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语言学跋涉之旅

“民俗语汇”：人类最基本的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于“民俗语汇”的界定与分析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所谓“人类口头的非物质遗产”，是指包括口头语言、故事、音乐、游戏、舞蹈、风俗以及各种艺术表达手段在内的，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活动和口头文化表述形式，是一种无形的、不可重复的文化空间。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在急剧地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无疑地要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更有些濒临消逝。至于口头形态的非物质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则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虽然文化遗存丰厚但迅速走向现代化、城镇化的国度而言，这种危机的冲击更为强烈。

我认为，在各类“人类口头的非物质遗产”之中，最基本的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民俗语汇”。换言之，“民俗语汇”是人类一切口传心授的语言艺术载体中最基本的构成基质，是人类基础文化的最重要的“语言化石”。因而，发掘、抢救和整理各类民俗语汇是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关键的内容。

在此，之所以特别关注“民俗语汇”问题，不仅仅出于民俗语言学理论建设和深化的需要，更主要在于提请社会从抢救人类最基本的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点重视它，关注它。因而，我以此前所著《民俗语言学》和《民俗语言学新论》有关“民俗语汇”内容为基础，在这里比较集中地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目的，当然是在于突出“民俗语汇是人类最基本的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命题。

一 发端于20世纪初日本民俗学“柳田国男时代”的民俗语汇研究及其学术背景

通过采集、整理民俗语汇，使之成为能够重复展现历史文化，尤其是民间生活原貌的文本，作为民俗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发端于20世纪初“柳田国男时代”的日本民俗学界。当时，在享有“日本民俗学之父”之誉的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倡导下，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细致的文献梳理，以所采集的民俗语汇为索引，整理、考订民俗事实，然后加以分类解说和汇编，出版了多卷本的《综合日本民俗语汇》，可谓当时日本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发掘的丰碑式的显著成果。

日本民俗学家大藤时彦在《民俗学及民俗学的领域》中谈到，语言学与民俗学的关系很深。很多国家把方言的研究纳入民俗学范围之内。在日本的方言研究上，民俗学者所完成的功绩是很大的。由于民俗的采集要通过方言，像苏联的索柯罗夫就主张民俗学者必须是方言学者。德国的梅格林（R. Meringer）提倡“物与语”（worter und sachen），并发行了以此为名的研究杂志。很多国家的民俗学者对此表示赞成，在民俗学者中培养起一种风气：采集民俗时，注意语言表达。在日本，民俗学研究与方言调查也是相辅而行的。柳田国男首先提倡在采集民俗时，把表达它的语汇整理为标题，对于所谓“民俗语汇”作了采集分类。又从方言分布上提倡所谓“方言周圈说”，即古语残存于国家的边远地区，新语从文化的中心发生，好像形成波纹一样向国家的四面八方传播。已经消失的民俗往往在语言上还保留着它的痕迹，因此，民俗学很需要语言学的帮助。日本学者白川静在所著《中国古代民俗》中也谈到，“民俗语汇的收集，在我国被视为民俗研究的重要方法，不断努力加以采集和整理；昭和三十年（1955）民俗学研究所编辑的《改订综合日本民俗语汇》五卷完成，利用起来非常方便”。又说，“探求民俗语汇与古代语言的系谱关系，从中发现语言史的发展痕迹，可能成为民俗研究的重要方法，这在中国古代文字方面也是一样”。

“柳田国男时代”日本民俗学的民俗语汇研究方法，并非孤立地突兀出现的，而是有着人类学、社会学等国际学术方法史的深刻的学术背景。个中，主要的则是人类学对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俗相互关系的清晰认识和关注。

