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网络舆论新现象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美国华裔学者杨国斌认为，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国家、市场、各种跨国力量与公民社会发展互动的结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0～2003年为“雏形期”, 2003年之后为“拓展期”。网络公民社会的形成是以网络民意与网络舆论表达为突出标志的，杨国斌的这一观点确实可以概括2003年之后我国网络舆论的发展态势。杨国斌的这一论文发表于2009年。我们观察发现，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以来，我国网络信息传播出现了不少新现象，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和研究。

一 网络舆论新现象

伴随着众多重大事件和热点事件的发生，网络公民社会更为成熟，其中网络民意与网络舆论出现了格局重组、网络问政常规化、线下行动等特征。

第一，社会化网络与自媒体等网络新应用不断出现，网络驱动型突发事件不断出现，重新整合了社会舆论的信息传播格局。2009年以来，随着新浪微博、微信和QQ空间、人人网等为代表的社会化网络与自媒体的大规模崛起，智能手机、iPad等新媒体个人终端应用普及。其中微博在2009年大规模投入应用之后，在近几年中，微博信息涉及领域已渗透到组织执政与网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在信息发布、防灾救灾，还是公民权益、社会救助等各个领域，对事件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并起到推动作用，微博成为网民收发信息的首选载体之一。微博不断聚集社会与网络力量，成为目前最具有人气与力量的网络舆论应用之一，重新整合了网络舆论乃至社会舆论的传播格局（见图1-1）。

2011年1月21日，腾讯公司推出社交网络应用——微信（英文名：wechat），截至2013年10月，腾讯微信的用户数量超过6亿，每日活跃用户1亿。微信是基于“朋友圈”的多功能社交平台，融合信息传播、交友、商业等多种功能，近几年迅速成为网络舆论生成与传播的新的重要途径（见图1-2）。

网民大规模有意识地参与突发事件与热点事件，进行围观或者发言，致使网络舆论空间急剧膨胀，网络驱动型突发事件逐渐增多。所谓网络驱动型突发事件，是指由网络言论引发或者网络舆论强化的突发事件，涉及两个层面：一是事件完全在网络中引发、酝酿、进展，最终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突发舆论事件；二是经过网络舆论传播，某一社会事件（小事件）发展成为轰动一时的突发事件。这类事件中，网络驱动的特点非常明显并起到决定作用。基于新媒体的网络驱动型舆论事件增加了网络舆论事件的复杂性、研判与处置难度，这成为亟待关注的网络舆论新现象。

第二，网络问政的常规化发展。近几年来，以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和热点事件为突破口，网民大规模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如今网络问责、网络舆论监督已成为反腐败机制的重要一环，成为“网络问政”推动社会发展最富成果的一个方面。有论者认为：“无论各级政府和官员是否做好了准备，网络监督以其时间快、效率高、成本低，正在成为当今中国最为重要的舆论监督方式。”从“山西黑砖窑”“陕西虎照门”“辽宁西丰最牛的县委书记”“云南躲猫猫”“抽天价烟房管局局长周久耕”“记者博客举报山西溃坝”“各地豪华办公楼”“新余和温州的出国考察团事件”“灵宝王帅网上发帖被拘案”“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瓮安事件”“钓鱼执法事件”“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2010年的局长香艳日记事件”“李刚门事件”“钱云会死亡事件”“郭美美事件”“‘7·23动车’追尾事件”“陕西表哥事件”“重庆雷政富不雅照”等网络事件，到全国两会、汶川地震、奥运圣火传递、北京奥运、航母服役、保钓事件等重大事件，网民都以特殊的方式关注着反腐、公民权利、国家前途、民族崛起、政府执政、制度建设、社会公正等宏大主题。与此同时，我国各级政府组织越来越重视相关网络舆论。“2010年，从中央到地方，刮起一股猛烈的‘网络问政’之风，网络媒体充当网络问政的新型平台，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各级领导干部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一种方便、快捷、有效的渠道。‘网络问政’成为官民互动新亮点。2010年是名副其实的‘网络问政’年。”随着网络问政的规模持续增大，强度持续增加，网络问政进一步常规化，对我国各级政府公共决策、公共信息服务与管理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促进我国网络民主与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型。

第三，网络暴力等网络失范行为受到广泛关注并被初步遏制。近几年来，随着不少具有侵害性的网络舆论事件的出现，由人肉搜索所引发的隐私侵犯、网络暴力、网络审判、道德丧失、谣言流行等网络失范行为及其负面效应受到社会的关注，网络舆论的暴力因素得到社会广泛讨论与谴责，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出台相关规定约束网络暴力（尤其是人肉搜索），其中某些做法虽然值得商榷，却体现了社会整治网络暴力的共识。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有些网民故意在网络中暴露隐私，出于各种原因，某些涉官信息甚至官员的“不雅照”在网络中曝光，经由人肉搜索而成为网络热点事件，进而导致现实中意想不到的后果，显示出网络暴力与人肉搜索在中国语境中复杂的意蕴与作用。

