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定位：回族现代文学历史地位及价值的审视

回族现代文学是回族古代、近代文学转折更新的界标和回族当代文学的滥觞。遗憾的是，经过30余年的研究，现代从来只有同当代或近代联姻合书的缘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看到一部独立成书的回族现代文学史，难怪有论者四年前就发出这样的慨叹：“由于‘现代回族文学史’至今的空白，使得对这一时期的考察显得艰难而‘断语’频出。”

我曾在《现代回族文学版图有待重构》一文中，对“现代‘寄寓’在古代与当代之间，或作为古代（近代）文学的收束，或作为当代文学的楔子。在巍峨的古代文学殿堂和多彩的当代文学大厦之间，‘茅屋’般的现代文学显得格外低矮”这一现状表示强烈质疑，提出：从“史”的角度看，回族现代文学比古代文学更能写成“史”，在运用汉语文写作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回族现代文学展开“史”的叙写当仁不让。拙文对回族现代文学的内涵和风貌，做了如下简要展示：第一，从事文学创作的作者群体人多面广，作品题材和体裁丰富。第二，用汉语出版的报刊之多，在各少数民族中独占鳌头。第三，“回教文化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在现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第四，大力兴办现代回民学校，也在一定程度上普及和促进了回族青年学子的文学创作。第五，众多回族学子到海外留学，极大地推动了伊斯兰经典和阿拉伯文学作品的译介。第六，回汉之间广泛而密切的文学交流互动，在各少数民族中尤为突出。

严格说，上述粗线条的勾勒只是不甚全面的现象描述。需要从现象中梳理出更重要的问题：回族现代文学在整个回族文学发展链条上所处位置，即回族现代文学在整个回族文学历史进程中有何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之所以这样说，缘于已有回族文学史著述中的叙述表明，“现代”叙述趋于弱化、淡化甚至被边缘化，“现代”是否有独立存在的位置和价值，研究者或心存疑虑，或已经用笔投了票。

考究史实，在回族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链条上，“现代”三十年是光彩四溢的一环，可谓空谷足音，承前启后，功不可没。

首先，标举“回教文艺”并明确其范围，“回教文艺”自此始得确立并为汉族文学主导的中国文坛认可，这是“现代”在回族文学史上具有的开创性贡献和历史价值，功臣首推马宗融先生。

1939年1月马宗融先生发表《理解回教人的必要》，率先提出文艺作品表现回族人生活的问题，他希望“非回教的文艺同志们”“以两种观点去理解回教人：从社会学的观点我们应该理解他们的信仰，生活，习惯，感情等等，至少要弄清楚他们一样是中国人。从文艺的观点我们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把握他们的生活，由之表现或诱导其教中人自己表现他们的生活”。1940年4月，他在《对〈国家至上〉演出后的希望》一文中强调当时文艺作品中“向不为人注意，或不敢注意”的“回教题材”这“一大块艺术的新园地”。在马宗融的推动下，《抗战文艺》1940年第6卷第1期专门推出了“回民生活文艺特辑”。全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标举“回民生活文艺”的概念，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创！

紧接着，1941年6月，马宗融应《文艺月刊》编者命题之约，撰写《抗战四年来的回教文艺》一文，正式提出和使用“回教文艺”这一概念，并对四年间的“回教文艺”做了阶段性的描述总结。“回教文艺”中的“文艺”实际就是“文学”，“回教文艺”即“回族文学”，因为它的主体和重心是文学，只是由于还涉及戏剧演出和歌曲演唱等少量艺术活动，所以冠之以“文艺”。在国内主流文艺刊物上标举和推进“回民生活文艺”“回教文艺”，可谓空谷足音，这不仅显示了马宗融先生独具的眼光和超群的胆识，也表明回族文学自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主流文坛已将这一文艺现象置于中国文学的范畴之中并予以认可和支持。

