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工业布局调整

军事、贸易、交通等多方面的封锁禁运给新中国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导致其工业布局的调整。

（一）上海企业内迁

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厂的内迁即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其是在封锁禁运等多方面政治、经济环境下，企业生产原料、资金、劳动力、运输和市场销售等因素多重失衡的结果。

首先，资金短缺导致工业维持困难。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直至上海解放前夕，工商资金持续外逃，导致上海的工业运转困难。早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年，国民党政府就将200多万两黄金转移到“台湾”，至1949年1月，又转移出去57多万两黄金，而时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汤恩伯离开上海时又带走了将近20万两的黄金储备。上海解放后，全市接收的原国民党的银行黄金储备只有6000多两。其他原国民党官僚资本所控制的工厂企业也纷纷对外转移资金和物资，如原中国蚕丝公司，其在日本战败后时接收的资产约值6万两黄金，至上海解放时其账面资产已被转移一空。因为资金的匮乏，上海的工厂和企业难以维持。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后第一个月内，开工的工厂仅有1/4，而且大多是半开工，设备利用率也只有30%左右。

其次，美蒋的军事封锁进一步导致上海大批工厂无法维持生产。上海解放一个月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即公然宣布对上海进行武装封锁。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空军开始袭击上海。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计划实施的初期以轰炸居民区及民用设施为主，以造成市民恐慌，制造混乱，破坏社会稳定及打击上海人民的建设信心。后来国民党对上海的轰炸除了以平民聚居区为目标外，还重点针对与民用及工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发电企业。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B-24型、B-25型轰炸机和P-51型、P-38型战斗机共17架，分4批空袭上海，共投下67枚重磅炸弹，轰炸的主要目标是杨树浦上海电力公司、闸北水电公司、南市华商电力公司、何家湾法商水电公司等。其中，担负供应上海80%电力的杨树浦上海发电厂（发电量17万千瓦）厂房倒塌，发电设备2/3被毁，上海市的发电量一下子从15万千瓦降至4000千瓦，造成全市大规模停电。此次大轰炸的两周后，美蒋飞机12架又空袭上海，对闸北水电公司实施了重点轰炸，进一步破坏了上海的电力供应。运输封锁使上海的生产和生活资源紧缺的状况更加恶化。新中国成立初，上海的煤炭储备只够1周之用，全市大米也仅有半月之备，私营棉纺厂的棉花储备量也仅够1个月的生产消耗。而其他用于维持各类工厂企业生产的资料储备也都很有限。上海的工业生产对国外有着很大的依赖性，动力生产所需燃料油的80%、煤的20%需要依赖进口。作为当时上海主要行业之一的棉纺工业所拥有的设备中，有50%以上只能纺20支以上的细纱，而纺这种棉纱，就只能购买美国等生产的原棉。上海毛纺工业所拥有的设备大多数只能纺长羊毛，而这种羊毛的80%需要进口。此外，面粉原料全靠洋麦，造纸业的纸浆完全依靠进口，卷烟业半数以上的烟纸、烟丝都靠外来。在生活消费品中，甚至连500万人赖以为生的粮食也有一大半依靠洋米洋面。上海口岸被封锁以后，物资供应来源直接受到了影响。受武装封锁影响，在外销断绝、内销一时打不开的情况下，不少企业不得不停工停业，并很快由个别厂家发展到整个行业，由中小企业发展到大企业。至1949年7月底，上海全部停工停业的行业有绸缎印花业、地毯业、军装业、长毛绒业、拉绒业、纸盒业等；停工停业75%的有手帕业、玻璃业、手工棉纺业、驼绒业、整理染织业、制镜业等；停工停业50%的有橡胶业、棉纺业、电工器材业等。

1950年2月份美蒋飞机对上海的大轰炸，在严重破坏了上海发电企业的同时，也给上海的工业生产造成了致命的打击。1950年2月25日，陈毅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此次美蒋匪帮对上海的轰炸，确实给我们增加了更多的困难”，“从本月六日，最主要的电力公司被炸后，全市电力即不敷供应”，“二十一日闸北水电公司又遭惨炸”，“因此，工业生产，几大部停顿，除动员全力整修被炸电厂外，并号召全市各机关部门尽量节电，以尽可能的维持工业生产，使不致全部停工”，“惟损失惨重，目前至多能修复百分之四十五，致影响了全市的工业生产。”

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工业生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很多企业因资本外逃而沦为空壳，部分企业因生产资料供应困难而濒于停产边缘，少数继续开工的企业也在封锁与轰炸的破坏下纷纷申请减产和停业。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工厂、商店申请关闭情况见表4-12。

