试的人才，其学识要远胜于进士及第。

当时推行新政、锐意革新的宋仁宗求贤若渴，所以才特意下令举办这次制科考试。为了准备这场难度很高的考试，苏轼与苏辙从家中搬出来，专门避到怀远驿中，一心读书不理世事。

怀远驿人烟稀少，环境清雅，很适合读书。两兄弟日夜苦读，互相督促。某天夜里，风雨突来，房前屋外一片淅淅沥沥。苏轼与苏辙正读到唐代诗人韦应物的《示全真元常》，其中的一句“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配合着风雨声悄然入心。

兄弟俩正如诗中所言，对床畅谈，屋外风雨潇潇，屋内言笑晏晏。再想到制科考试结束之后，不论考中与否，两兄弟都将各自奔赴自己的宦游之地，不知何时方能重逢，不知下一次兄弟对谈又会是何年何月？如此一想，两人更为珍惜当下的时光，相互约定一旦完成了各自的抱负，定要早早退隐。同回故乡共叙手足之情，畅谈人生苦乐。

苏轼再三强调：“子由，不论未来世事如何变迁，我们都要早早退隐。到时候我们兄弟俩畅谈人生，何其乐哉！”

苏辙笑着点头：“一定一定，哥哥，你要收敛些才气，别到时候我退隐了，你却被皇上留住不放了。”苏轼被弟弟逗得哈哈大笑。

很久之后，这个约定成了相隔千里的两兄弟最常提及的事。这个约定是两人思念里的港湾，更是仕途漂泊里的暖心所在。人都需要一个心灵驿站，在那里放下所有身份与心事，单纯地期待着与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纯粹地享受着依偎的温情。

不久之后，两人在欧阳修的推荐之下报名参加制科考试。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八月，苏轼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入了制科第三等。在当时的制科等级中，一二等只是虚设，最高等级就是三等，往后才是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在苏轼之前，北宋开国建制以来，只有一个吴育得到制科的第三次等，其他所有人都只拿过四等以下。苏轼的才学，从中可见一斑。

自此，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签判。而弟弟苏辙考入了第四等，被任为商州，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商县推官。仁宗在亲自考察完两人的学问之后，兴奋地回到后宫说：“今日为子孙得二相才。”

世人都知宋仁宗求贤若渴，由此也可知苏家两兄弟才学非凡。两人得到的都是正八品的官职。喜讯传来，为了侍奉奉旨在京师修礼书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向宋仁宗请求：“谢圣上隆恩，但家父年纪已大，身边无子女陪伴万万不行，且有愧于孝道。特请圣上恩准暂不赴任，留京安顿。”

宋仁宗听到他这番话，欣慰于他一腔孝心，恩准之时还赏了不少财物。

苏家两兄弟在朝廷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期间，苏轼还作了25篇史论，这些史论都成为了经典名篇。朝廷任令下达之后，苏轼带着王弗和还在襁褓里的长子苏迈踏上了旅途。此时已经是十一月，寒冷刺骨。苏辙骑马一路跟随数十里，对兄嫂的离去依依不舍，一直送到郑州西门，才就此别过。

自苏辙出生以来，苏轼与弟弟从未分开过。苏轼眼中含泪，难舍难分：“子由，我们两兄弟自出生之后从未分开过，今日一别却不知何时能重逢。”

苏辙更是泪眼模糊，他舍不得哥哥，却只能相送至此：“哥哥，你千万要保重身体，你性格太过耿直，要知道世间善人虽多，但却不一定都能被我们遇见。多事之秋，少言为上。”

苏辙虽然是弟弟，但是性格却比哥哥苏轼沉稳内敛，所以在临别时，他反倒像个兄长一般，语重心长地嘱咐苏轼。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这首《辛丑（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是苏轼含泪留给弟弟苏辙的诗。

一路向北，一路前行。与弟弟泪别之后，苏轼带着妻儿来到渑池。这里承载着苏轼一段难忘的回忆。五年前父亲苏洵带着他们兄弟两人赴京赶考之时经过这里，在县中的寺庙借宿时，住持奉闲老和尚对他们热情与细致的招待仿佛是昨天刚发生过的。为了纪念那次相遇，两兄弟还特意在住持所住的房间墙壁上题诗留念。今天他再一次来到了这里，挥别了父亲与弟弟，独自带着妻子和孩子，在这寒冷刺骨的天气重温曾经温暖的记忆。

再次到来之时，迎接他的只是一座新塔。按佛教的规矩，和尚死后皆是火化后筑塔。曾经题诗的墙壁早已经倾颓，五年前的一切像是一场梦：“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这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承载了五年前那段难忘的记忆，当年因为马死于二陵，所以最终只能骑驴到了渑池，也才有了后面与奉闲老和尚的相遇与相交。

在苏轼的心里，这样的境遇如一场无声的剧目。人生中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永恒，几年之间一切便已物是人非。这一路行来，苏轼感怀颇多。这些感怀不仅在于路上的际遇，更在于他内心的思索。苏轼并不知道，在他出仕以来感怀人生时，他的父亲和弟弟对他可是满怀担扰。

父亲苏洵与弟弟苏辙分析过苏轼的处境。宋仁宗一力除旧，自然愿意将最好的资源与支持都给予这一批新起用的才子。但是朝堂上的风起云涌早已经不是这几年的事情了。新政执行得越是彻底，作为新派官员的代表，苏轼便越是首当其冲。苏轼作为后起之秀，要想在朝堂上站稳，必然需要提携与支持。但若干年的新政实施下来，守旧势力与新派官员的势力冲突逐渐严峻，宋仁宗之所以如此重视苏轼，不仅是因为苏轼本身的才学，更是看中了苏轼直言敢谏的性格。

