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1903年7月15日〔28日〕）

在党纲草案中，我们提出了建立具有民主宪法的共和国的要求，民主宪法应保证“承认国内各民族有自决权”。许多人觉得我们纲领中的这一要求不够明确，所以在本报第33号上谈到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宣言时，我们对这一条的意义作了如下的说明。社会民主党将永远反对任何用暴力或任何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民族自决的企图。但是，无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决的自由的斗争，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真正的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我们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最紧密地联合起来。只有在个别的特殊情况下，我们才能提出并积极支持建立新的阶级国家或者用比较松散的联邦制的统一代替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完全统一等等要求。

我们纲领中对于民族问题的这个解释，招来了波兰社会党的强烈抗议。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一文（1903年3月《黎明》）中，波兰社会党对于这种“令人惊异的”解释，对我们“神秘的”自决之“模糊不清”表示愤慨，指责我们是学理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观点，似乎我们认为“除了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之外，其余什么都与工人无关，因为语言、民族、文化等等都只是资产阶级的虚构”，如此等等。这个论据值得详细地谈一谈，因为它把社会党人中在民族问题上很经常、很普遍的误解几乎暴露无遗了。

我们的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令人惊异”呢？为什么会认为它违背了“本”义呢？难道承认民族自决权就得支持任何民族自决的任何要求吗？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承认一切公民有自由结社的权利，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支持组织任何新的社团，丝毫也不妨碍我们发表意见、进行鼓动，反对不适宜的和不明智的组织某种新的社团的想法。我们甚至承认耶稣会教徒有自由传道的权利，可是我们反对（当然不是用警察手段来反对）耶稣会教徒同无产者结社。《黎明》说：“如果自由自决这个要求能按它的本义来理解（我们至今是这样来理解的），那我们就满意了。”这就十分明显，违背纲领本义的正是波兰社会党。从形式上看来，它的结论之不合逻辑是肯定无疑的。

但是我们不愿只从形式上来检验我们的解释。我们要直截了当地从实质上提出问题：社会民主党应当永远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呢，还是只在某种条件下提出这个要求？这种条件究竟是什么？波兰社会党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总是赞成无条件地承认民族独立。因此，它对要求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制度、主张“完全地无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革命俄国报》第18号《民族的奴役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一文）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脉脉含情，我们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可惜这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它第一百次、第一千次地表明了所谓社会革命党人的所谓党的本性。波兰社会党经不起这种空话的引诱，受到这种叫嚣的迷惑，这证明它在理论认识和政治活动方面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联系是多么薄弱。我们应当使民族自决的要求服从的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这个条件正是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提法的区别之所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的现代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以为民主制可以消灭阶级斗争，所以他们抽象地、笼统地、“无条件地”、从“全民”利益的观点、甚至从永恒的绝对的道德原则的观点来提出自己的一切政治要求。社会民主党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情地揭露这种资产阶级的幻想，不管它表现为抽象的唯心主义哲学，还是表现为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有条件地而且只能在上述条件下承认民族独立的要求，这一点如果还需要证明，我们可以援引一位著作家的话，他曾经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卫护过波兰无产者提出的波兰独立要求。1896年，卡尔·考茨基在《波兰完了吗？》一文中写道：“只要波兰无产阶级着手解决波兰问题，他们就不能不主张波兰独立，也不能不欢迎目前在这方面可能采取的每一步骤，因为这种步骤总的说来同正在进行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相符的。”

考茨基继续写道：“这个附带条件，无论如何必须加上。民族独立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并不是完全密不可分的，不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十分坚决地主张意大利的统一和解放，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1859年反对意大利同拿破仑结成联盟。”（《新时代》第14年卷第2册，第520页）