资料来源：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2卷·当代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47页。

面对上述情形，上海新生人民政权制定了相应的对策。1949年的8月3～5日，上海召开了旨在粉碎敌人封锁和克服困难局面的各界代表大会，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饶漱石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了六条工作方针，其中第二条即指出，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实行疏散人员和实行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

工厂内迁计划，得到了内地城市的积极欢迎。相对沿海地区而言，内地工业落后许多。因此，为了加快本地区的工业发展，很多地区在得知上海为了应对困难局面打算工厂内迁后，纷纷表示了积极争取上海工厂企业迁入的愿望。如河南省作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而又发展工业愿望较为强烈的地区之一，一开始即对上海工厂的内迁表现出积极争取的态度。为了争取上海工厂企业内迁中原，河南方面早在上海解放之初，即明确表明了欢迎上海工厂迁入的态度。1949年10月，河南省安阳、开封、郑州市即从当地“交通、原料、劳动人口富足等便利条件”出发，向上海市提出“欢迎机器厂、针织厂、面粉厂、卷烟厂、榨油厂等工业迁入的邀请”。1950年2月，河南开封工商局局长刘明远专程赴上海，上海工商联邀集棉纺等各主要工业举行关于工厂内迁的座谈会，会上刘明远就开封办厂的有利条件向上海各业代表做了详细说明：开封工业基础薄弱，有利于上海企业迁入后的产品畅销。同时，开封是一个工业品和农业品的集散地和交换市场，盛产棉花、花生、黄豆、芝麻、小麦、皮革、猪鬃、羊毛、土硝、土碱等，地处陇海铁路中心，津浦、平汉连接左右，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最适合于机器翻砂、棉纺、毛纺、针织、染布、榨油、面粉、化工原料、卷烟、火柴等厂迁往，而建筑业与地产公司也极需要。各厂迁入后，不但是就原料就市场，而动力也无问题；开封的发电量是三千千瓦，现只用到一千千瓦，豫省政府日后对发电量还预备继续增加，且开封厂房易找，地价也相当便宜，还可任意选择，都构成了工厂迁入的有利条件。其他省份的一些城市也从各自发展需要出发，向上海方面提出了内迁工厂的请求。

面对敌人的封锁和轰炸，为了应对困难局面，上海市向中央提出了工厂搬迁的策略，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首肯。中央调整工业布局和国防安全的考虑使得上海工厂内迁持续开展。为鼓励沿海工厂内迁以就原料和市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特呈准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1950年1月2日起“实行沿海地区工厂内迁铁道运输优待办法。该办法规定凡沿海工厂内迁，华北在京汉铁路及以西地区，华中在安徽、江西东部省界以西地区，华南在江西、湖南、贵州南部省界以北地区，经由铁路运输工厂机器，附属家具及设备满整车（三十吨），并持有工厂所在地财经委员会之证明者，减半核收运费”，“凡不属于前述地区范围以内之短距离内迁超过一百五十公里者，减收运费百分之二十五。一般工厂迁移，仍按铁路运价收费，但如有特殊原因，由厂主详述理由请铁道部审核后，可以酌减运费”。

1950年10月，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帝国主义集团对新中国的态度是政治上孤立、不承认，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以上海为代表的我国沿海诸城市，来自外部的威胁和压力进一步加大。1950年10月，毛泽东主席就曾向华东局做出相关指示，要求“华东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作布置”，之后他又先后多次对加强上海市的空防、海防，以确保上海沿海的安全问题，做出过专门的指示和安排。对于沿海地区国防安全考虑而调整工业布局的打算直接影响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考虑到抗美援朝战争仍然没有完全结束，国际政治环境依然严峻，整体国防安全需要相应调整工业区过度集中于沿海城市的布局现状，中央制定了叫停沿海地区新建或扩建计划的策略。

上海市位属沿海地区，从国防安全而言处于大陆与美蒋集团军事对峙的前沿，但上海又是大陆工业力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工业产值为全国的1/5强。在中央强调出于确保沿海国防安全而调整发展布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上海制订了收缩城市工业的计划。

1953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市召开了华东工业会议，专门讨论并形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关于华东地区工业紧缩与加强的指导原则。大会明确指出，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华东地区在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均不作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区域。但考虑到华东地区具备较强的重工业、轻工业基础，“一五”期间除了确保完成国家规定的相关建设项目和任务外，上海等华东地区在发展规划中要切实用好既有工业发展基础，大力发挥经济潜能，为全国发展积累资金、输送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给全国建设规划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设项目以支持。1954年下半年至1955年年初，因为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制造了新的战争威胁，大陆安全形势和国防前沿的威胁又突然加大，为了防范敌对势力可能发动的突然攻击，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又于1955年2月16日召开干部扩大会议，确定上海采取“积极改造、逐步紧缩”的方针，陈毅在会上做《关于上海改造和建设方针》的报告，认为“上海的工厂应内迁，城市人口应由600万人疏散减少到300万人，上海可以作为一个商港，但不应成为一个大的工业基地”。