马先生在上文开篇明确宣示：他谈的“回教文艺”指“回教信仰者所创作的文艺”或“回教人所写的文艺作品”，即回族作者所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各种形式的散文，对外国伊斯兰教人作品的翻译，以及回族期刊中的文艺写作和翻译。这是历史上对“回族文学”范围首次明晰确切的表述。但他在回顾中国历史上一些回族作者诗文的简况后又断言：“是以我们只能说我们有回教信仰者的文艺，而没有回教文艺，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如何理解“回教信仰者的文艺”和“回教文艺”这两个看似抵牾的概念呢？归纳《抗战四年来的回教文艺》一文的要义，就创作来说，马先生心目中的“回教文艺”有两种类型：一为“回教人所写的文艺作品”，即回族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二为“回教人反映回教生活”，“用回教题材创作”，“具有回教感情”，“运用着回教独用的语言”的作品，最上乘的则是“能惬心责当地反映回教生活或表现出回教诗人的特殊风格”，显示出一定“回教特色”的作品。

显然，“回教信仰者的文艺”和“回教文艺”并不矛盾，都是指回族作者的作品，但前者内涵大于后者。所有族别为人所知和暂不为人所知的回族作者所写的各种题材内容的文艺作品，都属于“回教信仰者的文艺”；其中，那些描写回族生活题材，表现某种回族思想感情，具有某些回族特色的，是为“回教文艺”。

《抗战四年来的回教文艺》是对1937年7月至1941年6月中国“回教文艺”状貌的简要回顾综述，不是逻辑谨严的理论文章，概念表述难免有不严密之处。我以为，可以这样理解马先生文中使用的两个概念：“回教文艺”包含在“回教信仰者的文艺”之中。前者指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是回族作者民族意识非自觉或模糊隐蔽的写作，或可称作广义的“回教文艺”；后者指回族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是回族作者民族意识自觉的或有意表露的写作，或可称作狭义的“回教文艺”。马先生肯定广义的“回教文艺”，而他抱以更高要求的和他所期待的则是狭义的“回教文艺”。

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区分“广义”和“狭义”的“回教文艺”，即回族文学，为我们观照自古及今的回族文学，提供了一个参照。广义的“回族文学”即回族人士的文学书写，在回族形成以后就在事实上存在，源远流长，不绝如缕；狭义的“回族文学”即回族人士自觉地以回族身份的文学书写，则诞生和形成于现代。就传统的时代（时期）划分看，古代、近代和“建国十七年+‘文革’十年”，属于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时代（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属于“回族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时代（时期）。现代则是后者形成并呈现出前后者并存兼有状貌的时期。那时在回族报刊上发表各类作品的众多回族作者，无疑都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属于回族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在其他汉语文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回族作者，少数具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大部分淡化或隐匿了民族意识，虽然他们的某些作品（特别是抒情性作品）也寄寓着作为回族作者自己的感情，但仍属于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至于不同的作者和具体作品，情况复杂，需要一一辨析）。

把“建国十七年”和“文革”十年也列为只有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并非标新立异。是的，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的民族身份得以确认，得以和汉族平等相处，包括回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待遇和多方面的照顾，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回族民间刊物悉数消失，在紧锣密鼓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反“地方民族主义”和思想文化批判斗争的震慑下，在越来越“左”的文艺路线指挥下，何曾有过（当代）“回族文学”的概念？何曾探讨过（当代）“回族文学”的相关问题？沙陆墟、木斧等因不同“政治问题”而噤声，穆青、胡奇、郭风、沙蕾等前辈作家和写过少量反映回族生活作品的哈宽贵、白练等青年作家，都努力汇入和湮没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主流话语之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学界对什么是“回族文学”尚且歧义纷呈、莫衷一是、认识模糊，遑论对此前三十年“回族文学”有所描述评析！