新旧交替之时，势力此消彼长。苏轼的境遇在外人看来是风头正盛，而在父亲苏洵与弟弟苏辙看来，却是迎风而立，不进则退。如若不能迅速用实力得到支持，那么作为尚未打稳根基的新政派，其未来风险不可预测。苏辙早早地就看清了这点，所以他早早地就提醒了苏轼。更在后来的书信往来中不断警示哥哥。在未来，弟弟苏辙的仕途与哥哥苏轼一样波澜起伏，但境遇却始终比苏轼要好。也许是苏轼文名太盛，也许是苏辙为人更为低调。但璀璨如苏轼一般的才子，即使低调到尘埃深处，政敌们也始终不会放松对他的敌视。在宋仁宗眼里直言敢谏的苏轼在未来的路上的确是率直而坦白，但却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许，对于不善隐藏锋芒的苏轼来说，在风云已现的官场，需要的不仅是敏锐，更多的是适应与改变。

可惜，苏轼一生都未能理解何为改变。正是他的坚守成就了历史上唯一的苏东坡，也成就了他坎坷的一生。

不只是一场失去

十二月十四日，苏轼抵达了凤翔任所。这里距离京师一千余里，正处于宋与西夏国的边界处。在这个边防重镇里，苏轼享有的权力意味着皇帝对他的信任。从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到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这四年之间，西夏年年入侵，烧杀抢掠致使民不聊生。

庆历四年，宋与西夏达成和议，每年向西夏缴纳大量银与绢帛，以此来维护西部的和平。

和议达成之后，这些需要向西夏缴纳的银与绢帛最后压到了百姓的头上，沉重的赋税让百姓的日子更困苦了。虽然再也不需要受战乱之苦，但连年间的战乱和后来繁重的赋税依然让这块土地萧索破败，民穷财尽。

苏轼带着妻子孩子一路走来，见证这一幕幕人间疾苦，房屋破败不堪，眼前所见的百姓个个面黄肌瘦，羸弱多病，小孩子衣不裹体，大人眼神木讷，但一听到快速的马蹄声便如惊弓之鸟一般迅速躲藏。苏轼明白，这是在战乱之下形成的自然反应。

“相公，这里的百姓真是辛苦。”不知何时妻子王弗也掀开了车帘，轻声地说。

“是啊，百姓苦不堪言。”一向健谈的苏轼见此情景也忍不住心酸难言。夫妻俩默默叹了一口气，放下了车帘。

苏轼的职务本身工作量并不大，但他自到任之后起，便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他负责的工作里有一项是监管衙前，作为差役的一种，衙前的工作是把官府的物资送过去。当时北宋的律法规定，如果在服役的过程中造成了官物损失，那么必须以家财相抵偿。

这一项规定让衙前成为当地百姓最不愿意接的一项差役。因为当时凤翔府负责的是砍伐和运送竹木：砍伐终南山的竹木，将其在江边编成竹筏，再顺流而下从渭河入黄河，通过三门峡这一天险，最终送到京师。但很少有人能顺利完成此项差役。

为了了解事实，苏轼走访了十几位曾经做过这项差役的人，得到的回答不外乎是：

“路途太远了，再加上三门峡砥柱本来就是天险，中间竹木被流失折断的情况根本没法避免。唉，因为做了这个差役，已经是家徒四壁了。”

“没办法啊，官府逼着去，不去也不行。一入黄河之后，经常遇上大风大浪，那损失就别提了。”

“汛期的时候就开始送竹木，那么大的水打过来，绑得再结实的竹木也扛不到京师啊，半路上就散架了。”

“折断的竹木不论损失多少，都算作一根，有些只是轻微损毁我们也要全价赔偿。”

……

原来，凡是充当这一差役的人个个都是倾家荡产。苏轼内心难以平静，为此他专门写了一封《凤翔到任谢执政启》呈给宰相韩琦，详细陈述此事。

苏轼所做的不仅仅是这些，他深知取消衙前是不可能的事，如何去解决问题才是他要考虑的事。

几番考察之后，他发现每次运送木筏的时间都是由官员决定的，但由于官员从来不做实地调查，随意安排时间，次次都是在河水暴涨之时下命令发运。这才造成了木筏的遗失与折断，再加上损失不需要由官员承担，所以，一直以来发运的时间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苏轼到任之后请求朝廷修改规矩，发运竹木筏的时间改由服役者自行决定。

如此一来，服役者自行考察水情之后，自然会在黄河渭水未进入涨水期就提前发运，不仅减少了木筏的损失，也让服役者不再需要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偿还损失。

苏轼此举奏效之后，损失直接减少了一半，苏轼在民间的声望也扶摇直上。

在凤翔，苏轼的上司宋选为人仁厚宽和，苏轼与他相处得十分融洽。凤翔知府宋选做事勤奋，为人谦和，大小事情无不尽心竭力。在他到任之后，整个凤翔已经有了很大起色。

因为地理环境因素，凤翔雨量较少。有一年整个凤翔久久不降雨，眼看即将颗粒无收。苏轼与太守一致决定向天求雨，并献上了祈雨文。

那一天，方圆数十里的人纷纷赶来一同求雨。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求雨之后凤翔连下了几天大雨，旱情得以缓解，避免了颗粒无收的灾情发生。

求雨结束之后，他喜滋滋地冒着雨回到后院向妻子王弗报喜：

“夫人，夫人，下雨了，求雨成功了。”

王弗正在陪孩子玩，一见苏轼一身雨水地进来，连忙笑着迎过来说：

“筹备了这么久，今天你一出门我就一直看天，巴望着来几朵云彩下雨。外面求雨台的炮声才响完，这天就阴了下来，然后雨就下了。孩子还说，‘原来天上真的住了神仙，肯定是神仙听见了，特意下的雨呢。’”

苏轼大笑：“稚子有趣，有趣！”说话间想抱着孩子亲一口，却发现一身都是水，一时倒是愣住了，倒是孩子反应快，啪叽亲了苏轼一口，把苏轼逗得哈哈大笑。

王弗说：“有趣个什么，你这一身湿答答的才叫有趣。赶紧去换了衣服来，别伤着身子。”