在各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从1949年8月起，上海市开始有步骤地把一些过分集中的工厂，按照就近原料、就近市场的原则陆续迁往内地或其他城市。1949年8月21日，“上海私营中国标准铅笔厂将半数机器迁往哈尔滨”，成为上海市“产业界响应政府号召，为粉碎敌人封锁、克服生产困难而内迁的第一家工厂”。1949年9月5日，“上海私营新华、康乐等4家卷烟厂”又“分别迁至郑州、天津、汉口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4个月时间内，“为克服困难，上海市卷烟、火柴、内衣和制药等”共有“10多个行业、20多家私营中小工厂根据靠近原料产地和市场的原则，先后完成内迁”。

1950年之后，上海内迁工厂数量增加，尤其是“二六”轰炸后，全市进行人口疏散，为了寻求安定的生产场所而内迁的工厂企业也相应有所增多，如当时的康乐烟厂、民众烟厂、环球内衣厂、美乐印刷厂、新安电机厂等小企业，短期内全部或部分迁往天津。1950年2月7日《文汇报》报道：“最近本市准备内迁的有二十几个厂，已完全确定了的是信和纱厂（五千纱锭），和全昌正记火柴厂，在劳动局已经成立劳资笔录。已向工商局请求的有华明烟厂、锦华烟厂、三新针织厂。晶华玻璃厂则比较更具体了，劳资双方已在劳动局进行劳资协议中，一俟决定即可迁运机器（该厂已与青岛啤酒厂接洽，该啤酒厂年需酒瓶三百万只，市场问题解决，原料的煤亦近产区，重碱在天津进口便利）。其他在积极筹备中或有迁厂动机的纺织业有：诚德纱厂，拟全部迁新乡；申新五厂部分迁汉口，无锡的锦新纱厂和振兴纱厂亦准备迁河南。烟厂除有大运隆、吉士、中美等厂外，昨日福新、华成也有部分迁厂之议。电机工业方面有开灵机器厂、亚洲电机厂、新安电机厂、华德灯泡厂等家，其他尚有四达实业公司、天山实业公司、宏大纱管厂、华孚锯木厂、大新造纸厂等家。目前已在迁运机器者，有信和纱厂和全昌正记火柴厂。晶华玻璃厂一俟劳资协议，即可拆装机器。在筹备与筹议内迁的纺织业、针织业有五家，卷烟业有七家，电机业有四家，其他各业五家，共计廿一家。”“二六”大轰炸所造成的电力供应严重不足，加速了上海工厂的内迁。而除了一些私营的中小规模工厂纷纷实施或计划实施内迁外，一些规模较大的私营或国营工厂也加入了内迁的行列（见表4-13）。

继上海解放头一年各工厂纷纷响应政府内迁号召，形成迁厂高潮后，1951年上海的困难局面得以扭转，上海工厂内迁的内部动力稍消，但由于前述中央为了调整工业布局和考虑沿海国防安全以及内地工业欠发达城市依然积极争取上海工厂内迁等因素，上海的工厂内迁计划被持续贯彻下去。1951～1954年，估计每年平均有50多家工厂内迁总数在200家以上。整个“一五”时期，上海共有272家轻工、纺织等工厂内迁，平均每年就有50几家工厂内迁。

20世纪50年代以上海市为代表的沿海各城市所属工厂在“贯彻按经济区划合理布局的原则”纷纷内迁。上海和其他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在国家统筹安排下贡献了自己的物力和人力。据统计，到1957年，从上海迁往其他工业建设地区的工人超过了25万，其中2.8万人被作为迁入地的技术人员。

（二）东北工业企业布局的调整

新中国诞生后，考虑到国防建设的需要和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决定在东北北部地区有步骤、有计划地发展制造工业；同时，大力加强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的勘探工作。在辽宁地区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并尽可能发展一些纺织企业，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

