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语行话（秘密语）研究与辞书编纂

约10年前，我曾在《辞书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中国民间秘密语辞书概说》（1989年第6期），简要评述了宋至民初的数种隐语行话，亦即秘密语辞书。本文主要想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汉语隐语行话研究；近年出版的隐语行话辞书；隐语行话与辞书编纂。

一 关于汉语隐语行话研究

隐语行话研究，是一个比较细小的微观学术领域。我想，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不是也不会成为一种“显学”。不过，由于隐语行话这一语言文化兼社会文化现象，同许多学术领域的研究相关联，甚至同有些领域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受到多学科学者的关注乃至导致多学科视点的研究，实属必然。

中国关于隐语行话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初，是现代的事。若大致划分阶段的话，现代汉语隐语行话研究似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4年容肇祖发表《反切的秘密语》（《歌谣》周刊第52期）到80年代中期，可谓是语言学单一视点的研究阶段。因为，在这一阶段约60余年间所见刊布的有关著述（含部分专著的有关章节），除容氏文章属中国早期民俗学研究外，其余几乎均属语言学视点的研究，而且以反切秘密语为主。其主要学术文章如：赵元任《反切语八种》（《史语所集刊》第2本第3分册，1931），赵志良《上海的反切语》（《说文月刊》1939年第1卷），陈叔丰《潮汕的反切语》（《中国语文》1940年第3期），陈祺生《旧时代无锡粮食业的常用切口》（《语文知识》1957年第12期）, 《中国语文》杂志关于“社会习惯语”和“社会方言”问题的讨论（《中国语文》1957年第4、5期），陈振寰、刘村汉《襄阳捻语》（《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张天堡《切语初探》（《淮北煤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潘家懿、赵宏因《一个特殊的隐语区——夏县东浒“延话”（隐语）调查纪实》（《语文研究》1986年第3期），以及高名凯《普通语言学》（新知识出版社，1957）、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的有关部分，等等。

第二阶段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约十余年，是本研究领域导入多学科视点的空前活跃与繁荣阶段。这十余年中国大陆发表的隐语行话研究成果数量（篇数、字数），超过了前一阶段60余年的总和，并且填补了以往所没有的理论专著的空白，出版的专门辞书种类、规模与数量盛况空前。这一时期语言学视点的隐语行话研究，已从以前偏重反切秘密语的研究转为多方面的关注，如语词形态、谣诀形态及非言语形态的隐语行话，以及与之有关的语法、语义、词源、正字乃至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均已纳入了研究视野。一些方言学者结合方言调查，采集、分析了许多地方的隐语行话。这些语言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郭青萍《“徽宗语”》（《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侯精一《山西理发社群行话的研究报告》（《中国语文》1988年第2期），潘家懿《隐语与群体文化心理》（《语文研究》1986年第5期）、《山西晋南的秘密语“言子话”》（《运城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王希杰《黑话说略》（《汉语学习》1989年第1期），唐松波《汉语隐语及其构造特点》（《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曹聪孙《汉语隐语说略》（《中国语文》1992年第1期），张天堡《淮河流域民间反切语》（《淮北煤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等。此外，社会学视点的研究，如余云华《当今地下行业及其隐语》（《民间文艺季刊》1990年第1期）；民俗学视点的，如柯小杰《荆楚木瓦工行话浅析》（《民俗研究》1992年第4期），章虹宇《滇西解放前土匪黑话、行规及其禁忌》（《民间文学论坛》1993年第2期）；文学视点的，如白维国《〈金瓶梅〉和市语》（《明清小说论丛》第4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傅憎享《〈金瓶梅〉隐语揭秘》（《社会科学集刊》1990年第5辑）；民族学视点的，如赵丽明《湘西苗族隐语的使用情况和社会功能》（《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1991）；历史学方面，蔡少卿在《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和《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两部近代社会史专著中，均注意考察了隐语行话；公安言语识别研究方面，有王亮《三种社会方言词的识别》，王军《隐语：形态结构与逻辑转换》（均见《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等。将隐语行话作为一种民俗语言文化现象加以研究，是民俗语言学视点导入的结果。1990年秋，民俗语言学者们举办了本研究领域学术史上首次“中国民间秘密语行话专题学术研讨会”。已举行过的两届全国性民俗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以及1996年的首届语言与民俗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均发表有隐语行话专题研究论文。