苏轼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官舍后面走。他想好了，待会就过来给后院的亭子起名字，就叫“喜雨亭”！因为这个事情，他还专门作了一篇喜雨亭碑记。求雨的习惯他保持了一生，后来苏轼在别处做官，也曾带着百姓一同求过雨。他写的每一篇祈雨文，都收在了他的全集里。

对于百姓来说，不论是爱作文的官员还是爱画画的官员，只要真心实意为百姓着想，那便是好官。

当时的凤翔，知府是实干家，太守也是亲力亲为的百姓父母官，而苏轼更是一心为百姓着想的热血新官。

苏轼的第一次任职之路，便用勤奋和尽职赢得了百姓的心。但此时的苏轼也开始发现，不论他们再怎么努力，百姓依然是在温饱线上挣扎，依然没能摆脱贫困。

再多的努力与付出也没能改变百姓的命运，这是苏轼不愿见到的，却是苏轼未能改变的现实。

凤翔是著名的古都，处处都是古迹。在凤翔待得越久，苏轼越是喜欢这里的氛围，也就更关心此处百姓的生活。秦刻的“石鼓”，秦朝的碑刻，还有王维、吴道子等人的画作与佛像，处处都是历史古迹。苏轼每每行走在这里，最喜欢的便是来观看这些古迹。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这几句写在《石鼓歌》中的诗句，描写的正是苏轼观看这些古迹时的心情。

没有人能抵得过时光的流逝，富贵满堂也好，前呼后拥也好，在时光流逝的背后，石头永远比人的寿命更长。

思及此，怎么不叫人生出感慨与叹息？这便是历史的意义。

在数千年的流光里，在我们之前，有无数人曾经存在过；在我们之后，还会有无数人出生死去。越是了解历史，就越能够珍惜当下的生活。而无数的文物古迹，无数前人的杰作，哪怕历经风雨也依然震撼人心。

比如唐朝雕塑家杨惠之的维摩像，很多人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一睹它的真容。这里还有东湖，还有真兴寺阁，还有李氏园与秦穆公墓，共同组成了凤翔八观。

拥有如此历史沉淀的凤翔，百姓的生活却贫病交加，哪怕是在任的官员再清廉勤勉，也未能改变这里的面貌。直到后来苏轼才明白，其根源就在于北宋的整个政治制度出了问题。天下的良吏治得了一时，却治不了根本。

宋仁宗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会一力推行新政，才会一力推举像苏轼这样有新思想的官员上任。社会的变革酝酿得越来越深重，新旧势力会在未来争斗得更为激烈。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可惜的是，宋仁宗没能等到新政真正有成效的那一天便驾崩了。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

第二年，新帝英宗即位，改年号为治平。

因为久闻苏轼大名，英宗一即位便免去了苏轼的旧官职，擢升他为翰林，让他来为自己起草诏书。因为这属于破格提拔，宰相韩琦听了英宗的意见之后说：“苏轼本就是大器之才，日后必然是担天下重用在肩。但是在承担重任之前，朝廷要培养他，直到让天下人信服于他。现在骤然提拔只会引起争议，过于草率，难以服众。反而会影响到他以后的发展。”

英宗细想很有道理，于是问：“那是否可以给他一个修注的官职？”

宰相韩琦说：“记注与制诰同为御前，轻易不能许人。最适合的莫过于先授予贴身要职，再图后事。”

由于苏轼实在太过年轻，为了服众，宰相韩琦专门考察了苏轼的二论。

虽然在考试之前，英宗就已经断定，以苏轼的才学，这根本是易如反掌。果不其然，在这次考试中，苏轼又考入了第三等，获得了在史馆任职的资格。

几经选拔之后，苏轼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帝的近臣，可以自由出入宫禁，并且可以在皇家的图书馆里遍阅群书。这对于苏轼来说实在是莫大的喜讯，他不仅可以亲眼目睹无数珍本与手稿，还可以近距离地研究和赏阅，可想而知苏轼的内心有多欣喜。

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对于韩琦的品德苏轼也极为推崇，这是一位真正用德来爱护、体恤人才的宰相，北宋能有这样的贤相实在是百姓之福。

拥有在职任官的经历，再加上学问更为精进，苏轼开始真正思考社会问题，开始研究如何真正为民谋福祉。但是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五月，妻子王弗去世了。

苏轼与王弗感情甚笃，相伴十年的婚姻生活美满而幸福。王弗性情温柔，嫁给苏轼时才16岁，转眼儿子苏迈已经6岁了，可妻子却因病去世了。

万分悲痛的苏轼根本接受不了这个噩耗，在他的心里，他一直觉得妻子只是有些不舒服，虽然看起来病了。但她总相信她会好起来的。毕竟妻子才26岁，后面还有大好的时光。

苏轼已经习惯了妻子的体贴与宽和，他直率的性格与妻子的细致相得益彰，官场生涯中妻子给了他太多的帮助和指点；生活上，苏轼早已经离不开王弗，工作上王弗的善言劝解帮苏轼解决了太多的隐患，在情感上重情义的苏轼完全接受不了这样的结局。

灵幡如一缕相思随风飘荡，却无处落脚。大脑一片空白的苏轼守在妻子的灵前，儿子苏迈的哭声像极了他的心声，他心里早已经泪流成河，眼睛却干涩到像被刀割。

苏家上上下下都对苏轼这位孝顺温柔、谨慎勤快的妻子敬重有加。因为她的懂事与勤俭，也因为她的有礼与有节。苏轼现在还记得两人相遇时的景象，她说看中了他的才，便不再需要看他的貌。因为这句话，她的一生自此紧紧与他相连。

而作为丈夫的苏轼却在妻子进门之后却从不曾询问过她的一切，她像是一滴水，悄然而自然地渗入了他的生活，如春风拂面，似杨枝含露，剔透而灵慧的她早已经成为苏轼最爱的人。

在后来的仕途中，妻子王弗深知丈夫苏轼的心性，每天待他回来都要细细地询问一天的行事说话，发现错漏便会马上指点丈夫如何去弥补。她深深地明白苏轼心无城府，所以事无巨细都会为丈夫把关。

