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人类进行了一项十分重要的社会试验：中东欧国家因政局剧变肇始的制度和社会转型。从制度选择角度说，政局剧变，以及其后社会各领域的转型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否定，是中东欧国家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新的试错过程。从国家发展层面说，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是其经历的第三次现代化过程。

中东欧地区国家发生的政局剧变和全方位转型给国际政治、地区发展和中东欧国家自身带来了不同层次的影响。第一，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中东欧国家剧变和华沙条约组织解散，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志的集团对立局面，打破了欧洲的雅尔塔体系。以此为发端，随着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两极对抗的格局消亡，其后，以几个大国力量为主的多中心的世界格局逐渐形成。

第二，整个欧洲大陆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民主德国政局剧变一年后，两个德国实现统一。这使得雅尔塔体系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德国的分裂——不复存在。它同时标志着以德国分裂为特征的欧洲战后史从此结束。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传统的东西欧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得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第一次有机会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完整、自由和繁荣。

第三，随着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加速和壮大了欧洲一体化运动。以欧洲一体化为代表，政治和经济区域化正日益成为世界新地缘政治的动力。也正是由于欧洲一体化的澎湃发展，新地区主义开始向所谓第三代地区主义进化。

第四，随着全方位转型的不断推进，中东欧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上，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框架已经建立，国家治理的方式不断改进；在经济上，建立起市场经济框架，同欧盟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和深化；在社会方面，新的阶层正在形成，并开始对欧洲社会模式的演进产生影响。

毋庸置疑，正是中东欧国家的剧变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人们更应该关注中东欧自身的各种变化，特别是加强对中东欧转型特点的研究。

迄今为止，中东欧国家转型表现出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转型过程非暴力。以往的社会大变动都伴随着无数的血雨腥风，而本次转型过程中，除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联邦发生流血和武装冲突之外，其他中东欧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暴力行为。绝大多数国家的转型过程基本是和平的。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后爆发了战争，在波黑领土上进行的战争（1992～1995年）尤为惨烈。1999年科索沃问题出现后爆发了78天的所谓“科索沃战争”。这不仅大大延缓了原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独立之后的转型过程，转型的内容亦较其他国家多了一项——建立民族国家。罗马尼亚在政局剧变之初逮捕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夫妇并将其处死，但其后的转型过程中基本是和平的方式。

第二，转型耗时少。以往的历史进程显示，每次社会制度转型不仅耗时长（多则千余年，少则数百年），而且伴随着重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以欧洲历史为例，从古罗马向封建社会过渡耗时近千年（公元前509～公元476年），从中世纪到近代经历了大约1200年（公元476～公元1640年），从近代到现代（1640～1918年）走过了近280年。社会主义从建立到东欧政局剧变维持了74年。而中东欧从开始转型到加入欧盟（2004年）仅用时15年。

第三，转型受外部强烈约束。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发生在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大西洋机构澎湃发展的年代，而且，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无一例外地要求加入泛欧洲组织（欧盟）和欧洲大西洋机构（北约）。中东欧国家期望通过加入欧盟迅速带来经济繁荣，希冀加入北约获得保障本国安全的盾牌。欧盟和北约则借机向中东欧国家提出了加入的条件。这些条件不仅规范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方向（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模式），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转型的速度。正是来自中东欧国家内部的要求与欧盟及跨大西洋机构提出“加入”条件的“里应外合”，成就了转型国家在相对较短的时空中完成了转型的基本任务，在阔别“欧洲”近半个世纪之后“重回故里”，并开启了制度巩固与发展的新阶段。

第四，转型全方位。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领域。在政治领域，普遍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和一党制，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国家的结构和作用方式转变；在经济领域，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外交领域，脱离苏联集团，要求加入欧盟和北约，以及其他泛欧洲组织；在社会领域，不同的国家建立不同的社会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东欧政局剧变及其后发生的转型一直是世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并成为国际政治学、经济学乃至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个显学。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关注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及其“回归欧洲”，因为它关乎欧洲大陆新的地缘政治图景，传统“东西方”概念的解构和重新定义，欧洲大西洋关系的重构，国际政治中各极力量的此消彼长，乃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未来。学者们的兴趣则聚焦于转型本身和转型可能达到的彼岸，并试图形成所谓的“转轨学”。

在转型研究过程中，各路研究者尽显其能，试图藉自身的学识对转型给出足以使人信服的解释。其中，出身政治学的人士认定中东欧的转型传递出民主已成“普世价值”的信息，并信誓旦旦地预言，资本主义是人世间最好的制度安排；经济学人士更是争先恐后，甚至不惜借宇宙“大爆炸”之说来烘托中东欧转型之势；而貌似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学人则吴侬软语，称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天象，社会的变化只能以“进化”方式演进；但也有研究者似乎不屑这种隔空博弈，而是将转型各项内容以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排序，称次序倒错才会对转型质量和时间的长短产生直接影响。

中国的学者也曾十分关注东欧国家的政局剧变，并在转型的初期做了大量介绍和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原本具有特定含义和研究对象的中东欧研究，经历了从东欧到中东欧，再到“欧洲化”的进化过程，中东欧研究逐渐被欧洲一体化所“淹没”，中东欧本体论的研究被边缘化，甚至走向消亡。

事实上，虽然部分中东欧国家已加入欧盟，但称其已是完全意义上的“欧洲国家”则大谬不然。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的过渡型社会的诸多特征将“如影随形”，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带有中世纪以来就不曾泯灭，并借此区别于欧洲其他地区（国家）的若干特性。知晓这些特性，有助于人们准确地认知这一地区，并坦然面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但中东欧的这些特性并非“欧洲”的共性。反过来，对欧洲共性问题的讨论，在很多情形下又不能涵盖中东欧国家的特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的欧洲研究尚不能取代中东欧研究，后者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当然，中东欧问题的研究者也应意识到，随着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前者的很多问题必须同欧洲一体化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否则，对一些问题的观察很可能因背离欧洲发展的主流而误入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中东欧的研究理应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拥有相同的逻辑：既需要扩大，也需要深化，二者缺一不可。

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中东欧转型20年》可以视为将中东欧研究置于欧洲一体化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最新努力。本论著是多位学者长期研究的结果，作者们从不同的侧面集中对20年来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外交转型，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关系等方面进行介绍和分析。这些科学工作有助于人们对中东欧转型和近期的发展有相对系统和最新的认识。

遗憾的是，由于本书作者构成的原因，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问题没有进行讨论。这既是本书的不足，也反映出国内相关研究力量的不足，当然，它更应该成为我们今后研究工作亟待加强的领域。

在本书问世之际，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身中东欧问题的研究，大家团结协作，不仅要将我国的中东欧研究延续下去，更要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高至一个新水平。毕竟，中东欧研究之于国家是有益的，虽然它已不是显学。

朱晓中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