总之，纵观中国民间隐语行话研究的70余年发展轨迹，即如拙作《中国民间秘密语（隐语行话）研究概说》（《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1期）文末所评论的，“显示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狭而宽、由单一向 ‘全息’的总体趋势，在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基础理论和拓宽应用研究领域”。尤其是最近的十余年，情况令人欣喜、振奋。

二 近年出版的隐语行话辞书

从1924年吴汉痴主编的《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由上海东陆图书公司出版到80年代中期，60余年间几乎未见公开出版一部隐语行话的现代专门辞书。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期间，出版隐语行话辞书多达近10部，可谓前所罕见。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然同近十余年隐语行话研究领域空前活跃、成果迭出的状况相辅相成，是这一时期本领域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观这些隐语行话辞书，多因编纂宗旨、功能、体例、收录资料范围或读者对象等的差别而各具特色。且将其中七种列表分析如下：

这些辞典，大多是集体编纂。之所以如此，除有的是部头规模较大的缘故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占有资料的关系而导致多位撰稿人的合作。这一现象，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专题资料积累汇集环节同编纂专门辞书的需要间，还有一定距离。

从辞典名称来看，关于这一语言文化兼社会文化现象采用的术语颇不一致，如“隐语”、“犯罪隐语”、“隐语行话”、“秘密语（秘语）”之类。这样，便透示了关于这种语言现象概念的界定不一、视点不一。在1990年那次秘密语专题讨论会上，我曾就此发表过看法。我主张根据有关用语的使用频率、约定俗成的原则和从对象事实出发，比较起来，似应采用“隐语行话”这个合成式用语。其中的“隐语”与“行话”，在语义和所指对象上相互交叉，具有互补和互相限定的功能，似比其他用语更具科学性，并且语义明了易为人接受。因为，“隐语”所指过于宽泛，既指秘密语，也指歇后语、谜语、藏词之类；“行话”，既指秘密语，也指一般行业习惯语和专业技术术语。“秘密语”目前与“隐语行话”提法通常等义交替使用，应允许人们根据约定俗成和科学规范的原则在运用中作出方便的选择。这个见解，成为会间趋于一致的倾向性意见（见会议简报）。这个问题关系本领域的基础理论建设，不止反映在辞书书名上，其他论文、著作亦如此。因此，应当作为一个学术专题，深入讨论，尽可能地使用语切当、统一，不生歧义，使之与对象、概念相一致，以有益于促进理论建设和应用研究。

一部完整的现代辞书，应附录相关的资料，综合性、专门性辞书尤其如此，隐语行话辞典自不例外。上述的几种，或多或少，大都设有附录，而且各有特点。且录示如下：

《犯罪隐语与方言识别词典》1种：汉语方言分布图。

《中国秘语行话词典》2种：主要征引文献述评；主要参考文献。

《中华隐语大全》20种：圆社锦语，绮谈市语，锦语，六院汇选江湖方言，行院声嗽，杭州市井隐语，市语，金陵六院市语，江湖通用切口摘要，江湖行话谱，太平天国隐语举隅，洪门早期隐语实录，红帮隐语书不胜书大足寻味，茶阵，洪门烟茶，烟火阵，洪门筷箸阵，洪门路阵，洪门口白，洪门手势体态语，洪门符咒。

《中国隐语行话大辞典》5种（名为续编）：隐语行话研究事典；其他形态的隐语行话（话语形态、谣诀形态、副语言习俗形态、反切秘密语及其他语音学构造的秘密语）；中国隐语行话研究纪事简表；中国隐语行话简明地图；资料书影图版（23幅）。