苏轼自身的性格天然率真，“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从来不知道掩饰的他，无论亲疏都吐肺腑之言，朋友都喜欢他，但他却在现实中备受打击。

没有妻子的把关，没有了妻子时刻的提醒，一时之间苏轼连生活都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了。情感与心理上的依赖，一夕之间全无着落。

王弗逝世后，棺木安置在京师西郊，苏轼准备待有机会再扶柩还乡，送回蜀地老家程氏的墓旁安葬。情之深切难以自持，苏轼内心对王弗的爱深重到难以自知，夜夜思念却再也无法拥有。人世间最悲痛之事莫过于与心爱的人生死相隔，对妻子王弗的思念贯穿了苏轼的余生，他写的悼亡词更是令千古垂泪：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字字如夜风侵心，泣泪哀婉。自从失去你之后，世间再无人可代替你。你走了之后，世间却似多出了无数个你，饮食寝卧时你似乎就在身边，思念成殇时谁又能明白暗夜里默然心碎的孤单。

世间总会有那样一个人，她的存在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她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温暖。

终有一日她不在了，那一处也空了，自此空洞洞的心再也无法填满。

待有一日，世间冷风凌厉来回呼啸之时，一言不发的你在外人看来沉默平凡，却再也没有人心领神会地明白此刻你的心碎。

在苏轼的一生中，母亲程氏是他生命的引路人。母亲的存在让他的童年温暖而祥和，母亲也是最明白他的人，用最温柔的方式避开了他性格上的短板，让他拥有了一个自信而开怀的心灵。

也是母亲，细心而体贴地为他寻找到了妻子王弗，慈母之心如冬日最熨烫的暖阳。

她知道儿子苏轼的脾性，所以千挑万选，为他寻找到了人生最合适的另一半。想起最初听到要成亲消息时自己的抗拒，苏轼回想起母亲的付出，心中更是涌起无数的感激与心痛。父母之心从来如此，当时自己以为只是寻常安排，多年之后才能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

父亲苏洵则是他人生的灯塔，处世说话、规划人生都是父亲在前面一点一点安排，他的文章与才学都来自于父亲的教导。苏洵是苏轼的男性榜样，他指引着苏轼用才学走上了金銮殿，点亮了他的未来。

妻子王弗则是他生命的另一半，早已经与他血脉相连，脾性相融。妻子给了他一个美满的家庭，给了他一个可爱活泼的儿子，更给了他无数隐性的帮助与支持。王弗是名副其实的贤内助，她的指点让苏轼避开人生的盲点，避开官场的漩涡，拥有安稳平和的人生。

此刻，而立之年的苏轼反观自身，人世寥落。

母亲已经葬在了千里之外的蜀地，今生已然不可能再拥有母亲的关爱。

妻子王弗撒手西去，身边再无她的倩影。儿子尚小，每日只知痛哭娘亲。这样的丧妻之痛，苏轼痛到不知时光逝去，痛到晨昏颠倒浑浑噩噩。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四月，父亲苏洵逝世。

苏轼几近昏厥。苏洵享年五十八岁，逝世之时他刚刚完成参与编写的礼书，但他独自撰写的《易传》却再也没有机会完成了。哪怕是在临终之际，苏洵也在叮咛苏轼与苏辙两兄弟，一定要把《易传》写完。

苏洵逝世之后，英宗诏赐银一百两，绢一百匹，当朝的欧阳修、韩琦等重臣都亲自送来厚礼。苏轼婉言谢绝物银赏赐，只求能追赠官爵，最后英宗诏赠苏洵六品上光禄寺丞，并专程派船护送灵柩回乡。

两兄弟辞官，含泪扶柩回眉山。埋葬王弗与苏洵之后，便是长达二十二个月的守服期。这是一场失去，但也不仅仅是一场失去。

对苏轼而言，妻子与父亲的接连逝世接近一场精神上的凌迟，片片刀锋入骨。

对立派的进攻

逝者已矣，生者奋发。无论再怎么心痛也挽回不了逝者的灵魂，苏轼沉默地渡过了丧期，他静心等待着生活把一切归零，就像等待着内心的悲伤平息。

在那个时代，家里没有一个主家的妻子万万不行，弟弟与家中的长辈都在为他张罗婚事。王弗的娘家也一再表示愿意与苏家结亲家，在他们的心里，苏轼的才华与人品都值得一位好女子温柔以待。丧期届满，苏轼再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

只有小小年纪的苏迈还有些懵懂，他问苏轼：

“爹爹，我会有一个新娘亲吗？”

对于儿子的提问，苏轼只能撑起笑脸：

“是的，你的姨姨以后就是你的新娘亲。”

“就是那个跟娘亲很像的姨姨吗？”

苏迈虽然在北方居住得多，但在这个漫长的丧期里，外祖家的长辈分外疼爱这个失去了娘亲的外孙，经常带他过去住。他最喜欢的就是那位和娘亲很像的姨姨，也就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

“是的，你要记得娘亲的话，用功读书。姨姨以后也会像娘亲一样照顾你，督促你。”

此前苏轼对于王闰之并没有太多的印象，但是从苏迈的描述里，他能想象那也是一位温柔的女子。也许王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外孙考虑，才会选择把王闰之嫁给他吧。为了家庭、为了孩子，苏轼迎娶了第二任妻子。

婚事才了，朝廷的任命很快下来了。此时已经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宋神宗赵顼在位，苏轼守丧期满重返京师。他带着新娘王闰之还有儿子苏迈，和弟弟苏辙一家，从陆路经秦岭、关中去京师。

一听到两人要重返京师的消息，家乡父老与长辈朋友都过来与苏家两兄弟话别。在苏家的那所老院子里，两人亲手种下一棵树苗，共同举杯祝两人平安顺利、大展宏图，待得树苗茁壮成长、果实累累之际，便是他俩衣锦还乡之时。

