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复合体和媒介帝国主义

席勒最为人知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媒介帝国主义”概念。实际上，席勒并没有用过这个概念，他只是将大众传播与帝国主义放在一起讨论，思考传播媒介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关系。而且我们在追溯和探寻该概念时，往往忽视了其背后关键的理论创造：军事工业传播教育复合体（military-industry-communication-education complex）。正是在复合体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的概念。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他考察了美国电子传播的发展史，指出战后美国利用国内的“军事工业传播教育复合体”维持美国现有的制度，抵制变革，同时，在国际领域内，不断将美国式的传播制度推销到世界各地，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席勒将这种单向的传播过程称为媒介帝国主义，认为传播工业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工具。

在传播研究先驱那里，大众传播的功能主要是监视环境、协调关系和文化传承（Lasswell, 1948）。到了施拉姆，大众传播被提升到了国家发展的高度。但席勒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大众传播的功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现代大众传播为他们的控制者提供了双重的服务，在国内帮助提升美国观众对美帝国全球角色的热情，在国际上美国媒介传输的图像和信息成功地转移和模糊了殖民奴役的对抗（Schiller, 1969: 2）。美国强有力的传播系统存在就是为了保障美国式的贸易自由、言论自由和经商自由，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提供借口。大众传播本来应该是社会变迁的有力机制，但是它们被政治经济利益所控制，去推销狭隘的国家和国际目标（Schiller, 1969: 29）。

正是在对大众传播功能和角色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席勒提出了“军事工业传播教育复合体”的概念。他看到20世纪美国权力的发展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二战开始，美国政府、军事部门、经济和传播工业是紧密结合的，国家传播系统逐渐军事化，被美国军队高官接管，政府传播部门的管理者也是五角大楼国防部的部长和有关负责人，政府传播机器被军事和工业部门重新建构。传播资源的使用已经超出了FCC的控制，集中于国防部门。他批判电子工业的集中化，认为电子设备生产商介入了广播行业，成为媒介的所有者，导致了经济和文化控制的集中化。他尤其担心随着垄断信息机器的出现，民用广播处于国家广播系统政策制定的边缘，教育军事工业的党派性会影响公众的介入和信息的质量。他将传播视为美国权力复合体政策制定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军事工业传播教育复合体和利益集团的压力比传统的广告商更大（Schiller, 1969: 59）。

席勒并没有将眼光局限在美国国内，他看到军事工业传播教育复合体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国内的控制上，美国经济和金融帝国式的传播网络利用传播媒体，去保护和巩固既得利益，并向它想占据的地方拓展。正是在这个“复合体”概念的基础上，席勒思考了传播在美国扩展主义中的角色，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概念，重新理解美国信息发送者发送信息给弱势国家的物质利益和真实目的。

与斯麦兹一样，席勒也从美国北方邻国加拿大切入，阐述“媒介帝国主义”概念。他指出加拿大的广播和电视信号是被美国所管制的。他从加拿大扩大到电子围困下的发展中国家，指出美国通过传播工业、学校和研究机构，将美国模式推广到世界各地。美国传播工业的海外扩展涉及直接的广播设施所有权、设备销售、管理服务承包、节目输出、技术和管理知识等各个方面。美国的媒介不但输出它们的结构，也输出它们的运营哲学和职业观念，如专业化的视野、差异化和竞争，还通过设备、培训和出口节目类型，推销一种客观和非政治的工作实践，他将其称为“美国电子入侵”（Schiller, 1969: 79），认为这种持续不断的传播渗透，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律不断变化去适应日益膨胀的美国利益。美国的节目输出，不断制造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受众，使他们成为潜在的美国产品和广告信息的消费者。美国传播行业不但获得了巨大的世界市场，而且将美国的商业制度和价值观延伸到国际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席勒也看到媒介帝国主义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媒介商业化浪潮洗刷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发展中国家由于节目制作成本高，需要高超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加上国内电视巨大的市场和节目多样性的需求，都为外国节目提供商开了大门。但是由于西方媒介的标准化运作，发展中国家正在失去国家特性（Schiller, 1969: 113）。日本和加拿大没有能力与外来的节目提供商竞争，更别提其他贫穷、弱小和新独立的国家了，它们大多数不能独立资助、维持和运行广播电视设施。它们日益依赖国外的资本来安装传播设施和提供内容服务，这样很快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体制变成了美国传播体制的复制品。这种单向的文化渗透，导致了文化依赖，破坏了脆弱社会的文化完整性，地域的和当地的部落遗产正在被工业化世界中一些权力中心的现代电子传播威胁着（Schiller, 1969: 109）。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席勒始终强调经济支持和国家政治分离的必要性。他主张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isolationism），呼吁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的传播工业，努力去保护文化材料在国内和跨国界的流通（Schiller, 1969: 121）。他也乐观地看到旧殖民主义的瓦解，世界各地的独立运动和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国际传播模式，双向的信息流通代替了单向的传播，以前不可接触的或者是对殖民者来说不重要的地域，已经被或者正在被纳入日益拓展的信息网络，这给美国的媒介帝国主义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为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工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他希望美国政府和FCC在分配国际广播频谱资源时要对整个人类社会负责。他满怀信心地说：负责任的国际广播规制不会解决所有的世界问题，但是至少是通往缓解而不是恶化现有问题的方向（Schiller, 1969: 125）。