语言与民俗，都是人类社会的原生文化形态。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创造与使用语言是其中的一个最基本要素。从人类掌握说话本领到产生语言科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同样，尽管民俗也是人类社会的原生文化，远在原始氏族社会时，“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人们始终生活在一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之中，而民俗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存在，迄今只有大约一个多世纪。不过，在世界文明史、科学史上，语言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将语言与民俗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始于民俗学诞生之际的文化人类学对一些土著居民语言及其社会风俗事象的综合性“田野调查”。在此背景下，原本作为文化人类分支学科的民俗学，很早就将方言土语、俗语谣谚等口碑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纳入了本学科范畴。个中，比较著名的调查主要有：美国文化历史学派创始人、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1886年对太平洋东北岸温哥华岛印第安人部落的调查，相关的研究成果如《美洲印第安人语言手册》《种族、语言和文化》；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 1884-1942）1914年对大西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调查，有关著作有《西太平洋的探险队》《科学的文化理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等；法国人类学家、西方结构主义学派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1908-）1934～1937年每周末对巴西圣保罗城郊印第安人的连续调查。三位学者的共同特点，即如一位社会语言学家概括的那样：三个人都是民俗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都把未开化民族的风俗、文化、神话、语言放在一起研究，因为他们都到这些民族中间生活若干年，会说他们的语言，了解并欣赏他们的风俗，喜爱他们的传统，因而并没有把其中某一方面分离出来。他们都取材于异乡绝域欧洲文明未到之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捕捉最纯的（未经感染的）民俗和语言材料。应特别指出的是，他们所调查和关注的民俗语言文本，主要就是民俗语汇。所不同的是，博厄斯着重于语言的功能，马林诺夫斯基注意语言使用的场合，列维—斯特劳斯则提出“结构”这个概念来贯通语言和风俗。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业已注意到了语言与民俗的联系，从这一意识出发进行综合性的调查研究，并由此抽象出各自的相关学说。这些学说不仅直接冲击了传统语言学理论，也在众多科学领域产生强烈影响。如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其影响之大与广泛，是始料所未及、不可低估的，甚至被视为科学领域的“革命”。

其间，人类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美国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亦曾对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与文化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探讨“语言、种族和文化”时认为，“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便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其“底座”则是种族，亦即“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不同于别的群的一个群”。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ure, 1857-1913），虽然不兼人类学家，亦同样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至当代，有些语言学家又明确提出，“语言是一种出色的现象，但是，特定的语言不一定总是和特定的文化相对应”；“语言是构成文化这一统一体的各种要素之一，也是它的一个领域。与此同时，文化的其他要素都是由语言来传达，从而得到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的语言和文化的支柱的语言这样两种性质”。这同文化人类学将人类语言行为所构成的文化形态概括为“语言文化”的思想，是十分近似的。

以文化人类学关于语言与文化的理论为基础，先后形成了人类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等学科。即或20世纪60年代方正式提出的社会语言学，亦将其源头上溯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田野作业中对语言文化的研究，认为“他们的著作中谈到语言的部分都可以视为社会语言学”。鉴于如是说，尤应视为近代民俗语言学和民俗语汇研究之滥觞，似乎要更为切近实际。此间，日本出版了由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弟子们合著的《国语和民俗学》论文集，是运用柳田以方言调查为基础提出的民俗周圈论、文化周圈论的研究结果。60年代末（1969年8月），俄语国情语言学的建立以及大约十年之后出版的M. A．杰尼索瓦编著的《国俗语言学词典》，和此间出版的由英、苏学者合编的《英国国俗词典》，都是以民俗语汇作为主要文本进行研究的产物。

“民俗语汇”是民俗语言学和语言民俗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和文本。19世纪80年代中叶形成的对于言语民俗进行双向研究的“民俗语言学”学说，成为“民俗语汇”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最重要也最直接的理论支持与指导。

二 民俗语言学视野的民俗语汇研究

所谓“民俗语言”，并非“民俗”与“语言”的简单相加或一般合成，而是经约定俗成，获得广泛认知的、民间性的，涵化有民俗要素的语言材料。民俗语言是民间文化最重要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各地方言和普通话中的民俗语汇，是各类民俗等民间文化事象的最主要、最活跃，也是最为典型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是考察、研究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处于历史文化深层结构的语料实证。有许多民俗语汇随着那种方言土语或那种民俗事象的消亡而成了语言与民俗的“语言化石”，或者正在消亡处于“濒危”状态之中。尤其是那些一向被误解为“黑话”的明清以来各行各业隐语行话之类民俗语汇，更因其“低贱”、流行使用的群体比较狭窄和传人的过世而消亡的速度尤快。而这些蕴涵着深层民间文化事象的“语言化石”的消失，将会给社会历史留下众多的难解之谜。

