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席勒兴趣广泛，研究课题多元，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和作家，始终以一种轻快、清晰和非学术的方式撰述，同时在学术和通俗杂志写作。席勒从未将思想与政治以及历史背景分离，不断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写作。他从来没有迎合当政者的偏好，激烈的批判姿态使他在大学的复合体内被边缘化。席勒坚持对现状进行激烈的批判，这使他成为国际范围广受尊敬的记者、政治积极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其精神特质和批判姿态鼓舞了一批后辈学者，正是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席勒因为独立的思考和执着的学术精神赢得了学界的尊重。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阶层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郭镇之，2002）。在席勒去世的时候，美国主流大报《纽约时报》刊登了长篇讣告，2001年，《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 New Media）第1期就是纪念席勒的专辑，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

但是席勒也由于偶尔武断的结论而为人所诟病。借用一句西谚来说，席勒可能是正确的，但他是一个独断论者，他的工具就是一个榔头，每一个问题都类似于一个铁钉。正如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加汉姆（Nicolas Garnham）所说，席勒的考虑是一维的，没有考虑到技术的矛盾性质。席勒的目光是美国的，“是基于对美国权力扩张的担心，体现了一种潜在的美国中心主义，完全不同于欧洲的社会经验”（Garnham, 1995），这种批评也不无道理。席勒在论述信息和传播媒介时，往往忽视其积极层面，而专注于其消极层面。虽然信息的增加，对不同的阶级来说，的确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利益，但不平等在信息传播中时有体现，并加剧了信息生产、获取能力的不均衡，加大了信息拥有上的“贫富”差距。但是，他忽视了信息在公民自治和社会发展上的积极维度。信息的确仍为政治经济精英所极力控制，但是这种控制的意图和控制的实际效果是两回事，席勒在很大程度上将二者化约为等同的关系。现实的情况是，随着信息的增加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试图控制信息生产和流通变得日益困难。信息生产者和接收群体日益壮大和复杂化。以前被认为精英独享的信息特权虽然仍然存在，但已进一步被信息技术削弱，个人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不断增强。受历史语境的制约，席勒在思考经济力量的制约时，没能看到传播相关技术的发展正在突破各种瓶颈，如互联网介入的成本和技术门槛都在不断降低。技术的软硬件成本已经下降到美国普通民众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都能承受的较低水平。但是，如果席勒活到今天，他的判断仍然是正确的，国际传播市场仍然被少数公司所垄断，它们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和营销策略，使普通民众仍然被排除在外。当硬件成本降至一定的水平时，垄断硬件市场的企业选择停产和关闭，让低端产品退出市场，而推出新的高价产品取代廉价产品。技术企业通过改变各种技术参数的形式，推出性能其实变化不大的新产品，这些新产品仍然处于高价位，普通民众再次无法承担硬件费用，也就再次失去了进入互联网的机会。所以，从传播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席勒的判断是理智的。

总体上来说，席勒对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乌托邦思想持否定态度，对信息传播的未来走向充满担忧。他将传播置于资本主义体制下，考察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拓展中的角色，采取与主流学者不同的理论视野，得出了具有说服力的洞见。但是，他对传播过于悲观，过于强调经济维度，而忽视了传播工业在文化生产、传播和保存中的积极功能，这也是批判学者的通病，受历史语境的约束，我们不能苛求于他。

席勒逝后十多年再读席勒，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光彩依旧。各种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并没有打破长期存在的知识垄断，将我们带入一个人人自由的时代。近年来，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武装介入和文化渗透，再一次证明“军事工业传播教育复合体”的强势存在。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巨型的传播教育娱乐工业的移植，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传播景观。伴随着媒介帝国主义的拓展，传播再次成为宰制的工具，信息不平等导致的危机仍然不断加剧，席勒当年难以释怀的焦虑和悲观，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我们警醒。用学者郭镇之的一段话结束本章：

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郭镇之，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