旗帜鲜明地提出“回族文学”，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爬梳古往今来的有关作品，并组织人力着手研究回族文学的发展历史、现状、特点及其他问题，倡导和大力推动当下回族文学创作的发展，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这时起，回族文学之树才得以承接现代的脉息，在正确的文艺政策扶持浇灌下，在较宽松的文化环境中重新萌发、茁壮成长，直至枝繁叶茂，繁花似锦，果实累累。一位民族学学者对于回族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承接关系，有这样的认识：“发轫于民国以宗教内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文本资源本土化的一大特征，联系近年来在中国文坛上比较活跃的张承志等人，我们似乎才能感受到这种本土化的价值和开创精神。”此言的用语或有可斟酌之处，但意蕴深中肯綮，发人深省。

其次，“现代”时期实现了回族文学作品的大转型。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由来已久的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到大量出现回族文学意义上的回族作者书写；二是回族人表现回族生活并初具现代性的小说、新诗、散文、纪实、剧本及译作等各体新文学作品，均肇始于此，其中成绩最大的当推散文和纪实作品。

“回教文艺”概念的提出和明确虽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回族文学存在的关键更在于回族作者的写作实践和由此呈现出的文学面貌。且不说1941年6月之后的八年间回族作者反映回族人生活的诸多佳作，仅就马宗融先生撰文的1941年6月以前的情况看，“回教人反映回教的生活”的“回教文艺”确确实实业已存在。

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马先生在重庆能看到的报刊、作品有限，也不可能悉数汇齐他所目及的那些报刊，因此，他在《抗战四年来的回教文艺》中对各类作品状况的叙述和判断难免有失察之处。他肯定抗战四年来散文、随笔、游记、报告文学“还称得起丰富，这倒是使得我们十分兴奋的”；表示新诗作者不多，但“还有相当看得的诗”。这论断即使推延至整个现代时期也是确切的，毋庸赘述，而他对小说和剧本的阶段性介绍批评却多有遗漏和偏差。

小说并非如他所说“就连一点萌芽都还没有”。马先生只举出一篇速写式的小说《烟》，而在刊登《烟》的《回教论坛》的后一期，还载有另一篇《米》。此外，《回教大众》1939年刊载过《勇士日记》《小城之难》;《震宗报月刊》1937年至1940年刊载过《牺牲者》《一把钥匙》《常巴巴传》《风流王子记》《圆梦》《以德报怨》《寺院一角》等；至于抗战爆发前的1935-1936年，《晨熹》刊载过《同学们》《悲壮的憧憬》《毒牛乳》《秋雨之夕》《六子不哭了》《撤差》《可怜的小三》《中秋之夜》《命运》等，《伊斯兰青年》刊载过《兵棚里》《芸英的死》；更早一些，1930-1932年《月华》“小说”栏刊载过常步舜、达书庵、吴事勤、傅统先等20多篇表现回族生活的小说。这些小说大都篇幅短小，思想内容或显肤浅，艺术表现或显稚嫩，但毕竟是采用小说形式表现回族人生活的收获。

回族题材的剧本的确很少，在各种体裁中也最为薄弱，但马先生所举《回民的怒吼》也不是“唯一的作品”，至少还可举出《震宗报月刊》1938年所载“回教独幕剧”《一瓶安眠药水》，1939年《西北回民正论》所载独幕剧《仇恨》，以及此前《回教青年月报》所载短幕剧《戒烟》（1936年）和更早的《成达学生会月刊》所载二幕剧《不识字》（1931年）。

马先生对当时的回族文学有一个总体判断：“一直到现在，回教人还没有写出什么算得上杰出的文艺作品的东西。”“杰出”是对文艺作品思想艺术水准的审美评价，而不是衡量文学现象是否存在的依据。初期的回族题材作品鲜有“杰出的文艺作品”，自有多方面原因，但不能因此怀疑“回族文学”在那一时期的实际存在和它在回族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意义。