随着现代化、都市化以及推广普及普通话的进程，每天都有一些载负着特定文化信息的民俗语汇在人们不经意中消亡。以东北方言为例，二三十年前东北地区农村耕作播种时使用的农具“点葫芦”、“拉耙架子”、“怀耙”、“石磙子”，日常生活的器物，如“磕嗒窑儿”、“火镰”、“灰麻秆儿”、“火绳”、“碾道儿”，等等，已经随着这些事物的淡出现实生活而渐渐被人们遗忘。即或是二十几年前农村出生的孩子，对这些曾经是数百年来本地农村生产、生活最司空见惯的事物的语汇也一无所知了。

民俗语言学视点的民俗语汇研究，我十几年来所进行的初步研究的基本观点，主要见于先后发表的《民俗语言学》专著和《民俗语言学新论》论文。

我在《民俗语言学》书中曾经谈到过，有些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特定的语境中属于民俗语汇，但在有些情况下则不再是民俗语汇。例如“牺牲”一词，古代本指祭祀时所用家畜，色纯者为“牺”，体全者为“牲”。在现代汉语中，当这个词引申作“损失、舍弃”义时，就不属民俗语汇之列了。此时，其原有的民俗语汇的基本特点已经释淡、转移或消失了。同时，一些民俗语汇还可能被普通话所吸收，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般语汇。不过，民俗语汇研究仍然应当关注那些已经不再属于民俗语汇性质的语汇，因为，其语源在于其前身的民俗语汇性质和历史文化内涵。其演化、嬗变的轨迹，不仅展现着语言的社会演变规律，更重要的在于其同时也印证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轨迹，是历史文化的“语言化石”。

在有关民俗语汇的搜集与研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关于“俗语”与“民俗语汇”两者之间的界定与相互关系的处理。我的初步见解主要是以下几点：

其一，民俗语言的主体由俗语与民俗语汇两大语类构成。

无论语言学界还是民俗学、民间文学界，关于俗语概念的界定始终未取得共识。至于海外学术界的说法，往往又同国内相参差，则是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所致。就汉语民俗语言的俗语性质、特征而言，它是指包括口语性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惯用语、俚语等品类在内的定型化或趋于定型化的简练习用语和短语。其中，泛指地方色彩较重的通俗性口语词的俚语，尚属外延比较宽泛的处于游移状态下的概念，有时用指俗语其他语类，有时则专指方言土语、禁忌与口彩语、民间流行习语、粗俗语等民俗语汇，皆就具体内容随机而用。在此，仅就广义俚语而言，姑列为俗语品类。

民俗语汇，是各种反映民俗事象或涵化了民俗要素的语汇。一如俗语与俚语概念间的交叉，就作为语言材料这一功能特征而言，俗语亦堪谓民俗语言中的一种典型民俗语汇。但就形态构造特点而言，俗语以定型化或趋于定型化的简练习用语和短语形式为主体，即以“语”为基本特征；而民俗语汇则以词的形式为主体，即“词”为基本特征，其具体品类如方言土语词，俗语词，詈语、秽语等粗俗语词，禁忌、口彩语，以及语词形态的民间秘密语、民间流行习俗、口头禅、非隐语性行业习惯语等。具体言之，民俗语汇是指那些以某种民俗形态或具体民俗事象的概念、性质、源流、特征乃至名称等为语义内容，和与民俗有着某种特定联系的语词。

无论俗语还是民俗语汇，都是涵化了民俗要素的语言文化符号，这是民俗语言最本质的内部特征。民俗语言的外部特征，主要表现在其功能方面，是言语交际活动中最活跃、最富民间社会生活色彩的通俗语言材料。

