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转型个案研究：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波兰

第一节 匈牙利的政治转型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标志着一场席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即将开始。匈牙利随即面临着双重挑战：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制度。

一 社会和经济危机

20世纪80年代共产主义制度已经令人厌倦。匈牙利人当时正经历着严峻的经济考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债务问题，用于经济现代化的贷款没有投入到对旧经济机制的改造中。其结果是，不论是生产还是出口贸易，都没有得到改善，造成了贸易逆差和财政不平衡，只能通过借入新贷款来解决。

经济状况直接影响生活水平。恶劣经济形势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现社会危机。经济增长期结束后，人们只能靠更繁重的工作和承受更大压力来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公共健康指数逐年恶化，死亡率逐年递增。这种现象导致整个匈牙利社会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

调查结果显示，在1983～1988年的过渡期间，神经性抑郁症的发病率和发病程度都有明显上升。在被调查群体中，1983年抑郁症的发病率是24.3%，1988年有34%的受访者声称有抑郁症状，1995年则为30.5%。自杀率在1984年达到峰值，每10万人中有46人自杀。

匈牙利学者萨拉伊·茱莉亚（Szalai Júlia）和瓦伊达·阿格内诗（Vajda Ágnes）对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信任的现象的解释是，在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对大多数人而言，表达情绪的渠道是有限的，更多的情绪投入到了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中。因此，在制度转轨期，私人情感领域负荷了很多自然条件下一般家庭不会遇到的压力。这导致了并仍在导致一些永久性问题的出现，具体表现为酗酒、家庭破裂等社会问题的高发。

尽管政治精英们在谈论这些社会现象和被夸大的公众危机意识时，否认存在经济和社会危机，但事实上，不满情绪却在积聚。政治家们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势力的衰弱和内部危机的存在。他们知道，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二 反对党的出现

昔日一度被边缘化的反对党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有影响力，越来越有组织性。到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全新的“民主”政治团体出现了，这是一个有组织、有思想亲和力的政治团体，有能力成为执政党的竞争对手，与其分庭抗礼。这带来了合法性的危机，迟早会给政治体制带来不可避免的彻底转轨。转轨很快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危机的深化使得反对党的目标逐步明确。在寻找走出危机出路的时候，国家民主派和其他反对党走到了一起，这些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1985年第一次坐到了一起，共同讨论国家的形势（莫诺尔会议，Monor conference）。

另一种流行的方式则是各个政治团体发表自己的方案。1986年，一些经济学家发表了名为“转变和改革”的计划，为经济危机提供了市场经济这一解决方案，他们认为这是唯一的选择。另一项方案是1987年夏天发表在《演讲者》（Beszélö）上的《社会契约》，强调需要建立一个自治的公民社会，限制国家权力。

与此同时，民主反对派组织确定了他们的政治策略：不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是改变现行制度。公众变得活跃起来，复苏的反对派组织和协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让公众了解社会和政治危机，认识到转轨的必要性。新的准政治组织提供了经济和政治危机的解决方案，以及政治体制民主转型的方案。他们最终成为建立多党民主制的催化剂。

从1987年起，以及接下来的两年里，民主反对派认识到了新形势的本质，发现了其中的新机遇。因此，反对派变得越来越激进，要求政治体制全面转轨。他们提出一种方案：成立宪政民主的议会。民粹主义者的方案包括一些传统的极右政治口号：“完全恢复匈牙利主权”“对邻国的匈牙利族人负责任”“官方认可思想自由”。尽管他们没有提出详细计划，但却是第一个发起成立政治性组织的团体。1987年9月27日，他们召开会议，就一系列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创立了一个名为“匈牙利民主论坛”（Magyar Demokrata Fórum）的民主民族主义政治运动。

作为对民族主义者的响应，民主反对派的领导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自由倡议网络（Szabad Kezdeményezések Hálózata）。1988年3月30日，学生组织中的青年学生创建了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atal Demokraták Szövetsége-FIDESZ）。

当时关于社团组织的法律的确给社会团体的运行提供了法律框架，但政党的地位还不明确。1989年1月10日，在政府的建议下，议会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政治多元化在匈牙利成了既成事实。到1989年秋天，先是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Szabad Demokraták Szövetsége-SZDSZ）转变成一个政党，随后，其他的重要政治组织，包括匈牙利民主论坛也纷纷效仿。同年，历史上曾存在过的政党——独立小农党（Independent Smallholders Party）、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Christian Democratic People's Party）都回到了政治舞台。