你们看：考茨基坚决反对无条件地要求民族独立，他不仅坚决要求在一般的历史基础上提出问题，而且正是要求在阶级基础上提出问题。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问题的提法，那就会发现，他们一开始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新莱茵报》曾经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波兰问题，它不仅坚决要求波兰独立，而且坚决要求德国为了波兰的自由同俄国作战。然而，马克思同时也抨击过在法兰克福议会主张波兰自由的卢格，因为他只用“可耻的非正义行为”这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解决波兰问题，而不作任何历史分析。马克思并不是那种最怕在革命的历史关头进行“论战”的革命中的腐儒和庸人。马克思用辛辣的讽刺无情地嘲笑了“人道的”公民卢格，用法国北部压迫南部的例子向他说明，在民主派和无产阶级看来，并不是任何民族压迫在任何时候所引起的独立要求都是正当的。马克思引述了一些特殊的社会条件，由于这些条件，“波兰已经成了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革命的部分……甚至波兰小贵族阶级（一部分还站在封建的立场上）也以无比的忘我精神参加民主的土地革命。当德国还在最庸俗的立宪思想和浮夸的哲学思想中徘徊的时候，波兰就已经成了东欧民主的策源地……只要我们〈德国人〉还在帮助压迫波兰，只要我们还把波兰的一部分拴在德国身上，我们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我们在国内就不能彻底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

我们如此详细地摘录了这些话，因为它们生动地表明，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几乎整个19世纪后半期对波兰问题的提法，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忽视从那时以来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旧的答案，那就是只忠于学说的字句，而不是忠于学说的精神，就是只背诵过去的结论，而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新的政治局势。当时和现在，一个是最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一个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夕反动派十分猖獗、各方面力量极其紧张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当时整个波兰，不仅农民而且很多贵族都是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传统是如此地有力和深刻，甚至在本国失败之后，波兰的优秀儿女还到处去支援革命阶级，东布罗夫斯基和弗卢勃列夫斯基的英名，同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同巴黎工人最后一次——我们希望是最后一次——不成功起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不恢复波兰的独立，民主运动在欧洲确实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当时，波兰确实是反对沙皇制度的文明堡垒，是民主运动的先进部队。现在，波兰的统治阶级、德奥的贵族地主、俄国的工业金融大亨，都在充当压迫波兰的各国统治阶级的支持者。而德国和俄国的无产阶级，同英勇地继承了过去革命波兰的伟大传统的波兰无产阶级一起，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现在，邻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密切地注视着欧洲政局的发展，对波兰人的英勇斗争充满了同情，不过他们也公开承认：“彼得堡现在已经成为比华沙重要得多的革命中心，俄国革命运动已经比波兰革命运动具有更大的国际意义。”早在1896年，考茨基在赞成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包括恢复波兰的独立要求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评语。1902年，梅林考察了1848年以来波兰问题的演进情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波兰无产阶级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恢复波兰的阶级国家（关于这一要求，统治阶级本身连听都不愿意听），那就等于演出历史的滑稽剧：对有产阶级来说这是常有的事（如波兰贵族在1791年就是如此），但是工人阶级却不该堕落到这个地步。如果提出这种反动的空想，为的是吸引那些对民族的鼓动还能有一定反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阶层，让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鼓动，那么这种空想作为卑鄙的机会主义的表现，更应加倍地受到谴责，这种机会主义为了一时微小的和廉价的成功而牺牲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

这种利益绝对地要求在三个瓜分波兰的国家中的波兰工人义无反顾地同自己的阶级弟兄并肩战斗。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建立自由波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只有通过一场现代无产阶级将在其中砸碎自己身上锁链的社会革命，波兰才有恢复独立的可能。”