集中发表回族题材作品的回族报刊，是支撑回族现代文学创作主体的一翼。20世纪前半期，在众多回族刊物大力倡导以阐释、普及、发扬经典教义，推动新式教育和造就人才为主要内容的“回教文化运动”中，没有明确提出“回教文艺”，但许多回族报刊开辟有关文学的专栏并表示欢迎文学作品。我选择考察了30种主要现代回族报刊的创刊出版地和有关文艺专栏的开设情况。

出版时间较长和影响较大的期刊17种（同一刊物更名者和性质相同的刊物合算一种）：上海《中国回教学会月刊》（1926-1929年）设有“文艺”“小说”；天津《伊光》（1927-1942年，后辗转在武汉、河南、重庆、甘肃、宁夏出版）设有“游记”“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寓言小说”“实事小说”；广州《天方学理月刊》（1928-1935年）设有“小说”“艺海新潮”“故事”“文艺”“诗”；北平《月华》（1929-1948年）设有“小说”“文艺”“特写”“回教小说”“诗”及阿中文对照的“阿文副刊·天方文苑”；昆明《云南清真铎报》（1929-1930年）和《清真铎报》（1929-1930年，1940-1948年）设有“文苑”、“小说”和“文艺”、“青年园地”、“诗”、“杂俎”、“杂记”、“诗歌”；北平《成达文荟》（共四集，1932年）的“文艺”在第一集和第四集中各占总篇幅的50%和30%；先后在北平、桂林出版的《成师月刊》及《成师校刊》（1934-1942年）设有“文艺”；北平《震宗月刊》（1930-1943年）设有“小说”“笔记”“天方寓言”“长篇小说”“短篇回教演义”“演义”“回教独幕剧”“创作”；北平《正道》（1931-1946年）设有“艺圃”；北平《伊斯兰青年》（1931-1936年，东北流亡学生编辑，后迁西安）设有“杂记”“文艺”；南京《突崛》（1934-1945年）设有“文艺”“翻译文学”；南京《晨熹》（1935-1937年）未设专栏但刊发许多文学作品；南京《回教青年月报》（1936-1947年，曾在兰州出版）设有“诗歌”“小说”“鼓词”“文艺”“游记”“艺文”；武汉《回教大众》（1938-1939年，后迁重庆）设有“诗”“诗选”“文艺”；重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报》（1939-1948年）设有“文艺”；重庆《回民言论》、《回教论坛》（1939-1941年）设有“青年园地”“通讯”“战时特写”“创作”“文艺”“游记”“通讯”；北平《回教周报》（1940-1944年）设有“星月”“文艺谈”；北平《月华周报》（1947-1949年）长期坚持开设“文艺”。

出版时间不长或出版期数不多，但较多发表文学作品的期刊13种：广州《穆民》（1931年，共出10期）设有“穆民文艺”“天方故事”；常德2种，《回民》（1932-1933年，共出12期，后迁万县）设有“文艺”；北平《回族青年》（1933-1934年，共出13期）；上海《人道》（1934-1936年，共出20期）未设专栏但都刊发文学作品；北平西北公学《西北》（1933-1935年，共出10期）设有“文艺”“短诗”和外国小说的“翻译”；常德《穆音》（1933-1934年，共出12期）设有“文艺”；上海《伊斯兰学生杂志》（1931年，共出5期）设有“文艺”“杂俎”；南宁《广西回教》（1934年仅见1期）设有“文艺”；广州《塔光》（1935-1937年，共出4期）设有“文艺”“杂俎”；西宁《昆仑》（1936年）设有“青年文艺”；香港《回教青年会刊》（1939年，共出4期）设有“文艺”；新乡《回声月刊》（1946年共出8期）设有“大众园地”；迪化《回族文化》（1948年，共出2期）设有“文艺”“传记”。

