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权力,人所欲也

所谓阳谋,就是根据现有条件,在不影响别人也不依赖别人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光明正大地通过改变自己的资源配置,来达成自己的目标。通俗点说就是:立足自身,固本培元。

而所谓法制,就是要把大到国家行为、小到个人言行,都纳入一个明晰、公开的法律体系当中,统一加以规范。

大禹治水:掌握实质性权力

所谓“权力”,说得直白点,就是你可以让别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比如领导有权要求我们加班,国家有权向个人征收财物作为税款。这就是权力的实质,也是权力的可怕之处。

掌握权力,光靠一纸委任、一个图章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话题,咱们需要从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治水开始说起。

我们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也知道舜把权力禅让给大禹,然后禹传子开始了家天下的模式。事实上,从古至今,权力永远也不会这么轻松就可以获得。大禹治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掌握实质性权力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永远不要奢望别人会把权力主动交到你手里。

在四千多年以前,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完全是两回事。那个时候全球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二到三摄氏度,西北地区到处是原始森林,河南省遍地跑着犀牛和大象,北京二环能看见野生鸵鸟,黄河里游着两三米长的大鳄鱼……气候温暖湿润不缺水,不但不缺,而且还经常发大水。现在考古发现的遗迹,基本都和古代的文献对应得上,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当时确实发生过大洪水。

所谓“大禹治水”,其实就是对黄河的全流域治理。因为局部河段整治根本防不住大洪水,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政府才设立“国家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黄河全流域治理即便是放在现在,也绝对是国家级的大工程,而在四千多年以前,这个工程更是需要集中华夏族的全部力量才能搞起来。

当时还没有国家的概念,人们都是以部族为单位凑在一起过日子。大禹既是黄河全流域治理的总指挥,也是他自己部族的首领。在治水过程中,大禹肯定要协调沿河的各个部族,于是就建立了最早的上下级服从体制,所有部族都必须听大禹的命令;参与治水的这些人肯定要脱产,他们的吃喝就只能靠其他人来保障,于是产生了最早的税收;治水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不服管的部族,管不服就得开打,于是大禹就建立了最早的常备军;要治水肯定得勘察地形,这一趟下来,等于是做了最早的国土普查;勘察完了,为了便于管理,大禹把这些土地分为九州,这就有了最早的行政区划;治水过程中肯定会有不少人偷奸耍滑,既要惩治这些人也要为其他人立规矩,于是就又有了最早的司法体制;大水退了之后,需要重新划分土地搞灾后重建,于是有了最早的土地所有制度——井田制。

大禹治水一共治了十三年,十三年下来,大禹不光治理了黄河,建立了威信,也在自己手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权体系。这套体系包括职业官僚、手工匠人、职业军人等,这些人都不再下地种田,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大禹手中的这套体制。当大伙都依靠你才有饭吃的时候,你就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实质权力。这就好比现在的一个团队,其中总会有几个技术方面的灵魂级人物,一旦离开他们,很大一部分项目将进行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们名义上是什么职务,实质上的发言权往往都会多过其他人。反过来,从团队负责人的角度来看,应该尽量避免团队的生存完全依赖一个灵魂人物,最好是能保持两到三个技术核心人物,否则负责人就会面临名不副实的问题,管理必然会出现混乱,于人于己这都不是好事。当然,这种“牛人”太多,也同样不利于团队运作,这一点我们日后会说到。

除此以外,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也拥有了自己坚定的政治盟友——伯益部族,这个部族的后代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就是他们建立了大秦帝国。

大禹和他父亲鲧能指挥治水,除了个人才智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禹部族是当时最强大的部族之一。伯益部族在实力上与禹部族则不相上下,而牢固的基本盘和牢固的同盟者,恰恰是实质性权力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今西方国家的总统大选经常搞得充满悬念,可是资助这些政治家的大财团,翻来覆去其实就是那么几个。万变不离其宗,这些大财团之间往往有比较稳定的同盟关系,这其中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大财团的掌控者们未必会在政府中担任什么职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国家事务施加影响力,做官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手段问题,做不做完全看具体的需要。

在职场,必要的人脉和盟友对权力而言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众多空降下来的管理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基本盘和盟友,那么必然会导致权力难以名实相副。

一直以来,说到禅让,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近乎理想的权力交接过程,其实真实情况远没有这么美好。有人的地方必然就有政治,有政治就必然有斗争,从古至今,这一点从未改变过。舜帝并不是在治水完成以后就主动让贤的。那个时候帝王是靠各部族公推出来的,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选举,只不过那时是以部族为单位来进行投票的。大多数部族都选择了支持大禹,这才有了后面的禅让。而这个支持,正是由于在此之前大禹已经掌握了实质性的权力,可以影响到各部族的利益得失。

治水成功以后,大禹随即在会稽山召集诸侯,由他来主持祭祀天帝。在古代,组织祭祀是权威性的体现,其实现在也一样,农村祭祖,主祭的肯定是家族里最有威望的长辈。当时舜帝还在位,从法理上说,大禹的这个行为是不合规矩的,甚至可以视为僭越,可是诸侯们谁也没说什么,都乖乖地去了。唯独防风氏这一族,也就是现在汪姓的先祖,他们不服气。但他们也不敢不来,只能用故意迟到,不痛不痒地“怼”了大禹一次。

大禹的处理方式却异常激烈,他直接下令把防风氏的首领处死,然后将尸体大卸八块。这个处置手段同样是不合规矩的。理论上说,大禹和防风氏首领是平级的,他们是两个不同部族的首领。可是大禹就这么干了,而且各路诸侯对此都予以默认。这就是实质性权力的威力,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不需要任何程序上的支持。一旦领导者的地位在事实上被架空,千万不要指望纸上的程序可以帮到你什么。

大禹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意在立威。权力的实质不是你能做你想做的事,而是你可以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这一点,从古至今同样从未改变过。要真正掌握权力,你总要有那么几次做“恶人”的时候,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一些处于中层的管理者,出于个性或是不想得罪人的考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做“善人”“好人”。可是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权威性却在一点点被削弱。因为你背离了权力的本质,权力自然也就会背离你。

会稽山祭祀之后,大禹很快就有了新的举动。他把华夏各部族组成联军,向南方的三苗部族开战。三苗是华夏族之外的南方蛮族。随着战争的爆发,在治水期间形成的国家机器再一次发挥出了效能。众多的官员和军人通过战争获得了战功,进而获得了奖赏,而这些奖励,最终又是从禹王手里获得的,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大禹的忠诚度。

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其实权力也一样是喜动不喜静,或者说,权力在于折腾。对于被管理者而言,权力的表象其实就是“赏罚”两个字,无论是赏还是罚,都只有动起来,只有开始做事才有从谈起。过分地强调“萧规曹随”“无为而治”,最终必然会侵蚀你手中的实质性权力。因为在众人看来,大家无非是按规矩做事,按规矩吃饭,没赏没罚,管理者的存在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从保持权威性,还是保持团队活力来考虑,每隔一段时间,管理者适当地给大家找点事做,无论这些事是否有实际的意义,对团队来说都不会是一件坏事。

当大禹接替舜帝成为新的华夏族首领已经毫无悬念,之后舜帝的所谓禅让,实质上不过是走了一个法律层面的程序而已。

我们总结一下会发现,名义上的权力来自上层,而实质性的权力则来自下层:你需要能让跟着你的人有饭吃有钱拿;你需要拥有必要的人脉网络;你需要在关键时刻敢于做“恶人”。而即便获得了实质权力,也需要时时动一动,做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而在四千年前,大禹恰恰完美地践行了这几点,最终他取代了舜帝,成为华夏族最后一个公推的首领。之后他又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威,打破惯例,直接将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血统传承的朝代——夏朝,由此诞生。