三 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到匈牙利社会党

匈牙利政治体制转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政治体制不是被一场激进的、统一的国家运动所打破。这要归功于匈牙利较为自由的政治气氛和执政党的内35部转变。1989年10月初，执政党最终解体并创建了匈牙利社会党（Magyar Szocialista Párt-MSZP）。事实上，执政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 - MSZMP）本身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其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队伍老龄化。当社会各个领域都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执政党的领导人仍在阻挠党内机关的更新换代。然而，争夺卡达尔接班人位置的内部斗争使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公开化了，他们在政治改革上的意见冲突也被公开了。

1988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上的投票将老一辈政治精英从权力宝座上请了下来，这意味着长达32年的卡达尔时代结束。格罗斯·卡罗伊（Grósz Károly）被选为执政党的新任第一书记，他同时担任政府首脑。格罗斯是一个务实的官僚，例如，他认同改变财产所有权关系的必要性。关于商业协会的法律（1988年第6号法令）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经济团体成为一种可能，它开启了自发私有化的进程。然而，由于这一过程缺乏公众监督，它为政治力量向经济领域渗透大开方便之门，导致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精英同时拥有财富和权力。这一点后来被尖锐批判，但它也为向新市场经济结构的转变做出了贡献。

然而遗憾的是，格罗斯在政治上保守，手腕不够强硬。1988年11月，他被迫将总理的位置让给了经济学家内梅特·米克洛什（Németh Miklós）。格罗斯之所以严重失去威信，主要是因为他11月底在党员面前的讲话。为了减缓变革速度，他在讲话中用了一个过去共产党的词组，使人联想起“白色恐怖”的危险。他无力平息党内动乱，也无力阻止党组织的逐步溃散，因为从1988年党内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党内的改革派领袖从这些运动中得到了支持。1989年春，在改革派的会议上，党的分裂变成了一种可能。但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束缚了波日高伊的手脚。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党的干部，涅尔什·雷热（Nyers Rezsö）用“新三月阵线”（U´j Márciusi Front）的名称组建了一个新的团体，希望以某种方式解决党的危机。

成千上万名党员离开了执政党。此外，由于大批党员加入其他政党，主要是加入匈牙利民主论坛，双党身份也一度流行。

1988年春，一些社会主义改革派议员，彼豪利·米哈伊、毕罗·佐尔坦、36兰杰尔·拉斯洛、卡罗伊·佐尔坦被开除党籍。一份历史审查委员会的备忘报告说，1956年没有发生反革命事件（40年来，卡达尔政权一直将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是发生了人民起义。这份报告是一项真正的突破性进展。

这份报告引发了党内外带来毁灭性后果的政治争论，因为它动摇了党的合法性，动摇了国家的“官方”历史。党中央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但令人惊讶的是，会议没有惩罚波日高伊，反而认可了政治多元化，接受了多党制。这一决议是一党制国家终结的明确信号。

只剩一步没有迈出：执政党的解散。党员们有机会加入任何政治团体。在接下来几个月时间里，几百万前执政党成员中只有约4万名决定加入新社会党。

新社会党是在执政党10月7～8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成立的。新社会党随即开始清算执政党的遗产，拆除仪器，接管其财产。匈牙利社会党不再是执政党。这个党在国家运作中的影响力自然下降了，它沦为众多参加竞选的政党中的一个。

四 国家圆桌会议

圆桌讨论不是匈牙利的政治发明。1989年2月17日，大约在波兰开始圆桌会议后两周，波兰承认了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匈牙利反对派政党和团体对此表示欢迎，并要求在匈牙利也展开类似的谈判，重点讨论如何进行权利分配和保证向民主的和平过渡。当然，一开始，执政党不愿意接受这个建议，因为民意调查显示，执政党在自由选举中很有可能胜出。基于此，执政党坚信，即使参加政党间的自由民主竞争，它也能获胜。

作为对法学家独立论坛（Independent Forum of Jurists）一份公告的回应，1989年3月22日召开了反对派圆桌会议（Ellenzéki Kerekasztal-EKA），旨在联合反对派力量。与此同时，匈牙利国内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示威活动成倍增加，公开辩论变得更加频繁，媒体报道越来越多。6月16日，重新安葬了纳吉·伊姆雷（Nagy Imre）和1956年与他一起牺牲的同伴。7月6日，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去世。这些事件是圆桌会议的背景。1989年6月13日，经过漫长的讨论，圆桌会议终于开始了。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保和平过渡到议会民主制，以及勾画一个新的基于共识的宪政体制。这些共识包括：议会搁置改革法案，签署协议要求国家立法机构在圆桌会议结束后原封不动地颁布关键法律。他们还同意，最终法案应对公众公开。最后，关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谈判没有达成相应的协议。反对派圆桌会议之所以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一方面是不想承担社会问题和经济破产的责任，另一方面想为日后制定必要的经济措施留些余地。

