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信息技术应用的结构性及其与组织的互构

在结构的意义上，外源定制性的本质含义在于作为外源的技术是携带结构的，这个结构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是组织性的。不过早期的研究仅仅看到了前一种结构，而没有看到后一种结构，自然也就无法理解技术与组织之间的互构。

在技术建构论和社会建构论之外，20世纪80年代的组织与技术关系的研究受吉登斯（Giddens, 1984）的影响，巴雷看到了技术的社会性和组织结构的弹性，但在关注这两点的时候，他更加注意的是作为外源性的技术对使用者角色在既有组织结构内的影响。组织中的角色安排是制度化的，对角色的改变就意味着对制度化结构的改变，技术对结构改变的影响在于技术改变了原有的角色期望和职位安排，进而改变了组织的结构。他的比较研究说明，技术对角色期望和职位安排的改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角色期望的重组及其对组织结构形成的影响却是案例性的，因此技术只是触发而不是决定了组织结构的变迁（Barley, 1986）。

奥里科夫斯基（Orlikowski, 1992）看到了巴雷研究的局限，即巴雷没有看到技术的背后是一个社会群体，进而提出了人类行动的产品同时也具有结构属性。也就是说，技术既是行动者建构的用于一定工作场所的物质性结构体，也是行动者通过赋予其不同的含义和强调其不同的特征在使用中建构的社会性结构体。不过，只要技术进入组织并成功运行，那么技术就会变成制度化的客体，而失去了与建构者或意义赋予者之间的联系，进而变成组织结构的一部分。简单地说，技术是行动者设计的，也是行动者使用的。设计者和使用者都赋予技术以结构，包括物质性和社会性结构，并最终使技术成为组织结构的一部分，这就是她所说的技术的两重性。

在全面回顾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奥里科夫斯基进一步指出，如果从技术两重性的观点来观察，以往的研究往往把上述两种建构分割开来讨论，要么讨论技术的物质性建构，要么讨论技术的社会性建构，而她认为基于设计的模型和基于使用的模型都不能现实地认识技术的两重性，所以她强调要把这两个模型结合起来。在图1中，A是奥里科夫斯基概括的传统解释模型，意思是说技术设计者在既有制度特征的影响下生产技术产品，而作为产品的技术在组织中一方面影响使用者，另一方面又影响制度特征；需要注意的是，两个过程被时空分割了。尽管对很多技术而言，在分割时空中的技术与组织的互动是事实所在，但奥里科夫斯基认为共时性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为此她提出了自己的技术结构化模型。B模型中的行动者生产技术产品，技术产品又通过解释框架、设备和规则反过来约束行动者；而行动者与技术的互动还受到制度特征的影响，同样，行动者与技术的互动反过来通过强化和转换结构来影响制度特征。

她认为这个模型的重要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的两种建构论，并突出强调了行动者与技术的互动，而对于两者的互动而言，制度特征既是影响的来源，也是被影响的对象，而技术与组织的关系就体现在这个结构化过程之中。问题是，这样一个漂亮的模型并没有给我们指出结构化的机制。从这个模型中我们没有看到技术重要性的差异、技术的科层体制，也没有看到技术来源的差异性，进而也无从知道什么样的技术才适用于这样的模型。这也许与她所设定的讨论环境有关，即她所讨论的是组织内的技术。

在后来的研究中，奥里科夫斯基进一步发展了她的结构化模型。1994年奥里科夫斯基和盖施（Gash）专门探讨了组织内的信息技术，认为技术的设计者和使用者对技术都有自己的假设、预期和知识，即所谓技术框架（technological frames），并认为承认这个框架是理解组织内的技术发展、使用和变迁的核心问题，不同群体都具有自己的技术框架，这些框架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了组织对技术的采用，也影响到技术使用的后果（Orlikowski & Gash, 1994）。显然这个观点受到了维克（Weick, 1979; Weick & Bougon, 1986）的影响。不过依然遗憾的是，她们只是提出了这个概念，而没有把它放在技术与组织关系的场景中检验它的解释能力，自然也谈不上提出一个技术与组织关系的机制。

