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阶级斗争与空间生产

——一个文献综述

胡乐明

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持久的主题。哈维等人的研究不仅“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空间基因”，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拓展出新的“生产空间”。应该承认，空间生产、空间转移、不平衡地理发展、空间治理等理论洞见，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 空间维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资本论》就其核心而言只探讨时间，探讨剩余价值的榨取和流通，马克思仅仅看到一定空间与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更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在《空间的生产》（1974年）一书，列斐伏尔明确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已经由“空间之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而且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和延续。现代资本主义已不只是生产物质产品，更主要的是将空间变成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对象，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扩展为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已经通过“空间生产”得以缓解。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所谓的“现代”社会，空间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辩证法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必须改造成为“空间辩证法”。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并非一种预先被给定的东西，也从来不是空洞的中性的容器，相反，空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产物，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生产模式、每一个特定的生产关系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独特空间，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变化必定伴随着一个新的空间的产生。因此，“空间的生产”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秩序的建构的实践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空间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而且也是一个能动的再生产者。具体地，列斐伏尔从空间的三个维度——“空间实践”（space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表征的空间”（the space of representation）来解释空间的生产。在他那里，“空间的生产”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空间既是手段又是目标，既是生产的工具也是消费的工具，既是统治的工具也是抵抗的工具，既是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也是生产关系，更是其再生产的一个部分。因此，列斐伏尔强调指出，人类的研究活动如果缺少了空间的维度，其他的维度就会被片面夸大；空间维度的引入要求我们必须“重构”社会理论的整个框架。

遗憾的是，列斐伏尔的理论尝试模糊而充满歧义，始终摇摆于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但是，面对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空间转向”的冲击，列斐伏尔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的“重新引入”显然具有积极而多重的理论意义。受其影响，哈维也认为，“马克思、马歇尔、韦伯和迪尔凯姆均具有以下的相同点：他们在考虑时间、历史与空间、地理的问题时，总是优先考虑前者，而认为后者是无关紧要的，往往视空间和地理为不变的语境或历史行为发生的地点。……诸种空间关系和地理布局首先产生的方式，在大多情况下，往往不引人注目，被人漠视。……马克思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接受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被视为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被排除在外。我的结论是，他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起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有地理和空间的观点，这因此破坏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理论。”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和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空间矛盾与斗争以及这种空间斗争导致的中心—边缘结构有了较多关注，但是他们的空间分析主要针对一些特定的问题，如民族自决、城乡关系、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对于空间的争夺等，也未能构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的元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明显倾向于对历史变革的研究而忽略了资本主义是如何生产自己的地理学”。

哈维认为，资本积累一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地理问题，把不同的领土和社会结构非均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地进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空间转移”，已经创建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他明确指出，“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当前的视角看，地理的调整和重组、空间策略和地缘政治要素、非均衡地理发展等等，都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学的关键特征”，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地理维度在维护资产阶级力量与抑制工人权益和抱负方面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因此，空间、位置、场所、环境等地理学概念应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世界的核心因素，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但是，与列斐伏尔试图把马克思的资本的生产方式批判置换为资本的“空间批判”、用“空间的生产”取代马克思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的理论诉求不同，哈维坚持不脱离物质实践活动来理解“空间的生产”，并且认为空间只有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才会恰当地创造出来，从而努力将“空间”及“空间生产”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整合到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之中，将时间和空间整合成一种整体的解释框架，以“升级”历史唯物主义。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一书中，哈维对于“以一种完全有别于传统社会和文学理论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普遍倾向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图式概述。由此，哈维紧紧围绕“资本主义怎样生产了它自己的地理（空间）景观”这一焦点，抓住资本积累/阶级斗争这个中轴，形成了一整套对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性分析框架。