按照以上报刊创刊的出版地统计：北平9种、南京3种、上海3种、广州3种、重庆2种、常德2种，昆明、天津、武汉、新乡、迪化、西宁、南宁、香港各1种，出版地主要集中在华北的北平、华东的沪宁、西南的渝昆以及华南的广州这些文化要冲之地；因抗战曾迁移的后续出版地还有西安、兰州、武汉及河南、甘肃、宁夏。总体看来，从华东到西北，从华北到华南，从西南到华中，遍及全中国，覆盖了除东北以外的东、南、西、北各地。各报刊的文艺栏目设置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所刊载的作品，包含了除电影剧本外的全部文学体裁。

当然，一些报刊主持者对文学作品价值、作用的认识多显不足。比如，有的说：“本报杂俎栏五期以前各诗，虽未入教义范围，然亦乐趣所在，故备一格，以供读者玩赏。倘承各地教亲以阐发教理者见赐，本报竭诚欢迎！”有的称：“以‘文艺’，寄风雅，泄心思，移性情，资感化，补正文之弗及，抑曲逗而有余。略采些须，借助读者之兴趣云尔。”尽管如此，回族报刊的蜂起和“回族文化运动”的开展，毕竟营造了回族文学的生成环境，激发了部分回族知识人的文学现代意识，扩展了他们的视野，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回族人士的文学写作。各回族刊物开设栏目广发各类文学作品，众多回族文化人、青年学子、宗教界人士努力开发并浇灌着回族文学园地。回族现代文学书写弥补了“回教文化运动”的缺失，丰富了其内涵，实际上成了“回教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看待现代回族报刊时，有两个认识需要澄清。一是只有纯文学报刊和各类文学书籍才属于“文学”。其实，鲁迅、茅盾、冰心、老舍、巴金等许多现代文学名家的作品，往往也初载于报纸或综合性期刊，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载于《新青年》，巴金的《家》连载于上海《时报》，老舍的《月牙儿》载于《国闻周报》，冰心早期作品多刊于北平的《晨报》。回族报刊或侧重宗教性或侧重时事性或侧重学术性，绝大部分可统称综合性报刊，因多载普及和阐释教义、宣传兴教爱国的文章，兼有社会时事报道评论、各地教胞动态等内容，对各界回族人都有吸引力，因而其中揭载的文学作品也就比纯文学刊物上的作品在回族民众中传播更广，影响更大。二是有的论者认为回族报刊登载文学作品较少。据马博忠先生统计，1917-1949年间回族人在各地（含抗战时期沦陷区）创办的汉语报刊多达250种以上。其中多数报刊认识到了文学作品的教化力和感染力，刊登了文学作品。我粗略统计了40种主要回族报刊，发现揭载的诗歌（新诗、旧体诗词、曲艺、歌曲）、小说、散文、纪实（文艺性通讯、特写、传记、日记）合计在3000篇（首）以上，可谓集腋成裘。有的刊物，如1936年出版的《昆仑》用1/5篇幅刊登青年作品，三期共登载文学作品20余篇。1947年8月至1949年1月出版75期的《月华周报》，四版中基本每期都有一版文艺作品，所刊诗歌、小说、散文、特写和译文达百篇以上。相对来说，各报刊发表的新诗、旧体诗词和散文、纪实较多，小说和剧本较少，但就小说看，各报刊列出的名目就有“小说”“小小说”“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回教小说”“短篇回教演义”“清真小说”“事实小说”“写实小说”“革俗小说”“寓言小说”“滑稽小说”，以及古代诗歌的故事“演义”等，足见在小说内容与形式的探索方面也颇用心。

再次，回族作者和译者在全国或各省主流汉文媒体发表创作和译作，回族报刊和其他汉语文媒体刊发非回族作者表现回族人的作品，有形无形地促进了回汉之间的文学交流和交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国现代文学构成增添了多民族的作者和内容。

第一，回族作者超越狭隘民族意识的非回族题材作品，既是回族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是回族现代文学作品多样性存在的一个方面。因此，在全国或各省主流报刊发表非回族题材作品的回族作者，是支撑回族现代文学创作主体的另一翼。