其二，在民俗语言之中，有许多是直接出自具体民俗事象的民俗语汇。

在此，且以“上梁”为例。“上梁”，本是房屋建筑过程之中的一道工序。但是，一当形成了“择吉上梁”、上梁时厌胜、举行祛邪祈吉仪式等许多与之相关的民俗事象之后，它也就不再只是表示一个建筑工序的术语了，而是在不失原有本义的同时，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发生了符号意义的转换，它就被凝结、积淀成了一个用来表示一个特定民俗事象、一种建筑民俗仪式活动的典型的民俗语汇。在此文化背景下，这一简单的工序用语被赋予了浓厚的民俗色彩。至今，在现代大都市的建筑工地上，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上梁仪式民俗的遗绪，甚至安装吊车，要给吊车系彩带，安装完毕还要燃放鞭炮。说到底，这样做的心理，仍不外乎是“祛邪祈吉”，期望平平安安。

历代文人墨客，出于对“上梁”这种民俗事象的认同，每每精心撰写以“祛邪祈吉”为基本内容的所谓“上梁文”。于是，也因此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章体裁——“上梁文”。显然，这是一种与“上梁”这个民俗语汇同出一源的文体。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杂识》认为，中国古代上梁文体发端于北魏温子升的《阊阖门上梁祝文》。明代徐师曾在中国文体学史上著名的《文体明辨序说》中写道：“上梁文者，工师上梁之致语也。世俗营构宫室，必择吉上梁，亲宾裹面（今呼馒头）杂他物称庆，因而以犒匠人，于是匠人之长，以面抛梁而诵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俪语，而中陈六诗。诗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盖俗礼也……宋人又有上牌文，盖上匾额之词，亦因上梁而推广之也。”清代吴曾祺编纂的《涵芬楼古今文钞》将所辑录的由上古至清光绪年间的近九千篇文章，按照文体分作13大类202个子类。其中，第13类的第12子类，乃为“上梁文”。

显而易见，“上梁”这个民俗语汇，由它凝结、载负的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尽管很早就进入了上层文化，却一直不失民俗本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永生不灭”。因为，现代文明正在淡化其民俗内涵和意义。同其他一些民俗语汇一样，它的消逝，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把这种文化现象作为一项“人类口头非物质遗产”事项，把围绕这个民俗语汇的全部民俗事象，完整地、真实地而且可以“原汁原味”地重复再现，保存到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记忆之中，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而，我指导我的一位研究生就此作了初步的专题研究。

三 中国学术史上的民俗语汇研究

中国学术史上的民俗语汇研究，主要是收集、辑录和考释之类的训诂学视点的研究。从扬雄的《方言》算起，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方言研究，则是近年的事。然而，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成功地编著了世界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通常简称《方言》）。《方言》是今所见中国古代第一部汉语方言研究专著。扬雄穷三十年工夫编著的《方言》，记录了周秦至西汉末年的民间方言语汇，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始祖。语言是民俗等民间文化的载体，作为民间口头语言的方言尤其是最直接、最基本的民间文化材料。“言为心声”，方言等民间口头语言尤其如此。中国古代的历代帝王为政治需要素有“采风”的传统，“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方言》正是周秦王朝政治需要的产物。就是说，中国的方言研究，从一开始就同民俗研究结合在一起了，始于采风活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认识到了语言，尤其是方言与社会风俗文化的内在联系，乃至后来形成的传统训诂学始终注重在社会风俗文化中考察语言材料的传统方法，不能不受此影响，亦可见其源远流长。一如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十所云：“此使（按：‘轩使者’，当时的采风官员）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亦如王莽天凤时刘歆致扬雄书云：“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傜俗。”扬雄《答刘歆书》回答说：“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可以说，《方言》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首次对语言与民俗进行综合考察的重要成就，是民俗语言学研究的滥觞。这要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及列维—斯特劳斯分别进行的对几个未开化民族的风俗、文化、神话和语言的综合考察，约早近两千年，是世界民俗语言学史上的一座科学丰碑，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科学文化史的重要建树。