多年之后，奥里科夫斯基把技术使用与技术认知问题结合起来，仍然以信息技术为例，专文讨论了工作场所中技术使用与结构建构的关系，认为所谓结构既不在组织中，也不在技术中，而是由使用者在使用中建构的。她从吉登斯（Giddens, 1979, 1984）那里获得理论支持并直接使用了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所使用的框架，指出使用中的技术就是某种结构，人们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一方面运用技术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也运用自己对技术的认知和对制度的认知，这样使用者对技术的使用就被他们的经验、知识、意义、习惯、权力关系、规则和可用的技术建构，进而形成具体的规则和资源。如果使用者继续与技术互动，这些规则和资源就会被带到后续的互动中。换句话说，使用者在不断地建构技术的使用结构。如果没有使用，技术与组织的结构也就不存在了（Orlikowski, 2000）。

显然，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建构结构的观点是奥里科夫斯基试图深化其结构化模型的重要努力。但在笔者看来，努力的结果却是对她1992年和1994年研究结论的否定，因为在她进一步建构的结构中，我们看不到结构化的技术，也看不到结构化的组织，看到的只有使用者在使用中所建构的结构，而一旦使用过程被终止，则结构也随之消亡。

否定组织的结构性显然是有些走火入魔。组织的结构无论是否有技术都是存在的，这是可观察的事实，因此把组织的结构归结于伴随技术使用过程的建构，无异于把技术的使用过程等同于组织的结构，也等于说对技术的使用可以不以技术的规则为基础，对技术的认知也可以不以技术的结构为基础。同样，否定技术的结构性也是荒诞的，因为可观察的事实总是会指向一个结论，任何技术都携带有自己的结构。

抽象意义上的技术所携带的结构是技术自身的逻辑结构，即技术的操作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使用的意义上，操作次序就是技术的逻辑结构，这个结构保证技术能够达到目的，如完成产品的生产、获得管理的结果，或使技术使用进入下一个环节。任何一项技术的“使用说明”所展现的都是技术的逻辑结构。

对使用技术的组织而言，技术的逻辑结构给组织结构提供了一个建议图，即技术的组织结构。但组织会依据可供使用的资源在建议图的基础上建构使用技术的组织结构，甚至对技术的逻辑结构提出修订建议以满足配合组织的结构。当然，技术的设计者也会考虑技术的组织结构与既有组织结构之间的兼容性问题，但不会因为组织结构的刚性而放弃技术的效率所要求的结构。我们最常见到的例子是，企业会因为一套新的设备而改造甚至新建整个厂房，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组织结构重组，在相当的程度上甚至没有协商和妥协的余地。

但是，针对信息技术如ERP而言，技术的组织结构也存在刚性，其刚性的程度甚至不亚于一些组织的核心生产技术，这里我们可以看青岛啤酒公司一个极小的结构部分。图2中，A图与B图之间的结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在A图中，库存管理员是库存管理的实权职位，是进入物理库存的必经通道，无论是查询人员还是监管人员，只有通过库存管理员才能了解库存状态。但在B图中，库存管理员的职位被分解为虚拟库存和仓库管理员两个职位，其中虚拟库存是一个状态职位，由ERP来承担，负责把物理库存的状态广播给所有相关的职位，这样仓库管理员职位的责任就变成单一任务职位，A图中库存管理员对其他职位的事实权力就消失了。在这个系统中，如果取消虚拟库存设置，ERP系统就失去了意义。这就是信息技术的组织结构刚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ERP的所有部分都具有这样的组织结构刚性，这里我们可以看青岛啤酒公司的ERP框架图。在图3中，几乎每个模块都具有弹性，都有空间来充分考虑组织现有的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从技术的结构刚性中看到了组织结构的弹性的话，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从组织结构的刚性中看到技术的结构弹性，而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还应该看到组织结构的刚性和弹性不仅与组织所面对的技术的重要性、技术科层体制有密切关系，还与技术的来源有重要关系。如此，结合我们前面已经讨论的技术实践特质，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历经15年的磨砺之后，对ERP的评价会如此冲突，也能够理解所谓ERP与管理模式的冲突所在。

