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技术和自由流通批判

席勒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关注信息技术的本质和功能，以及相关的控制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等概念的影响，人们对信息和信息技术充满乐观的情绪，信息乌托邦主义盛行。而席勒则不断追问信息时代是为谁准备的，利用新技术是否能实现国际合作、人类进步和自我完善等问题。在《传播与文化宰制》、《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等书中席勒延伸了媒介帝国主义的概念，分析了传播与文化宰制的关系，批判了信息技术的本质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神话。

二战后，新的传播科技激发了人们的巨大热情。一般的看法都认为通信卫星将会拉近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距离，减少猜疑和敌意。卫星能使穷国有机会跨越到现代。但席勒关心信息科技的中心问题，即使用新科技是为了谁的利益，又是在谁的控制下。席勒系统地考察战后美国帝国主义、传播商业和技术的共生关系，努力去揭示信息部门与国内外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的互相交缠，分析推动信息社会发展的国内和国际因素，考察现存信息系统的本质。他质疑信息技术作为信息自由传播的基础，认为技术是一种社会建构，不是中立的。技术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传播形式，而不仅仅是传输的渠道，含有社会秩序的印记（Schiller, 1976: 87）。传播技术的发展通常伴随着政治制度、商业安排和文化理念的发展。在美国，使用媒介新技术就是为了捕捉受众，进而达到赢利的商业目的。席勒指出文化的宰制实际上来源于资本流通的控制和信息机器的使用。新的传播科技并不能推翻结构次序，反而能够帮助美国统治阶级控制人民。信息科技是一种反民主的力量，传播技术的革新反映了宰制的加剧。信息工业的加速发展只会继续导致更大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

20世纪60年代通信卫星技术和国际传播快速发展，席勒重新认识了通信卫星的性质和功能，批判了美国在通信卫星规制上的霸权地位。他指出信息工业发展的软件、硬件、传输设备三个部分都是由军事和空间相关的研究和发展基金推动的。美国权力精英确立了空间通信的目标和结构。在国际传播系统的形式和结构以及频谱分配上，全球贫穷国家没有多少发言权，甚至被完全排除在外。国际传播组织自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组织。国际传播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市场考虑，强调资本流通和利益的期待，服务于扩张主义者和殖民统治者。通信卫星帮助美国获得和维持其在全球商业卫星服务领域的领导地位，通信卫星技术和信息的全球传播为美国商业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国际领域内，新的信息技术超过了国家的边界。战后美国外交的重要主题就是信息的自由流通。当时各种信息自由流通的口号在美国盛行，但是席勒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信息自由流通实际上是宰制的工具，传播流通就是巩固经济基础上的宰制结构（Schiller, 1976: 81），传播是美国权力扩展的决定性力量。他批判了信息自由流通的神话，指出随着自由的表面修辞而来的却是强有力的经济力量，美国利用技巧性的政治和语言策略，将刚刚从法西斯统治下和战争毁坏地方走出来的人们资本主义化（Schiller, 1976: 26）。信息自由流通只是美国传播工业进行海外扩展的借口，背后的动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寻找市场。美国以信息自由流通的宣言，通过资助新技术的研究，推销其产品到国外，实际是美国的信息机器在支持海外的帝国冒险。美国控制着信息生产和消息传送渠道，美国的新闻机构，如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 AP）仍然掌控着世界信息的流通，控制着有线电缆。跨国公司不但掌控了全球市场的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流通，而且拓展到了文化输出，还通过管理人员、职业教育、英语语言、国际广告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在被渗透国家进行文化接管（take over）（Schiller, 1976: 7）。席勒看到，国家之间信息的传播与流通被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美国的媒介垄断和引导了国际信息流通的源流，所谓的双向流通过程由于经济、政治、种族的差异变成了单方的操纵和剥削，脆弱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传播渗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文化生态，加深了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入侵。

晚年席勒回忆了他在二战后德国军政府的工作经历，追溯了美国巨大的商业集团接管世界的历程。他将信息的自由流通称为一个花招（scam），只是侵略性的国际资本主义的宣传（Schiller, 1995）。“马歇尔计划”不是一个帮助欧洲重建、走出战争创伤的毫无私心的扶助项目，而是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为代表的经济帝国主义出场前的序幕。与“马歇尔计划”捆绑的就是接受国承诺开放它们的市场，接纳美国的文化输入，尤其是电影。席勒以个人经验证明德国的重建推动了新形式的殖民主义。

席勒也为信息技术发展下的发展中国家建言献策，他指出信息自由流通是被占领国家和人民的迫切需要和合法愿望。信息自由流通与世界各地厌恶战争的人们对和平的期待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对国外媒介产品和国外科技的严重依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保持文化自治就是可以理解的。他也预测，将来文化传播的斗争将发生在那些寻求结束宰制和希望保持宰制的人们之间，这为传播斗争指明了一条路径（Schiller, 1976: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