自1980年以来，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影响愈益广泛。爱德华·W．苏贾（Edward W. Soja）曾经指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在空间上对经验结果的追溯，也不仅仅是在时间上对社会行为在空间上的诸种制约与限制进行描述，而是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喊，呼吁对总体上的批判社会理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对我们审视、定义、阐释事物的许多不同的方法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在他看来，“马克思将空间主要处理为一种自然语境，即生产的各种场所、各不同市场的区域等方面的总体，而这一总体将会通过时间和资本日益解脱束缚的运作而被‘消灭’”，尽管马克思也探究了社会—空间辩证关系的基本问题框架，然而“社会行为的空间偶然性主要被简化为拜物教化和虚妄的意识，从马克思那里从未得到过一种有效的唯物主义阐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基本上是“呈无空间和封闭性体系的理论阐述”，一种封闭的民族国家经济和一种本质上是无空间的资本主义几乎像是“存在于针尖之上”。马克思之后，列宁、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隐含着一种空间的问题框架，但是这一问题框架主要存在于对于资本主义地理扩张的一种终极物质制约的那种简单认识。此后，囿于根深蒂固的“反空间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冷落了空间分析。今天，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仍然还原论地强调物质生产决定论，就会消除一切历史和地理的具体性，成为抽象的、大而无当的“屠龙之术”。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著作蕴涵着丰富的空间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空间”一直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在马克思看来，“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和资本的不断扩张，“城市”作为生产要素空间聚合的主要场所必然得以快速扩展，从而开创“城市统治一切”的时代，使“农村服从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历史的重要标志；同时为了克服资本积累的危机，满足“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资产阶级必然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开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但是，资本主义拓展到何处，也必然将其基本矛盾带到何处，并使之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发展激化，从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马克思之后，列宁、卢森堡等经典作家以其帝国主义理论与不平衡发展理论等内容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可以说，空间问题一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历史唯物主义本然地存在空间之维。

因此，列斐伏尔等人对于马克思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指责并非完全符合事实，“空间”也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的入口，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更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必需的“重构”。而且，列斐伏尔及其学生苏贾试图以“空间批判”替代马克思的资本关系批判，生硬地“重构”出所谓的“空间辩证法”与“第三种空间”，淡化甚至抽空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的客观内容，最终必然滑入后现代主义的怀抱之中而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构”。但是，面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所谓“空间转向”，面对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关于“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个空间的空场”、“空间维度长期被淹没于历史唯物主义所编织的时间维度之中”的非难，哈维等人的空间生产理论无疑提供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当代化的有益思路。

二 “时空修复”与资本过度积累危机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也就是，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必然会不断地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使得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挥之不去的噩梦。

承袭马克思的理论思路，哈维重新阐述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集中论证了资本主义内部长期存在的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趋势。所谓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是“资本家可供支配的过剩资本无法找到出路的状态”，典型地表现为以商品、货币或生产能力形式出现的资本过剩和与之相伴随的劳动力过剩，而且显然不存在任何方式可以将它们在赢利的基础上集合在一起去完成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这种危机最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在哈维看来，由于劳动力、市场、资源、技术或其他限制，缺乏赢利性投资机会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危机，始终是资本主义系统的根本性困境。

那么，资本主义在面临多次危机和冲击之后为何还能如此长久地生存下来？列斐伏尔从空间生产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空间的征服与整合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关键。但是，列斐伏尔没能正确地解释为什么空间生产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以及它又是如何发挥这种重要作用的。哈维认为，当资本主义面对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困境时，会以三种方式吸收劳动盈余和资本盈余：（a）通过投资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如教育和科研）来进行时间转移，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b）通过在别处开发新的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和新的资源、社会和劳动的可能性来进行空间转移；（c）在某种程度上将（a）与（b）结合起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时空修复”，即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危机的方法。

具体的，基于马克思的资本循环概念，哈维提出了资本三级循环的理论。初级循环是资本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循环，次级循环即资本投资于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领域，三级循环即资本投资于科学技术研究以及教育与卫生福利等社会公共事业。哈维认为，过剩资本脱离了初级循环之后会改变方向，或者进入次级循环，或者进入三级循环，从而被吸收到长期投资之中。其中，进入次级循环的资本被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于厂房、铁路、港口等生产的固定资本，二是用于住房等消费基金，它们在适当的位置形成了用于生产和消费的物质环境。进入三级循环的资本同样也被分别投入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是直接以生产为导向的科研与开发或技能培训；二是通过教育和卫生保健等方式提高人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如果进入次级循环和三级循环的资本有助于提高资本未来的生产力，那么过度积累的资本将最终会流回资本的初级循环，从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缓和资本过度积累问题，实现资本积累危机的时间修复。