我从诗歌、小说、散文、纪实、戏剧和翻译方面，选出有一定实绩和影响的30位著译者考察，他们是云南的白平阶、桂涛声、林凤梧、纳训、马瑞麟、马坚、马兴周（马俊武），四川的马宗融、温田丰、木斧、马德俊、张央，江苏的沙蕾、沙陆墟、常步舜、胡奇，北京的丁竹园、王梦阳、薛文波、马明道，河北的赵振武、薛恩厚、李超，河南的姚欣则（文学活动在甘肃）、穆青、杨正旺（绿杨、红羽），福建的郭风，天津的王静斋，陕西的马成化（达悟呆），广东的吴事勤（海萍）。其中，林凤梧、纳训、马坚、常步舜、王梦阳、薛文波、马明道、赵振武、杨正旺、王静斋、达悟呆、吴事勤等12人的全部或主要作品发表于回族报刊；郭风、白平阶、桂涛声、温田丰、马瑞麟、木斧、张央、沙陆墟、胡奇、薛恩厚、李超、姚欣则、穆青等13人的全部作品都发表于非回族报刊；丁竹园、马宗融、沙蕾、马兴周、马德俊等5人亦在回族报刊发表作品，但他们的部分或绝大部分作品发表于非回族的报刊或出版物。

回族作者在非回族报刊上发表的各类作品总量，仅保守统计几位主要作者便可见一斑：郭风300篇（首）以上，沙蕾、马宗融各200篇（首）以上，木斧150篇（首）以上，穆青、胡奇、马瑞麟、张央各50篇（首）以上，沙陆墟中长篇小说3部。此外，单行出版的还有郭风诗集1本，沙蕾诗集2本、中篇小说1部，马宗融散文集1本、儿童寓言2本，马瑞麟诗集2本、桂涛声新诗和歌词集1本。马宗融、沙蕾、郭风的许多作品发表在国内最有影响的主流报刊，穆青、胡奇的作品发表在解放区的重要报刊。上述这些族别暂不为人知，或族别已为人所知的回族作者们在汉族主流媒体发表的作品，虽没有直接表现回族生活，但跻身汉族主流媒体也使他们扩大了眼界和交往，锤炼了思想艺术，增加了知名度。这不仅为多元一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多民族作者的作品，也体现了汉回文学的密切交流与天然融合。

现代时期，回族文学基本形成，然而为什么在非回族媒体发表作品的回族作者，其作品缺少“回族题材”和“回族特色”？叙事类作品（小说、戏剧和记叙性散文）是否以回族人物、生活为题材，是否体现了回族人的生活习俗、视角、情感和审美情趣，相对比较容易判断；抒情类作品（诗歌、抒情散文）则不然，抒情主体既是作为回族人的作者，不论书写何思何念、何感何情，总应蕴含着某些回族人的思想情怀，然而，如马宗融所说，读者“很难知道他们是回教的作家”，论者所能破解的，主要仍是作者的“中国人”情怀。这种状况不仅表现在非回族报刊上，就连回族报刊上刊载的许多写景抒情散文和诗歌，抒发的也是现实生活中中国人普遍的喜怒哀乐之情。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可以从生存环境和时代主潮、左翼文学的深刻影响方面探讨其主要原因。

