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转轨的精神

保加利亚走上民主与市场经济道路已经20余年，这么长的时间足以使人们对发生的变化和转轨本身的性质、左右摇摆和失去的机遇以及保加利亚社会为改变政治范式所付出的代价作出评估。积极方面显而易见：今天的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了北约和欧盟。这决定了它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地位，并使其可以依赖对现代化需求的普遍支持。只要国家的新精英真的想要实现现代化，而不仅仅是在形式上达到欧盟成员国的要求。由于保加利亚的新精英是典型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模式的翻版，而不是中欧实践的产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保加利亚转轨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其他的时间和地点本来可能截然不同。

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几乎难以想象事态会如此发展。现今已经存在一个完整的学科（即转轨学），它研究转轨的历史和特点。但在20世纪晚期，前景绝非显而易见。当然，对于“历史鉴赏家”来说这并不稀奇。因为在世界历史上有太多的转折，以致我们难以想象只有“社会主义阵营”会在时间流逝面前安然无恙。特别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量变导致质变”——继而“否定之否定”的意识形态原理进行分析时，人们一定会推测：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何时将耗尽发展潜力，继而转变成社会发展的障碍。如果在遥远的1967年一个普通高中生能够有这种“异端”思想，那么不难想象，博学的专家们会更清楚事情将向何处发展。

这样看来，现已拆除的“铁幕”（没人能想到柏林墙会拆除）两边的公众人士所发出的惊叹，尽管听起来激动人心，但多少有些虚伪。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对已看惯了欧洲分裂的政治家们来说，任何一个改变现状的想法只会引起他们对打破平衡的担忧。然而，实用主义者们为两种世界体系间的对抗政治斗争了几十年，最后又如何呢？共产主义垮台是意外事件，还是一系列预谋行动（在这些行动的最后阶段，“街垒”两侧的民众和军队都参与其中）的结果？

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200年，它为真正的“新时代”指明了道路。欧洲再次见证了一个体制的崩溃，该体制至少在欧洲大陆东部似乎是不可动摇的。在法国，活跃的革命时期延续了10年。1799年11月10日，随着督政府的垮台，未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深度转轨也持续了约10年时间。1999年北约轰炸拥有主权的塞尔维亚，结束了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后重塑巴尔干政治版图过程中发生的血腥冲突。此时，弗拉基米尔·普京接替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总统，启动了以回归古老的俄罗斯帝国理念为特征的新进程。如果说两个世纪以前法国的事件起到了修正人类社会进程的加速器的作用，那么，20世纪末以来发生的事件则试图回到一个被许多人认为是“正常的”状态。

在捷克斯洛伐克，权力是通过和平抗议自然取得的。这种体制变化被定为一种温和的革命。后来，这一术语也用来描述“东欧集团”中其他国家的变化。捷克民族以审慎著称。捷克语本身也很柔和悦耳。但“温和的”捷克人有他们自己的1968年“布拉格之春”。构建“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尝试被华沙条约组织扼杀，这使“改革”延迟了整整20年。那时，世界26已经孕育了“左”的民主改革的远景。捷克的改革是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此前不仅发生了苏联集团国家的非斯大林化进程，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东西方关系“解冻”，而且西方社会中也出现了文化变革，表现为嬉皮士运动和伴随它的亚文化——“叛逆”一代的音乐取向和反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正如东方体制的“松绑”以某种未知的方式影响了西方社会的运动，并证明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取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政治的差异——这是世界开始全球化的一个早期征兆。与非裔美国人争取民权的斗争一道，60年代末法国爆发了学生运动，这些运动在从柏林到贝尔格莱德的东欧找到了真正的后继者。

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害。同年8月，“布拉格之春”被镇压。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世界上的主导力量不会允许“铁幕”两边的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尽管这可能并未威胁到体制的稳定。因此，在这之后发生的变化开始受到控制，并且两个超级大国开始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正式磋商。但是，美国成功地从“越南泥潭”中脱身，苏联则陷入了“阿富汗战争”。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时，停滞已经相当严重，以至于这一时期后来被定义为“停滞期”。