《俚语隐语行话词典》1种：现代中国民俗语言研究文献选目。

凡此，诸种辞典附录的资料，对于使用该书者来说，无疑增加了与正文内容相关而不便进入正文的许多重要信息、知识和资料，是正文的必要补充或参考，是辞典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套好的附录，会增强辞书的科学质量，为之增色许多。隐语行话的资料收集比较困难，而且其形态不一，通常只将语词（或兼收短语）形态的单位编入辞典，难以在正文中兼容更多的内容和信息，因此其附录的编录十分必要，乃至可以说不可或缺。其中，附录的参考文献目录，则是正文的特别注释，是正文资料可信程度的标志。

三 隐语行话与辞书编纂

这个话题应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隐语行话与其他辞书编纂；二是关于隐语行话辞书的编纂。下面分别来谈点看法，供同道们参考。

有些隐语行话在长期流传使用过程中，经过多种媒介渠道的传播和约定俗成，逐渐解除了原有社会流行群体的封闭或半封闭性，被吸纳到通语中去。例如，宋代《绮谈市语》中的“六老”（眼）、“三寸”（舌）、“手谈”（棋）、“飞奴”（鸽）等，《辍耕录》所谓“杭州人隐语”的“憨大”（物不监致）、“搠包儿”（暗换易物）, 《西湖游览志余·委巷丛谈》所录杭州人切口“窟窿”（孔）、“扫兴”（有谋未成）、“出神”（无言默坐）、“杀风景”（言涉败兴）、“扯淡”（胡说），等等，均已进入近代汉语或现代汉语通语。即或明清间一部坊刻本《江湖切要》中的有些明清江湖隐语行话语词，如“言唱”（状元）、“撮合山”（媒人）、“小老鼠”（毛贼）、“调皮”（会说）之类，亦然。《现代汉语词典》收录有不少业已通用的旧隐语行话语词，如调皮、空头、杀风景、挂花、绑票、扯淡、花舌子、上手等，如非专门探究，今已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原本为隐语行话或与此有染。即如《汉语大词典》，虽“只收汉语的一般语词”, “着重从语词的历史演变过程加以全面阐述”（见该书《前言》），但也适当选收了一些汉语隐语行话词条。例如其“蚬斗”等条。

蚬斗 欢喜的隐语。宋王谠《唐语林·政事上》: “崇（唐崇）因长入人许小客求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一日，过崇曰：‘今日崖公甚蚬斗，欲为弟奏请，沈吟未敢。' ……散乐呼天子为崖公，以欢喜为蚬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为长入。”清余怀《板桥杂记》序：“效东京梦华之录，标崖公蚬斗之名。”

崖公 唐代散乐艺人称皇帝。唐崔令钦《教坊记》: “诸家散乐，呼天子为 ‘崖公’，以欢喜为 ‘蚬斗’。”宋王谠《唐语林·政事上》: “今日崖公甚蚬斗，欲为弟奏请，沈吟未敢。”

长入 指常在皇帝左右供奉的乐工。唐崔令钦《教坊记》: “诸家散乐，呼天子为 ‘崖公’，以欢喜为 ‘蚬斗’，以每日长在至尊左右为 ‘长入’。”宋王谠《唐语林·政事上》: “崇因长入人许小客求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