·注·

准确地说,在当时,牵头联合治水的是一个由四大部族组成的联盟,他们的首领分别是:居于领导核心的禹,以及契、稷、伯益。有意思的是,这四位正分别是后世夏、商、周、秦四朝的先祖。

治水工程完结之后,四大部族都接受了舜帝的赐姓:禹部族姒姓;契部族子姓;稷部族姬姓;皋陶、伯益部族嬴姓。

最早的“姓”与后世所言并不是一个概念,这是一个贵族才有的概念,普通人是没有“姓”的。此外,“姓”由一族人所共有,一族有姓,即说明他们对所在区域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荣誉和权力,也就是说,姒、子、姬、嬴四族是当时中国最为显赫的大族。

至于所谓某某氏,其实要看你所在的地方,比如商鞅,最早在卫国,所以叫卫鞅,得了商於封地以后,就改称商鞅。

又比如始皇帝嬴政。武王灭商以后,因为嬴姓部族站错了队,被周人流放,其中一支到了后来的赵国,所以他们就是嬴姓赵氏,另一支去了后来的秦国,严格来说就是嬴姓秦氏。有人认为嬴政其实应该叫“赵政”,其实在他回国以后,叫他“秦政”可能还更靠谱一点。当然,作为王室成员,当时人家真正的称谓应该是“秦王子政”,继位之后,就该叫“秦王政”。

同理,《封神榜》里著名的反派“崇侯虎”,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个称呼并不是说他姓“崇”,真正的意思是:崇国国君、爵位为侯爵、名“虎”。

不过为了不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混乱,所以书中的称谓都是按照我们通常的习惯来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姓氏体系自春秋时代就开始趋于模糊,到战国后期,已经基本实现了姓、氏融合,人人有姓(日本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人人有姓)。

纣王自焚:背锅侠能力太强

有一部爆火的国产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人气最高的角色不是配角就是反派,比如著名的背锅侠李达康书记。我们这里也要说一个背锅侠的故事,主角就是背锅侠的祖宗商纣王。我们印象里的商纣王,既是暴君又是昏君,从周武王灭商算下来,纣王的这个锅一背就背了三千多年。

多数人对商朝和纣王的印象都是从电视剧《封神榜》里获得的,用现在的时髦说法,《封神榜》应该叫“大型玄幻仙侠古装剧”。它的原型《封神演义》(也称《封神榜》)只是一部小说,作者许仲琳是明朝人,距离纣王的年代差着小三千年。《封神演义》是根据民间传说来写的,拿它看商朝和拿《西游记》看唐朝一样不靠谱。

按照周秦时代的文献记载,历史上真正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少有的“牛人”。史书对纣王是这么描述的:博闻广识、反应机敏、能言善辩;孔武有力,能赤手空拳制服猛兽。简单概括就是文武双全,而且很可能还是个偏硬汉形象的大帅哥。这样一个能力不凡的君王,为什么最后却落个国破身死的下场呢?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要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要先把几个概念明确一下:品行、能力、实力和大环境。

事实上,品行好、能力强的人从来不是理所应当就该成功的。对于一个君王而言,私德这个东西,讨论的意义并不大,他好不好色,生活奢不奢侈,其实跟国家治理得好不好没太大关系。所谓家天下,整个国家都是他们家的,从动机上说,无论如何,他都没有理由祸害自己家的产业。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如果抛开能力而言,君王的私德再好也惠及不了几个人,不好也祸害不了几个人,真正能影响一国的,是看他能不能协调好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平衡。对普通人而言,我们当然绝不能忽视道德的价值,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对一个人道德的评判绝不能代替对他个人能力和利益取向的判断。而对一个管理者来说,用一个“好人”和用对了人,往往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关于能力,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商纣王的个人能力其实是非常强悍的——能文能武。

至于实力,从现今出土的文物和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商朝的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远远强过周,问题是,国家的实力强不等于国君的实力就一定强。夏商周时期的国家其实就像是现在的股份有限公司,国君就是董事长,贵族是董事会的大股东,但是董事长手里的股权比重其实并不大,远远达不到对什么事情都能一票否决。我们前面一直强调说,两三千年前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其实更接近现在人的生活状态,因为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领导者都很少能做到说一不二。

而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大环境上。商纣王从他父亲子羡手里接手这个全中国最大的股份公司的时候,其实公司的情况并不怎么好,甚至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东面有东夷族不断叛乱,西面的西岐,也就是周方国,也开始蠢蠢欲动。最早的时候,周和商的关系有点像安禄山和李唐的关系,所不同的是那个时候周的自主权更大,算是一家小公司对另一家大公司参股,商连控股权都算不上。

初期两家基本算是相安无事,随着周的实力越来越强,商开始坐不住了,最终两边的关系彻底破裂。周文王姬昌的父亲季历就是死在商纣王的爷爷文丁手里的,两家至此成了世仇。

而商朝内部,用现在的话说,当时正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的问题。贵族把持着国家大部分的财富和政治权力,百姓的不满情绪在不断积累,而最终要为这个局面埋单的只能是纣王他们一家。

纣王登基以后,很快就在内政外交上有了一系列的新举措。对外,开始集中力量征讨东夷族叛乱。我们知道,任何时候,对国家和企业而言,两线作战、腹背受敌是最麻烦的。这种时候,把握好时间差,集中力量先解决掉相对弱势的问题可能是最好的方案,虽然这样明显带有赌的性质,但是至少赢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不赌,那就只能等死。而且这个时候商的实力不弱,早赌好过晚赌,再晚几年,国家在众多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拖累下,可能连赌的资格都没有了。

这就牵涉到了另一个问题——内政。纣王登基以后,随即开始对垄断政治资源的贵族下手。当时商朝的官位事实上已经都成世袭的了,丞相的儿子还是丞相,将军的儿子还是将军。纣王登基以后,一方面打压贵族出身的官员,一方面开始大量从平民甚至奴隶阶层选拔人才,同时还宣布,贵族的奴隶只要进入朝歌,就可以算自由民。这从人性、从文明角度来说显然是历史的进步。而当时纣王的考虑,应该说更具体,从草根阶层选拔人才,可以给早已腐朽的官场注入新鲜血液,打破既得利益阶层对权力的垄断。而奴隶在当时,本质上是贵族重要的私有财产,给奴隶自由也是在削减贵族手里的资源。《封神榜》里说纣王滥杀大臣,原因追根溯源其实就是从这来的。

除此以外,纣王还开始逐渐减少祭祀活动。那时候,人们一度非常迷信神鬼,当时大到打仗,小到盖房子都要占卜,这导致祭司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就算国君心知肚明占卜是怎么回事,可是为了稳定人心,占卜是不能废除的。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件事最后能不能办成,很大程度上全凭祭司的一张嘴,他要是说占卜结果是“大凶”,这事还怎么做?之前的历代商王都是以妥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到了纣王这一代,已经没有时间也没资源来和稀泥,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硬“怼”,直接宣布所有人都不许再信这一套,这件事按现在的说法应该叫“移风易俗”和“反对封建迷信”。可以说商纣王的眼光非常准,他的几项改革措施都直击要害,可是正因为他看得实在太准了,才导致了后面一系列悲剧。

纣王登基以后,随即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弊政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早已驾轻就熟的获利工具,你把它革掉实质上就是断人财路,对上层而言,这可比杀人父母都要严重。在和贵族的权力斗争中,纣王已经对不少元老大臣开了杀戒,可照样还是压制不住对方的反扑。前面我们提过,商朝本质上就是一个股份公司,而商纣王作为董事长根本做不到绝对控股。

就在这个时候,周武王开始率军东进,这就是后世所说的武王伐纣。在出兵之前,周武王姬发给纣王列出六条罪状:

1.好喝酒;