但是，资本的次级循环和三级循环也可能产生过度积累问题，从而经常成为发生普遍危机的导火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起点便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因为自2001年中期所有经济部门开始陷入低迷之后，美国和英国经济最重要的支柱就是房地产市场和建设领域的持续投机。显然，资本的次级循环和三级循环能否顺畅地进行从而实现过度积累危机的时间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与财政机构在调节资本的三级循环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因为衬衣、鞋子等初级循环领域产生的剩余资本不可能直接转移到机场、研究机构等次级循环和三级循环，必须依赖国家和财政机构所提供的信贷和“虚拟资本”。如果国家和财政机构所创造的虚拟资本大致等于初级循环所产生的过剩资本，而且这些虚拟资本被转移到以未来为导向的项目上，并会在以后推进更有效率的资本积累方式，那么经济将会重新恢复生气，虚拟资本的价值也将会直接通过债务偿还的方式，或者间接通过高额税收的方式得到补偿。但是，如果这些虚拟资本的投资是非生产性的，那么它们在次级循环和三级循环领域的投资就会导致资产贬值或难以偿还国债，使得政府陷入财政危机。

同样的，卡斯特也指出了政府干预资本再生产过程必然导致政府的财政危机。如果说哈维主要是从资本循环的角度研究了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转移，那么，卡斯特则是从消费也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分析了资本积累危机问题。在卡斯特看来，消费品可以分为私人消费品与集体消费品两类，由于私人资本无力或不愿从事集体消费品的生产，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必然潜藏着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集体消费品的供给危机。为了保障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政府必须对交通、医疗、住房、教育等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进行干预，与资本携手进行空间生产的投资活动。一方面，政府会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等刺激和鼓励私人资本进行集体消费品的生产；另一方面，政府会通过金融政策，如向民间发行债券等筹措资金以投资于集体消费品生产。这样，政府支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大量成本，但是私人资本却获取了劳动力所创造的利润。其结果是，政府在集体消费品供给领域承担的责任越多，政府自身的财政收支就越不平衡，最终导致政府的财政危机，以及日益增长的公共债务和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

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溢出性系统，无法根除的内在矛盾迫使其总是从自己的外部寻求解决方法。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为了摆脱危机，“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但是，哈维认为，马克思似乎排除了任何外在的空间转移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可能性，被迫关闭了黑格尔略微打开的大门，并通过否认殖民最终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强化了他对彻底革命的召唤，使得资产阶级能否通过创造空间获得短期或长期的稳定，以及怎样履行其地理使命等问题悬而未决。在哈维看来，“空间生产，全新的劳动区域分工的形成，新的和更便宜的合成资源的开发，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域的开拓，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比如有关合同和私有财产方面的法规与安排）对先前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因此，空间修复亦即空间关系的生产和重新配置即使没有为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法，至少也推迟了危机的发生。

但是，随着时间的“0”度化和空间的碎片化，资本积累危机的时空修复既可能顺利进行，也可能严重失灵。如果一个接一个新的时空修复过程能够不断地得以开启，盈余资本能够顺利地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个地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即使某一部分区域可能会经历严重的周期性困难。但是，伴随着各个充满活力的资本积累中心在资本过度积累不断强化的态势下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不断加剧，弱小的区域必然持续地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剥夺性积累”的对象而陷入依附状态；同时，各个“中心”之间的竞争往往会演变成以贸易战和货币战为主要形式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在严重危机的整理过程甚至演化为广泛的军事对抗，使得时空修复呈现出一种更加邪恶的状态——通过战争重新“定位”全球空间体系。因此，资产阶级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办法“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