这三个唐季教坊散乐艺人的隐语行话词语，均出于《教坊记》和《唐语林》。在释语中，一指明系隐语而未说明流行范围，一说明流行范围而未指明系隐语，一隐语性质及流行范围均未说明而仅释语义。“蚬斗”条首先当录《教坊记》书证，“崖公”条亦应录《板桥杂记》序之语，然而皆缺。借此，我认为，辞书根据不同性质、体例等原则选收隐语行话词条是必要的，但释文中似应明确说明其性质、流行的年代及范围（群体或地狱）、语义，并尽可能比较完备地征引书证文献。至于选收这类词条的原则，如范围、数量等，则因具体辞书的性质、体例、规模而异，不能概而论之。非隐语行话类专门辞书收录的已为通语吸纳的语词条目，不必注明其原有的隐语行话性质，如《现代汉语词典》的做法，亦理所当然。但是，对于具有考释语源性质的辞书，在收录出自隐语行话或与之关系密切的语词条目时，则应加以必要的考证阐释以及源流。在编纂古代小说（话本）、戏曲等专类语言词典，或《金瓶梅》《水浒传》等专书辞典时，无不存在上述所讨论的选收隐语行话条目的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于隐语行话专门辞书的编纂，似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要不失现代辞书的科学规范，二是要不失本类专门辞书所应具有的特点。尽管近几年编纂出版了数部这类专门辞书，在本领域已十分可观，但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需要总结经验，分析短长得失，才能逐渐成熟、完善。实践表明，在选收词条、词目正字、索引编制，以及辞书类型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对词目资料的界定和鉴定，关系到隐语行话辞典本身的性质、特点。有的界定失之准确，收录词条失之滥或宽，影响了辞书的质量。对有历史文献可据而后来已进入近、现代通语的词目如何处理？一般情况下，我主张收录，收录后要加必要的说明。至于缺乏根据而难以把握的，似可不收，避免人为地造成混乱。再如《北京话流行语》（周一民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和《上海话流行语辞典》（阮恒辉、吴继平编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均辑释了数十条进入现代流行语的旧时隐语行话。隐语行话辞典还是应参照上述原则酌定收录与否，应收入的，还应照例收录。

在整理、鉴定和筛选词条资料时，首先应注意词目词的正字，否则将以讹传讹，失去本来面目，甚至产生歧义、误解，有悖辞书所应具有的科学品质。由于隐语行话的基本传承形式为口耳相传，加之各地方言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即或是有文字传抄或刊行的，亦大量存在俗字、别字、记音代用字、讹字以及错字，相当一些已难考本字、正字。《江湖通用切口摘要》解语所谓“字无意义，姑从吴下俗音而译之，阅者原谅焉”，可说明一斑。对于当年这位不知姓名的记录者，非但可以原谅，尚应感谢他为后世保存下些许珍贵资料。然而，对于现代隐语行话辞典来说，这是个需要审慎对待的难以回避的问题，似不好也声明请“阅者原谅焉”。其语例如“大腕”似当做“大蔓”, “走穴”似当为“走踅”之类，不赘述之。

缺乏必要的索引供读者检索查阅，就不符合现代辞书的规范。无索引的辞典成了分条读物，还莫如《江湖丛谈》那样借破解隐语行话来介绍江湖文化更便于阅读，也更有趣。除必要的音序、笔画索引之外，编制词目主题索引和按流行群体或地区的分类索引，也十分具有实际应用意义。这不仅在于本类辞典还可视为一种别有意义的民间文化资料集，还有助于多种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需要和公安司法等特殊需要的查检鉴别。索引完备适用的辞典，功德无量。

隐语行话辞典的编纂今后将如何发展，走向如何，似难断言。基础研究和社会需要，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就现实而言，我以为有两部隐语行话辞典似乎比较切合现实需要。一是收录较富而释语简明、索引完备的《汉语隐语行话简明词典》，这种简明辞典可以同时配合计算机检索发行光盘或软盘。二是收录较富，详为考释，书证、语例丰富，索引俱全，附录文献详备，规模较大的《汉语隐语行话大辞典》。此外，话语形态、谣诀形态、副语言习俗形态及语音构造的（如反切秘密语）诸类隐语行话，如何编纂专门辞典，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讨论并逐渐付诸实践的问题。

附记：为行文方便，文中未述及的本人除辞典而外的有关研究著述，且附记于后，聊供参考。专著三种：《中国民间秘密语》（上海三联书店，1990）, 《江湖隐语行话的神秘世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署冷学人）,《中国民间隐语行话》（新华出版社，1991）；论文：《中国民间秘密语漫说》（1987年12月23日《中国文化报》）, 《民间秘密语与民族文化》（《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5、6期）, 《隐语行话与民间文化》（《民间文艺季刊》1990年第4期）, 《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 《中国民间秘密语（隐语行话）研究概说》（《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