必须强调的是，虽然本文讨论的技术是正在引进中的技术，而奥里科夫斯基讨论的主要是已经进入组织结构部分的技术，但这并不能改变她论述中所隐含的难题。即使改变讨论前提，奥里科夫斯基的说法也不成立，即：不能有效地解释已经进入组织结构的技术与组织的关系机制，更不能解释正在进入组织结构的技术与组织的关系机制。

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尽管ERP对于管理的改进非常重要，但其在组织中的重要性却远远低于核心的生产技术，如果要进行如图3式的组织结构调整，即使有成功的案例可资借鉴，也会因为既有组织结构的刚性或惯性直接造成结构不稳或结构震荡，进而影响组织的绩效。对有经验的管理人员而言，因辅助性技术所带来的任何结构震荡都会引起他们的高度警觉和戒备。而解除这种警觉和戒备的途径就是组织充分参与技术的设计，如果他们认为值得的话。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技术的组织结构与既有的组织结构之间的冲突就会凸显，就会形成所谓“技术与管理模式的冲突”。对于有经验的技术设计人员而言，减少组织结构震荡的途径就是充分了解组织既有的结构，在技术结构弹性容许的范围内保持组织既有的结构。

事实上，ERP的发展就是技术与组织之间相互建构的历史。

20世纪60年代，随着制造业产业技术的发展和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得当时在社会生活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产业如冶金、石油、汽车、纺织等行业的大型公司看到，在会计和投资两个方面运用计算机技术来处理企业内部管理中的大量数据，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而在当时，会计和投资部门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终于，一些公司决定把这样的工作自动化，尤其是会计领域。不过，在那个时代，要运用计算机技术还只能与大型计算机公司如IBM、HP、Unisys合作，从那里租用或者购买相应的设备，如主机、终端、专用系统、维护技术等，费用也极其昂贵。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有大型企业才有能力使用计算机技术。

1965年，针对当时企业出现的供应滞后、交货不及时等问题，美国生产与库存管理协会（American Production and Inventory Control Society，后来改称为The Educational Society for Resource Management）提出了“物料需求计划”（Materials Requirements Planning, MRP）概念。准确地讲，这是一项减少库存的技术，通过MRP的信息集成，企业意图实现对库存的有效的计划和控制。但这里的库存是针对物料的，而不是针对产品的。在规模竞争的年代，运用MRP的结果是控制了物料库存，却增加了产品库存，并因此在随后的经济增长放缓中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库存成本。这样，如何在减少物料库存的同时减少产品库存就变成了企业面临的管理问题，信息技术的应用从对象管理开始进入过程管理，“制造资源计划”（MRPⅡ）的概念开始进入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使得生产管理与财务管理集成，并成为生产与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两个因素促成了MRPⅡ向ERP的转型。第一个因素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80年代以后，个人计算机技术（personal computer）不断扩散，计算机运算能力在商业化的驱动下不断得到提高。与此同时，软件生产也逐步变成了专门的产业，企业可以摆脱大型计算机公司租用条款的限制和约束，有效地建立适用于企业具体环境要求的应用环境，使一般的公司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专用系统。与此同时，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的搜集、加工和应用受空间距离的影响越来越小。第二个因素就是大型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信息加工技术和沟通技术在企业竞争力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企业要想获得竞争力，就需要适应多元化和地方化的市场需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营销、生产与物料等环节纳入一个管理框架，仅有的生产管理与财务管理集成的MRPⅡ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了。这就是1990年Gartner Group在评估MRPⅡ的应用时所看到的问题，ERP的概念也应时产生。

