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语行话：一种特别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

——由郝志伦《汉语隐语论纲》一书说起

汉语里的“隐语”，是个多义性用语。在此，“隐语”是指“隐语行话”，或说是民间秘密语。那么，这种“隐语”的语言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什么？这是与此相关学术领域的学者们长期关注而又众说纷纭的问题。我认为，“隐语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似乎已经是学界有关“隐语”语言属性的主流性认识。就“隐语”的社会属性而言，一如“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个命题，业已渐成学界的共识；“隐语是一种特别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也同样会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

不久前，看到郝志伦先生从绵阳寄来的他作为“四川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的新著《汉语隐语论纲》，正是一部探析“隐语”的语言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专著。

《汉语隐语论纲》全书分成导论、史论、结构论和人文论四个“板块”。在“导论”中，讨论了汉语隐语及其特质，汉语隐语的研究对象、意义及方法，汉语隐语的生成，汉语隐语与社会群体，汉语隐语与民族共同语，汉语隐语与民族文化，汉语隐语与社会犯罪七个问题。“史论”，在记述不同历史时期的隐语行话文本史料的同时，也相应地展示了各个时期的有关研究状况。如先秦至魏晋时期的隐语及其研究、唐宋元明清时期的隐语及其研究、近现代汉语隐语及其研究，以及汉语隐语的演变机制等。“结构论”，主要是从语言学视点审视这种语言文化现象存在的语言形式。首先从形态分类和应用领域及发生学分类讨论汉语隐语的类型，进而探讨汉语隐语的结构特征和汉语隐语的结构材料。然后，又从语音构词、词法构词、句法构词、文字构词和修辞构词等诸方面具体展示其形式的构成。郝氏本书的第四部分“人文论”，事实上当谓“汉语隐语文化论”。因为其先是从命名理据、构成方式及体系关联分析了“汉语隐语的隐型文化特征”，然后又从隐语行话中所涉及的饮食文化习俗、市井文化习俗、武林规矩以及组织文化特征等信息，论述“汉语隐语的显型文化特征”。

从全书所使用的历代隐语语料和附在卷末的《主要参考文献》粗略可知，郝氏比较充分地使用了此前发现的有关语料文本和研究文献。上述论述，即建立在对这些文本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

几年前，我在《中国民间秘密语（隐语行话）研究概说》里，分析、讨论“秘密语研究的近期特点与趋向”时谈到，多学科视点的导入和研究领域的开拓，尤其有助于中国民间秘密语研究的深化和发展。这是现阶段这一领域的一个突出特点。不过，语言学视点的研究，始终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视点。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民间秘密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化现象，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无论从语言学还是从文化学视点的研究，都是首要的、基础的本体性研究。它是语言的一种社会变体，因而语言学家首先将其纳入科学视野，是极其自然而又似乎是 ‘责无旁贷’的，以往几乎是语言学单一视点 ‘一家言’的局面，是不足为怪的。这一阶段民间秘密语的语言学研究，从过去偏重于语音学的研究，如大量的反切形态秘密语研究，已逐渐转为较全面的关注，如词型构造、语义转换、词源、辞书编纂、正字正音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尤其是根据其地域性特点运用方言学的方法所进行的调查和分析描写，使民间秘密语语料的采集整理更趋系统、准确而具有科学性”。

虽说郝氏的《汉语隐语论纲》是以语言学视点研究为主，但他特别注意到了隐语行话现象的语言文化属性一面。可以说，这是一部从“语言文化”这个命题视点着眼，探析汉语隐语的语言属性和文化属性两种属性的学术专著。从全书的理念倾向来看，郝氏此书业已超越了单一的语言学视点，或说是关注隐语的社会文化属性的倾向更为突出一些。如其在“人文论”部分的导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主要以特殊词汇形态存在的隐语行话，它与其所属特殊社会群团的社团文化，与其所赖以生成和运用的母语文化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民族共同语一样，隐语行话也兼有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的双重特质。作为特定的社团文化和母语文化的特殊载体，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化现象，汉语隐语行话所运载和涵蕴的文化内容便要复杂丰富得多。可以说，无论在其生成运用时，还是在其发展演变中，汉语隐语行话都在不断吸纳、传承着其所属群体和所属民族的诸如思维观念、价值取向、信仰习俗、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心理行为模式等文化因素；无论在其表层结构，还是在其深层结构，汉语隐语行话都或多或少地、或隐或显地透析着其所属的特定社团文化和母语文化特征。即或是在考察隐语的语言形式的“结构论”中，他也清醒地注意到“作为民族共同语的社会变体，作为秘密社群及诸行百业的一种特殊交际工具，从语言与文化的宏观角度鸟瞰，汉语隐语与民族共同语和民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