2.听信妇人言;

3.自信有天命;

4.不祭祀神明祖先;

5.不重用贵族;

6.任用“小人”。

前面几条显然都是拿来凑数的,关键在于后两条。在古汉语里,“君子”和“小人”的意思最早不是说道德水准的好坏,而是指社会地位,所谓小人其实就是指草根阶层。周武王的这几句话显然不是说给自己人听的,而是说给商朝的贵族们听的。他是在提醒这些贵族,纣王才是那个断了他们财路的敌人。周武王的话还有一层意思,既然我说纣王的改革举措是错的,那么今后如果我得了天下,就会把纣王的改革废除掉。果不其然,大量的商朝贵族背叛了纣王,这里面级别最高的是商纣王同父异母的哥哥微子。

众多贵族官员的叛变,导致了商王朝的国家机器彻底瘫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周的好几万军队从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出发,一路连打带杀,不远万里推进到河南新乡。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大的动静,纣王却一直被蒙在鼓里,始终把主力军队放在东部和东夷族打仗,唯一的解释是,朝廷内部已经没几个真正的自己人了。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纣王临时拼凑军队和周的军队进行了一场极为惨烈的决战,也就是牧野之战,“流血漂杵”这个成语说的就是这件事。战败后,纣王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君王的最后尊严,选择和自己最心爱的两个妃子一起自焚而死。人要是想自杀,其实办法很多,自焚是最痛苦的一种。纣王之所以选择这么惨烈的死法,就是为了彻底毁掉自己的尸体,让周武王连拿着自己首级炫耀的机会都没有。

分析到这里,我们发现商纣王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正确的,可历史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无奈,正确的未必就一定能够成功。商朝的种种政策弊端已经累积了数百年,各既得利益阶层早已是树大根深,彼此的关系盘根错节,甚至连商王室都是这个利益关系网中的一员。这就好比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人,如果保持现状,就会被疾病慢慢吞噬掉生命,可如果上了手术台,结果很可能就是直接毙命。

年轻人刚刚步入社会,往往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处的企业里面到处都是毛病,而且这些问题都是显而易见的,要纠正似乎很容易。那么,为什么没人去做呢?通常情况下,很多人开始在有关责任人的道德、能力上找原因。如果对照发生在三千年前的故事,我们发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单靠几个人,无论是明君还是能臣,其实都改变不了大局。个人能力自然是不能缺少的,但归根到底,要想改变点什么,首先要有合适的大环境和足够的实力。最先需要改变的是众多人的利益关系,这里面所涉及的人越多、利益关系越复杂,改革的难度也就越大。从古至今,莫不如此。成功的变革就是逆天改命,而这样的案例,历史上也的确是存在的。

吴起之死:权力的理解偏差

前两年曾经有一部非常火爆的古装剧《琅琊榜》,里面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主角——梅长苏。所谓“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文能帮你算计皇兄得大位,武能以少胜多破危局,而且还有情有义有情怀。其实在历史上,还真有一位在设定上非常接近“江左梅郎”的人物,就是战国初期的吴起,他身上甚至比小说里的梅长苏,更多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吴起的一生,概括下来就是:大荣大辱、大无大有、大起大落。战国时期数得上名字的学派,他一个人就占了三家——儒、兵、法。论儒家,他的老师是曾子——地位不亚于孔孟;论兵家,吴起一生大战七十六次,无一败绩,还差点把秦国灭了国,春秋战国时代唯一可与他比肩的,只有后来的战神白起;论法家,吴起在中国法学历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和李悝、商鞅、韩非子相提并论。

之所以说吴起是大荣大辱,是因为吴起的一生背负了太多的非议和误解。而究其根由,很可能和他当初在鲁国的经历有关。

吴起出生在卫国的一个富裕家庭中,家境富而不贵,有钱没门路。论出身吴起远不如作为皇帝外甥的梅长苏,但这样的家庭,让他有机会得到比平民子弟更好的学习环境,同时天天看着父母操持家业,耳濡目染之间,他也更能理解,个人奋斗所需的是坚韧。

但是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对比那些贵族高干子弟,用《人民的名义》里的话说,就是天然缺乏政治资源,也就是人脉。此外,他们对于“权力”“权谋”的理解,对比贵族子弟,首先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个问题的存在,很可能就决定了吴起后来的结局。

卫国是殷商后裔,民风富有商业精神,老百姓脑子普遍比较活泛,国家也很富裕,所以比较容易出人才。但是从政治上来看,这个国家不过就是一个上层早已糜烂不堪的小国,阶层固化,统治者毫无进取之心,在“国际”上毫无影响力,根本无法给人才提供发展空间。以吴起的出身,在这种环境下要想做官肯定是门都没有。可少年的吴起,却不甘心做个富家翁,而是立志要从政。

在求官的过程中,吴起花光了家里的钱,结果一无所获,有一次还遭遇了“校园暴力”,被十几个恶少同学给堵在了半道上。这种斗殴是最容易出人命的,吴起手上出了人命,于是他只能跑到临近的鲁国。

这次逃亡,却意外地让吴起因祸得福,他先是拜在了曾子门下为徒,后来又娶了齐国大夫田和的女儿为妻。曾子是儒家大师,而儒家对道德又非常严苛,仅从这点上说,我们就可以相信,吴起在卫国时根本不会有那些传说中的道德污点。结果好景不长,吴起很快就和自己的老师闹翻了,从后面他在兵家和法家上的造诣看,闹翻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学术分歧。但曾子给出的理由是,吴起母亲死了却不回去奔丧。吴起是因为杀了人跑出来的,他能回得去吗?

吴起在鲁国又待了些日子后,齐国大军准备打鲁国。当时,鲁国的情况其实比卫国好不到哪儿去,都是人畜无害的小国,内部也都谈不上政治清明。而齐国在当时是超级大国,所以这场战争对鲁国来说是灭顶之灾。对于腐烂、僵化的系统而言,危机是唯一可能让他们回归正常的东西。那些靠裙带关系上来的贵族子弟,谁也不愿意去领兵抵抗,因为他们承担不起战败的责任。这就给了吴起机会,让他成了鲁国的领军大将。

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草根逆袭”究竟有多不易,吴起最多只能算是准草根。你的本事必须远远超乎常人,而你的机会,很可能是那些肉食者碰都不愿意碰的“垃圾股”,而即便如此,你也仅仅是“可能”成功而已——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些励志鸡汤太当回事。

吴起率领两万军队,奇迹般地打败了齐国的八万大军,一时间声名大振。结果等待他的不是奖赏,而是鲁国上层对他的集体批判,而这些批判,无一例外都是在拿道德说事。从古至今,国家也好,企业也好,都始终应该秉承一个处世铁则,就是德需自律,而不能律人。因为道德这个东西根本无法量化,甚至无法得出统一的结论,我们看看如今网络上的种种关于道德的争论就该清楚。反过来说,拿道德说事,就很可能怎么说都有理。只拿道德说事,往往意味着在实际利益或是法律层面,对方根本挑不出毛病,而这还没考虑造谣的可能性。

最有意思的是,所有关于吴起道德污点的记载都来自鲁国。那问题就来了,吴起先前在卫国好好的,在魏国、楚国也没什么丑闻,可偏偏在你鲁国这个君子之国,就完全是个“人渣”,这符合逻辑吗?