谈判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修订宪法、政府管理机制和公民权利保障体系。谈判各方在关于国家领导人的角色和选举方式、国家体制的确立等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谈判各方最终达成协议，决定采用议会民主制，而非总统制。政党活动的法律规范被认为是必要的议题，因为结束独裁统治之后，有必要建立一个中立国家。此外，还讨论了有关制定选举法的问题。

选举方式的选择是最有意思也最有风险的一项议题。所有的政党都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支持比例代表选举制度，而自由党和社会党则提议基于单席位选区的选举制度。最后，在匈牙利民主论坛的提议下，通过了现行的混合选举制度。

关于刑法及其原则的实施法规也需要修改，因为它将包括非法出入境的某些政治活动定为刑事犯罪，并对所有团体的政治活动进行刑事处罚。另外还有一项重要议题是公共媒体的开放，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

在监督国家安全机关和解除工人民兵武装的问题上也没能达成协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暂时中断了谈判。圆桌会议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过程中出现了戏剧性事件。反对党在圆桌会议上的团结瓦解了。针对“四个问题”的全民投票如期举行，尽管其中三个问题已在议会中解决。公投显然是对竞选的一次预演。当然，没有达成共识是双方共同的责任。圆桌会议仍是和平过渡的最重要工具。在谈判中搭建了新体制的法律框架，在讨论过程中政治家们渐露锋芒。

五 过渡议会

不幸的是，过早出现的政党激烈竞争导致没能达成新体制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共识。这两个过程的并行预示着未来匈牙利民主政治的内部冲突，而非主要38政治角色之间的相互理解。圆桌谈判中通过的所谓基本法律，其最终框架是由内梅特政府的官员起草的。作为制宪改革的最大成就，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这一法律框架很快在议会得以通过。奇怪的是，被反对派认为是非法的这最后一次议会会议，为匈牙利议会民主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最重要的一幕是议会颁布修订后的宪法。宪法于1989年10月23日起生效，匈牙利从此成为一个共和国。宪法保护公民权利，保障多党制，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宣布私有财产平等，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支持经济自由竞争。宪法恢复了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的首要地位，并下令建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宪法规定建立一个宪法法院，以确保对宪法的严格管理，巩固分权原则。

与此同时，按照圆桌会议的建议颁布了一项法律，对议会议员的选举做出规定，对刑法典做出了相应修改。圆桌会议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得到了关注，内梅特政府提交了解散工人民兵的法律和关于政党活动的第33号法令。以上两项法令都在1989年10月30日颁布。

第一次议会大选后总统选举被推迟。由于公民投票中的问题只涉及选举的时间安排，没有确定总统选举的办法，过渡议会颁布了一项通过公民投票进行总统选举的法令，这项法令在后来举行的议会会议中被撤销了。

六 筹备大选

政治体制转轨的重要事件包括内梅特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革。1989年5月10日组成的第二届内梅特政府中包括多位有改革意识的部长，他们做出了针对国内外事务的一些重大决定，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

重要的国际性举措包括对东德难民开放匈牙利西部边境，以及就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开始进行谈判。匈牙利还申请加入欧洲委员会。在这些变化中必须提到一个象征性的事件，即取消强制性俄语课程。

在经济领域，由于1989年大规模的私有化在全国自发进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舆论被丑闻所震惊，尤其在原执政党的腐败事件被揭露时。总之，“转型法令”导致私人财产迅速增加，随后，私营企业从国有经济中分离出去。

所谓的“多瑙河门”丑闻就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反对派从中学会了销毁39国家安全机关的文件。调查显示，国家安全机关对反对党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并将信息提供给政府和匈牙利社会党，这公然违反政治自由竞争的原则。不幸的是，圆桌会议中没有就此达成协议。丑闻被揭发后，内政部部长霍尔瓦特·伊什特万（Horváth István）辞职。丑闻大大减少了社会党赢得选举的机会。

竞选过程中的竞争十分激烈。新政党第一次有机会在激烈的政治竞争中宣传自己以及自己的目标。竞选活动中不乏政治煽动和疯狂举动。例如，出现了一个名为“春季大扫除”（spring cleaning）的口号，它意在进行（政治）清算。这吓坏了许多人。由于害怕基于政治因素的大量裁员，很多专家离开了政府部门。安道尔·约瑟夫（Antall József）不得不运用他强大的影响力去阻止、至少是减缓这一趋势，以防止威胁到新政府的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民主论坛提出的“平静的权威”（calm authority）口号感化了大批害怕政治报复的市民，提高了该党入选的机会。尽管选举过程激烈，但没有发生严重事件，也没有打乱选举进程。