一位论者曾这样分析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五四时期“深受中原文坛影响的云南现代民族文学的先驱者们，彼时也正致力于与时代主潮相接，而一时无暇顾及笔下白话文的少数民族特色。……”20世纪30年代马子华、李乔等会聚上海，在“左翼”文学的影响下，“领悟了如何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观察、剖析中国社会、中国乡村社会现实；领悟了什么是阶级斗争叙事。……片面理解、凸显了‘普遍性’，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作品的民族特质”。这个思路也适用于解读回族作者。回族作者鲜有加入左翼阵营或接触左翼文坛重要成员的机会，对阶级斗争叙事的领悟也不深，但受到新文化运动启蒙的回族先进知识青年，同样深受左翼文学观念、作品的感染、熏陶、浸润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致力于与时代主潮相接，而一时无暇顾及笔下白话文的少数民族特色”，“凸显了文学关照社会人生的‘普遍性’而‘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作品的民族特质’”的现象，同样明显地存在于回族作者身上，也就不足为怪了。回族作家尽量隐匿自己的回族属性、民族意识和作品内容的回族特点，而非彰显自己的民族属性，张扬生活中的民族特色和自己的民族意识，即使涉及生活中的回族特色和自己的民族意识，也尽量维系或纳入“中华民族”或“中国人”中。民族身份明确且民族意识强烈的马宗融、沙蕾、丁竹园、马兴周和马德俊，以及专在回族报刊上发表作品的薛文波、杨正旺（绿杨）、达书庵、常步舜、吴事勤是这样，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隐蔽的郭风、沙陆墟、白平阶、温田丰、马瑞麟、木斧、姚欣则、张央等也是这样，更不用说参加共产党革命队伍后才开始写作的穆青、桂涛声、胡奇、李超、薛恩厚等人了。

对于回族作者来说，生存环境、时代主潮的影响当是更重要和直接的原因。存在决定意识。散居中国大地南北东西的回族人，多杂居在汉族为主的环境，处于强势意识形态和汉族文化文学之中，弱势的回族作者的汉语书写必须适应环境，他们的作品发表在体现汉文化意识的报刊上，他们的读者主要是汉族人，他们的写作和文学活动需要和汉族编者、作者携手，加之各地程度不同的民族歧视对他们心理的影响，因此，使他们不能不追随或“迁就”主流文学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推翻清王朝、反帝风云、北伐战争、军阀混战、抗击日寇、国共战争等此起彼伏的重大社会变动，憎恶黑暗反抗压迫向往光明追求正义和全民抗日救国的时代主潮，无一不深刻地影响着回族人的生活和思想。回族人“爱国爱教”，秉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民族观念，国家认同感极强，尤其是在国家存亡面临危急的时候。正如回族刊物《晨熹》上的一首诗所写：“我们信回教，/我们是中国人：/说中国话，/写中国字，/脉道里流着中国人的血，/这块土地上有我们祖宗的坟！/我们不是客，/我们是主人！……假如中国不幸灭亡，/我们逃到天涯海角也是亡国奴！/敌人的炮弹毒瓦斯，/并不认得谁是穆斯霖！”沙蕾也强调：“我们是中国的教徒，同时也是中国的国民。”在诗歌、散文、纪实作品中，除表现宗教意识和活动内容的部分作品外，大多数所表现的既是“回族人”也是“中国人”的情感。成达师范学校学生的作品即是典型的实例。这类作品中所写所述的“我”，难道不是“回族题材”？在回族现代作者的意识中，抒发“中国人”的喜怒哀乐、爱憎情仇，同表达中国回族人的情感是合二为一的。超越狭隘民族意识的“中华民族”书写，应该是回族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不能把这种状况简单地归结为“汉化”。至于这类作品中是否同时体现出某些回族的民族意识和特质，则需要论者针对具体作家作品开掘和解读。