如果你所在的企业,内部道德流氓横行,高层成天务虚不务实,那么这样的企业,只要不愁吃饭,不留也罢。我们自己在为人处世上,也要尽量避免形成过分的道德“洁癖”。对于领导者来说,如果你身边有人用和业务无关的私德问题来向你“控诉”他人时,你首先需要警惕的不是被举报者,而恰恰是这个举报人。

吴起一气之下去了魏国。那时候,人们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本质上和现在跳槽的性质差不多,更别说吴起就是平民,和国君连亲戚都算不上。当时魏国的国君正是一代雄主魏文侯。吴起在魏文侯麾下,先是做了河西郡太守,光靠十万魏军,就把当时尚有二十万军队的秦国折腾得奄奄一息,差一点就宣告破产。后来吴起做了魏国上将军,对魏国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职业化军队魏武卒。我们知道,同样职业化的斯巴达勇士,真正能打仗的其实也就万数来号人,而吴起组建的魏武卒一共是五万人,他们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以平局告终。

吴起还写了实际价值超过《孙子兵法》的《吴起兵法》。《吴起兵法》里面主要讲的不是什么哲学思想,也不是计谋技巧,而是军队的制度建设和保障。任何竞争,归根到底都是实力的比拼,魏国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体量和实力都已经足够大了,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自己不出错,只要不出错,那么你就可以靠实力优势压垮一切竞争者。今天我们的企业管理者,看看《吴起兵法》,或许会比看看随处可见的《孙子兵法》更有现实意义。

吴起对下属的管理就是冰山烈焰。一方面,他可以和最基层的士兵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下属始终保持应有的尊重。言必信,信必果,“徙木立信”最早其实就是吴起搞的,后来商鞅只是照着学了一遍;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军法,吴起执法毫不留情,只要是违犯军纪、不听号令,即便是取胜了,那你回来也必死无疑。一次违纪所带来的侥幸胜利,绝对抵偿不了纪律松懈所带来的破坏,所以从理智上说,特事特办并不算什么聪明的选择,因为此例一出,下必为例。

而随着吴起位极人臣,他对权力和权谋理解浅薄和理想化的缺陷,开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一般说来,人的精力有限,做事和做人,有一长必有一短,能做到“佛心鬼手”的,少之又少。吴起的福星魏文侯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魏武侯成了吴起新一任的董事长,这样一来吴起就成了前朝老臣,而且威望和实际权力又都非常大。这种情况下,新老板对这位老员工自然不太放心。国君要把公主许配给吴起,结果吴起拒绝了老板的好意。吴起的这个举动进一步强化了新老板的疑心,再加上一堆新贵的排挤,没过多久,他就无法在魏国立足了。

此时距离吴起离开家,已经有三十多年,按岁数说,吴起这个时候正好处于职场中的“舒适区间”。可是这三十年他也没闲着,不但兵家老本行一点没扔,还从魏国老丞相李悝那学了全套的法家理论。由于他不停地扩展自己的能力,从魏国高管的岗位上离职以后,他很快就又在另一个大企业楚国谋得了CEO的职位。

吴起在楚国,从之前指挥打仗的将领,一下子提升成了令尹,随即开始了变法,对楚国进行改制重组。原先的楚国其实更像是一个松散的股份制公司,包括国君在内,所有股东都只能算参股,这种情况下扯皮就是难以避免。而吴起要做的,正是改变这种局面,让楚悼王能够做到绝对控股。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改革,归结起来说,本质上和商纣王所做的差不多,那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绝对正确的事。简单概括起来,吴起所做的事就是强化中央集权、打击既得利益阶层、向底层平民释放利益。比如说削减贵族封地,打破爵位世袭,建立职业官僚制度——放在企业就是职业经理人制度,打击游说集团——也就是俗称的“掮客”。楚国的很多大家族要是追溯起来,历史可以追到殷商时代,绝对算得上是树大根深。而吴起作为一个外来户,除了楚悼王的支持,根本没有自己的基本盘。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变法开始不久,支持吴起的楚悼王就突然病逝,当时吴起正在外指挥打仗。如果吴起真像传说中那样是个极度自私的小人,这个时候赶紧逃亡,或者干脆率军反叛,才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吴起却选择了回国都奔丧,而此时,几大家族都已经设好了伏兵要截杀他,这一去绝对是有去无回。在楚王的灵堂上,几百名弓箭手包围了吴起,而吴起却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一下扑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一阵乱箭之后,两个人的尸体被箭牢牢地钉在了一起,无法分开。

因为侮辱了楚王的尸体,十几户参与暗杀的贵族被全族诛杀。在最后一刻,吴起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企图保住改革的成果,同时也结束了自己比小说还精彩的人生。若论情怀,吴起并不比屈原差,只不过他所忠于的是自己的功业和理想,即便如此,楚国最终也不过是八分旧,两分新。

我们总说“命运”,大到一国,小到一个机构,利益格局其实就是“命”,而人才是“运”,改革改的不是运,而是命。任何变法从根本上说都是利益关系的改变。如果改革仅仅靠一个人的决心和才智,那么无论他多强悍,最终都是难以完成的。改革之难,就难在“逆天改命”。

韩非入秦:阴谋与阳谋

之前我们说李斯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李斯在齐国稷下学宫荀子门下留学时,有一个富二代的同学韩非,学成毕业以后,李斯和韩非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当李斯还在吕不韦门下兢兢业业做一个小助理的时候,韩非已经回国潜心钻研学问去了——普通人需要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在他那里是根本不用考虑的。

几年以后,韩非发表了他的学术著作《韩非子》,一时间成了著名的国际学者,在法家学术界的地位,甚至可以和李悝、商鞅、慎道这些人比肩。而秦王嬴政也是韩非的铁杆粉丝。

嬴政亲政以后,秦国吞灭六国的战略也已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韩非所在的韩国,是六国里国力最弱的一个,这个国家恰恰又地处战略要冲。很自然,韩国成了秦国的第一个目标。

在秦国备战的同时,嬴政给韩王下了通牒,要求把韩非送到秦国来,这就和拿着枪出去抢劫一样。韩国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把韩非送到秦国。而韩非一到秦国,就被嬴政奉为上宾,成了秦王的高级顾问。

嬴政之所以在开战之前把一个敌国的王族子弟拉过来,可能有两层考虑。从理想层面说,嬴政确实是惜才爱才,把韩非强行要过来就可以避免在后面的灭国大战中波及他,而且还不会给韩非制造道德压力,因为他是被韩王迫于压力送到秦国的,和他本人没关系。

从现实考虑是,当时嬴政身边确实缺人。蒙恬、蒙毅兄弟虽然和嬴政关系很近,但毕竟是军人,不能干政。廷尉李斯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占了一个先到先得的便宜,嬴政当时不用他也没有更合适的人了。朝堂上一眼望去,基本就是吕不韦留下的老班底,这些人的政治诉求和吕不韦没什么不同,比如像丞相王绾,动不动就想着逼宫改制。

秦孝公有商鞅辅佐,秦惠文王有张仪辅佐,秦昭襄王有范雎,嬴政何尝不想身边有一个相才可用。韩非是商鞅之后的又一个法家大才,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不好说,做高级顾问出谋划策是足够了。而且他和此前的商鞅、张仪、范雎一样,都是外国人,和秦国内部的各派势力没什么利益瓜葛,可以让朝堂格局变得对嬴政有利,灭韩国,韩非也无须再背负道德压力,所以从理论上说,韩非确实可以为秦所用。

战国时的文化氛围,还不存在无条件忠诚于谁的问题,人们普遍崇尚实力,看重实际利益。一个人从一国到另一国,其实和公司人员跳槽的性质差不多。韩非是韩王室成员,你让他和韩国为敌确实不太可能,但如果过了这一关,其他的就不是问题了。

应该说嬴政这个考虑是很合理的。假如得以实现,以韩非为相,或许就可以避免统一后王绾几次三番带着群臣逼宫,让秦廷矛盾激化。之后的焚书坑儒、国家投资过热等一系列悲剧,也可能会改写。