根据SAP的说法，我们今天所看到的ERP决不仅仅是一套管理软件，同时还是一套包含了组织模型、企业规范、实施方法，使企业在最佳的时间和地点，制造和销售最适合的产品，以获得最大利润的智能化管理系统，其技术集成了网络化的信息采集、加工、决策辅助、示警等复杂功能模块，其应用涉及企业的每个部门如采购、生产、成本、库存、营销、运输、财务、人力资源等，进而使企业形成一个自我评价和不断改善的机制。

从技术与组织关系来看，从20世纪60年代的MRP到今天的ERP，所展示的是在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从简单的劳动力替代到组织结构重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技术设计者对组织结构的建构，还看到了技术使用者对技术结构的建构，形成了技术对组织结构的定制和组织对技术结构的定制，即“互构”（见图4）。

互构的基本含义是技术与组织之间一个共时的互动系统。在ERP的设计和实施中，技术设计方和技术使用方之间在不断的互动中建构信息技术和组织。一般的情形是，在使用方具有应用意向的前提下，设计方根据使用方的基本要求提供一个框架方案，在方案中会包括技术模块、功能结构、系统集成等基本内容，并对使用方的组织结构提出改组建议；使用方在收到设计方的框架方案之后会提出反馈意见并要求设计方修改框架方案，直至双方达成一致。在一个典型的框架方案中，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两种结构，即技术的逻辑结构（图4中的技术结构）和技术的组织结构（图4中的组织结构），运用这两种结构和可用的技术资源，设计者设计出一套应用方案，并将这个方案提交给技术使用方，使用方在试用中会提出包括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在内的建设性的或颠覆性的反馈，技术的设计方再依据反馈和技术所容许的弹性来调整或重构“信息技术（n）”。需要说明的是，在使用方的反馈中会存在两种基本类型的信息，一是技术的功能性问题，一是使用方对技术的误解。前一种是组织对技术的建构，后一种为技术对组织进行建构提供了空间，而任何一次技术对组织结构的要求就是技术对组织的建构。

从使用信息技术的视角出发，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 et al. , 1997b）认为，信息技术通常跨越组织的职能界限而涉及整个组织，它不仅包括机器和设备，还包括对使用者的设计。问题是，使用者的实际行为与系统设计的行为之间总有差距，使用者因此会抵制使用他们不熟悉的信息技术。但是这些抵制，通过不断地了解系统的硬件要求和软件运行原理，往往可以得到解决。但这里布氏只看到了如奥里科夫斯基所看到的使用者对技术的建构，而没有看到这种建构如果发生在与技术设计者之间的互动中所产生的后果。

此外，“互构”也说明信息技术与组织之间并不是一次性关系，而是有阶段的、长期的互动关系。这一点，我们从计算机应用到ERP的发展过程方面就可以说明。不仅如此，即使仅仅考察ERP，我们也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制造企业对ERP的应用是一次性完成的。一般而言，最先应用ERP技术的是财务，接下来是生产中的物料供应、产品库存，并逐步从组织内部拓展到组织及其环境的范围，如原材料供应、成品加工、产品配送、商品流通环节，以及价值转移给最终消费者，强调在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用户之间形成一个合作性竞争模式，通过供应链管理来实现组织的价值链。这就是SAP公司所说的：“伴随着客户的成长而成长”, SAP的客户就是ERP的使用方。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技术设计方对组织结构的理解不断加深，技术使用者对技术结构的理解不断加深，使信息技术的组织结构与组织的组织结构之间不断融合，同时也使组织对技术的建构融入技术的技术结构之中，并使技术与组织都获得了“互构性”（关于“互构性”问题，笔者也将专文讨论）。

最终使得信息技术携带的组织结构既有来自技术的刚性结构，也有来自组织的弹性结构；同样，组织对技术的使用所形成的结构既有组织的刚性结构，也有来自技术的弹性结构。这就是“互构”的本质含义。ERP应用中的问题，主要是技术和组织之间的互构出现了障碍，即或一方或双方缺乏互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