第一次议会自由选举共进行了两轮投票，分别在1990年3月22日和4月8日举行。在大批的注册政党中，只有12个党成功进入了全国候选名单，根据超过4%选票才能进入议会的规定，只有6个政党在议会中赢得了席位。结束40年的一党执政之后，一个真正的多党议会应运而生。匈牙利民主论坛赢得最多席位，与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联合组成新政府，三党共占有60%的席位。这意味着政府拥有稳定多数，但还不足以修改宪法。受1989年秋协议中的折中条款和限制条款所困，新政府的运行相当艰难。

新议会于1990年5月2日举行了庄严的首次会议。1945～1947年任议会议长的瓦尔高·贝拉（Varga Béla）致开幕词，标志着恢复1946年共和国的精神。会议选举根茨·阿尔帕德（Göncz Árpád）为议会议长，根茨委托安道尔·约瑟夫组建新政府。会上宣布了匈牙利民主论坛和最大的反对党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达成的修订宪法的协议。由于这项协议是在其他政党未被邀请参加讨论的情况下达成的，它遭到广泛批评，并被略带贬义地称为“民主论坛—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协定”。

为了稳定执政过程，对此前关于公共法律框架的协议做了重大修改。政府体制向奥地利和德国模式靠拢，给予总理更大的权力，限制部长的责任，引入40“不信任动议原则”，这使政府的地位难以动摇。总统的权力被削弱，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

最后，该协定减少了议会决议所需要的2/3有效选票数，取消了具有宪法效力的法令的概念，明确规定仍需要2/3多数选票通过的法案。签署这项协定的代价是承诺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推荐共和国总统人选，并规定此人必须是根茨·阿尔帕德（Göncz Árpád）。此外，还有一项约定是，双方都要保证，所有的媒体都应该是独立的。这为共和国整个未来时期的冲突埋下了祸根。

尽管所有人都在批评这个协定，但在当时不稳定且暗含变数的政治条件下，这个协定还是很有必要的，它能为政府的稳定运行创造条件。新政府当时面临着巨大挑战。两党签署的协定有最多选票做后盾，逐渐被议会纳入新的法律体系。这一过程是引入宪政的第二阶段，为基本法补充了新元素。以安道尔·约瑟夫为首的政府于5月23日在议会宣誓就职。总统选举不得不延后，因为社会党议员基拉伊·佐尔坦（Király Zoltán）发起了一项全民公投，提议通过人民直接选举选出总统。尽管匈牙利社会党收集到了足够的选票来进行公投，且公投确实举行了，但由于投票率过低，公投结果无效。最后，议会以绝对多数选票选举议会议长根茨·阿尔帕德为总统。

七 制宪进程的完成

1990年夏天议会中争论激烈。代表们热烈讨论着共和国国徽的样式，最后，大多数代表将票投给了带有小王冠的国徽。法律地位、不相容原则和议员报酬都得到了规范。修改后的宪法更加重视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并建立了议会监察专员办公室。宪法的第二轮修改包括颁布一系列法律，规定地方政府自治。

这也引起了严重分歧。地方政府自治成为所有公民的权利。地方选举在1990年秋举行。地方议会被分权的自治政府体系所取代。政治体制转型的决定性阶段到此完成。

匈牙利政治体制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治化的、积极的精英而非公民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因此，它的政治变革背后没有民众的压力，不像其他东欧国家，后者的政治多元化是民众运动的结晶。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方面41是由于匈牙利的政治文化较为宽松，另一方面是缘于卡达尔政权的特殊性质，即鼓励个别而非所有公民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来。

另一个因素是为不可避免的变化所做的舆论准备。公共政治辩论和政治改革的动力刺激着舆论。社会各界舆论都支持体制改革，希望变革能和平进行，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然而，他们没有对即将到来的变化的本质、发展方向和社会后果明确表态。事实上，他们也无法从不同党派政治精英的争论中得到这些信息。

当然，政治精英们欣然接受了群众的被动性。毕竟，拒绝接受精英群体所制定规则的人有可能会组织民众运动，而这种情况恰恰降低了民众运动势力出现可能带来的风险。迅速进入新政治体制的政党认为公民社会的活动会对他们造成困扰，他们试图控制局面。他们试图解除民众的武装，不动员民众。但这与新兴的匈牙利民主政治相矛盾。

匈牙利的转轨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它也付出了社会代价。政治体制依然稳定，是中东欧地区建立得最好的政治体制之一。尽管匈牙利的转轨没有经过革命，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伤痛。第一阶段的政治转型是通过法律框架的制定完成的。匈牙利人希望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希望法治不仅能带来政治自由，还能将他们从社会和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只有一小部分人预见到，退出死胡同、回到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这一过程必须承受的代价。数以百万计的匈牙利人承受着转轨带来的所有经济问题。伴随着这些变革的推进，未来是否会出现经济和社会矛盾，还是个未知数。相比之下，政治变革的完成无疑显得迅速而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