二 网络舆论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

网络舆论新特点的出现是与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文化转型发展相关联的，从这一角度分析，网络舆论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

第一，政治与民生互动催生了热点话题。目前我国进入执政党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转型期，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民生与民意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多年积淀下来的医疗、保险、教育、政府执政、拆迁、腐败、社会公平、民族问题等热点社会矛盾开始集中爆发，经由社会各界更为深入的讨论，为网络舆论提供了素材和话题。

第二，社会转型与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因素。围绕原苏联、东欧等地区的社会转变，社会转型成为西方学界二十多年来的研究热点。这一理论研究延续了西方有关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理论研究脉络，像卡斯特的研究围绕信息社会的语境，重点探讨了苏联的剧变，颇有警示意义。有研究者深入分析西方社会后发现，当今时代的三大革命性变革——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引起权力的巨大变化。近二十年来，我国学界结合中国社会发展进行了社会转型的本土化研究，相关研究针对社会分层、城乡差距、生活方式、体制转变等问题展开大规模调查分析，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化社会急剧转型的发展时期。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理论，认为后工业社会中，风险代替了危险，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则认为，风险是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出现的，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风险可以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两类。“外部风险”是来自外部的、由于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这是工业社会前200年里占主导地位的风险。“人造风险”则是指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是由人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分析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基础上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对于现代化转型中剧变的中国社会，贝克认为中国社会以历史浓缩的形式，将社会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呈现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甚至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上述西方理论视角分析，我们发现，经过多年改革开放，近十年来，我国社会文化进入一个高度多元化的时期，社会分层加剧，人们的生存与竞争压力加大，各阶层的利益需求和社会认同、话语诉求各不相同。这些社会阶层有可能进入网络虚拟社区，形成更为复杂的网络社群，进而结合不同的新闻事件与信息兴趣点，抒发对事件的感想乃至发泄日常生活中的焦躁、烦厌、无奈、激愤甚至暴戾之气，制造各种各样的网络舆论。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近几年来，随着社会转型期问题的出现，网络中形成了对政府公信力保持质疑的社会敏感心理，这种心理在遇到诱发事件时会喷涌而出，促使该事件成为舆论热点。例如，“华南虎事件”、“罗彩霞事件”、上海的“倒房事件”和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湖北宜城“29岁市长周森锋事件”、“钱云会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南京彭宇案”等事件的网络舆论，伴以拆迁、征地、失业、食品安全、教育、房地产、官场等热点问题，往往从单一事件演化为异常复杂的网络舆论，最终造成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进而对国民的社会认识、道德伦理等方面造成深层次的影响。从此角度分析，我们认为各种各样网络舆论的爆发是社会文化心理的表现。

第三，媒介技术因素。随着媒介融合技术在组织与个人层面的推广运用，我国网民数量进一步增加，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微博与微信两大社会化网络应用的注册用户也都超过5亿。我们知道，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分析，媒介融合技术的威力在于将一切信息数字化并融入互联网之中，最终通过各种终端（平台）影响社会组织与个人等各个层面。目前，各类社交网络应用、门户网站乃至网站导航成为网民接入互联网信息的重要渠道，有些甚至成为网民的第一渠道或者唯一渠道。网络社会舆论的制造与传播大多以事件为由头，围绕网络应用而展开，像微博和微信等媒介技术的运用与推广，就等于制造了难以计数的个人传播形式，当其中的某些帖文点击率超过百万甚至千万时。这些个人媒介应用实际上就具有了大众传播的功能，具有很强的网络舆论制造与传播能力，博主也就成为网络舆论领袖。例如，2009年曾经轰动一时的央视女主持人“间谍门”事件，就是由某知名人士个人博客的片言只语制造与放大的。2015年2月28日10时，从央视辞职一年的著名记者柴静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视频新作《穹顶之下》，以独立调查的方式分析中国雾霾问题。据初步统计，截至当晚20时13分，优酷网点播401万次，评论9088条。腾讯视频网站点播2620万次，评论32760条；乐视网点播305万次。新浪微博“柴静雾霾调查”话题截至3月1日10时20分，阅读数1.6亿人次，讨论43.9万条。这种状况不仅改变了我国原有的由传统媒体决定的信息传播格局，也极大地改变了社会舆论的信息传播与生态格局。而随着媒介融合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多功能的新型社交网络应用还会不断更新，网络社会舆论的制造与传播将更为便捷与复杂，其影响也将更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