言笑晏晏之际，过往似乎已经随着家乡父老的祝福声远去，未来依然要坚定地走下去。苏轼与苏辙两兄弟看着家乡熟悉的景物，听着父老长辈们亲切的乡音，满院热闹的人群与喧杂的祝福笑闹声让两人深觉不舍。最美不过家乡，但未来却在京师。

可他二人不知道的是，在千里之外的京师，已经有一场政治争斗悄然成形。此刻远在四川的兄弟俩，将迎来怎样的未来谁也无法预料。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越是才华横溢的灵魂，越是难回故乡。因为才华会让他走得更远。

作为士大夫，一旦踏上仕途，那一生都将奉献给这个国家。朝政如何变化，人生也将随之变化。这是苏轼的命运，也是数千年来无数士大夫的宿命。自此之后，苏轼生命中的一切荣耀与伤痛都将与朝政紧紧相连。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家两兄弟回到了京师，“王安石”三个字正式进入了他们的生命。

王安石，字介甫，北宋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诗词散文俱佳，思想创新，有辩才。宋神宗期间，王安石是宰相。在他的倡导下，宋朝大力推行新法，提倡政治革新。

早在守丧期间，苏轼就与苏辙讨论过当时的国家情况：“直到今日，朝廷每年要向西夏输纳银七万两，绢五千匹，茶三万斤；向辽国输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却依然饱受战火之苦。百姓极苦，却无法可想。”苏辙亦叹道：“缴纳财物只是为了边疆百姓的平安，奈何我朝兵士根本无法与西夏辽国军队相抗。和，和不成；战，战不过。如此下去，国家贫弱，徒唤奈何！”

苏轼任职凤翔之时，位处交界之处，每天看见的都是百姓贫弱，民不聊生。看到这一点的还有王安石。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政，不断地试图去缓和社会矛盾，但由于没有触及根本矛盾，新政最终宣告失败。

作为一名诗人，王安石有他的才华。但作为一名政治家，王安石的冒失与激进却加剧了社会矛盾。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氏兄弟到达京师，此时整个王朝已经陷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苏轼看到的是黎民百姓深受新政之苦，而王安石则认为这些苦难只是新政与旧传统之间必然产生的阵痛。他甚至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苏轼早先曾问过父亲苏洵关于王安石的看法：“父亲，王安石为人如何？”

“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苏轼一愣，他没有想到父亲苏洵对王安石的评价如此苛刻。

“衣服肮脏不堪，仪表邋遢，在官场里都出了名了。政绩是有一些，但是事事只愿为人先，不肯屈居人后。在小地方倒是能得民心，一到京师要处就是处处生事，上下怨言四起。”见到苏轼的神情，苏洵又补了一句。

“怎么会这样，他不是官声很好，以政绩突出闻名吗？而且朝廷一直请他到京师任职，他都婉拒了。”苏轼疑惑道。

“还记得张方平张大人吗？他与王安石共事过，连张大人这样性情宽和之人也与他绝交了。”苏洵说道。父亲说的张方平苏轼记得，就是进京赶考之时在四川十分赏识苏洵才华，恨不得留父亲在学院任职的张大人。

其实从客观来看，苏洵性情冷淡自负，对于王安石的评价有着偏激的一面。后来王安石的母亲去世，受邀请的那些人里，就苏洵没去，还专门写了一篇《辨奸论》。

在当时的人看来，苏洵写的这篇文章把王安石骂得太过了，毕竟当时的王安石政声很好，但只有张方平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击节叫好。没过几年，苏轼这一代人就看到了王安石掌政之后的党争之祸。

王安石一心为自己心中的新政努力，把自己视作天下百姓的代言人。他相信自己，认为当下的反对都是暂时的，时间会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王安石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公事上，不讲究吃穿，拿到的薪俸除了维持基本开销，其他都是分给了需要的亲朋好友。

可惜，王安石生性比较固执，极力推进新政。但这新政因为水土不服，最终把整个北宋送入火坑，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王安石在仁宗时期不受重视，仁宗非常不喜欢他，认为他沽名钓誉，做事冒进，不顾实际。在宋神宗时，却因为政绩良好得到肯定，再加上做事勤恳，时机得宜，王安石终于做到了宰相。此时欧阳修已经退隐，天下几乎没有能与王安石比肩的权臣了。王安石势力滔天，新政轰轰烈烈推行，这正暗含了当时神宗愿意做一番大事业的心情。

因为父亲苏洵以前的指点，苏轼对王安石看得很透，却没办法阻止变法的施行。

没过多久，王安石就因苏轼政见和自己不同，将其判官告院。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建学校，宋神宗诏两制三馆议。苏轼上书议论说：“要想有人才，先要去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发展与心思。这个了解就在于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发现人才。如果这个原则没有坚持，那么再多的花样也找不到真正的人才。”

“此时哪怕是一味效仿过去的学校制度，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那依然无法找到足够的人才。当然，时代如果安定，那么暴君也不会影响它。如果时代已经到了坏的时候，那么圣人也难以恢复它。这是现实风俗的影响，所以如果风俗变化了，那么法律也要变。风俗就像是大江大河一般的存在，如果用人力去恢复和改造，不仅很难，而且也没有意义。”

“在庆历年间朝廷本来设立过学校，但到现在只保留了一个。如果今天为了找人才，就把礼制全改掉，就像把今天的风俗全改了，再耗费民力来修宫殿，来收税供养那些找人才和管理人才的人。为了完成这些事情，要设立军队，还要管理官员，这其实是一种人为的添乱。如果改革没什么意义，又何必去尝试？”

神宗看到这里，有些明白苏轼的意思了。他接着往下看：“因为这些，我认为这些学校，只要沿用原来的制度，只用把先王的旧业一代代传下去就可以了。再说贡举这件事，只要从四个方面去权衡：陛下看祖宗所推行的科举制和今天的相比哪个更好？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哪个更好？所得到的人才，和今天比哪一个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相比哪一个处理得更好？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争论就可以解决了。”