20世纪80年代在许多方面与60年代相反。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务实了。新的一代不再是反叛者和梦想家，而是致力于实际成功的青年人——现在就成功，并想尽一切办法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不愿意牺牲物质享受而专注于精神价值。正是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诞生了“精英”，这些精英现在正试图要其他人接受他们对“善与恶”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平衡被打破。虽然预料到勃列日涅夫行将就木，但1982年他的去世还是震动了苏联社会。正如在斯大林之后，贝利亚曾短暂地执掌了国家机器。后来赫鲁晓夫取而代之，实现了“第一次苏联改革”。此时的政治统治阶层跳过了契尔年科，将权力给予了尤里·安德罗波夫——克格勃的长期领导。新的头号人物试图通过强制手段改革衰败的社会（包括采取措施遵守劳动纪律、打击腐败和建立一种“禁令”），但这只是加强了“新斯大林主义”。由于不确定的氛围和对外部威胁的担忧，1983年击落了飞越苏联领空的韩国客机，269名乘客全部遇难。那时，安德罗波夫已经患病。3个月后，1984年2月，27他的位置被契尔年科取代。但一年后，这一位置又以一种“自然的方式”空缺。苏联在3年内更换了3位最高领导人，政权走马灯式的更迭是政治经济和道德危机深化的一个标志。同时，西方国家执政的保守势力的态度也对苏联产生了影响。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也称“星球大战”计划）、美国国防开支不断增长、限制苏联进入高科技领域以及在全世界支持反苏力量（如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阿富汗的圣战者等），导致了苏联的经济衰竭。

国家内部的弱点和美国在冷战加剧进程中所施加的压力，促使苏联高层寻找一个更年轻有力的领导者，他甚至能以年龄来保证事态的稳定，并能为积聚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办法。据一些解释，选择戈尔巴乔夫是克格勃提出的明确建议。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克格勃已经开始设计未来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本人是安德罗波夫信任的人之一。这种关系在新的总书记的初步举措中表现明显，他像安德罗波夫一样首先开始“禁酒”——试图通过提高酒的价格、禁止在公共场合饮酒等措施遏制酗酒在苏联的广泛蔓延。后来又增加了“公开性”的概念，这使人想起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政权所犯罪行的揭露。“改革与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座右铭，或是在共产党体制内通过改革以加强透明度的观点。然而“公开性”是有选择的——克里姆林宫在和平时期最大的核灾难——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几天后才被宣布。“改革”似乎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概念。感觉是宁可以“试错”原则来摸索道路并适应已取得的结果。然而，“公开性”为改革获得更广泛的公众支持创造了环境——一种比后斯大林时代更强更广泛的精神激励。在一定意义上说，新的苏联领导人所选择的道路使人想起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毛泽东曾尖锐地批评赫鲁晓夫背离了马克思的观点，称“这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修正主义，共产党及其官员开始扮演资产阶级的角色，有意恢复资本主义社会”。随后的事件证实了他的先见之明，这些事件似乎支持了这样一个论点，即共产主义国家的高级官员有意搞垮了极权的共产主义。然而，这一发展受到了西方相关势力的鼓舞（甚至指导）。正是“铁幕”两边的共同努力促成了事态的发展，其中——根据混沌理论——随时间堆积起来的沙堆倒下，以便开始新的建设。

由于1989年剧变是在东欧一系列变化发展的量变基础上发生的质变，可28以说它是一场把共产党的“行政命令”体制变成某种形式的多党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革命。然而，考虑到新条件的主要受益人仍是以前那些即使不处于领导地位，在社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的阶层的代表，这种转变只是一种“变化”。如果这种变化来自两种制度在“冷战”期间持续了几十年的对峙斗争，那么它最终以“社会主义阵营”的投降告终，并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1989年也标志着一个体制的复苏，这在许多方面被看做是胜利。