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工业的投资重点进一步向东北北部倾斜，尤其是投资新建的工厂几乎全部设在东北北部地区，同时要求“生产方面次要的事业尽可能少办或不办”。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黑龙江地区在1950年前后从沈阳、丹东、营口、瓦房店等地迁入工业企业26家。其中，军工企业10家：哈尔滨第一机器厂（674厂）、建城机械厂（624厂）、建华机械厂（672厂）、庆华工具厂（626厂）、华安工具厂（123厂）、和平机器厂（127厂）、北方工具厂（121厂）、龙江电工厂（671厂）、松江电机厂（423厂）、奋斗化工厂（475厂分出）；机械企业9家：哈尔滨轴承厂、哈尔滨第一工具厂、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齐齐哈尔车辆厂、佳木斯电机厂、哈尔滨电缆厂、哈尔滨蓄电池厂、阿城继电器厂；纺织企业3家：佳木斯纺织厂、牡丹江纺织厂、哈尔滨针织厂；橡胶企业2家：桦林橡胶厂、松江橡胶厂；外加牡丹江造纸厂、三棵树枕木防腐厂。从地域分布看，哈尔滨12家，齐齐哈尔6家，牡丹江3家，佳木斯2家，北安、密山、阿城各1家。从搬迁工厂的种类上看，军工、机械企业和电力企业在所有北迁黑龙江地区的工业企业中占了绝大多数。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很快将战线成功向朝鲜半岛南部推进，东北南部地区的战争危险暂时得到缓解后，辽宁地区再次成为国家对东北投资的重点。1952年，国家在东北地区的投资总额高达10.80亿元人民币。其中，辽宁7.08亿元，黑龙江2.32亿元，吉林1.40亿元。在调整东北地区投资方向的同时，还加快恢复与重建了一些与国防紧密相关的钢铁、能源、机械、化工等工业企业。

出于安全和长远发展的考虑，对东北工业原有布局从空间和结构等方面也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使东北形成了辽宁以钢铁、机械制造为主，吉林以化学工业为主，黑龙江以机械、电力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主的产业格局，为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工业指数，如果1949年是100的话，1950年是68.5，而到朝鲜战争结束前的头一年即1952年，东北的工业指数已经猛涨到了129.4，仅用3年时间就超过了东北工业生产最高值，即1943年的水平。朝鲜战争期间东北工业布局的调整不仅释放了工矿企业的生产潜力，而且使东北工业获得空前发展，促进了东北工业生产力的发展（见表4-14）。

（三）“一五”工业建设的布局

在封锁禁运的背景下，1950～1955年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顾及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并且为了改变西部地区工业的落后面貌，国家实施了“在沿海地区的工业一般不扩建、新建”的方针，这一时期沿海新建企业少，投资比重下降，增长速度缓慢；内地新建企业多，投资比重上升，增长速度较快。“156项工程”主要分布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长春、沈阳、抚顺、包头、西安、洛阳、太原、兰州、成都、武汉、株洲等城市。106个民用工业企业中，有50个设在东北，32个设在中部；44个国防企业中有35个布置在中西部地区，其中21个安排在川陕两省。当时的布局主要出于以下考虑：①就近资源。冶金化工企业安排在矿产资源和能源充足的地区；机械工业安排在能源、原材料产地附近。②有利于改善落后地区经济面貌。③国防安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沿海与内地投资比例46.7%∶53.5%的基础上，1958、1959年内地投资比重增加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内地投资平均超过了60%，其中1958年内地投资的比重为50.76%，1959年投资的比重为63.81%。

按照计划安排投资的“一五”时期实际完成投资，辽宁省是投资最多的省份，所占比重为33%；其次投资比较多的省份是黑龙江、陕西、河南、内蒙古、湖北、吉林、甘肃和山西，这8省的计划安排投资达1381287万元，占68.4%，实际完成投资1278524万元，占65.0%；其中，“一五”时期完成投资为627821万元，占58.6%。

通过“一五”时期重点工业建设项目“156项工程”以及为其配套项目的建设，我国工业布局迅速展开。由于一个重点项目可以带动所在地区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城市建设，也便于城镇人口就业，因此，“156项工程”在各省的布局，极大地促进所在省经济的发展。随着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大陆辽阔的国土上，特别是在大规模建设工业企业的京广路沿线及京广路以西地区，出现了许多新工业城市、新的工业区和工人镇。许多过去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城市，已逐步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如哈尔滨、长春、包头、兰州、西安、太原、郑州、洛阳、武汉、湘潭、株洲、重庆、成都、乌鲁木齐等。全国共新建了6个城市，大规模扩建了20个城市，一般扩建了74个城市，如表4-15所示。

这样的布局，一方面，导致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极大地促进了内地工业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全国的工业布局；另一方面，造成沿海地区投资不足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感觉到对内地建设的过多关注势必影响沿海工业的巩固和发展，使其原有的优势得不到很好的发挥，于是指出：“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局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1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的工业布局注意了投入产出问题，国家的投资兼顾了见效快、效益高的东南沿海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