神宗摇了摇头，冠顶上的金饰闪耀夺目，他猛然醒悟，说道：“我原来就怀疑这个改革，读了苏轼的奏议，思路就完全清楚了。”苏轼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把自己的观点委婉地告诉了神宗。而且这种方法并不具目的性，反而让神宗感觉是自己想到了这一层。

神宗当天就召见了苏轼，问：“目前朝廷政事、法令的得与失都有哪些？你只管告诉我，即使是我的错，也请你明言。”

苏轼回答道：“皇上有生来就明理的天性。治国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断，就只怕求治心太急，听的意见太泛，进用的人才过快过多。希望皇上能守静以压制住急躁，静等着变化自然到来，然后适应它就是了。”

神宗恍然大悟，心有余悸地说：“你这几句话，我应该牢牢记住，好好思量。你在馆阁工作，希望能替我好好考虑治乱的措施，不要有什么隐瞒。”苏轼抬头应允，恭敬退出。出来之后，苏轼心中十分畅快，虽然他明白自己的言论一定会得罪王安石，因为建议被采纳之后，新政一定会推迟实施。但是耿介如他，爽快如他，怎么可能隐瞒内心想法，只一味附和？

退出之后，苏轼把神宗的话告诉了其他同僚。他十分欣慰自己可以让皇帝回过神来。但王安石心里却十分不快，他认为苏轼根本没有看见新政的好处，而且目光短浅，不适合参与朝政。

在王安石的心里，只要苏轼忙起来，神宗也就不会三天两头听见他的建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苏轼开始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这意味着他与王安石的对立正式开始。

连番不断的斗争

王安石一心想要驳倒苏轼，甚至有些坐卧不宁。在他的眼里，新政是先知一般的政策，这些人不懂新政的长远意义。而作为新政的主导人，王安石认为自己义不容辞地要担当起全力推进新政的责任。仁宗在位期间王安石得不到赏识，神宗即位后，因为得到了韩维的赏识才逐渐受到神宗的重视，最终成为神宗所信任的人。但后来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韩维发现王安石刚愎自用，为了点醒王安石，韩维几次向王安石提出质疑并进行劝导。

可惜韩维的苦心并没有被理解，他反而被王安石视作阻碍，不久，韩维便被王安石借故贬出了京师。苏轼虽然为韩维感到不平，但无奈他也改变不了什么。

时光如流水，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快到了。这天傍晚，天边的落日轻盈地洒下了一层绯红的光影，天地之间山川河岳在这一片明辉艳光中熠熠生辉。护城河边风儿轻轻吹过，水草、苇影随着暮歌摇曳起舞。

街边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各色精巧的灯盏已经被摆上了小摊。一路过去，天光逐渐暗下来，人间的灯盏却依次亮了起来。

虽还未到元宵节，但街头的鼓乐、歌舞、百戏、杂耍等活动已经开始，到处热闹非凡。可此时百姓的心情却并没有像往年的元宵节那般美好。

原来在这年元宵佳节将临时，朝廷下令开封府到浙江去买彩灯。这其实是神宗的意思，他想元宵节时在宫里为皇后和太后布置一场灯会，想把整个皇宫都装点成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但等负责采买的人把元宵节灯的单价和总计汇报上来之时，神宗有些惊讶：“怎么会要这么多钱？”

“皇上明鉴，每年的元宵节灯都不便宜。而且宫中所要之物，肯定是要最好的，再加上宫室众多，那么所需要的花费必然不少。”来奏报的人如实回答。

“嗯。”神宗迟疑了，“你先下去吧。”

几日之后，宫中传来旨意，要求压低收购价格采买灯具。

这条旨意一出，民间一片哗然，谁也没有想到一朝天子居然会与民争食。很多贫民就是靠着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制灯售卖，才能积攒少许钱粮，为来年的春耕留出些余钱。可朝廷要压低价格收购，那么不仅制灯的成本收不回，还要倒贴上人工和时间。

一时之间，民怨沸腾。但身处深宫中的神宗并不知晓，神宗还以为百姓非常荣幸，都为自己所制的灯能被宫中选中而自豪。如果放在从前仁宗的年月，出现这样的言论倒是也有可能，但是在神宗期间，新政干涉商业，要求所有小商贩都必须归官管，民众家里的包括鸡鸭等财产都要记录在案，甚至连参军徭役都需要拿钱去赎。如此一来，百姓手中何尝有余粮？

当百姓面临生存困境之时，哪里还会有人认为宫中把自己辛苦做成的灯低价拿去是一种荣耀？

苏轼坐不住了，他向神宗进言说：“皇上难道会把元宵观灯作为快乐吗？其实这不过是想侍奉皇后和太后，讨她们的欢心罢了！然而皇上的这份心，百姓是不会知道的。以低价从他们手中买灯，他们会认为皇上是为了自己的享乐，去夺取他们赖以为生的根本，这件事本来很小很小，但它牵涉的事情却很大，请皇上收回成命。”

在这件事情上，神宗听从了苏轼的话，最后下诏取消了。但这并不能代表什么，因为王安石比苏轼更懂神宗的心。很快，全面的整肃行动开始了。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王安石开始全面整肃御史。

为何王安石要把目标瞄向御史，这是因为在整个北宋的官场结构中，御史归于监察机构。而一个国家的监察机构代表着对当政政权的舆论，御史的职责就是向皇帝反映民情，通报舆论，时刻把最全面的民间百态传达至上层。一个良好政权的运营就在于监察机构是否能正常运转，只有这样，朝廷政府的各项政策才能及时收到反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由此可知御史的重要性。

但是在王安石眼里，御史却是一个不听话的官职。于是他一边加大新政推行的力度，大力提拔那些推行新政最得力的官吏，而对那些推行不力的官员有的免职，有的贬谪，防止那些百般反对新政的言论不小心钻入神宗的耳朵里。