中国历史上的民俗语汇研究，大都体现在一些俗语辞书的编纂方面，而且主要是唐代以来的各种专辑、专门辞书（包括现代辞书学意义上的“准辞书”）以及笔记杂著。例如，唐代的《匡谬正俗》（颜师古）、《资暇集》（李匡乂）、《刊误》（李涪），宋代的《释常谈》（佚名氏）、《续释常谈》（龚颐正）、《别释常谈》（施君英）和《古今谚》（周守忠），明代的《目前集》（佚名）、《俚言解》（陈士元）、《常谈考误》（周梦旸）、《询蒭录》（陈沂）、《俗言》（附《古今谚》，杨慎）、《谚原》（方以智）、《俗呼小录》（李翊）和《（增定）雅俗稽言》（张存绅），等等。

清代以来，相关文献更多。例如，《通俗编》（翟灏）、《直语补正》（梁同书）、《俚俗集》（福申）、《土风录》（顾禄）、《里语征实》（唐训方）、《恒言录》（钱大昕）、《迩言》（钱大昭）、《恒言广证》（陈鳣）、《语窦》（胡式钰）、《常语寻源》（郑志鸿）、《玉雨淙释谚》（平步青）、《吴下谚联》（王有光）、《乡言解颐》（李光庭）、《江湖切要》（卓亭子）、《俗语纪始》（清魏崧）、《谈征》（外方山人）、《常谈叜》（易本烺）、《越谚》（范寅）、《古谚闲谭》（曾廷枚）、《证俗文》（郝懿行），以及《俗说》（罗振玉）、《俗语考原》（李鉴堂）、《俗语典》（胡朴安）、《通俗方言疏证》（孙锦标）、《俚语证古》和《方言证古》（丁惟汾），等等。

此外，还有发端于唐代李商隐，主要辑录歇后语的《义山杂纂》及其历代续仿之作，也可谓一支独特的民俗语汇“类义性编纂体例”的系列专辑。例如，唐代的《敦煌写本杂钞》（佚名），宋代的《杂纂续》（王君玉）、《杂纂二续》（苏轼），明代的《杂纂三续》（黄允交）、《风俗粲》（徐树丕）、《西湖渔隐杂纂》（西湖渔隐主人），清代的《杂纂新续》（韦光黻）、《广杂纂》（顾禄）、《纂得确》（石成金）、《金园杂纂》（方绚），等等，再加上未冠以“杂纂”名义的同类专辑，已经发现的就多达20余种。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所列举的历代这些文献，大多都是迄今尚未进行整理的珍稀文本。同时，类似上述迄今尚未进行整理的珍稀文本，在中国汉籍全部民俗语汇历史文献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亟待组织发掘、整理，使之成为中国民俗语汇研究的基本文本。除此之外，其他民族历史遗存的民族语言文字的民俗语汇文献，亦同样亟待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和整理。

四 中国民俗语汇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第14章《中国民俗学史略》注意到，“明清时期，文人学者做了许多归纳民俗语言的工作，连钱大昕、郝懿行这样的著名学者都参加进来，撰写了《恒言录》和《证俗文》等著作。他们经过亲自调查，记录和保存了一批当时活在群众口头的民俗语汇，为后人研究前代语言民俗的传承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著名方言学家侯精一教授根据数十年对自己家乡山西平遥方言民俗语汇的调查，撰写并先后分别在日本和国内出版的《平遥方言民俗语汇》，是迄今所见的中国当代第一部明确采用“民俗语汇”作为书名的专著。《平遥方言民俗语汇》分婚丧、游艺、饮食、交际、自然现象、时令时间、农业、植物、动物、商业、交通、工艺、房舍、器具、身体、称谓、疾病医疗、衣服穿戴、文化教育、文体、动词、方位词、代词、形容词、副词介词、量词、数词和拟声词28类（大类之下分设子类），辑录注释了4000余条平遥方言民俗语汇。