第二，阿拉伯文学的译介是回族现代文学构成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各种回族报刊发表过大量阿拉伯文学译文，如《回教论坛》连载的王静斋所译古波斯萨迪著《真境花园》（又译为《蔷薇园》或《玫瑰园》）等众多阿拉伯故事、诗歌。更值得注意的是，回族译者在汉语文主流报刊发表或通过知名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文学译作。比如马宗融载于《文学》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鸟语》，载于《世界知识》的阿拉伯英雄史诗《盎塔拉的死》，载于《文学季刊》的论文《埃及的阿拉伯文学发展一瞥》等，“虽然数量不多，但几乎篇篇都有填补空白之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纳训所译五册《一千零一夜》，“是解放前字数最多，同时也是第一个译自阿文原版的译本”。马兴周（马俊武）所译列入上海世界书局“阿拉伯故事丛书”的《桑鼎拜德海船遇险记》《哈漪雅格赞》《巴格达的商人》《阿里伦丁》，和列入商务印书馆“阿拉伯文学丛书”的埃及塔哈·侯赛因《童年的回忆》，论者评价说：“对于马兴周在中阿文学译介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研究者须引起重视并给予充分的肯定。……马兴周以《阿拉伯故事丛书》和《阿拉伯文学丛书》形式，希图系统译介阿拉伯古代与现代文学作品的创意与尝试，更值得今人另眼相看。”难能可贵的是，除马宗融从法文转译外，其他译者都是直接从阿拉伯文移译的。这些译作，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现代译苑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是回族译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建设的另一贡献，同时，也是现代时期回汉文学交流融合的又一生动表征。

第三，现代文学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就是汉族和其他民族作家对回族生活的关注和表现。首先要谈及的是著名满族作家老舍。老舍先后创作了以回族拳师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名篇《断魂枪》（载《大公报·文艺》）、广为流传的幽默散文《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载重庆《新民报》晚刊）和轰动一时的表现回汉团结抗日的剧本《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写，载《抗战文艺》）。其他汉族作者描写回族人之作也不时出现。诗歌如蒋锡金的《唐官屯》（载《回教大众》），厂民（严辰）的《挥起正义的利剑——给西北的回教同胞》和程铮的《驼铃》（载《回教大众》），冯玉祥的《回胞》（载《民族战线》），陶行知的《回教同学在开罗唱义勇军进行曲欢迎我》和《祝中国回教协会广西分会成立》（载《行知诗歌集》），李白凤的《默罕默德的儿女们》（载《文艺》，又载《诗》），咏青（高咏）的《黄河》（载《文艺》），唐祈的《回教徒》（载《人世间》）。散文如徐知免的《辛甸和老回回村子》（载《西北文化》），陈敬容的《牺牲节》（载陈敬容《星雨集》）。纪实文学如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中的《马步芳之政治作业》《回教过年》等（载《大公报》），林鹏侠《西北行》中的《崆峒留迹》《风尘知己》《回教精神》《回汉纠纷症结安在》《回教徒义侠可风》《西陲美人》《回妇美德》《回民能不需教育欤》《初试千里马》《开发西北当前之要务》《登堂拜母》《先民之所急》（载林鹏侠《西北行》），袁尘影的《绥西前线的回回军》（载《新蜀报》），梅贻宝的《临夏之行》（载《新西北》），海燕的《一支少数民族的队伍——回民支队》（载《八路军军政杂志》）。歌曲如许地山的歌词《穆圣歌》（载中华乐社《高中模范唱歌教科书》），洛宾词曲《中国穆斯林进行曲》（载王洛宾编《西北歌声》），李汉仪和宋史仲词曲《回汉青年对口唱》（载《新西北》），等等。这些作品丰富了现代文学中的回族题材和回族人物形象，更对增进汉回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更深层次上总体认识回族现代文学的主要时代特征，有三个视角值得参照。

回族现代文学应和时代主潮，是爱国爱教、救国兴教的跨地域文学。植根于中国大地和作者乡土，反对侵略和压迫，追求正义和平等，写作者和其作品影响跨越省域、南北区域，遍及全中国。

回族现代文学是对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双重认同的文学。既尊崇伊斯兰教经典教旨，阐发弘扬教义，又深受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浸染，灌注着儒家文化的血脉。

回族现代文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而兴起，是现代性、开放性的文学。以白话文为主体，从汉文学、阿拉伯文学及其他外国文学中获取营养，在与汉文学广泛交流、密切互动之中参与并融入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