然而历史终归是不能假设的。韩非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履行起高级顾问的职责,开始主动献策。韩非力劝嬴政先别打韩国,这个倒是还可以理解,毕竟那是他的祖国。可是韩非力主秦国南下灭楚,这就完全是不怀好意了。后来的情况说明这真的是不怀好意,秦在先后消灭掉韩、赵、燕、魏四国,后方及侧翼基本无忧的情况下,以李信率二十万大军攻楚都以失败告终,最后由资历最高的王翦率军六十万军队,历时一年才摆平了楚国。

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秦国真要是一开始就打它,到时候谁灭谁恐怕都两说。更要命的是,当时不少秦国高官真信了韩非的话,朝堂之上形成了两派完全相反的意见,导致秦国的灭六国准备工作,因此停滞了有两三年。

一个人说了不正确的话也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吗?答案是:真的有,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一些完全反常识的话,如果是通过某些专家学者的嘴说出来,即便再不合理,很多人也会相信,久而久之,“专家”“学者”在一些场合就干脆成了贬义词了。

事情不止如此。韩非还以私德不检为理由,力主嬴政杀掉负责情报工作的大臣姚贾,这位差不多就相当于现在美国的中情局局长的角色。韩非的这个提议还真有人跟着应和。

嬴政慢慢感觉到苗头不对。

其实韩非入秦,就是一名战略间谍。这是他的自作主张,还是韩国官方的谋划,无从得知。如果韩非仅仅像徐庶入曹营那样,不献一策,那嬴政多半会一直养着他,可是他所力主的优先攻楚,假如真的做起来,很可能会重创秦国,届时即便秦国能挺得住,在嬴政这一辈上,也基本没可能再有作为了。

韩非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秦的国家安全,嬴政再爱才,到了这一步,也只能处死韩非。传说中李斯因为嫉妒韩非而杀了他,这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即便你是廷尉,要绕开秦王和整个秦国司法体系,去做掉这么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人物,这难度和风险都实在太大。当然,促使嬴政下决心杀韩非,在一旁推波助澜这种事情,依照李斯追求绝对安全感的个性,倒是真做得出来。

韩非这件事做得对不对,我们还真没法评价,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以上帝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如果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也不能把“忠诚”看做是一种罪恶,只能说这是他的选择。

回顾战国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企图靠阴谋来扭转乾坤的事,韩国人其实不是第一次干了。更著名的一次,是派经济间谍郑国到秦国,说服丞相吕不韦上马郑国渠工程。韩国人想的是,靠这个工程拖垮秦国的财政。结果没承想,韩国大大低估了秦的国力,秦国在郑国渠上耗了五年时间,最后还真给修成了,把四万顷荒地改造成了良田。其实在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嬴政就已经发现郑国是间谍了,结果不但没处置他,还把他收编了过来,继续把这个工程搞完。这件事韩国弄巧成拙。

因为国力弱小,没办法正面和对手硬杠,韩国历来都非常看重类似的阴谋,总是想着靠这种奇谋妙算,来一巧破千斤。

韩昭侯时代的丞相申不害,就奉行法家术治,更是把这个喜好阴谋的传统推到了极致。所谓术治,简单说就是把国家的管理分为明暗两部分,明的是看得见的法律,暗的是看不见的帝王之术,后者本质上和现在的所谓“职场36计”之类的东西差不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历朝历代,皇帝都讲究一个天威难测,这就让下面的官员摸不准他的脾气,自己的一句话会让君王高兴还是愤怒都不好说。如此一来,群臣就得像陪伴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一样,小心侍奉君王。类似的手段,如今在办公室政治当中,同样是不新鲜的。

这种“术治”,或者说是阴谋,形式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它要么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之上,要么是需要把几样关键信息隐藏起来,秘不示人。总之,在整个布局当中会留下几个罩门,这些要素往往是布局的人所无法完全控制的,一旦为人所知,立马满盘皆输。比如韩非和郑国渠,这两场战略欺骗能否达成,完全取决于秦国的君王和高官是否一定会迷信权威,以及这中间不会有一点消息走漏,而这两点,确实是韩国人所没法控制的。

韩国缺乏硬实力,所以迷信这种近乎“小聪明”的路子,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事实证明,这种思维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对秦国的硬实力有所消耗。

公元前230年,秦最终发动了灭韩之战,因为实力对比悬殊,这一仗打得实在没有悬念,以至于《史记》关于韩的灭亡,一共就写了十七个字。

一切阴谋,其中总会存在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从概率上说,这些问题终归存在爆发的可能。随着计划的复杂化,不可控的要素必然会不断增加,那么计划失败的概率自然也会越来越大,这也是阴谋论并不现实的原因所在。我们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企图靠隐瞒真相来达成某种目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如今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么做更加不现实。

阴谋与阳谋,术制与法制,应该说它们是完全对立的。

所谓阳谋,就是根据现有条件,在不影响别人也不依赖别人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光明正大地通过改变自己的资源配置,来达成自己的目标。通俗点说就是:立足自身,固本培元。

而所谓法制,就是要把大到国家行为、小到个人言行,都纳入同一个明晰、公开的法律体系当中,统一加以规范。

那么阴谋与阳谋,术制与法制,孰优孰劣,自然不言而喻。

赵武灵王:制度比个人更有用

那么面对改革,历史上的既得利益阶层是如何搅局的呢?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的思维普遍还属于直来直去的模式,所以面对改革,既得利益阶层最开始的反抗手段也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你损我的利益,我就直接造你的反,最典型的就是楚国的吴起变法。楚悼王对楚国的掌控力原本就不怎么样,而吴起的改革措施又过于凌厉,直接一刀子切在了贵族阶层最在乎的要害之处,结果楚悼王一死,既得利益集团马上撕破脸皮,在楚王的灵堂上就发动了兵变,吴起被事先埋伏好的弓箭手乱箭射死。

这种硬“怼”的方式,结果往往都是两败俱伤。吴起被射杀以后,新政绝大部分都被废除了,直接参与叛乱的贵族也都被满门抄斩了。

而赵武灵王在赵国的改革,最终也被既得利益集团给“怼”回去了。他们的手段很高明,是利用王族内部的矛盾,把这个局破解的。

赵国的变法改革,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这个提法表面看上去好像就是一个军队方面的改革,也顺便改了一下大臣们的着装。但实际上,赵武灵王的真正意图是削藩。因为赵国最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就是军事贵族,赵王搞军改,其实就是为了削弱这些军事贵族手里的权力,或者叫政治资本。一旦这个最大的本钱没了,贵族们就再没筹码和中央政府叫板了。

最开始的时候,赵国中央政府连贵族封地的税都收不上来,改革以后,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还是留有后患。

赵国名将赵奢,也就是赵括的爸爸,最早就是负责向地方征税的。当初因为要向平原君赵胜收税,赵奢差点死在平原君手里。我们合理推想一下,赵奢当初收税应该是得罪了不少贵族,因为后来秦赵的长平之战,赵国已经打成了一个死局,这时候赵括被推到前线替下廉颇,最终战死沙场,承担了整场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这件事现在看来,依然是细思极恐啊……

言归正题。因为赵武灵王赵雍是个非常强势的君王,政治手段也比较高明,所以依靠个人权威,这位赵王基本就可以在朝堂上压住各个集团。“大事赖独断,而不赖众谋”这句话,就是从赵武灵王这儿来的,这就有点一言堂的意思。赵国的改革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强推下去的,而老百姓也确实得到了实惠,赵国的综合国力也开始得到强化,以至于连秦国,对它都开始犯怵了。

但偏偏在这个时候,赵武灵王的家里出问题。在继承人问题上,赵武灵王要废长立幼。或许是有长远的打算,或许就是个人偏爱,总之,赵武灵王在太子赵章没什么过错的情况下,强行废了太子,还把赵章派到边疆地区指挥边防军,这事实上和发配差不多。与此同时,赵武灵王宣布立小儿子赵何为新的储君。整件事和他平时做事的风格是一个路子,强悍、独断、不留余地。