我们完全同意梅林的这个结论。只是要指出：我们在论证时即使不象梅林走得那么远，这个结论也是无懈可击的。毫无疑问，现在波兰问题的情况和50年前根本不同了。但是不能认为现在这种情况是万古不变的。毫无疑问，现在阶级的对抗已经使民族问题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了，但是，也不能绝对肯定地说某一个民族问题不会暂时地居于政治戏剧舞台的主要地位，否则就有陷入学理主义的危险。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崩溃以前，恢复波兰的独立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不能说波兰资产阶级不会在某种情况下站到主张独立这边来，如此等等。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决不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它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时候，把所有的可能性，甚至凡是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都估计到了。这个纲领丝毫不排斥波兰无产阶级把建立自由独立的波兰共和国作为自己的口号，尽管这在社会主义以前极少有实现的可能。这个纲领只是要求，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不要腐蚀无产阶级的意识，不要掩盖阶级斗争，不要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来诱惑工人阶级，不要破坏现代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统一。这个条件正是全部关键之所在，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才承认民族自决。波兰社会党枉费心机地把事情说成似乎它同德国或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两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否认自决权，否认要求建立自由独立的共和国的权利。并非如此，是他们忘掉了阶级观点，用沙文主义掩盖阶级观点，破坏当前政治斗争的统一，——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看不出波兰社会党是真正的工人社会民主党。请看波兰社会党通常对问题的提法吧：“……我们只能用波兰脱离俄国的方法来削弱沙皇制度，至于推翻沙皇制度则是俄国同志的事情。”又如：“……专制制度消灭以后，我们只会这样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使波兰同俄国脱离。”请看，这种即使从恢复波兰独立的纲领性要求看来也是十分奇怪的逻辑引出了多么奇怪的结论。因为恢复波兰独立是民主演进可能产生的（不过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肯定不会很有保障）结果之一，所以波兰无产阶级不能同俄国无产阶级一起为推翻沙皇制度而斗争，而“只能”用波兰脱离俄国的方法来削弱沙皇制度。因为俄国沙皇制度同德奥等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结成日益紧密的联盟，所以波兰无产阶级就应该削弱同俄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现在波兰无产阶级正和他们在反对同一种压迫）的联盟。这无非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民族独立的见解而牺牲无产阶级最迫切的利益。和我们推翻专制制度的目的不同，波兰社会党所追求的是俄国的四分五裂，而只要经济的发展使一个政治整体的各个部分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要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愈来愈齐心地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支持共同的盟友——沙皇，那么俄国的四分五裂在目前和将来都只能是一句空话。然而，目前在这种专制制度压迫下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四分五裂，这倒是可悲的现实，这是波兰社会党犯错误的直接后果，是波兰社会党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公式的直接后果。为了假装看不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四分五裂，波兰社会党只得堕落到沙文主义的地步，例如，他们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作了这样的歪曲：“我们〈波兰人〉应当等待社会革命，在这以前应该耐心忍受民族压迫。”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劝告，相反，他们自己在为反对俄国境内的任何民族压迫而斗争，并且号召俄国整个无产阶级来进行这一斗争，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不仅提出语言、民族等等完全平等，而且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在承认这种权利的时候，我们对民族独立要求的支持，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只有沙文主义者才会把我们的立场解释成俄罗斯人对异族人的不信任，因为实际上，这种立场是由于觉悟的无产者对资产阶级不信任而必然产生的。在波兰社会党看来，民族问题只是“我们”（波兰人）同“他们”（德国人、俄国人等等）的对立。而社会民主党人则把“我们”无产者同“他们”资产阶级的对立放在首位。“我们”无产者多次看到，当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面前站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是怎样出卖自由、祖国、语言和民族的利益的。我们看到，在法兰西民族受压迫、受屈辱最厉害的时候，法国的资产阶级如何卖身投靠普鲁士人，民族抵抗政府如何变成了背叛人民的政府，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召唤压迫民族的兵士来帮助镇压敢于伸手夺取政权的无产者同胞。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本不在乎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攻击，我们要经常地告诉波兰工人：只有同俄国无产阶级结成最亲密无间的联盟，才能满足目前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的要求，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保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

我们在波兰问题上所说的话，也完全适用于任何其他民族问题。万恶的专制制度的历史，给我们遗留下了专制制度压迫下各族工人阶级之间的严重隔阂，这种隔阂是反专制制度斗争中极大的弊端、极大的障碍。我们不应当用什么党的独特性或党的“联邦制”“原则”使这种弊端合法化，把这种怪事神圣化。比较简单省事的办法当然是走阻力最小的道路，各顾各，“各人自扫门前雪”，崩得现在就想这样做。我们愈是意识到统一的必要性，愈是坚信没有完全的统一就不能对专制制度发起总攻，集中的斗争组织在我国政治制度下愈是显得必要，我们就愈不能满足于用表面“简单”实际十分虚假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既然认识不到隔阂的危害，既然不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彻底消除无产阶级政党阵营内的这种隔阂，那就用不着“联邦制”这种遮羞布了，就不必去解决问题了，因为有“一方”实际上并不想解决问题，既然如此，最好还是让生活经验和实际运动的教训去说服人们：受专制制度压迫的各族无产者反对专制制度、反对日益紧密团结的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取得胜利，集中制是必不可少的。

载于《火星报》, 1903年7月15日，第44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7卷，第218～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