最近，有位历史学者在整理竹枝词时注意到“所见民俗语汇的复活和社会风习的重演”这一特别的民俗语言现象。文章注意到，竹枝词，由于竹枝词作者往往有意回避奥雅，多注重借用民间俚言俗语抒情寄意，许多竹枝词作品因此也具有民俗语言史料的价值。读清末民初的竹枝词，可以发现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即与当时世势之演进、时局之动荡相应，社会出现了诸多新鲜的语汇。还有一种特殊的历史语言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看似僵死，久已退出社会生活领域的语汇，却在长眠之后，竟然可以当时势重新适合之时再次苏醒，又一次影响社会。竹枝词文句中若干当时流行的语汇，与现今民俗语言现象竟然完全相合。例如，“饭局”这个民俗语汇，早就见于宋人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的《六月三十日在城粥饭局结局榜》和《七月初一日劝勉宜黄乐安两县赈粜未可结局榜》两篇文字。清末民初竹枝词文中“饭局”则属于一个复活了的流行民俗语汇。而这些语汇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数十年。清末民初竹枝词所见民俗语汇于数十年之后再度复活者，还有“片子”（名片）、“集股”、“红利”以及“太太”、“小姐”等其他实例。清末民初兰陵忧患生撰《京华百二竹枝词》中有“一从实业重商权，集股纷纷嚷破天”句，其中“集股”一语，同样也是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数十年之后，随着证券市场的重新复出又重新形成了“纷纷嚷破天”的声势。类似情形，又有罗汉《汉口竹枝词》所见“红利”这个语汇，即其中的第六〇首《水电公司》所咏：“汉皋创后倍繁华，水电今时用更奢。依旧公司无起色，不闻红利派东家。”凡此可见，清末民初竹枝词透露的若干民俗语汇在休眠多年之后又得以复活的民俗语言现象，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较强的社会史料价值。

不过，在数十年之后或许多时代过后仍能够得以复活的民俗语汇，数量毕竟有限，这是社会发展与语言本身发展规律使然。更多的民俗语汇，大都要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作古”。因而，这种处于社会生活和语言文化深层结构之中的“语言化石”资源，时时都处于“濒危”状态，其资源每时每刻都在大面积地萎缩，直至枯竭。

目前，国际学术界、文化界都颇为关注“濒危语言”问题。个中，众多的民俗语汇也将随着一些“濒危语言”的消亡而消亡。1995年，美国语言学会保护濒危语言委员会主任Yamamoto教授在同本人的通信中，也曾表达了对汉语隐语行话的存灭的深切关注。而这些，又都是此前实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时所未能关注到的内容。在2001年讨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抢救工作范围时，我提出了关于“大规模地编纂多卷本《中国民俗语汇集成》的建议和论证”。我认为，鉴于国内迄今为止尚未对历代的民俗语汇进行过比较全面的系统梳理，而各地民俗语汇大多渊源有自，因而，这次编纂《中国民俗语汇集成》是对中国古今民俗语汇的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系统发掘、抢救和梳理。可以相信，《中国民俗语汇集成》项目计划的如期如愿完成，不仅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一项重要成就，写下中国语言学和民俗学前所未有过的篇章，亦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贡献。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系列项目之一的《中国民俗语汇集成》，应特别关注民俗语言的抢救和发掘，将编辑出版多卷本《中国民俗语汇集成》（地方+民族+专题）作为本工程的专项成果。各卷所收录、辑释的内容和词条，原则上只收古往今来因民俗、民间文化事象而生成和负载特定民俗事象信息的典型语汇。在时空上，不为年代、地域和民族所限。时间的下限，截止到本项工程正式立项之年。

显然，中国的民俗语汇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拓荒”时期。不过，可以相信，随着学术界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很快也会进入“掘进”时期。汉语和其他各民族语言的民俗语汇资源，是一座承载传统文化的“富矿”。期盼有更多的有志于此的学者加入抢救和保护民俗语汇这个“人类口头的非物质遗产”的“淘金”队伍和“掘进队”中来。

最后，无论我这篇文章是否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论点，最根本的命题只是一个，那就是——“民俗语汇是人类最基本的口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吁请各位和社会各界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2003年9月25日脱稿于雅俗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