比如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强制性要求农民在春耕前就向政府借贷，等到秋收交完纳粮之后，偿还本金和利息。更为严苛的是，新政规定，所有的农民必须向政府借贷，不允许不借。虽然王安石推行这一新政的本意是为了保障所有人都有钱购买种苗和种子，保障播种率。但是到下面的实际操作时却变了味道。下级官员们制订的利息往往比本金还要多，几番折腾下去，农民即使是五谷丰登也没有办法还清欠债，更不要提荒年时的惨状了。

在农民看来，官家逼着他们借贷，就是为了赚取那份利息。农民纳完粮之后还要还钱，这样充实国库的方法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最终是民不聊生。国库收不上本金和利息，就开始捆鸡捆牛，把农民的房子全收了。如此涸泽而渔的政策，怎么可能不让百姓绝望！

在王安石看来，他的本意是让朝廷出钱让所有人都可以及时播种，不需要筹措种苗钱。但下级官员上报说，是农民把借去的钱挪作他用，或者是耕种技术不佳，造成收成不好，才让新政推行受阻。

面对这一切，御史有权利向皇上直接进言。但王安石担心的却是，新政本身就受到很多非议，如果此时只因为农民把钱挪作他用，或者种田技术不佳而推翻整个新政，那岂不是本末倒置？于是王安石刻意制造了新政大受欢迎的局面，天下喜乐无一处不丰足的假象。

王安石这边哄着神宗，让神宗相信新政的好处是长远性的，必然会让朝廷气象为之一新，实现富强。那边又让神宗以为一切改革都是有阻力的，把所有反对新政的人都归为为私人利益而阻拦新政实施的守旧党。为此，他首要的任务自然就是整肃御史台了。

很快，反对新政的官员一个个被罢官或者被远调，朝廷所剩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王安石的亲信与支持者。苏轼本来还算安全，王安石并没有要对付他的意思。可苏轼面对新政给百姓带来的痛楚，无法坐视不理，向皇帝呈上了“上皇帝书”，洋洋洒洒九千字，力述新法的不利。

王安石暴跳如雷，他想不通，为什么如此利国利民的新政，那些守旧派就是看不懂呢？于是，王安石只能把一切不遵循他意见的人都视作敌人。苏轼也因此被王安石视为异己：“竖子小儿，眼光短浅，知道些什么仁义道德就如此武断。朝廷若都是这样的官员，积弊如何除，大宋如何立国？”

王安石看到了当时的宋朝正处于历史转折期，经济的发展让社会矛盾逐渐突显。他认为自己的新政正是解决矛盾的方法，虽然新法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祸患。而神宗只看见国库空虚和积弊，只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青史留名，能带领宋朝走向富强。而王安石的这些观点切合了神宗的心理，也因此得到了神宗的信赖。

苏轼想起曾经听过的言论，在王安石当政之初，元老重臣的确是非常看重他。

宋朝当时朝野氛围甚是开明，人人愿意给有作为的后辈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展露才华。后继有人，也代表政吏清明，这也可以从欧阳修对苏轼的提携上看出来。

王安石起初还声望极高，备受推崇，但他当政后不久，声名便急转而下。

有一天御史中臣吕晦与司马光一同面圣时，两人走在路上，吕晦突然向司马光展示了自己所写的对王安石的弹劾表，说：“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司马光正在观看远处的风景，忽然听见这几句话，不由得惊讶：“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正是他深得人望之时，即使弹劾也不会有什么作用。”

吕晦不为所动，依然把弹劾表递了上去，果然没多久他就被革职了。自吕晦之后，王安石排除异己的心思由暗转明，整个北宋官场开始溃败。

当然，在王安石看来，他是顶着所有的压力，为推行新政做着牺牲一切的准备。王安石相信，后人们会看见他的努力，会明白他超出时代的预见性。

没过多久，苏轼的弟弟苏辙也遭到了流放。苏轼明白弟弟的性情，以弟弟知百姓、守节操的为官作风，势必会反对王安石脱离实际的青苗法和市易法。这两条政策一个是朝廷逼着百姓向自己借钱耕种，秋收时百姓纳完税根本无力还款；一个是朝廷把所有商业都控制起来，大小商户都要入朝廷的商会，买卖全归朝廷管，与民争食还要收取管理费。如此新政如何不激起民愤？

御史台官员个个怒争上谏，却一个个招来祸患。北宋稍有道义之心的大臣良吏纷纷上书反映百姓实情，都被王安石一力压下。他派亲信编派谎言，伪造民情。

宋神宗听信了王安石的辩解，把所有反对新政的人都视作尧舜时期的“四凶”，一律革职，轻者流放，重者杀头。那些深孚民望的重臣大儒，则主动或者被逼告老还乡。

一日，苏轼与司马光、范缜一同商议政事。书房里暖意融融，但并肩作战的三人却是心如寒冰。司马光是青史留名的良臣，范缜则是坚持原则的良士。司马光与范缜此时都因为气愤厌恶而辞去了官职，范缜更是强硬，他去职之时，还专门写了一篇辞呈。

此时房间里就这三个人，说话更是直奔主题。苏轼说：“范兄你当时写的辞呈真的是把王安石气坏了，实在是大快人心呐。”

范缜一身布衣，微胖的脸上满是未消的愤怒：“实在是气愤至极，朝廷出了这样一个怪人，软硬不吃，不理世情，像只倔驴子一样拉都拉不回。一手遮天，眼看着这天下全被他糟蹋了。说了不听，不如辞了干净。”

司马光点点头说：“范兄所言甚是，待在这样的朝廷里，不如一走了事。”

“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有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有残民之术。范兄这几句着实说得痛快！”苏轼击节而起。