总之，粗略浏览一过，使我感到《汉语隐语论纲》架构清新有致，论述清晰有据，在近年里所见到的同类或相关著作中，这是一部严肃认真的、应予肯定的汉语隐语行话研究力作。

所谓的“濒危语言”，亦即濒临灭绝的语言，是近年来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十分关注的社会现象。据报道，全世界大约6800种语言中，有近一半的语言使用者人数低于2500人，而且其使用的人数还在不断地减少着。几乎是平均每两个星期，就要有一种语言因不再有使用那种语言的人而消亡。依此速度，到21世纪末，全世界就将有至少半数的语言不复存在。姑且不论这些语言消失的种种原因与后果，但就其所载负的丰富的、独特的社会文化信息来说，转瞬间就成了难以复制的东西，就成了需要重新发掘的、令人瞩目的“历史文物”。

《汉语隐语论纲》的导论谈道：“根据现有资料记载，人类语言中的主要大语种，都明显地存在着他们自己的隐语。如果从人类社会实际的言语交际着眼，可以这样说，任何民族语言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具有本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隐语，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传承、创造、使用隐语的文化现象。”那么，随着这些“濒危语言”的消亡，依附于这些“濒危语言”的民间隐语行话等民俗语言文化信息，亦必将随其“母体”的消亡而相应地消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关注隐语行话这种特别的语言文化现象的学者们来说，自然是格外增加了一层惋惜和事业的紧迫感。

单就“滥觞于先秦，发达于唐宋，盛兴于明清，传承流变至今”的汉语民间隐语行话而言，尽管时下仍在“生生不息”，却也时时在“消亡着”。今可见到的唐宋以来的隐语行话语料文本实在有限。如果没有《圆社锦语》《绮谈市语》《行院声嗽》《金陵六院市语》《新刻江湖切要》等文献流传下来，汉语隐语行话的历史就不能显现像现在这样的清晰轨迹。尤其是唐代隐语行话的语料，真可谓“凤毛麟角”。众多信息的迹象表明，汉语史上的隐语行话语料十分丰富，远非这一点点。那么，其他那些都哪里去了？消亡了。我通过十数年研究的见解之一是，现代汉语所存在的隐语行话，也就是现今人在一些社会群体言语交际中生存着的汉语隐语行话，绝大部分的基本语汇，仍然沿用着已经传承了上千年的语汇体系，甚至有许多语汇无论在形式或语音方面，同数百年前并无多大实质性变化，甚至完全沿用着未改。这一点，也正从另一视点佐证着汉语史上的隐语行话曾经十分丰富。

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说中国大陆“在本领域学术史上空前活跃和繁荣的阶段”, “研究成果的种类、数量均远远超过了前一时期的总和，并且展示了新的研究水平”，但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当今学术界对隐语行话这一微观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的关注似乎仍显不够，尤其纳入科学研究视野的力度还远远不够。这一点，1995年，当美国语言学会保护濒危语言委员会的Yamamoto教授在来信中对汉语隐语行话的存灭表示关切时，尤其使我有所感触。安徽的一位于此道向有专攻和成就的学长，数次敦促我前往一道进行“田野调查”，其迫切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也的确每天都有一些十分珍贵的隐语行话语料在消亡，都有一些旧语料的传人在减少。长期以来，我们既存在大量的对隐语行话的“濒危语料”文本的调查、发掘、抢救工作要做，还需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扎扎实实的、各种视点的专题性或多元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工作。如今，通过《汉语隐语论纲》又结识了一位学术同道，可谓幸事。

在学术研究的茂密丛林中，隐语行话研究是一个非常细微的领域，很难成为什么“显学”，但却是个不能忽略的、不可弃之的领域。许嘉璐教授在分析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曾提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对文化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力。因而，“语言理解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语言理解的层次越高，文化理解也就越高，需要的文化理解也越高”。就此而论，隐语行话则可谓处于社会文化深层结构之中的一种更为特别的民俗语言文化现象，是考察研究中国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别具一格的独特视角。这一点，也是借为郝志伦先生的《汉语隐语论纲》写序所想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同时，也期望能见到再多一些相关学术著作的问世。当然，也更期望汉语隐语行话的发掘、抢救和研究工作，能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郝志伦：《汉语隐语论纲》，巴蜀书社，2001。

曲彦斌：《中国民间秘密语（隐语行话）研究概说》, 《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1期。

《走向消亡的语言》, 2001年8月11日《文汇读书周报》第4版。

许嘉璐：《语言与文化》, 2000年10月17日《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