问题是赵章当时已经二十多岁,在太子之位上早就形成了自己稳固的势力,而赵何那个时候才十岁。这种情况下,显然新储君在未来登基以后,位置是难以坐稳的。这个时候,赵武灵王又表现出了他行事风格的另一面:天马行空、不按常理出牌。

赵武灵王紧接着宣布退位,赵何继位为赵王。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赵武灵王就该是太上皇了,可是,他给自己发明了一个词——“主父”。相传复姓“主父”就是这么来的,他们应该是赵武灵王的后人,比如西汉时的主父偃。赵武灵王发明的这个身份并不是像太上皇那样什么都不做,光是享享清福。

按照他的设计,小儿子赵何做了赵王以后,主要就是监督内政,具体操作自然有一班大臣来搞,而赵武灵王自己则继续抓着军队的指挥权。赵武灵王这么做,就是想将自己的小儿子扶上马再送一程。把儿子扶上王位,他自己手握军队控制全局,这么做,对比赵武灵王死了以后赵何再继位,赵国的权力交接确实会更稳定不少。

这个原理放在现在也是适用的,任何的权力交接,如果能设计一个合理的过渡阶段,肯定会比一刀切模式稳定很多。赵武灵王布的这个局虽说是不按常理,但确实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按部就班往下走,可能最后真就做成了。

偏偏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赵何登基四年以后,赵武灵王赵雍自然也老了。一个人年轻时非常强悍、独断专行,一旦上了岁数,心往往就会变得软下来。对常人来说这很正常,但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这就未必是好事了。

这四年里,被废黜的太子赵章,自然是和父亲、弟弟疏远了,但也没闹。这么一来,赵武灵王自然会觉得,过去做得太绝情,亏欠了大儿子。当时赵国灭中山国的战争赵章也参加了,于是赵武灵王就借这个由头,给赵章记了一功,封为安阳君,有了自己的封地。这么一来,废太子在朝堂的人脉自然又被激活了,先前唯恐避之不及的,如今又都来巴结了。不仅如此,废太子赵章又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手里有钱、有粮、有人,还有私兵。

有一次赵国高层开年度大会,赵章冲着王座上还是小孩儿的赵何行君臣大礼,赵武灵王看见,心里不是滋味,结果一激动,又冒出一个天马行空的念头。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不如干脆把赵国一分为二,他们哥俩一人一半。

赵武灵王显然是老糊涂了,那个时候的诸侯国稍不留神就可能被别人灭国,就算是为了保命,大家都尽可能地做大做强自己,如今你主动把自己给拆分了,这不是在找死吗?

赵武灵王这个主意冒出来后,相国肥义磨破了嘴皮子,好说歹说总算是让赵武灵王打消了这个念头。老头的脑洞暂时给堵上了,可麻烦也来了。赵武灵王要分国家的话,肥义这些大臣们听到了,废太子赵章自然也听到了。

从为人处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例子。打一棍子再给个甜枣,这并不是什么情况都适用的。权力斗争原本就是零和游戏,更何况你从人家手里拿走的是一个王位。这种情况下,赵武灵王原本应该不动声色地进一步削弱废太子的势力,在个人待遇方面,以财富加以安抚,如此才能逐步断了废太子继续争夺权力的念想。

可如今你给他的不仅是待遇的改善,还有政治资源,这样就等于让他有了继续争下去的希望。这样还不够,把国家一分为二的念头都说出来了,用这么大的蛋糕去诱惑他,诱惑完了,又宣布刚才说的都不算。这个时候废太子心里的权欲、征服心都被激活了,在这样反复的心理冲击之下,他对自己父亲的恨意早已压过了父子亲情。

得罪一个人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可得罪以后又想往回找补,换来的可能会是一件更麻烦的事。

赵武灵王父子间的这道裂痕,对改革的反对派们而言,无异于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赵武灵王同父异母的兄弟赵成,还有赵成的谋士李兑,两人在废太子赵章背后一顿挑唆。赵章原本就是满怀愤懑和怨恨,手里又一切资源齐备,于是就举兵反叛,要武力夺权。

结果没承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赵章前脚举兵,赵成、李兑后脚就带兵来勤王。他们击败了攻打王宫的叛军,顺势控制了当时还是小孩的赵王赵何。兵败的赵章被他们撵到赵武灵王的行宫里,然后赵成理所应当地下令封锁行宫。最终,赵章被赵成、李兑处死,赵武灵王也被所谓的勤王大军困在了行宫里。这一困就长达三个月,最后活活把赵武灵王饿死在行宫里。

至此,年幼的赵何成了赵成、李兑手里的傀儡。赵武灵王时代围绕削藩所提出的种种政策,多数也都被废除,赵国的改革就此算是完败。

赵武灵王这个称呼,是赵雍死了以后的谥号,在古汉语里,“灵”这个字并不是一个好词儿,它代表的意思是瞎胡闹、瞎折腾,以“灵”为谥号,也就等于赵国官方彻底否定了赵武灵王。对比楚国贵族傻呵呵的直接造反,赵成、李兑的谋划要高明得多,人家是打着勤王的旗号,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

有这么几个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而论,赵武灵王虽然才智过人,且胸怀大志,但他个人过于迷信权威主义。赵国变法改革,完全是建立在他个人的权威之上。雷厉风行、乾纲独断的做事风格,确实能在短时期内改变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面貌,但也仅止于此。这就好比灭火只灭了明火,却没有灭暗火。

强人总有老去的一天。缺乏相应的制度建设,没有为改革建立新的基本盘,依靠利益受损的旧势力来治理国家,这些都注定了赵国的新政难以持久。

以齐家而论,从前面的故事来看,赵武灵王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而他的家庭内部的问题,最终也给了政治对手以可乘之机。从古到今,公事和家事,某些情况下是息息相关的。处理不好后院,前院最终也是会起火的。

归结起来,赵国改革的反对派靠的还是武力,其实旧势力“怼”改革,不光有武的,还有文的。

完璧归赵:眼界决定成败

很多时候,一件事究竟是好是坏,办得妥与不妥,你光盯着事情本身,是看不出所以然的,只有把它放在一个大环境下全面审视,才能看清楚。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完璧归赵”,里面的主角蔺相如因为这个历史典故被传颂了几千年,但这件事其实经不起细琢磨。如果放在战国时代的大环境下去看,这其实是一个外交失败的经典案例。

这个故事通常都是这样说的:秦王看上了赵国一块叫做“和氏璧”的稀世美玉,就提出要拿十五座城来换。赵王怕秦王赖账,于是就让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几番斗智斗勇下来,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

细琢磨下来,这个故事其实挺不靠谱的。在蔺相如所处的战国中期,中国人已经经历了三百多年的乱世,列国之间的战略态势在本质上和近现代的欧洲基本一样。那种环境下,人们的思维都是非常成熟和务实的,不成熟、不务实早就被淘汰掉了。

在稍不留神就可能国破家亡的环境下,哪个国君会头脑发热,拿本国的城池换一块好看的石头回来?其实这件事里面,最不重要的恰恰就是和氏璧。秦国之所以提出要拿十五座城换赵国的和氏璧,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次战略试探。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张仪连横伐交,到了秦昭襄王嬴稷这一代,已经成了最强大的诸侯国。在完璧归赵这件事之前,从理论上说,当时能主动给秦国制造麻烦的,只剩下南边的楚国和北边的赵国,秦国的战略重点也是这两国。相对来说,楚比赵在军事上要更弱一点,所以更好打。秦国要打楚国,首先就要先稳住赵国,避免出现两线作战的局面。而要稳住赵国,那就必须先要摸清它的底儿。