“可惜说得再痛快，依然改变不了什么。陛下不过就是将奏折给了王安石看，终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动作。”范缜倒是有些失望，自己辞官不是为了气谁，只是为了警醒皇帝，却奈何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司马光在三人中的声望是最高的，曾经也是支持王安石的一员。在被外派至陕西做官之后，为人严谨理性的他还诚恳地与王安石讨论过新法。

但几经书信来往之后，司马光彻底看清了所谓的新政，在百般劝说王安石无用之后，才与王安石决裂。当时皇帝还几番召他回京，但他早已心寒。

“只要司马光在侧，朕就犯不了什么大错。”宋神宗经常这样说，但在司马光看来，在侧又如何？再怎么说也听不进半句，自己的存在有何意义？若非失望绝顶，司马光也不会请辞。

司马光与范缜二人遭受如此境遇，让苏轼隐约望见了自己未来的命运。

苏轼亲手为司马光与范缜两位老友满上茶水，澄澈的茶汤如镜子一般倒映出三人的神情，既知天命，何妨洒脱以对？

三人举杯一饮而尽，一切言语尽数倾入腹中，混着这萧瑟秋风，惨淡秋雨，晚来风也急。起身之后，又是另一篇故事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样的气魄，只有那些坚持政见，坚持初心的人才拥有，哪怕要搭上自己的前途，从此一生颠簸，也依然义无反顾。

这一件件事，让苏轼看清了王安石和他推行的新政，也促使他写下了那篇令王安石暴跳如雷的万言书。如后人所说：“整篇文章充满了机智、学问和大无畏的勇气，义愤的争论中夹着冷静、简明的推理。有时文笔犀利，直爽无比；有时徐徐道来，引经据典。文章内容巧妙、诚挚、有力，对世事满怀激情和悲哀。”

当时，苏轼在将万言书递上去的那一刹那，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继司马光、范缜和弟弟苏辙之后，本可置身事外的苏轼主动递交的这封万言书，让他直接被贬谪。

苏轼写道：“我想说的话，只有三句：希望皇上能结人心，厚风俗，存法度。君主所依靠的，就是人心，这就像树木依赖于树根。如果君主失去了人心，他的统治便会灭亡，这是必然的结局。”苏轼认为，好的朝廷要靠吸纳不同意见，保持健全作用来维持的，历史上有名的贤君，都是希望听取不同意见，用以完善自己的决定。

万言书中所说之事甚多，苏轼很直白地向神宗陈述，当下全国的商业已经被打击殆尽，近到京师四周的省份，远至川蜀地带，人人自危。何况自历代起，管理财政的都是三司。如今皇上放着三司不用，忽然又建立起一个所谓的“三司条例”一司。这一司每天就是几个年轻人在里面空谈议论，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派几十个使者去全国宣传推行新政。不管实际，不论世情，这几个年轻人和几十个使者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利益，大肆造假。新法早已失去民心，再坚持又有什么意义？

这样一封言辞恳切的万言书交上去之后，神宗却没有反应。虽然越来越多的官员顶住压力开始弹劾新政，但是在神宗眼里，新政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有个别条例不适合罢了。

此时神宗虽然已经下令禁止强摊贷款，但新政依然在施行。这就像个偷鸡贼，说是有心改过，但却仍要偷鸡，只不过，把一天偷一只改成一个月偷一只而已。对此，苏轼再上一书，苦口婆心，历数新政施行以来对全国造成的害处。

王安石见状，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对准苏轼。此时，那些反对王安石的高官大臣大多已经去职，形势对苏轼越来越不利，他知道，自己此时再上书也不过是加快自己被贬谪的速度，让自己被贬得更偏远而已。

但即使如此，苏轼还是借考试进士策问的机会，对王安石进行讥讽。这一次，王安石直接把苏轼免职了。而此时整个朝堂之上已经没有一个人能为苏轼说话了。王安石让自己的亲戚兼随从谢景温弹劾苏轼，理由是滥用职权。

谢景温扬扬得意地状告苏轼：“在护送其父苏洵的棺木回四川时，苏轼不仅滥用了政府卫兵为其行守卫之职，而且还私自用公家钱粮给苏家买了家具，甚至利用自己乘坐的船只购买了大量私盐用以谋利。”为了证明这一点，王安石还马上派了大堆官员到苏轼一路经过的地方调查走访，向每个见过苏轼的船夫和士兵询问。可惜白的就是白的，再怎么抹黑也变不了黑的，这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苏轼对此次弹劾的唯一评论。

王安石再一次用伪造的新政政绩唬住了神宗，苏轼面临被贬谪的境地。神宗本意是将苏轼作为太守外放，但是王安石与谢景温却不同意，他们想把苏轼放得越偏远越好，以让他永远地远离政治中心。

神宗与王安石的意见相持不下，最后折中把苏轼派到杭州作判官。杭州判官官职微小，但杭州至少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也许在神宗的心里，苏轼终究是忠心可感，人才难得。

苏轼准备离京去杭州上任之时，京师突然发生了暴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事起因是前一年开始实行保甲法，当时士兵一直在京师周边村子里练兵。村子里的居民被要求上缴军备，如弓箭刀枪等，弄得村民人心惶惶，加上谣言四起，传到后来，甚至闹出将派村民上前线打仗的消息。

为了躲避可能被征兵的命运，村民做了不少惨烈的事情，比如自伤手腕，自断手指。为了逃兵役，村民先是示威，后是抗议游行，最后演变成暴乱。在铁血镇压之下，暴乱很快得到平息，但这次暴乱正好发生在韩维任太守所辖的地界，他难辞其咎，自然遭到罢免。

苏轼对保甲法的弊端虽然心知肚明，无奈此时他已经是自身难保，徒呼奈何。

想来韩维一手锦绣文章，一腔忠肝义胆，也只得收拾行装，贬谪外放，时也，运也。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七月，苏轼带领家人离开京师，赴杭州去任职判官了。他别过了血雨腥风的朝堂，虽然心有愤懑，未能一展报负，但也因此收获了一段温软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