东欧集团国家“温和革命”之后开始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不是“契约性的”呢？要更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缺乏可靠的资料。但从中也可理解在克服极权主义的转轨中存在差异的原因。无论如何，人们通过回溯转轨头10年的历程发现，特定国家在实现变化的过程中重复已有的形式、方法和行动策略。这种共同的转轨像是由两个相反的中心所“指挥”，它们继续根据已经改变了的条件，以新的方式争取主导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这是以保守面孔出现的新自由主义与被迫进行改革的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后者通过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在左翼自由主义中寻求庇护，使占统治地位的精英能更平稳地蜕变。戈尔巴乔夫的演变也是如此，他在不同的时期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列宁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他的追随者们也遵循同样的路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保加利亚反对派领袖、国家首任总统热柳·热列夫博士。

或许在前东欧集团的其他国家里也有类似于给莫斯科的精神价值赋予新的含义的现象。但这主要影响了当时执政的共产党，随即改革者还强行更改了党名——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变成了“社会党”，类似于民主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政党。在多数东欧国家中存在一些长期的反抗传统（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1980年开始的波兰团结工会等），新的民主反对派也加入到这些对抗之中。在地方，反抗运动带有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味道”。1988年3月25日，在布拉迪斯拉发而不是布拉格，发动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次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示威——这是未来联邦解体的前兆。同年9月11日，爱沙尼亚30万人示威游行，要求独立，迫使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于11月16日宣布爱沙尼亚为主权国家。1989年8月23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29约》签署50周年之际，200万人从塔林，经里加到维尔纽斯连成了一个600公里长的人链，要求波罗的海三国享有完全主权。从1989年2月开始，波兰启动了“圆桌会议”，会上就转轨条件达成协议。9月，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诞生。同年2月起，匈牙利要求实行自由选举和多党制，导致了向西方开放。7月27日，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外长剪断了肖普朗附近两国边界上的铁丝网，象征性地清除了“铁幕”。9月开始，匈牙利当局允许民主德国公民通过匈牙利到联邦德国。10月23日（1956年匈牙利事件周年纪念日），匈牙利宣布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事态的变化从波兰和匈牙利蔓延到更保守的共产主义国家。克里姆林宫拒绝干涉卫星国国内事务的做法鼓励了这些国家的变革，反过来给渐渐放开的苏联改革施加了压力。民主德国庆祝成立40周年之后的一个月，戈尔巴乔夫警告民主德国领导人说：“生活会惩罚迟到者。”不久，埃里希·昂纳克递交了辞呈。11月9日，因所谓的“缺乏协调”或“急躁情绪”，柏林墙被拆除，这是1989“奇迹之年”里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它使一天后老一辈东欧共产党领导人日夫科夫的下台黯然失色。日夫科夫的免职似乎是由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维克多·沙拉波夫“安排”的。在随后的一个月内，捷克斯洛伐克实现了权力变化。12月下旬罗马尼亚发生了动乱，1104人被杀，包括该国的“第一家庭”——埃列娜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一个转型期开始了。转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展开。民主德国进行了一些短暂的改革尝试后，不再是独立国家，而成为统一德国的一部分。它不再需要进行制度实验，因为强大的西德经济支撑了东部5州的合并，尽管以延误德国发展为代价。苏联因为签署了德国统一协议并承诺尽早撤出军队而获得约130亿德国马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的“新5州”自动成为北约和欧盟领土的一部分。其余的前东欧集团国家经历了更为不同的演变。因地理上接近或远离“老欧洲”，以及是否与德国利益保持一致，演变得以加速或减速。中东欧国家联合组成“维谢格拉德集团”（包括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较快地克服了最初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起了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也带动了一些外部资金。波罗的海国家的发展也是这样。传统的德国影响和支持压过了近邻俄罗斯的存在。因此，从苏联分离出来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比30较早开始转轨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更充分地做好了加入欧盟的准备。“新社会主义者”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国社会中存留了更长的时间，将俄罗斯模式中的若干因素应用到巴尔干文化政治和精神环境中。最困难的是俄罗斯本身的变化——有人企图发动政变，以达到社会宣泄的目的，实施连改革者戈巴乔夫都不敢下达的命令。因阻碍个人能动性的国家计划经济和行政命令管理已经用尽所有方法，苏联的解体成了无力控制形势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在前南斯拉夫，我们看到的不是和平解体。在那里，将一个党和一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人的企图导致了西巴尔干旷日持久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冲突。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苏联的继承国，特别是中亚和俄罗斯联邦的南部边缘，但它们没有威胁后苏联地区的发展趋势。尽管该地区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个门面，且少数被选定的人“窃取”国家共同财富建立了寡头政治，转轨还是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阶段。