赵国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赵武灵王变法改革,让赵国一度强大到严重威胁秦国北部安全的地步。可是赵国爆发政变,赵武灵王被困在沙丘行宫中活活饿死,赵何(史称赵惠文王)成了赵成和权臣李兑手中的傀儡国君,赵国的国势由此急转直下。又过了几年,赵成病死,李兑被逐出赵国,赵惠文王才成了名正言顺的赵王。赵王的处境虽然开始好转,可是经过这么一连串的折腾以后,赵国面对秦国究竟有多少底气,这还真不好说。

后面的故事我们就都很熟悉了,赵王偶然间得到了一块罕见的宝玉,也就是著名的和氏璧,秦王抓住机会,提出了一个非常荒唐的要求:用秦十五座城来换赵王的和氏璧。

这件事搁在当时看也是很不靠谱的。宝玉再稀有,但它终归就是一件玩物,而城池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但这件事妙就妙在这个“不靠谱”上。因为越是这样,越能够强化你的检验效果。后来赵高“指鹿为马”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指鹿为马这件事荒唐,他才能一下子分辨出朝堂上哪些人对他死心塌地,连脸都可以不要。

面对嬴稷的这个要求,赵王该如何接招?

所谓“反常必妖”,当一个并不傻的人突然做出某种看似不可理解的事,这时候你就该注意了,他很可能还有别的意思。如果赵国君臣的眼界能够大一点,就会发现这件事其实非常凶险,压根不是一块玉的事。一旦秦国有机会打残了楚国,那么下一个倒霉的会是谁?只能是赵国。

赵惠文王最好的应对策略就该是一口回绝,这样秦王摸不透自己的底牌,后面才有机会保持这个均势的局面。可偏偏当时谁也没看出这一点,赵王没有,蔺相如也没有。蔺相如建议赵王答应秦国的要求,理由是:如果秦国不给城,秦国不占理;要是不答应秦国,那不占理的就是赵国。总之,说来说去他的注意力就没跑出这块玉去。

由此开始,其实后面的故事无论多精彩都已经失去意义了。这么不靠谱的要求赵王都答应了,就说明赵国从心底对秦国是怀有畏惧的。到此,秦国的战略试探基本就已经完成了。

眼界决定成败,眼界过低,很可能事情早就办砸了你还浑然不知。

这个道理放到现在依然是有用的。我们写报告、论文的时候,领导或是你的导师都会要求你,起头的时候尽可能“格局大一点”,比如说一说国际形势,说一说行业走向,等等。如此这般,久而久之,干脆就成了一个仪式性的东西,究竟这些“高大上”的问题和你手边做的事有什么具体联系,很多人并没有真去考虑过,只不过是别人要求你写,你就照着做罢了。而事实上很多人乃至企业,最后吃亏往往就吃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上。

举个例子,假如你的企业准备借着“一带一路”的东风投资海外,那么仅仅去做一个一般商业盈亏层面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地缘政治、国际关系、投资国的社会概况,这些听起来远在天边的东西,在未来都可以直接决定你的项目乃至你的员工身家性命的存亡。

这种情况一点也不新鲜。从利比亚到伊拉克,我国的海外投资项目多次因为相关国家的战乱而遭受严重损失,甚至中方人员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事实上这些战争的爆发并不是毫无征兆的,你不可能预测那里会在几月几号出什么样的乱子,但是只要有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致的概率,还是没问题的。

当然,眼界宽格局大,也不一定就能保证成功,这个还要看你的实力和大环境的好坏。把周围看清楚未必能让我们明明白白地活,但起码不会稀里糊涂地死。

“完璧归赵”里的主角蔺相如,从这个人身上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并不是领导者看不到下面人的能力,而是能力未必就是领导者最看重的东西。历史上关于蔺相如的记载,就是“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这两件事,无论是从国际斗争还是从国家发展来说,这两件事对国家的影响都不大,真实的蔺相如在国政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完璧归赵”这件事,蔺相如从最开始就判断错误,而且在面对秦王时,蔺相如还说话说走嘴了。史书记载,他当时怒斥秦王不守信用,其中有一句话是:“和氏璧,天下共传之宝也,赵王恐,不得不献”。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场合,你明明白白告诉对方,你的国君怕人家,这算什么事啊?由此,秦国人进一步坐实了之前的判断——赵国畏惧秦国,不敢在秦国收拾楚国时在背后动手。既然目的达到了,和氏璧也就不再重要了,秦王后来再也没提这一茬。

从“完璧归赵”以后的第二年开始,秦军一年攻打赵国一次,连着打了三年,每一次规模都不大,但都以秦军完胜告终。每一战都能攻下赵国一两座城池,斩首两三万人,这个战果说大不大,但绝对会让对方肉疼。秦国之所以这么零打碎敲地攻打赵国,主要还是为了震慑。既然你都说了“赵王恐”,那我就必须让你知道,你的害怕是正确的。

到了第四年,秦昭襄王感觉火候差不多了,约赵惠文王在韩国的渑池会盟,订立停战协议。至此,秦的战略目标已经全部达成。

不久之后,秦军开始大举伐楚。楚国被打残了之后,秦国再无后顾之忧。再后来,在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国可谓倾尽全力,一举打残了赵国。

由此来看,蔺相如对比苏秦、张仪、李悝、商鞅等名臣,至多只能算是能力平庸之辈。可为什么赵王又格外器重这样一个人,一路擢拔,把他升到了上卿的位置?原因很简单,蔺相如出身寒门,又是被火箭式提拔上来的,除了赵王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托,所以在忠诚度上绝对不会出现问题。无论是“完璧归赵”还是“渑池会盟”,他做得成不成功另说,但每次都是在以命相搏。

我们不要忘了,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赵惠文王一直是有名无实,活在权臣的阴影里。如今虽然赵成、李兑都不在了,可朝堂之上其他大臣还在,这些人的忠诚度显然是难以让人完全信任的。可是你治理国家又离不开这些人。在这种时候,有一个没有根基又绝对忠诚的人做自己的首辅大臣,以此来制衡百官,就是最佳的选择,而蔺相如恰恰是最好的人选。

忠诚和才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领导者自认屁股没有坐稳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更看重忠诚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从道义角度来加以评判,只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加以应对。作为一个高层领导者,对管理层负责人给予必要的安全感;作为具体执行者,在发现上级信心不是很足的时候,适当地收敛一下自己的恃才傲物,这些于我们自己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

当然,要做到这一层,前提是你对整个环境的精准判断,而这就又绕回到了咱们开头的那个问题——格局要大,眼界要广。

纸上谈兵:执行者的无奈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一个背锅侠的老祖宗——商纣王。今天咱们再来说一个更著名的背锅侠——赵括。

赵括背的这个“锅”,就是“纸上谈兵”。

《史记》里说,在秦赵长平之战的时候,廉颇坚守不战,让秦军一点招儿都没有,于是秦国间谍在赵国的微博和朋友圈散布针对廉颇的谣言,结果来回转发就被赵王看到了。赵王果然就信了,罢免了经验丰富的老将廉颇,启用了少不更事、只会耍嘴皮子的赵括,最后导致赵军全军覆没。

赵括这口“锅”,一背就背了两千多年。

其实真实历史全然不是那么回事:首先我们按时间推算,赵括那个时候应该是三十多奔四十的岁数,而且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他父亲——名将赵奢的麾下做参谋,赵国对秦国不多的几场胜仗,比如麦丘、阙于,赵括基本都参与了。要是论对秦军的作战经验,其实赵括反倒比廉颇强,所以赵括根本就不是什么有名无实的毛头小子。