在随后的20年中，东欧人民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呢？收获是明显的：他们抛弃了一个强加的制度，该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的面具下（一种适合19世纪工业化社会的意识形态），为一个外国的帝国目标服务。他们获得了独立——不管程度如何——决定自己未来的机会。他们获得了满足他们消费者需求的权利（只要有资金）和选择是否接受意识形态宣传的自由。如同“公开性”居于“改革”之前一样，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也是实现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但与德国或西班牙过去克服极权主义的经验不同，政局剧变后，从国家计划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转轨并无先例。因此，实现它的道路上难免遭遇曲折。是迅速（像巴尔采罗维奇的“休克疗法”）还是缓慢地转轨，须建基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条件还是欧洲的社会国家经验，是通过“现金私有化”还是“大规模私有化”来转移国有财产——围绕这些议题，改良的左翼政治势力和装扮成“变化”面孔的右翼政治势力在权力斗争过程中展开了重要辩论。

当然，在特定国家中，历史的连续性和伴随它的政治文化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曾在奥匈帝国领土上联合在一起的民族，在发展中前进得更快。而那些东南欧国家的赶超则存在许多重大问题。保加利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一个国家，它被三个受历史制约的影响所撕扯——东方巴尔干的传统（从南），俄罗斯文化的浸透（从东北）和欧洲现代化的推动（从31西），从而在整个转轨期间塑造了国家的形态，影响了具体的发展。保加利亚的转轨概况如下：

当发展市场经济的尝试随着“政治钟摆”而变化时，国家的财富不知不觉地更换了主人。因资源流失而破产的国有企业以象征性的价格出售。为了“在实际边界内”归还土地，农场土地被分得支离破碎，但土地持有人并未继续耕种土地。这自然反映到经济状况上（许多部门崩溃），经济的重点现在转移到旅游业。公共卫生领域改革使看病变得更贵而不是更好。教育领域改革则导致许多学校和幼儿园关闭。艺术和文化的发展几乎只能靠自身的力量。有意鼓励东方的“酒吧”音乐和“酒吧”行为导致整整一代人心态的改变。科学发展不再是国家的优先方向，尽管都在呼吁维护它。对精英体育的投入依然在下降。毒品泛滥和卖淫现象增加——经常受到政府官员的庇护——进一步使公共道德沦丧。由于旧官僚（其政治权力转变为经济权力）的公开模仿，保加利亚转轨的成功越来越受到质疑，至少就国家未来的最初设想来说是这样。尽管加入了欧盟，保加利亚仍将不得不克服一些缺陷，其中多数根植于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民族的心态，它们形成于为生存而斗争的几个世纪中，并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直到现在。

盲目模仿国外模式，而非创造性地适应具体情况，历届政府都要为这一情况负责。在这里，“国家”是通过加强管理，而不是通过其有效性被感知。国家越来越充斥着腐败，并且有罪不罚，而老化的有名无实的国家也因年轻人流失而不断地削弱。转轨摧毁了旧的价值体系，形成了可以与拉美，而不是与欧洲相比的社会。这使它的存在变得毫无意义，也对保加利亚在新世界秩序中的前景提出了严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