其次,长平之战无论换谁打,对赵国来说最后的结果都差不多,赵括手里的这个结局也许说不上最好,但也肯定不是最坏。

有一句话叫“谋定而后动”,就是说凡事你只有想好了,计划周全了,才能行动。让手脚跑在脑子前面,这绝不是一个好习惯。要是放在国家或者是企业层面这就叫战略决策。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事情的成败,在最开始的谋划阶段就已经基本确定了。

长平之战最开始和赵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战国中后期,秦国一直觊觎韩国手中的战略要地上党,为了夺取这片土地,秦国大将白起率领秦军和韩国连续打了三年仗。三年之间,秦军夺城十余座,斩首五万多,彻底切断了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联系。

韩王彻底被打绝望了,同意把上党郡十七城全部割让给秦国。结果上党太守冯亭却来了一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没按照韩王的命令向秦国投降,而是跑到赵国,向赵王提出愿意把上党郡献给赵国。

当时赵孝成王登基还不到四年。接到冯亭的信以后,赵王的叔叔赵豹就表示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秦国为了上党整整打了三年,中间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如果被赵国凭空“摘了桃子”,以秦国的国力,人家自然不肯善摆干休,打仗就是必然的。

面对强秦,赵国只要开战,肯定就是全面战争。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你打输了,那连家底儿都得赔进去。而秦强赵弱,打输还是大概率事件。

可是赵王却一意孤行,要定了上党。他眼里看到的只是白得了上党那十七座城。这就好比有个人看中一个特别豪华的钢琴,也不管自家能不能摆得开,非要买回来。发现摆不开怎么办呢,那就买大房子,钱不够就卖房,贷款……

这听起来特别愚蠢,但是这种眼界在企业决策中并不少见。举个例子,比如某老板看中一个项目,于是不管不顾,公司里所有业务必须围绕这个项目来做,如果最后项目成功了,其实赚的也并不多,但如果项目失败,那给这家公司的打击是致命的。

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么一句话:格局一定要大,企业要有计划,个人要有规划。如果你能看清百里之地正在发生什么,才能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能让你投入老本豪赌一把,只应该是两种情况,要么已经到了决定生死的地步,要么决定你是否能脱胎换骨、更上一层楼。除了这两种情况,任何类似的高风险行为都是不值得的。

我们知道,国外企业如果要上马一个项目,风险评估和防控所占的资金,通常要达到项目预算的2%到5%。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因为到不了这个比例,你根本拿不到贷款,银行会认为这样的项目不确定性太强,容易让人家赔钱。我们的很多企业恰恰缺乏这种意识,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个搞海外投资风险评估的专家痛心疾首地说,我们的很多企业家,都是宁可事后风光大葬,也不愿意事前吃药看病。

如今好多年轻人面对各种各样的所谓“高回报率投资”的时候,不少人同样把持不住。当你面对这种情况,其实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格局,你只需要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已经混到可以不劳而获的地步了吗?

回过头来继续说赵国。在决定开战时,赵王其实就是光看见了“高回报率”,对秦赵两国的经济实力、社会动员能力、军队后勤保障能力等等究竟差了多少,根本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可以说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完全是“盲人瞎马”的架势。风险评估基本没做。

不但决策不行,赵王选的将也不怎么样。廉颇除了资历老,并不算多出色的将领,和秦军打仗的经验远不如赵括。赵军在廉颇的率领下从韩国人手里接管了上党郡十七城,结果面对秦军的攻势,廉颇一座也没守住。

丢了城不算,赵军一跑出来马上又被秦军围困在了长平,也就是现在山西省的高平市,长平之战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到了长平,赵军筑起两道防线,第一道很快就被秦军攻破了,廉颇只能守着最后一道防线消极避战,这就是所谓的坚守不战,你出去根本打不过人家。

这一路把廉颇打得满地找假牙的不是名将白起,而是一个叫王龁的将领,这个人在史书中记载得不多,爵位是左庶长,只能算是中偏上,并不算是特别冒尖的将领。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秦国最早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了,上党郡已经完全被秦军占领,而且此时赵王已经派使臣来向秦国求和了。赵王想和,但是秦昭襄王不这么想,他看到了一个大大的机会摆在面前。

当时赵国是六个诸侯国里,唯一还能主动和秦国打一打的国家,此时赵军四十多万被秦军困在长平,对秦王来说,这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土地,而是人口。这四十五万人不光是士兵,还是宝贵的青壮年劳动力,如果能把他们全歼于长平战场,那赵国就彻底被打废了。

后面的事我们在这里不再细说,总之在仗真打起来以后,赵孝成王才意识到,自己的后勤不如人家,社会动员能力不如人家,家底儿更不如人家。更重要的是,赵王的眼界远远不如秦昭襄王嬴稷。最开始秦王本来就是打算要个上党郡,可是局势一发生变化,嬴稷马上就能跟着调整部署,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在面对还没到手的诱惑时,赵孝成王脑子就迷糊了,嬴稷面对已经到手的胜利,还能保持头脑清醒,时刻不忘最终要的是什么,这就是眼界和格局的差距,这个差距,是任何勤奋和运气都无法抵消的。

事前决策,需要头脑清醒、冷静;而事中决策,还需要能在机会出现时杀伐决断,果断行事。要成事,这两者缺一不可。所谓“天予不取,反受其害”就是说,天上一般不会掉馅饼,一旦掉了不接着是会遭报应的。拿长平之战来说,如果秦国不利用稍纵即逝的机会一举歼灭赵军,那么赵国日后缓过劲,必然会找机会雪耻报仇,这四十多万人日后必然是秦国的心腹大患。

从赵国的角度来说,这时候长平已经是一个死局了。廉颇在前线损兵折将,连吃败仗不说,最后还给赵王出了一个极不靠谱的主意:坚守不战、以拖待变。可赵国的家底远没有秦国厚实,廉颇在长平拖了整整两年,秦国没什么事,赵国的国库倒是已经见底儿了。再让老头儿这么拖下去,不但前线的赵军要饿死,后方的赵国人也要吃不上饭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赵孝成王才想起来,后方还有个和秦军打过仗的赵括。这个时候的赵军其实就剩下少半条命了:损兵折将、连吃败仗、士气低落,所能依托的只有一条防线,后勤已经被秦军切断了,而且就算没切断,后方也没粮食了——总之,是没时间、没空间、没资源。

这个局面,谁来指挥都破不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时候让人能感觉到的,其实是悲壮。赵王不知道,但赵括自己肯定知道这是有去无回。赵括的母亲在赵王面前竭力贬低自己的儿子,实在拦不住了,又让赵王承诺一旦战败追究责任,不能殃及赵括的家人。

赵国换上了赵括,秦国也换上了武安君白起。这里面的逻辑就很有意思了,之前廉颇被王龁打得那么惨,要是赵括真的那么差,秦国人干吗还把国宝级的名将搬出来?

赵括到了前线,唯一能做的就是主动出击,最后赌一把。赵括的主动出击以失败告终,赵军被秦军在一条河谷中围困了四十六天。最后,赵括带领残余赵军对秦军防线发起了自杀式冲锋,赵括本人在冲锋中被秦军乱箭穿身,死在了战场上。

从军人的气节、操守来讲,赵括并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当时如果赵括选择投降,凭他手里剩下的十几、二十万人马,完全可以给自己谋个好出路。按照史书记载,这一战虽然以赵军失败而告终,但秦军也伤亡惨重,短时期内无力再战。能用一支残破之师打出这样的局面,显然,赵括的军事素养并不差。

而真正可悲的是,无论是赵孝成王还是老将廉颇,都没有承担一丝责任,所有战败的责任都落在了战死沙场的赵括一人身上,可以说这君臣二人之前是无能,这时候简直就是无耻了!如此头脑,如此胸襟,这样的领导者,谁会甘于为你效力?

无论是作为领导者,还是作为一般人,赵孝成王绝对是一个我们需要时刻警示自己的反面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